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玉龙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8)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学随“西学东渐”传入我国，并引起了一些知识分子的注意。王国维、蔡元培、梁启超为美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与学科的建立做出了巨大贡献，此外，还有一位近代学人同样为“美学在中国”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这位学人就是萧公弼。由他所撰写的《美学》(1917)，不仅明确揭示了美学这一学科的研究对象、发展脉络以及学科性质等，着重介绍了18世纪及以后的西方美学流派与理论，同时还将中国传统学术思想融入其中，推动着中国美学的现代转型。基于此，萧公弼得到了美学界的较高评价，并赋予其在中国近代美学史上应有的地位，如张法说，萧公弼的《美学·概论》已“呈现出一个学科的基本框架”[1]；黄雁鸿说，萧公弼《美学·概论》“对中国美学具有重要的学科构建意义”[2]；刘悦笛认为，萧公弼“站在国际美学前沿对美学进行了深入阐释，并借助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特别是佛教思想)提出了独立的美学主张”[3]。但迄今为止，我们仅仅知道，萧公弼是一位近代学者，曾在四川工业专门学校读书，在成都创办过《世界观杂志》，而对他的里籍、生卒年、生平事迹及著作等情况知之甚少。可以说，萧公弼仍然是一位“至今未查到其生世经历的陌生人物”[4]。因此，为了增进对萧公弼美学思想的研究，为中国近代美学史增添新材料，进一步厘清“美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状况，笔者利用十分有限的材料，对萧氏里籍、生平、著作等进行初步考证，以求教于诸方家。

一、萧公弼里籍考

萧公弼(图1)的论文篇目收录于《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第3卷·下册)中，但我们只能从中得知近代史上存在一位名为萧公弼的学者，而无法获知其里籍生平。2003年，叶朗主编的《中国历代美学文库》(全19册)出版，该《文库》(近代卷下)中收录了萧氏《美学·概论》，这不仅使萧氏美学著作再次问世，还让我们对其生平略知一二。在萧氏《美学·概论》的“题解”中有一段这样的描述：

萧公弼(？—？)，表字不详。其生平详情亦待考。据《寸心》杂志，略知其为该杂志编辑部成员，也曾主持过《世界观》杂志笔政，颇具学识。[5]640

图1 寸心社同人撮影*《寸心社同人摄影》，载《寸心杂志》，1917年第2期。

可见，在《中国历代美学文库》编纂时，萧公弼的里籍、生卒年、表字等还不可知。该《文库》出版后，学者们多依此书中的萧氏文献进行研究，亦认为萧公弼里籍生平尚可不知，如祁志祥、王海涛皆指出，关于萧公弼的生平资料很少，仅从有限的资料中可以知道他曾为《寸心》杂志编辑部成员*参见祁志祥：《萧公弼的〈美学·概论〉：中国现代美学学科的奠基之作》，载《广东社会科学》，2017年第2期；王海涛：《萧公弼与中国现代美学的早期开拓》，载《理论月刊》，2014年第5期。。多年以前，笔者也认为：“萧公弼，表字不详，其生平至今未明。”[6]

据《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第3卷·下册)载，萧公弼曾为《世界观杂志》撰写了一篇题为《本报标举之三大目的》的“宣言语”，刊登在该杂志第1卷第1期(1915年第1期)上[7]。由此可见，萧公弼并非向该杂志投稿的一般作者，而应为该杂志的编辑部成员，甚至是“笔政”*萧公弼在《空军制》一文中说：“余前主《世界观杂志》笔政时，暇时接谭，曾为粗道其大略，并示以空军制度。”参见萧公弼：《空军制》，载《寸心杂志》，1917年第5期。。张治中在1915年11月10日的一篇日记中提到：

前接×纬书，言于本年三月奉委代理宁远关监督，旋改署理，视事半年，因劳心过度，怔忡复作，遂呈准辞职，将先返里省亲，或徇成都友约，主持《世界观》杂志社，今冬必在家休养云。其通信处：成都青石桥南街第三十二号《世界观》杂志社萧公弼收转，予尚未暇作复也。[8]

《世界观杂志》是于1915年8月创刊的综合性月刊，在成都出版，发行人为傅殷弼。从张治中的日记中可知，该杂志社的地址在四川成都青石桥南街三十二号，故由此可断，作为该杂志社成员的萧公弼，至少在杂志创办期间，工作于四川成都。另外，萧公弼1915年至1916年在《学生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所留下的落款单位为“四川工业专修学校”[9]、“四川成都工业专门学校”[10]，这进一步证明萧公弼曾在四川成都学习和工作过一段时间。笔者曾也因此推测他很有可能是一位“川籍学者”[11]。

邹韬奋在20世纪30年代撰写回忆录时说：“不久我又发现了一个投稿的新园地——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学生杂志’。记得当时在这个杂志里投稿最多的有三个人：一个是杨贤江，当时他还在师范学校求学；一个是萧公权，他的底细我不知道，由他文字里看出他似乎是四川人；一个便是我。”[12]其中，“萧公权”当为“萧公弼”之误，因为1915年至1916年间的萧公权正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中学读书*参见萧公权：《问学谏往录——萧公权治学漫忆》，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第24-32页。，而非四川工业专修学校，另外，经过对《学生杂志》目录进行检索，萧公权没有在该杂志上发表任何论文。所以，邹韬奋所提到的“萧公权”应该是萧公弼，而且他从萧氏文章中推断他似乎是四川人。如今，萧氏著述已被大量发现，考其文章确多有“吾川”之语，如其《鬼学哲理》自注曰：“最近吾川双流有尸化事，成都有般知事，事均最奇者，事载本志四卷杂录栏。”[13]《森林经营法》曰：“我国地大物博，而材树葱蔚，枝柯蒙密者，如东三省、广西、云南等省，以及吾川之马边、峨边。”[14]《我之学校预科实习谈》曰：“近吾川春旱，强者流为盗匪，善者全家服毒，惨不可言”；“即以吾川论，法校林立，人以千万计。”[15]可见，邹先生的推断是正确的，萧公弼的确应为四川人，否则他不会以“吾川”称四川。

萧公弼是一位近代四川学者，曾在四川成都读书和创办杂志。但他又是四川哪里人呢？我们从萧氏发表的著述文章中无法获知。不过，从《世界观杂志》第1卷第1期可知，在萧公弼为该杂志撰写“宣言语”的同时，彭举、傅畅和、曾学传分别为该杂志撰写了《世界观释名》《发刊词》和《世界观杂志题词》。另外，从彭举一生的事迹也可以得到一些信息，据《崇庆县志·彭云生》记载：“1915年，同萧公弼人办《世界观》杂志，探索人生道路，出至6期停刊。”[16]由此可见，萧公弼与彭举、傅畅和、曾学传都应为《世界观》杂志社的成员。

当我们无法从萧公弼自己身上找到“直接材料”时，我们可以从萧氏之友人、同事身上寻找“间接材料”。彭举(1887—1966)，字云生，别号芸生，笔名芸荪、芸村，四川崇庆(今四川崇州)人，师从温江名儒曾学传[17]，精于宋明理学，享有“蜀中大儒”之誉。据彭举长子彭铸君所撰《彭芸生年谱》记载：

一九〇八 戊申 光绪三十四年 二十三岁

友绵竹萧公弼，公弼时随其兄在崇庆县读高小，颇为刘青岩、龙心宣两先生所器重。[18]34

另外，彭举《竹根滩忆旧》曰：“民国二年十月，余偕绵竹萧公弼、富顺范爱众及舍弟云翰，避地竹根滩六合桑园。主人为同乡李培之先生，典衣殆尽，以给余辈。今则物故人非，不胜沧桑之感矣。”[19]因此，萧公弼当为四川绵竹人。绵竹，汉高祖六年(前201年)置县，民国时属四川省川西道，1996年撤县立市，今为四川省德阳市管辖的县级市，距成都83公里，距彭举家乡崇州约108公里。因此，萧公弼的里籍[注]里籍，又称籍贯，主要用法有四种：一为本藉，指某人出生成长之地；二为客籍，即某人迁徙之地；三为祖籍，即祖辈居住之地；四为郡望，指某一姓氏中最有名望的家族所在地。(参见曾大兴：《文学地理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3页。)本文所考察的萧氏之里籍，指他的出生成长之地，即本藉。已逐渐明晰，他是四川绵竹(今四川德阳绵竹市)人。

二、萧公弼生卒年及所读学校考

萧公弼为四川绵竹人，与彭举等人在成都创办《世界观杂志》，而彭举又以“友”相称，盖萧氏与彭先生一样，应为一名跨越清末民初的学者。据《彭芸生年谱》载：

一九一八 戊午 民国七年 三十二岁

……三月，公弼被吴光新部队认为民军奸细枪毙施南。[18]35

此条记录说明，在彭先生32岁时，萧公弼遭遇不幸，即1918年3月成为我们考察萧公弼生卒年的下限。由《彭芸生年谱》可知，彭先生于1909年考入成都汪九曲祠法政学堂，时年23岁[18]32，而1908年，萧公弼才随其兄前往崇庆县读高小[18]32。据晚清的教育制度，“初等小学堂所教，乃十一岁以下之幼童”(《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20]425，那么，萧公弼当在12岁时入高等小学堂，即高小。而当萧氏入高小的第二年，彭先生就前往成都就读于属于“高等学堂”的法政学堂。因此，萧公弼应年幼于彭举。那么，彭先生之生年(1887)就为考察萧氏生卒年之上限。

《奏定高等小学堂章程》载：“设高等小学，令凡已习初等小学毕业者入焉……四年毕业。”[20]427初等小学招收7岁以上儿童，学制5年，即12岁毕业，随即进入高小。那么，1908年入高小的萧公弼原则上也应为12岁。那么，萧公弼的出生年就应该是1896年。此外，萧公弼《我之学校预科实习谈》也可给我们留下了一些宝贵信息，如：

余少志学，默察大势，以为吾国最急务者，莫政治军事实业若。故求学标准，守斯为谨。惟睹政界人材杂阘，雅非所好。十七而就学军校，气愤云踊，踔厉风发，因事迁上，躬被弃斥，素心郁结，伤不自伸，乃改辙实业。而吾之生涯，婆娑此间者，为最久焉。客岁，毕业预科，盖期年矣。[15]

此文发表于1915年12月20日。萧氏所谓“客岁，毕业预科，盖期年矣”表明，去年，他预科毕业，到现在已经满一年了。也就是说，萧公弼应于1914年毕业于四川工业学校预科，后转入本科。而该校的学制为“本科三年，预科一年”[21]，故萧氏当在1913年进入四川工业学校就读预科。这样看来，萧公弼于12岁(1908)进入高小，16岁毕业(1912)，17岁进入军校(1913)，随即因故放弃而进入实业学校学习，即四川工业学校预科，经过1年的预科学习而毕业(1914)，到《我之学校预科实习谈》发表之时(1915)刚好毕业1年。

但是，在1915年2月刊出的《修养宜重王学说》和《〈易〉为中国之灵魂学》两文上，萧公弼为何仍将自己的单位写为“四川工业专修学校预科学生”[注]参见萧公弼：《修养宜重王学说》，载《学生杂志》，1915年第2期；《〈易〉为中国之灵魂学》，载《学生杂志》，1915年第2期。呢？而1915年3月及以后的萧氏论文则为“四川工业专修学校正科电科一年生”[22]、“四川工业专修学校正科一年生”[23]等。难道萧公弼是1915年2月才由预科毕业，其进入预科学习应为1914年而非1913年吗？笔者认为，此论非也。我们知道，从论文投稿到刊出需要一定的周期，更何况身在四川成都的萧公弼要将自己的文章投向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创办的《学生杂志》，其论文短时间内是绝不能刊出的，1915年2月刊出的论文应该是萧公弼在1914年年底或更早投向杂志社的。所以，1914年作为预科生的萧公弼这一身份被保留在了1915年2月刊出的论文上，实属合理。

由以上分析可知，萧公弼生于1896年，1908年进入崇庆高小学习，1912年高小毕业，随后进入军校，但因故放弃而于1913年转入四川工业专门学校预科学习，1914年预科毕业而入正科(本科)，1918年3月遭遇不幸，被枪毙于施南(位于今湖北恩施附近)，年仅22岁。

而萧公弼就读的“四川工业专门学校”是一所什么性质的学校，现今是否还存在，或今日哪一所大学的前身呢？要解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从近代四川教育史入手。在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后，清朝的大门被西方的坚船利炮完全打开，清政府成为洋人的朝廷，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也让“东方”与“西方”不再只是空间概念，同时还是时间概念，代表着传统与现代、落后与文明，“尤其在甲午中日战争后基本确立尊西崇新的大势”[24]。为了扭转局势，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王朝统治，清政府于1901年被迫实行“新政”，而“兴学堂，育人才是新政的核心内容”[25]。

1908年，四川提学使方旭在四川游学预备学堂旧址[注]成都皇城，即今成都市四川科技馆、天府广场一带。创办了“四川工业学堂”[26]，这正是清政府实行“新政”的成果之一。辛亥革命胜利以后，民国教育部随即成立，并于1912年1月19日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该通令第一条就为：“从前各项学堂，均改称为学校。”[27]按照教育部命令，“四川工业学堂”于1912年2月改名为“四川高等工业学校”，1914年，又更名为“四川公立工业专门学校”。萧公弼就读的正是此校。

其实，在清代末年，伴随“四川工业学堂”创建的还有其他四所学堂，它们是四川法政学堂(1906)、四川藏文学堂(1906)、四川通省农政学堂(1906)和四川存古学堂(1910)。这就是著名的晚清四川“五大专门学堂”。此五大专门学堂于1927年组合成为公立四川大学，它们分别演变为公立四川大学工科学院、法政学院、外国文学院、农科学院和中国文学院[28]。1931年11月9日，公立四川大学、国立成都大学与国立成都师范大学合并为国立四川大学，1950年更名为四川大学。当然，四川大学工科学院于1954年8月独立建校，定名为成都工学院，后来又与四川化工学院合并，于1978年10月，更名为成都科技大学[29]。但1994年3月，成都科技大学与四川大学合并为四川联合大学，1998年12月，更名为四川大学。两年以后，华西医科大学与四川大学合并，组成今日之四川大学。由此可见，“四川大学的工程技术源于1908年的四川工业学堂”[30]。而萧公弼就读的四川工业专门学校是由清末四川工业学堂发展而来的，是今日之四川大学的前身之一。故将近代学者萧公弼视作四川大学之校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三、萧公弼著述考及其《美学》

萧公弼自进入四川工业专门学校预科学习后，开始陆续公开发表作品，其作品主要见于《世界观杂志》《学生杂志》和《寸心杂志》。兹录如下：

(一)《世界观杂志》

《宣言语：本报标举之三大目的》(1915年第1期)、《佛门卫生浅说》(1915年第1期)、《欧战后新文明之蠡测》(1915年第1期)、《森林经营法》(1915年第1期)、《商业实习》(1915年第1期)、《商业实习(续)》(1915年第2期)、《商业实习(续)》(1915年第3期)、《中国何以存立于世界邪》(1915年第2期)[注]此文亦刊于《文星杂志》，1915年第3期。、《鬼学哲理》(1915年第3期)。

(二)《学生杂志》

《修养宜重王学说》(1915年第2期)、《〈易〉为中国之灵魂学》(1915年第2期)、《偶成》(1915年第3期)、《释我》(1915年第3期)、《细胞奇妙观》(1915年第3期)、《科学国学并重论》(1915年第4期)、《修养谈》(1915年第4期)、《研究哲学之要点》(1915年第4期)、《与陈重远君书》(1915年第4期)、《说明实马力计算法》(1915年第5期)、《读康德〈人心能力论〉书后》(1915年第6期)、《夜读》(1915年第9期)、《古之卫生术》(1915年第11期)、《游草堂记》(1915年第11期)、《我之学校预科实习谈》(1915年第12期)、《责任心与生活力》(1916年第2期)、《改良社会为学生应尽之天职》(1916年第4期)、《大战争后之文明》(1916年第10期)。

(三)《寸心杂志》

《美学》(1917年第1期)、《美学(续)》(1917年第2期)、《美学(二续)》(1917年第3期)、《美学(三续)》(1917年第4期)、《美学(四续)》(1917年第6期)、《鬼学》(1917年第1期)、《鬼学(续)》(1917年第2期)、《鬼学(二续)》(1917年第3期)、《鬼学(三续)》(1917年第6期)、《神通力之研究》(1917年第3期)、《原恶社会》(1917年第3期)、《空军制》(1917年第5期)、《电学阐微》(1917年第6期)、《广告诗之审美者：寄刘少少先生与白女士(有序)》(1917年第6期)。

萧公弼在1915年至1917年间，发表了40多篇著述，涉及美学、哲学、文化学、心理学、教育学、科学等多个领域，并且还创作了《偶成》《夜读》《游草堂记》三篇文学作品。

如前文所述，萧公弼在民国初期就读于四川大学前身之一的四川工业专门学校电科专业，但正如他本人所言，“余性恬淡，雅好哲学”[31]，“弼虽置身工业，酷嗜哲学”[9]。所以，今日所发现萧氏之著述中，美学、哲学类论著占一半以上。其中，他的《美学》又颇具分量，“虽未完成，但拉开了美学原理的架势”[32]。萧公弼曰：“余惧我青年男女之忽于审美，而有以□其毒也。于是本奥国野鲁撒劣牟氏之说，述美学概论，以就正有道焉。”(《美学·概论》)[33]可见，萧氏《美学》并非他自己原创，而是以“奥国野鲁撒劣牟氏之说”为基础的译介之作。

萧氏所谓的“奥国野鲁撒劣牟氏”为何人呢？据蒋红等人编著的《中国现代美学论著、译著提要》记载，1922年上海泰东书局出版了一本由王平陵翻译的《美学纲要》，其原作者为耶鲁撒冷，该书两万余字，共分三章：第一章“美学底概念和问题”；第二章“美学底发达及其派别”；第三章“发生的生物学底美学”[34]。而萧氏《美学》中恰有“(一)美学之概念及问题”“(二)美学之发达及学说”“(三)发生的生物学的美学”三部分内容。从这一点上看，萧公弼《美学》很有可能以耶鲁撒冷《美学纲要》为蓝本。从《美学纲要》的封面上看，作者的英文名为William Jerusalem，萧氏所谓“野鲁撒劣牟”正是Jerusalem的音译。所以，“奥国野鲁撒劣牟氏”并非“奥地利哲学家、心理学家艾伦费尔斯·撒瑞斯坦·伦冯(Christian ba ron von Ehrenfels，1859—1933)”[5]644，而是奥地利的耶路撒冷。今日，耶路撒冷《美学纲要》已难以觅见，但幸好耶路撒冷1899年出版的EinleitungindiePhilosophy(《哲学导论》)中收录了《美学纲要》的全部内容，且该书由近代学者陈正谟译为中文，名为《西洋哲学概论》(1926)。《西洋哲学概论》第五章《美学之方法及目的》就是耶路撒冷《美学纲要》之全部内容。经对比可知，萧氏《美学》的主体框架和内容与耶路撒冷《美学纲要》一致，萧公弼所本之“奥国野鲁撒劣牟氏之说”正是这位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教授耶路撒冷(William Jerusalem)[注]参见陈正谟：《西洋哲学概论》“译者弁言”，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年，第1页。所著的《美学纲要》。

可是，自从叶朗所编《中国历代美学文库》(近代卷下)以“《美学·概论》”为名收录了萧氏《美学》后，多数学者沿用此名，将萧氏的《美学》称为《美学·概论》，甚至《美学概论》。我们知道，间隔号“·”在现代汉语中可被用于隔开书名和篇名[35]。那么，《美学·概论》就说明《美学》为书名，“概论”为《美学》中的一章，而“(一)美学之概念及问题”“(二)美学之发达及学说”“(三)发生的生物学的美学”不就成为“概论”中的三部分了吗？这显然与耶路撒冷《美学纲要》的体例不一致。其实，从《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第3卷·下册)中可知，萧公弼在《寸心杂志》“专著”栏目下发表的一系列著作名为“美学”，而非“美学·概论”或“美学概论”。但不可否认的是，萧氏在《寸心杂志》第1期第1号发表的《美学》确有“概论”二字，不过，经过与耶路撒冷《美学纲要》对比可知，“概论”后的七百余字实为萧氏自创，在全书中发挥绪论或引言之作用，故将这两段话命名为“概论”。

由以上分析可知，萧公弼以耶路撒冷《美学纲要》为本而创作的美学著作，其名应为《美学》而非《美学·概论》或《美学概论》。它虽属译介之作，但萧氏在译介过程中又融入了中国美学元素，表达了他自己的美学思想，体现出一定的民族特色。此外，萧氏《美学》不应视作系列论文，而应看作一本美学专著，并且很有可能是已经完成的美学专著。因为，萧氏《美学》各部分发表于《寸心杂志》的“专著”栏下，可见其性质当为专著，这是其一；其二，在清末民初，多有学者会将自己已完成的著作之各部分分别发表于报纸杂志，如严复《天演论》[注]1897年12月至1898年2月间，严复将已完成的《天演论》部分内容分别发表于《国闻汇编》第2、4、5、6册上。参见俞政：《严复著译研究》，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2页。。所以，萧公弼《美学》应该被视作我国20世纪早期的一部美学专著。而关于为何此书未完成的原因应该是，《寸心杂志》于1917年1月在北京创刊，但同年7月就停刊，共出版6期[36]。所以，萧氏仅在《寸心杂志》1917年第1、2、3、4、6期上发表了作品。但更为根本的原因应该是，萧公弼除读书治学外，还投身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革命[37]，并与时任川军第五师师长、重庆镇守使的熊克武有所往来[18]33，其后可能牵涉军阀混战，于1918年3月，“被吴光新部队认为民军奸细枪毙施南”[18]35，年仅22岁。否则，萧公弼定能将已完成的《美学》公开发表，或许还有更多的美学、哲学著作问世，为“美学在中国”的传播、中国美学的现代转型做出更大的贡献。

四、结 论

经以上考证可知，萧公弼是四川绵竹人，生于公元1896年，卒于1918年3月，曾就读于四川大学前身之一的四川工业专门学校电科专业，1915年他与彭举在成都创办《世界观杂志》，同时参与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等革命活动，著有《美学》《广告诗之审美者》《释我》《〈易〉为中国之灵魂学》《修养宜重王学说》《科学国学并重论》《鬼学》《商业实习》《战争哲学》《森林经营法》等著述，涉及美学、哲学、文化以及经世致用等多个领域。萧公弼其人其作的发现，不仅有利于我们从他身上进一步研究“美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中国美学的现代转型等问题，还为我们研究中国近代美学史和巴蜀美学史提供了新材料。可以说，萧公弼不再是中国近代美学史上一位至今下落不明的“陌生人”，而是中国近代美学史研究不能绕开的一位重要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