于 峰 关增建

(1.上海交通大学，上海 200240； 2. 上海科技馆，上海 200127)

上海租界作为中国开埠最早的租界，曾拥有中国第一个电话交换所(1882年)、远东地区最先进的电话系统(1910年)和全球一体化的电话技术标准(1936年)。国内已有霍慧新[1]、罗苏文[2]、陈家鹦和邹建华[3]等多位学者，从经济史和社会史的角度探讨了近代上海电话的发展，但从技术史的角度，探究租界电话技术演进的研究尚较罕见。本文尝试以全球通信技术(电话)在上海租界发端、发展与演进为脉络，发掘租界英商上海华洋德律风公司、美商上海电话公司等特许经营企业的一手史料，辅以爱立信、西门子、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国际电报电话公司(I.T.T.)等跨国电信企业的技术比较，以“制式”为核心，探讨上海租界电话技术演进中的内外驱动力及其路径选择中的成败与得失。

1 毕晓普主导下的电话引入(1877～1900)

1.1 毕晓普，上海租界电话第一人

电话事业起步于1876年。这一年，贝尔发明电话，获得两项专利授权，并在两位金融家的支持下成立了贝尔电话公司，因此被世界公认为电话元年。[*]至今，历史学界对电话的发明人仍存在争议。电话发明权之争始于1878年西联电报公司与贝尔的专利纠纷案，以贝尔大获全胜告终。但一般认为查尔斯·鲍萨尔(Charles Bourseul)、安东尼·缪西(Antonio Meucci)、约翰·飞利浦·赖伊斯(Johann Philipp Reis)、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Alexander Graham Bell)和伊利萨·格雷(Elisha Gray)等五个人对电话的发明都做出了贡献度。参见文献[4- 7]。电话“脱胎”于电报，在上海租界早期电报和电话事业发展中，毕晓普(J. D. Bishop，英国人，生卒年月不详，上海公共租界电气技师)[*]引自《上海邮电志》，原文中J.D.Bishop译为别晓波[8]，笔者选用《上海租界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第732页)中的译名毕晓普。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1869年11月17日，毕晓普在宁波读书俱乐部举行的一次电学知识专题报告会上，就电报的原理和应用作了演讲，受到与会者的高度赞誉，这对推进电报知识普及和后期电报技术在中国的应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9]现存档案《工部局董事会会议记录》表明，毕晓普曾受聘为工部局电报工程师(1869～1883)，承担巡捕房和火警电报装置及线路的建设、维护和咨询顾问等工作[10- 12]，此后筹建英商上海电话互助协会(1881～1883)、英商中国东洋德律风公司(1883～1900)和中国电话公司(1889～1900)，担任公司总经理，并主导完成了上海租界早期电话的引入、交换台建设和“并网统一”升级工作。毕晓普堪称上海租界电话“第一人”。

毕晓普在引进电话之初进行了三次试验。第一次试验是在1877年12月24日，毕晓普选择浦江饭店[*]浦江饭店(外白渡桥东侧，建于1857年)原名礼查饭店(原址在金陵东路外滩附近，建于1846年)，是中国及远东最著名的饭店之一，是西方文明进入上海的窗口，中国第一盏弧光灯、第一部电话、最早的自来水和煤气等新潮事物都曾在这里使用。与虹口消防站，利用两地之间的电报线进行了电话通话测试，效果非常理想。次日，在毕晓普住所实验室进行第二次试验，通过调节可变电阻的方式模拟长距离通话。从实验效果看，300英里内通话质量比较有保证，但500英里时需要非常认真听才能听清楚。当时的文献，记载了试验采用的电话装置情况：

该装置极其简单，由两个软铁[*]软铁易于磁化，亦易于消失磁性。软铁适宜于制造电磁石，电磁石均以软铁为心，绕以线圈，通电流于线圈，则软铁变为磁石，但电流断则其磁性立失。([18]，1页)制成的隔膜或鼓膜组成，插入到木块的独立块中，切割成小喇叭形状，但小得多。喇叭口的开口足够大以便能容易地对着说话，声音直接到达鼓室，其鼓膜的外观直径是罕见的灵巧和非常敏感，以最小的噪声振动。两个“喇叭”与带绿色丝绸的绝缘电线结合在一起，简单地讲，这就构成了电话装置，它被认为可以携带到相对无限远的距离。[13]

从美国专利局网站查阅贝尔专利可以推断出，毕晓普两次试验所采用的装置均为贝尔改进后的磁石式“对讲”电话(U.S. Patents No. 186787)。[*]该专利名称为“Improvement in Electric Telegraphy”译为“一种关于电报技术的改进方法”，电话“脱胎”于电报由此可以得到一个明证。

第三次试验于1878年1月14日举行，毕晓普邀请了工部局人员和当地居民到现场观摩。在警察总局与虹口分局两地之间，利用已有电报线路进行通话。通过调节可变电阻和增加电源功率的方式，模拟电话传输距离达到了500英里。在当时的报道中，电话装置描述如下：“每个电话设备都配有一个西门子的电磁感应器(magneto-inductor)和铃铛用于引起*意。呼叫通过铃铛得以响应，于是电话交谈开始。报道还声称，电话将很快在上海投入实际应用，中国轮船招商局(C.M.S.N)[*]轮船招商局，由北洋大臣李鸿章于1872年在上海创立，是洋务运动中由军工企业转向兼办民用企业、由官办转向官督商办的第一个企业。已发布公告称在金利源码头和汉口路仓库之间(大约3英里)搭建了一套电话装置，用以取代电报。[14]毕晓普这次试验目的，是证实电话可以通过“单线”实现“双工”通信，即电话两端可以同时说话。

毕晓普的三次试验为租界电话走向实用奠定了基础。1878年1月，轮船招商局单线双向磁石式“对讲”电话顺利开通，成为远东第一条投入商业应用的电话线路，标志着中国电话业发端。此后，租界之内，中外大行家，以及办公事处，皆有此器以通消息，更于各马路间设立此器，以便通报火灾及报捕等要事。租界之外，亦有设者，南通至江南制造总局，北通至虹口之外，西通至徐家汇等处。[15]

1.2 从两雄相争到东洋专营

1879年9月11日，丹麦大北电报局电工索恩写信给工部局董事会，提出通过埋设套有铁管的地下电缆为租界提供一整套电话通讯网的建议([12]，686～701页)，是为上海租界电话技术从“对讲”模式向交换台为中心技术变革之始。交换台，也称人工交换机，它在一组电话之间，通过接线员的操作，为电话用户提供接续服务。交换台的引入，可大幅度减少电话线的部署量，有效解决了电话技术的实用性问题。交换台的发明，真正开启了通信网络与交换技术，以“制式”为核心，创新发展与演进变革的新进程；同时，催生了一个重要角色——“电话运营商”登上历史舞台。

汤荷骧和易鼎新合著的《有线电话》一书中，对电话学“制式”的分类有专门的论述：

电话制度，大别之为人工电话(manual telephone)与自动电话(automatic telephone)二种。以前之电话普通皆为人工电话，其中用户间通话之一切事物，皆由接线生为之。自动电话发明较晚，其中电话之连接，不需接线生，而由器械自动为之。更有兼用人工及机械以通话者，名为半自动电话(semi-automatic telephone)。人工电话因电流供给之方法，而分为磁石式(magneto type)与共电式(common battery type)二种。前者用干电瓶供给谈话所需之电流，而以磁石发电机供给发信号至话局之电流，干电瓶与磁石发电机，均装在用户之电话机内。([18]，15页)

1881年6月1日，大北电报公司向工部局申请十年电话专利权，承诺参照美国和欧洲的规划在上海租界建立一套电话系统。同年6月20日，毕晓普代表英商上海电话互助协会向工部局提出电话经营许可证申请，并建议将工部局各办事处、捕房和救火会与中央电话交换台连接起来。嗣后，仁记洋行和旗昌洋行也向工部局提出了类似申请，([12]，743～754页)上海租界电话市场群雄并起。最终，丹麦大北电报公司和上海电话互助协会获得了工部局授予的租界电话经营权。[*]通过此项授权，各经营机构缴纳一定的许可费，即可依照规定在界内架设电话杆线，发展电话业务。([1],137页)

图1 大北电报公司外滩7号电话交换所

1882年2月21日，丹麦大北电报公司与英国东方电话公司联合，在外滩7号公司内设置电话交换所(见图1)[*]该照片现存于上海市档案馆，年代不详。，开通公共租界与法租界用户25家，每户话机年租费150元，公司并装有一部公用电话。这是电话发明6年后，上海第一个经营性的电话交换所。[16]同年4月，英商上海电话互助协会在九江路2号公共租界内设立电话交换所。为与大北电报公司展开竞争，该协会将每部电话的年租费降为100元，因而业务发展快于大北公司，拥有用户30多家。

当时丹麦大北和上海电话互助会两家公司的交换台使用的都是“爱迪生-贝尔”(Edison-Bell)简式磁石交换机[17]，属于单局磁石人工交换网。[18]电话号码都是不等位的一位数、二位数、三位数，彼此间的用户不能互相通话，极为不便，租界用户因而纷纷向租界当局提出意见。1883年，租界当局迫于压力，同意由英商中国东洋德律风公司(1883～1900年间，毕晓普任总经理)完成对大北电话交换所与上海电话互助协会的收购和资产整合，推进租界两个独立电话系统的“并网统一”。

要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并网统一”，技术上依赖于简式磁石交换机容量的突破和“多局制”技术的成熟。受史料所限，之前国内学者普遍认为东洋公司的技术是磁石式人工电话([1]，32页)，但对其设备型号和性能则语焉不详。实际上，东洋公司这次所采用的，并非以前的简式磁石交换机。据《爱立信大事记》记载：

19世纪90年代末，LM爱立信公司的电话机和交换机不仅销往挪威，而且还卖到英国、丹麦、芬兰、俄罗斯、澳大利亚、新西兰，甚至还在中国的上海建立了一个电话交换局。[19]

图2 英商中国东洋德律风公司电话交换所(1898年)

中国自主创办的电话事业始于1900年8月在南京成立的江南官电局，上海华界开明士绅集资创办南市电话局则在1902年，均为20世纪的事。[20]既然《爱立信大事记》所言的是该公司在上海的首个电话交换局，它所指的只能是上海租界内英商中国东洋德律风公司的交换局(见图2)。在该段记载所附黑白照片中，管理人员桌上摆着的一部外形独特的电话机，它是1892年LM爱立信公司生产的“德国猎犬”桌式电话机(磁石式)。这款电话的送话器与受话器联在一起，是世界上最早的此类设计。([19]，54～55页)据记载，1884年，LM爱立信公司安装了第一台复式磁石交换机，首批交换机依然是单线(大地回路)，但不久就有了双线用户线路的交换机。19世纪80年代，带塞绳和插孔的交换机，最多大约200条用户线。([19]，59页)从档案来看，英商中国东洋德律风于1883年接盘丹麦大北电报公司交换所(25家用户)，同年与英商上海电话互助协会(30多家用户)合并。二者在网用户规模超过了爱立信简式交换机的容量(50线)，而1900年东洋公司用户数为360户，全部采用大地回路。由此推断，东洋公司“并网统一”工程实施的时间不会早于1884年，所采用的交换设备应该是两套爱立信公司生产的复式磁石交换机(单线，即大地回路)，总容量在400线左右。至此，上海租界电话技术完成了磁石交换机从简式向复式的升级[*]由于1912年前资料与档案的缺失，因而相当数量有关上海租界早期电话公司的研究都存在争议。([16]，48页)此处，笔者仅作推论，有待新的史料来佐证。。

2 欧洲势力扩张下的路径依赖(1900～1930)

2.1 一场有争议的招标

从1883到1898年，东洋德律风专营[*]这一时期，东洋德律风仅为事实上的独家专营(自然垄断)。从租界特许经营规制来看，1908年英商上海华洋德律风公司获得工部局颁发的特许经营权，从而杜绝了其他电话经营单位的同时存在。([1]，137页)的这15年间，世界电话技术和市场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历早期电话发明试验和商业探索，美国电话产业伴随着国内铁路网的建设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完成了从磁石式到共电式电话技术的重大变革，步入本地网和长途网发展的“黄金时期”，并开启了电话技术和市场的海外扩张。[*]卡森(Herbert N. Casson)将电话发展史分为试验期(1876～1886)、发展期(1886～1896)、扩张期(1896～1906)和建制期(1906～)四个阶段。[21]电话行业技术密集、资金密集、规模化经营的行业属性日趋显现。在这一轮技术变革的大潮面前，英商中国东洋德律风公司因经营不善，没有足够资金(一万两千多英镑)投入共电制技术升级和网络改造，决定退出租界电话市场。([16]，46～47页)

1898年9月，工部局在伦敦、巴黎、柏林、布鲁塞尔、斯德哥尔摩和纽约各埠主要报纸刊登广告，招请外商投标经营上海租界内电话，承诺给予三十年特许经营权。此次招标，因投标人不足三家而流标。究其原因，这时的欧洲除瑞典电话发展得到政府支持外，英国、法国和德国政府主管电报的邮政部门对电话均采取了抵制态度。[22]工部局无奈之下，于1899年11月在上海发出通告，招标主办上海租界内电话的经营单位和电话设备供应商。结果，有三家外商企业投标经营上海租界内电话，一家仍是东洋德律风公司；一家是临时组织的英商中国电话公司，以毕晓普为临时董事会秘书兼该公司总经理；第三家也是临时组织的英商上海华洋德律风公司(以下简称华洋公司)，由瑞典LM爱立信电话公司上海经纪人古斯塔夫·奥伯格(G. L. Oberg)发起，并由其任临时董事会秘书兼该公司总经理。([20]，83页)最终，古斯塔夫·奥伯格主持的华洋公司中标。但是，此次招标过程和结果受到毕晓普的严重质疑。1900年3月14日，毕晓普代表参与投标的中国电话公司给《北华捷报》编辑部写了一封公开信，对华洋公司和中国电话公司的技术响应做了对比。[23]毕晓普指出，在17项指标中，除3项双方没有差异外，在其余14项重要指标上中国电话公司均明显优于华洋公司。史料记载，华洋公司发起人在内部会议上，也承认中国电话公司是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16]，41～43页)

这场有争议的招标，工部局的决策存在有失“公允”之处。最终，工部局用毕晓普的投标技术指标作为与华洋公司的合同约定，看似弥补和保证了租界纳税人的利益。但是，其对投标文件中关键指标——“行业标准”[*]从磁石式向共电式技术升级过程中，以贝尔电话公司为代表的美国企业领先于以瑞典爱立信和德国西门子为代表的欧洲企业([19]，61页)。从1877年开始，英国邮政部就成为了贝尔电话公司的代理([22]，73页)。据此推断，毕晓普投标中所指的U.S “Conference Standard”Telephone Specification是指当时美国已率先使用的共电式电话标准。的“漠视”，使得上海租界错失了从磁石式电话一步跨入共电式电话的良好契机，并以此为分水岭倒向了欧洲，选择爱立信公司的技术路径，从而影响了租界电话此后三十年的演进。

2.2 共电式交换大行其道

约翰·莫林指出，电话业的首次技术革命就是取消单个电池而采用共电制，这大大降低了电话的成本。([19]，61页)《有线电话》介绍其大概原理如下：

共电式电话之电力，集中于电话局，通话及信号所需之电流，均由局内之蓄电池供给之，故用户电话机中，无电瓶及磁石发电机。与磁石式相较，共电式之维持费较省，而电力既集中，则管理自易，但设备方面，除电池外，更须有充电(charging)用之发电机等项装置，其价颇昂。磁石式电话无须乎此，较为省费，然其电力设备，散在各用户处，管理不易，难使电瓶一致达工作所需之标准，而修理更换，人工亦颇不资，此乃其缺点也。([18]，15～16页)

华洋公司赢得了投标，但没有做到像竞争对手毕晓普所承诺的那样，按照美国标准联盟和英国邮政局的电话行业标准，将首先在美国应用的共电制技术引入上海租界，这又是为何呢？翻开《爱立信大事记》可以看到，当时爱立信所掌握的电话技术仍停留在双线复式磁石人工交换技术水平。1898年和1901年前后，LM爱立信和斯德哥尔摩通用电话公司(Stockholms Allmänna Telefonaktiebolag，缩写为SAT)[*]SAT公司是瑞典斯德哥尔摩通用电话公司，成立于1883年，创始人H·T·赛德格伦与爱立信是密切的合作伙伴。派出工程师分别前往美国学习后，才共同开发了瑞典的共电制电话系统，并于1903年获得专利权。同年，爱立信公司的第一套共电制系统在荷兰的海牙建成。([19]，61页)古斯塔夫·奥伯格(Gustav Leonard Oberg，瑞典人，1899～1920年期间担任英商上海华洋德律风公司经理)作为爱立信公司的代理商，在投标中无奈只能依靠爱立信改进后的双线复式磁石人工交换技术，完成汉口路14号中央交换局的建设和开通工作。1900年4月，经营18年的东洋德律风公司宣告停业清理。华洋公司愿出4000英镑接盘，遭到东洋德律风公司拒绝。东洋德律风公司把所有机器设备和外线设备全部拆除，导致租界电话中断约5个月，这在上海电话史上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同年8月1日，华洋公司正式对外营业，临时交换台(容量六百门)设在山东路和汉口路转角[*]陈中履《上海电话公司掌故》一文中的年代(1901)有误[24]，应以华洋公司《用户号码表》中1900年为准。，并编印发行了中国电信史上第一张《用户号码表》。这张电话号码表所载用户号码是不等位的，有一位、二位、三位数。实际刊登户名和号码93个，中间栏为介绍磁石式电话使用方法说明，该电话号码表可谓是中国电话号码簿的雏形。([20]，84页)至此，上海租界电话技术完成了从单线复式磁石交换机向双线复式的整体替换，系统容量达到了2500线[25]，技术水平向前迈进了一小步，但却错失了与世界主流共电式电话技术同步发展的良机。

此后，爱立信公司在自动交换技术研发上的滞后[*]自动电话的发展史，参见陈湖《电话学》(1948) [26]。，直接影响到租界电话技术演进中两次重要路径选择，却成就了共电式交换技术的普及与发展。据A.J.P[*]A.J.P.是《上海华洋德律风公司大事记》(Historical Notes: Shanghai Mutual Telephone Company(1900～1930))的编撰人，但其姓名和生卒年月均不详。记载，1907年，华洋公司成立了一个由公司股东和电话用户组成的独立咨询委员会，负责调查在自动交换领域是否有新的发明可以取代现有的磁石式人工交换技术。从1907年9月到1908年3月，委员会召开了近20次会议，进行了大量的取证工作，如：一台实验性自动交换设备安装运行了两个月；安排一位成员考察了香港、马尼拉、新加坡和仰光等城市，获取处于热带地区设备运行状况的一手资料。最终，委员会认为自动交换技术是未来的必然选择，但目前尚未成熟，不推荐在新落成的电话大楼中采用。一位来自英国国家电话公司伦敦交换所的总工程师也给华洋公司提交了一份报告，提出了类似的结论。最终，华洋公司选择了一种改进型的复式共电式交换技术。1909年1月，华洋公司从英国绝缘和海尔斯摆埃电缆公司(British Insulated and Helsby Cables Ltd.)订购了相应设备，有27家供应商参与了竞标。1910年5月15日，新的中央交换局房(江西路24(A)号基地)正式开通，系统容量达到1万线，安装了51个话务员座席，成为远东地区最先进的电话系统。([16]，31页)

此后，华洋公司仍在“共电式”与“自动式”之间摇摆。1919年，中央交换局拟议中的设备扩容因设备延迟到货而受阻，华洋公司表达了将人工交换升级为自动交换的强烈愿望，并组织专家开展了调研工作。公司总工程师被派往英国伦敦征询专家意见。专家们认为，可以将西区局作为自动交换局的试点，通过招标方式，对比人工交换与自动交换两套方案的利弊。如果西区局自动交换方案成熟，可以推广到中央交换机和其他局。但是，当收到各公司的投标方案后，华洋公司的咨询顾问们却建议不采纳该试点方案。顾问们认为，与共电式人工交换相比，自动交换技术带给公司的优势无法抵消安装成本的上升，这将导致电话用户资费的增加。为保证公开市场股东分红的利益，公司无法动用大量资本投入自动交换设备。从投标报价来看，仅西区局安装3200线自动交换机需274，915英镑；而给西区局和中央局扩容安装7000线人工交换机只需181，834英镑，即自动交换机每线成本(85.91英镑/线)是共电式人工交换(25.98英镑/线)的3.31倍。此外，自动交换设备交货期需18个月，而人工交换设备只需4个月。经过对比，公司不得不选择采用共电式人工交换技术。([16]，25～26页)

据《上海邮电志》记载，截止1930年，中央交换所3，000门、虹桥交换所100门、毕勋交换所1，200门、西区交换所7，000门、路升交换所1，310门、北区交换所6，200门，共18，810门人工交换机，已全部改为共电式人工交换机，上海租界电话“多局制”的格局基本形成。其中，华洋公司开通的西区、北区、毕勋交换所，使用了从美国购买的卡尔森(Stromberg-Carlson)复式共电式交换设备。([8]，447页)

2.3 变局中的自动交换技术

陈湖认为，当时自动交换的世界格局已经形成，以史端乔步进制、西门子步进制和西方电气旋转制为代表的三种制式，成为了技术变革和发展的主流，并在英、美、法、德、日、意等国得到了普及和应用。瑞典爱立信公司生产的爱立信制(Ericsson system)仅在北欧各国及莫斯科得到了应用。([26]，160页)

爱立信公司在自动交换机领域的研发能力远远落后于美国贝尔公司。直到1921年，该公司才研制出首台自动电话交换机。但是，华洋公司对爱立信仍然保持着技术路径上的依赖。1921年在东区局设备升级改造中，华洋公司认为原投标方案交货期无法令人满意，遂委托柯尔(P.H. Cole)[*]1907～1919年，柯尔任华洋公司总工程师；1920～1928年，任华洋公司总经理兼工程师。([16]，15页)回国调研，最终导致公司选择爱立信公司一套1000线自动交换机和两套100线用户专网自动交换机进行试点。1923年12月17日的《申报》对此进行了报道：

据华洋德律风公司大班柯尔氏言，该公司现在东区试装新式自动电话机，试验是否合用。新线七百根，大约三个月内可以装竣。至明年三月内，当可试用新机。倘试验合用，则将全埠一律改换。惟欲改换新机有二根本问题：一则上海天气是否相宜。因天气过湿，新机将失其效力；二则用户愿否负担所增之费。因新机用费较旧机增至三倍，公司不能不增收电话费，以资挹*。如两项问题皆能解决，则全埠改装至少亦须三年方能工竣。此项新式自动电话机，工部局内部现已装用，机上有号码十种。自零至九，以一、二、三、四代表中央、北、西及东。倘欲接中内九千九百九十九，可将针拨至一继至九九九九，毋需口报。一经接通则有一种声音发出云。[27]

1924年3月29日，东区局安装的1000线“爱立信制”自动交换机正式割接入网，这成为了上海首次开通电话自动交换业务。

柯尔所言不虚，上海租界成为“爱立信制”自动电话的试验地。但由于“爱立信制”与“旋转制”相比存在明显的技术差距，这一状况并没有维持多久。1924年，华洋公司拟把江西路中央电话交换所共电式人工交换机改装为自动交换机，委托伦敦顾问工程师代为招标。投标者有三家，各代表一种自动电话制式，其中旋转制投标价格最低。伦敦顾问工程师和华洋公司总工程师一致建议采用“旋转制”。于是，华洋公司同中标者美商西方电气公司(Western Electric Company)[*]美商西方电气公司是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下属公司，承担AT&T电话设备制造工作，1925年被国际电报电话公司(I.T.T.)收购。签订合同，购买该公司统一生产的24V旋转制自动电话交换机5000线。该项机件由该美商公司和瑞士的美商工厂供应，装配工程则由美商中国电气公司承包。1927年11月，江西路中央电话交换所第一批旋转制自动交换机5000门开通。这一开通带来了新问题，因中央交换所所辖的外滩汇集了大量金融机构，南京路是商业街、福州路是文化街、电话用户远不止5000户；用户中有的用自动机、有的用人工机，既不方便，还时常闹出矛盾，影响公司声誉。所以华洋公司欲再订购5000号线，但此时华洋公司资本已枯竭，于是和纽约美商国际标准电气公司(国际西方电气公司改组)商妥，出较高利息由美商公司垫款供应，装配工程仍由美商中国电气公司承办。1929年2月，中央电话交换所扩容旋转制自动交换机5000门，总容量达到1万门。

2.4 安森报告奏响壮士悲歌

1929年初夏，租界电话网络发展造成的不同制式系统互连问题导致了话务的拥塞，引起公众普遍不满。写给工部局的投诉信件纷至沓来，人们强烈要求重新审核电话特许专营权事宜。商议的结果是，工部局邀请大英邮政局委派一位专家对此进行评估。安森(M.O. Anson)受命承担此项职责。他于1929年秋天晚些时候抵达上海，获准进入英商华洋徳律风公司调查，并于当年12月向工部局提交了报告。报告认为，在维持现行资费情况下，公司需要大笔资金才能确保电话网络的发展满足公众的需要。为此，报告提议出售公司资产。([16]，12～13页)1930年1月，三家公司参与了资产竞购活动，分别是美商国际电报电话公司(International Telegraph and Telephone Corporation，缩写I.T.T.)、美商电缆电话及一般信托公司(Cable Telephone and General Trust Ltd.)和瑞典爱立信电话公司(Ericsson Telephones Ltd.)。工部局委托了一个由三人组成的顾问委员会进行评审，最终于1930年5月提交报告，建议将特许经营权授予国际电报电话公司。截止1930年7月，华洋公司电话网络交换容量达到30810门，其中共电式18810门、爱立信自动式2000门、旋转式10000门。([26]，456页)1930年8月5日，英商华洋公司与美商上海电话公司(由I.T.T.公司组建的一家新公司)签署了资产转让协议。至此，华洋公司在经营上海租界电话三十年后，黯然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3 美国力量成就终极技术变革(1930～1943)

3.1 跨国公司的海外对决

在上海租界电话专营权的角逐中，欧洲爱立信公司的落败和美商国际电报电话公司的崛起，并非偶然。据统计，截止到1920年，美国的电话普及率达到了6.4%，而当时德国不到0.9%、英国不到0.5%、法国不到0.3%。[28]1920年国际电报电话公司横空出世，创始人索斯特内斯·贝恩(Sosthenes Behn，1882～1957)，敏锐地看到了战后美国以外电话巨大的市场潜力，立志将国际电报电话公司打造成为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海外版。1925年在美国国内的一次反垄断运动中，国际电报电话公司在摩根银行支持下收购了美国以外的贝尔电话经营公司并与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达成了秘密的同业联盟协议，划分了全球电话市场，美国电话电报公司专*美国国内市场，而国际电报电话公司则致力于海外市场。([19]，90～92页)国际电报电话公司将从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收购西方电气公司附属的美商国际西方电气公司更名为美商国际标准电气公司(International Standard Electric)，继续专*从事“旋转制”自动电话的生产。

与爱立信的海外对决，始于1923年的西班牙。贝恩抓住了一个机会，战胜了爱立信公司，夺得了西班牙电话业务经营特许权，成立了西班牙电话公司，并从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所属的西部电气公司和芝加哥自动电气公司购买了所有设备。此后，贝恩一直酝酿着收购爱立信公司。对于贝恩来说，用垄断特许权来瓜分电信业的想法非常具有吸引力。1930～1931年，伊瓦尔·克吕格[*]伊瓦尔·克吕格(1880～1931)，瑞典火柴大王，1929年控股LM爱立信成为实际控制人，导演了一场出售LM爱立信给国际电报电话公司的闹剧。([19]，116～123页)。接管爱立信公司的控制权后，开展了一系列金融活动，并有意将爱立信卖给国际电报电话公司。但是由于瑞典法律限制和政府干预，国际电报电话公司最终未能完成对爱立信的收购。

3.2 美商旋转制一统天下

美商国际电报电话公司与华洋公司对上海租界电话特许经营权的争夺，堪称其前两次海外跨国并购的“翻版”。([20]，159～163页)1930年8月5日，美商上海电话公司分别与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当局签订了为期40年的电话专营合约，开始正式经营租界内的电话，公司设在江西中路232号，首任总经理鲍德(C.W.Porter，任期1930～1940)，曾任华洋公司总经理(1928～1930)。美商上海电话公司接盘上海租界内电话业务后，立即集中力量将共电制人工交换机改装为旋转制自动交换机。为保证工程两年内完工，采取了三项措施：第一，指定华洋公司在移交前完成全部改装工程的详细设计；第二，指定美商中国电气公司承揽全部改装工程，国际电报电话公司从本系统内的英国、马来西亚、南美各国的电话公司中抽调专业技术人员来沪参加改装工程，招收大批中国籍工程人员进行装配机器和架设电缆工作；第三，指定纽约美商国际标准电气公司及时调度，供应改装工程中所需要的各种机件电缆等器材。

改装工程从1930年8月开始到1932年3月26日完工，比原计划提前了132天。各自动电话交换所完工后，共电式人工交换所即予关闭。截止1932年底，美商上海电话公司的旋转制电话交换容量达到4.1万门，占总容量的96.7%。电话局所包括中央、西区、北区、汇山、毕勋、敏体尼、福建等7个旋转式自动交换所和路升(人工)、虹桥(人工)2个共电式人工交换所。此外，美商中国电气公司还为美商上海电话公司改装了4万多线的电话附属设备，扩大总配线架至6万多号线。在外线工程方面，美商中国电气公司新装电话电缆中大多数为铅包电缆，而且大部分埋置于地下管道。地下电缆最大者是1818对，使用量最多者是909对；架空电缆最大者为606对，使用量最多者是51对、101对和102对三种；里弄电缆使用量最多者是16对、26对和51对三种；屋内电缆使用量最多者是16对和51对两种。美商中国电气公司还为美商上话整理用户屋内电话线764.44公里，更改用户装置2.79万多户。([20]，164～165页)

本次升级改造统一了制式，改变了租界内多种制式混杂的局面，而且采用了更先进的设备，使通讯质量有了根本性的提高。1933年底，全网用户数达到49401户，其中92%的用户实现了自动交换服务。日益增长的电话需求可以从每天交换机提供的平均呼叫次数的增长数据得到反映，1933年平均每天呼叫次数为504，200次，同比1932年的366，700次增长了38%。平均每户成功呼叫次数也从1931年(人工转自动升级前)的7.43次/天，提升到了1933年的15.33次/天，接通率提升了两倍，服务质量得到了大幅度提升。[29]

3.3 技术演进的定格

回顾上海租界电话技术演进的历程，可以看到对讲电话(1877～1882)历时5年、磁石制(1882～1930)历时48年、共电制(1909～1932)历时23年，旋转制自动交换机自1927年引入上海租界后，一直使用到1989年，历时62年。可以讲，旋转制是上海租界电话技术演进过程中，生命周期最长的一项电话技术。国际电报电话公司是美商上海电话公司的控股母公司，正是其跨国的组织架构[30]、先进的经营管理[31]和全球一体化的技术革新[32]，为上海租界电话技术从共电制向旋转制转型的变革，提供了技术支撑和管理体制上的保障。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占租界，美商上海电话公司被日军接管，交由日本华中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负责，给上海近代化进程造成了巨大破坏。([20]，217～233页) 1943年8月租界主权收回，上海租界电话技术演进也由此定格。

4 结 语

上海租界电话制式演进路径经历了三次重要突破。其一，是交换台的诞生(1882)；其二，是共电制电话的引入(1909)；其三，是旋转制电话的引入(1927)。对照世界电话技术发展潮流来看，租界电话制式演进中的早期(1877～1900)和后期(1930～1943)两个阶段基本顺应了世界电话发展的趋势，但在中期(1900～1930)共电制与自动电话共存的时期，却出现了选择性障碍和方向的摇摆。究其原因，租界电话运营企业与电话设备制造商之间的“强耦合”状态影响了技术路径的选择。华洋公司曾是爱立信公司的代理商，美商上海电话公司则是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的控股子公司，电话设备制造商的技术研发能力、生产制造水平和全球市场占有率，直接或间接决定着电话运营公司的技术路径选择和演进方向。当然，从海外电信市场的跨国并购中，也可以看出，这是当时全球电信市场的一种“常态”。

透过上海租界电话制式演进历程和路径选择的探究，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点认识：其一，发明专利决定着电话产业格局的发展。贝尔公司作为核心专利的拥有者，始终主导着这个新兴产业的发展。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对国内市场的垄断和国际电报电话公司(I.T.T.)对海外市场的垄断，确立了全球电话产业的标杆和技术演进的路径。上海租界作为欧美海外殖民的一块“飞地”，成为了西方科技文明的受体和载体。其二，跨国公司加速了电话在全球的扩张进程。全球电话市场的角逐和竞争，尤其是国际电报电话公司对爱立信的收购战略，主导了上海租界技术演进的主路线。其三，特许经营管理体系并没有阻碍行业的优胜劣汰。从早期的自由竞争到后期特许专营，上海租界当局在电话引入、发展和大规模升级改造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英商东洋德律风专营下的“并网统一”，使上海租界电话网向规模化方向发展迈出了重要一步。从东洋、华洋再到美商上话，上海租界电话经营主体的每一次更迭都伴随着电话技术的演进与租界特许经营规制的完善。虽然工部局对电话技术行业标准发展趋势有所“漠视”，但在市场“无形之手”的操控下，行业竞争的优胜劣汰仍然能够修复“有形之手”管理上的缺失。

致谢感谢上海电信档案馆邱美娟主任和缪济昇老师在史料收集中给予的无私帮助!感谢上海交通大学“夏至”、“冬至”会议纪志刚、闫宏秀两位老师的精彩点评及众师友的智慧激荡!感谢我的父母妻儿及家人的理解支持与付出!尤其感谢我的指导老师——关增建教授的悉心教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