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 草

(中国社会科学院 哲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服饰是身体的延伸。身体是先天所成，而服饰体现的是后天的人工努力。先天的形体容貌的缺陷可由服饰弥补，亦可增美。服饰不仅仅是对身体的装饰，还象征着阶层、身份、文化素养、价值取向等方面。或者说，服饰是人之存在境遇的表征。东汉建立了一整套规范的典章服制，使服饰具有了阶级、阶层和场合的差别。服饰成为儒家礼制文化的象征，具有强烈的文化象征功能。汉魏社会动乱，礼仪制度遭到破坏，典章服制难以维持。随着士族门阀的形成，名士集团崛起，对整个社会的服饰风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汉末六朝时期，士人的个体意识觉醒，其对服饰的选择带有明显的个性化色彩。六朝服饰开始去礼制化，走向人化，即实现了物的人化。服饰成为六朝士人个性化的标志物，具有了人性的内涵。换言之，服饰成为士人生存境遇的表征。服饰所具有的文化思想内涵发生了明显了转折，由儒学转向玄学，而这一转向体现了六朝士人的人性认知观的转变。

一、褒衣博带的玄学风度

汉末六朝时期，士人已具有对人体美的自觉审美意识，《世说新语》中颇多记载美男子和对貌美之人的欣赏。在爱美之心的带动下，对外貌的修饰成为魏晋名士的风尚。对于容貌美丽之辈而言，修饰外貌可以增胜，而容貌一般或丑陋之人通过修饰则可以遮瑕。在这之中，傅粉成为士人的普遍行为。东汉时，有人诬告李固“大行在殡，路人掩涕，固独胡粉饰貌，搔头弄姿，槃旋偃仰，从容冶步，曾无惨怛伤悴之心”[1]2084。虽是诬陷之辞，但从侧面反映出当时士人已存在傅粉的风俗。三国时期的何晏更是以傅粉闻名，“晏性自喜，动静粉白不去手”[2]292。曹植亦傅粉，“植初得淳甚喜，延入坐，不先与谈。时天暑热，植因呼常从取水自澡讫，傅粉”[2]603。余嘉锡认为傅粉“盖汉末贵公子习气如此，不足怪也”。[3]527傅粉的风气不止汉魏，一直延续到南朝。颜之推在《颜氏家训》记载了梁朝时的傅粉风气，“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至于谚云：‘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车，跟高齿屐，坐棋子方褥，凭斑丝隐囊，列器玩于左右，从容出入，望若神仙”[4]276。通过这些描述可以看出，六朝时期傅粉蔚然成风。从审美效果而言，傅粉使人之面部洁白光润，仪容美丽优雅，有超脱俗世的风范。对容貌的修饰主要出于审美的目的，说明了魏晋士人对人工修饰之美的认同与肯定。

更为重要的是，从思想内涵而言，傅粉虽然主要出于审美的目的，但已经出现了玄学化的趋向。不管容貌美丽与否，傅粉的风行显示了士人对身体世俗性存在的否定。对容貌的修饰虽然体现了爱美之心，但在更深的思想层次上体现出了士人对世俗性的厌弃和脱离，其背后蕴含着对超越世俗的渴望，而这正与玄学的旨趣相吻合。所谓的“望若神仙”正是对超世俗的玄学风度的一种形象化描述。傅粉人工修饰尚是对先天形体的整理，其进一步发展便是服饰。服饰不再依赖于先天的形体，而是对形体的进一步脱离与开发。不过即使是再脱离，服饰的基本功能仍是对形体的修饰，其乃身体的延伸。作为先天存在，容貌是既定的客观存在事实，很难体现出主体的自主性和玄学深度。与容貌相比，服饰是后天的，具有更为自由的可选择性和更强的可塑成性。服饰可以更加自由地彰显士人的主动性，更能展现主体性自觉的程度。因此，服饰成为士人彰显个性化，崇尚玄学风度的主要途径之一。

汉末大乱，政权动荡，礼仪制度遭到破坏。原有的服饰的礼制化与华丽风尚已经难以维持，变动不已，呈现出简易化和变动化的特征。“丧乱以来，事物屡变：冠履衣服，袖袂财制，日月改易，无复一定。乍长乍短，一广一狭，忽高忽卑，或粗或细。所饰无常，以同为快”[5]，这种剧烈的变化性说明当时的政权已经无力维持服饰的礼制化。于是，六朝时期的服饰呈现出去礼制化的特征，其作为政治、阶层象征符号的文化功能逐渐弱化。在制度化的文化象征功能弱化的情况下，服饰的人性内涵的一面得以彰显。服饰的选择不再是制度化的群体规定，而更多的是出自个体的主动选定。在此之下，服饰所体现的便是个体的信仰追求、审美趣味。从当时人们的论述和出土的实物来看，魏晋士人所崇尚的服饰是褒衣博带。“晋末皆冠小冠，而衣裳博大，风流相方，舆台成俗”[6]890，“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带，大冠高履”[4]322。所谓的褒衣博带是儒生所著的衣服形制，特点是宽松。《宋书·周郎传》载：“凡一袖之大，足断为两；一裾之长，可分为二。”[6]2098可见其宽松程度。穿着这种宽袍大袖的衣服，走动时呈现出飘逸潇洒的风貌，符合魏晋士人所崇尚的玄远高逸的特征。鲁迅认为，魏晋士人之所以崇尚褒衣博带，原因在于服食五石散。[7]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而更重要的恐怕在于其背后所体现的儒家信仰。褒衣博带原是儒生的标准装束，在汉代早已流行。《汉书》载隽不疑见暴胜时“褒衣博带，盛服至门上谒”[8]。东汉末的郭太“身长八尺，容貌魁伟，褒衣博带，周游郡国”[1]2225。二人生活的年代服食五石散尚未流行，其着褒衣博带是出于儒生的身份。到了汉末魏晋时期，由于服食五石散必须发散和皮肤易于磨破，因而褒衣博带成为士人不得已的选择。思想方面，六朝时期官学衰微，但儒学思想作为士族的私学并未废弛，一直影响着士人的思想信仰。六朝士人最初所接受的为儒家思想，故而在选择服饰时，内心也就更容易认同褒衣博带。

褒衣博带虽是儒生的标准服饰，但六朝时期官学毕竟已衰微，故而服饰的儒学内涵逐渐弱化，玄学因素逐渐上升，主导了士人对褒衣博带的选择。换言之，在六朝时期，玄学成为士人选择褒衣博带的主导因素，因此服饰的思想文化内涵由儒学转向玄学。在这一过程中，服饰由群体性文化功能的象征符号，演变为对士人个体的个性化的确证。玄学作为一种哲学思潮，需要将抽象的思想转化为实际的具体存在，以彰显其存在和发挥影响。即，玄学需要将自身加以之现实化和具体化，将之转化为生活经验来增强人们的认同性。于是，服饰成为玄学风度的现实化呈现，是其最佳、最直观的体现途径之一。褒衣博带的特征是宽袍大袖，呈现出飘逸潇洒的风貌，符合士人所崇尚的玄远高逸的特征。衣服宽松，走动时不会束缚行动，凌空飞动，飘逸潇洒。即使是落座，宽松的衣服遮蔽形体，望之浑然一体，彰显了其博大闲适的风貌。六朝士人着衣常袒胸出臂露腿，以彰显其不拘于礼法的自然风度，而宽松的服饰带适合挽起、解开，符合士人需求。故在六朝时期，褒衣博带成为士人玄学风度的象征，具有深刻的人性内涵，体现了士人对玄远飘逸风度的崇尚，及对人体美的追求。玄学与审美的结合便是玄学风度，构成了六朝褒衣博带的主要思想内涵。换言之，褒衣博带被玄学化和审美化了，彰显了士人对人性解放的追求、对高远精神境界的崇尚。在此，褒衣博带成为士人崇尚玄远高逸的人生境界的象征。通过褒衣博带，玄学得以现实化，影响着士人的日常生活；而褒衣博带也摆脱了纯粹的实存物，具有了深刻的人性内涵。作为身体的延伸，对服饰欣赏的实质是对超世俗的渴望和对玄学性自我的肯定。象征超世俗的玄学境界的服饰，成为士人建构自我主体，重建人生境界的途径和确证手段。故而褒衣博带成为六朝士人个体觉醒的标志，凸显了主体觉醒的程度。

二、装饰物的人格化

褒衣博带虽彰显了士人的个性化，但作为一种普遍的、稳定的服装形制，主要体现的是集体性风尚，而难以具有更加私人的个性化特征。更能体现此时期士人个性化服饰风尚的则是那些装饰物，如巾、屐。相对于普遍性的服饰，这些装饰物虽细小，却更能体现士人的个性化追求。六朝时期，戴巾成为士人的风尚。巾本为古人所戴的头饰，不分尊卑。“巾，以葛为之，形如帽而横著之，古尊卑共服也。”[9]771戴巾从普遍的社会行为转变为个性化的标志，当始于东汉的郭太。郭太“尝于陈梁间行遇雨，巾一角垫，时人乃故折巾一角，以为‘林宗巾’。其见慕皆如此”[1]2225-2226。林宗巾的出现，说明巾已经开始成为士人个性化的标志。人们之所以追求林宗巾，便在于其所彰显的超世俗的个性化人格和名士高雅飘逸的风度。当士人以戴巾为风尚时，巾便不再是普通装饰物，而被赋予人性的内涵，成为人格化的象征物。在汉末至魏晋时期，巾成为名士的标志性装束，《后汉书·逸民传》中的隐居之士常与巾共同出现，如高凤、韩康、法真等。受此影响，魏晋时期士人常以戴巾为尚，彰显自己的高雅飘逸。“汉末王公，多委王服，以幅巾为雅，以袁绍、崔钧之徒，虽为将帅，皆著缣巾。”[2]54此时期有关士人戴巾的记载还有：

诸葛武侯与宣皇在渭滨将战，宣皇戎服往事，使人密视武侯，乘素舆，葛巾素羽，指麾三军，皆随进止。宣皇闻而叹曰:“可谓名士矣。”[10]

(郭文)恒著鹿裘葛巾，不饮酒食肉，区种款麦，采竹叶木实，贸盐以自供。[9]2240

(许孜)元康中，郡察孝廉，不起，巾褐终身。[9]2280

郡将候(陶)潜，值其酒熟，取头上葛巾渡酒，毕，还复著之。[6]2288

谢中郎是王蓝田女婿，尝箸白纶巾，肩舆径至扬州听事见王。[3]688

除头巾之外，六朝另一个名士标志物的装饰物是木屐、履。古代木屐为便服，用于非正式场合的日常生活领域。在六朝士人的日常生活中，着屐而行是非常普遍的生活行为。六朝士人着屐一般用来表示闲适的日常生活状态，如《世说新语》载庾亮着屐外出游玩，谢灵运发明了专门用于登山的木屐。木屐成为士人闲适生活和高雅情趣的象征，常与名士联系在一起。甚至有的名士以收集木屐为好，如阮孚。正因着屐是一种日常生活行为，故而魏晋士人着屐、着履常呈现非正常的状态，用以表现自己的高蹈出世，如蹑履、屣履。后二者指未完全穿好鞋子，拖着鞋走路的样子。此种穿着在魏晋南北朝士人间颇为流行，用以表征清闲优雅的生活状态与态度。如：

(孙权问诸葛恪)“卿何如滕胤?”恪答曰:“登阶蹑履，臣不如胤；回筹转策，胤不如臣。”[2]1430

王子敬兄弟见郡公，蹑履问讯，甚修外生礼。及嘉宾死，皆着高屐，仪容轻慢。命坐，皆云:“有事，不暇坐。”既去，郡公慨然曰:“使嘉宾不死，鼠辈敢尔！”[3]670

谢遏夏月尝仰卧，谢公清晨卒来，不暇著衣，跣出屋外，方蹑履问讯。公曰：“汝可谓前倨而后恭。”[3]706

或复冬日之阳，夏日之阴，良辰美景，文案间隟，负杖蹑履，逍遥陋馆，临池观鱼，披林听鸟，浊酒一杯，弹琴一曲，求数刻之暂乐，庶居常以待终，不宜复劳家间细务。[11]533

蹑履、屣履均是非正式、非正常的穿着方式，在此成为士人生活态度和行为的具体体现。日常生活的悠然自得和士人的傲然随性，通过此看似随意自然的穿着方式体现出来。六朝士人有意把蹑履、屣履进行放大，使之成为彰显其生活态度和生存境况的象征。通过此种穿着方式，士人的个体性得以确认，向外界显示了其自然率性的一面。更为重要的是，在这种看似随意的方式背后，体现的正是士人对自由生存境界的向往。

六朝时期，还存在另外一种穿着状态，即倒屣或倒履。倒屐常出现在因匆忙迎客而来不及正常着装的境遇中，用以表示主人的热情好客及对客人的重视。如：

献帝西迁，粲徙长安，左中郎将蔡邕见而奇之。时邕才学显著，贵重朝廷，常车骑填巷，宾客盈坐。闻粲在门，倒屣迎之。[2]597

何晏为吏部尚书，有位望。时谈客盈坐，王弼年未弱冠，往见之。晏闻来，倒履出户迎之。[12]

(宋繇)家无余财，雅好儒学，虽在兵难之间，讲诵不废。每闻儒士在门，常倒屣出迎，停寝政事，引谈经籍。[13]

通人杨令君、刑特进己下，皆分庭抗礼，倒屣相接，翦拂吹嘘，长其光价。[14]

倒屐不仅是对穿屐者的个性品格的彰显，亦是对来访者的才华、价值的肯定。在此，倒屐成为士人个性的折射物和放大物。着屐及其穿着状态，象征着主人的品格，即木屐成为人格化的象征物。不同的着屐方式和状态，体现着主人不同的生活境遇和态度。无论是蹑履，还是屣履，均彰显了六朝士人不为世俗礼法所拘束，率性自为的人生态度和玄学风度。相较于服饰，这种装饰物种类多，可选择的余地更大，所呈现的穿着状态更为自如，因此更能体现士人的个性化追求。

无论是褒衣博带，还是戴巾、着屐，它们不仅是对身体的修饰，还承载着人性的内涵。六朝士人的服饰不是一种单纯穿着形式，而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蕴含了士人的精神追求和生存境遇。六朝士人赋予服饰以人性的内涵，使其成为自我存在的表征。服饰脱离了物的属性，具有了主体——人的属性，实现了由物性向人性的转变，即物的人化。服饰开始摆脱其日常生活状态，进入了玄学和审美领域，成为玄学风度的表征。这使得服饰隐喻着主人的品性和作风，成为人格化的象征物。玄学风度被日常生活化了，以服饰的形态进入日常生活，左右着士人的日常生存方式。服饰成为六朝士人自我主体的确证，成为士人生存状态的外在体现，表征着士人当下的存在境遇。借由玄学化的服饰，士人把日常生活境界提升为玄学境界。进一步而言，服饰成为士人彰显其个性化追求，确证其自我存在的重要途径和工具，也成为六朝士人人性觉醒的标志。这便是服饰的内涵和功能在此时期的重大发展，即服饰具有了人性化的内涵，成为玄学风度的象征。

三、裸袒——服饰的反动

服饰和装饰物毕竟是一种刻意的修饰行为，其与玄学追求的自然无为有着不相符合之处。尤其是当这种对服饰的崇尚达到极端时，成为刻意而为之的世俗风尚时，便违反了玄学的超世俗化和个性化追求。在此之下，六朝士人对修饰、服饰的态度便呈现出相反的方向，即追求自然而然的穿着。于是，士人通过对以上刻意的修饰行为的反动，回复到自然本真的身体存在状态，彰显自己的名士行径和风度。这便是粗服乱头，更为极端的是裸袒。六朝时期玄学流行，士人崇尚自然之风。在士人眼中，所谓的自然便是自然而然，率性而为。体现在服饰上，在某些士人看来，傅粉、褒衣博带等服饰所体现的仍然是刻意的修饰，而非真正的自然而然。对于他们来说，自然而然是指认同身体的原始状态，放任其自然的呈现。即使是穿着服饰，既不应该选择贵重的材质和华美的装饰，也不应该刻意整理，使其归于整齐干净，而应贴近服饰的自然材质和状态，任由其自然呈现。因而在六朝时期，粗服乱头在士人间颇为流行。所谓粗服乱头指身着粗布衣服，披散头发。粗服意味着其材质的自然性、制作的亲自性和生活的简朴性，它本身就与士人的日常生活保持了距离，由世俗的城市走向了自然简朴的乡村。乱头则是对世俗礼法所要求面容的整齐干净的背离，它呈现了身体的原始状态，重视身体的自然、自由的存在，随性洒脱。因此，在玄学的视域内，与服饰相比较，粗服乱头更能呈现玄学自然而然，率性而为的存在状态，更容易获得士人的认同。

六朝时期的粗服乱头多指隐士行为，用以表征自然本真的存在状态，或用以表示名士不拘礼节的简傲行为。如：

采薇山阿，散发岩岫。永啸长吟，颐神养寿。[15]

古有避世士，抗志青霄岑。浩然寄卜肆，挥棹通川阴。逍遥风尘外，散发抚鸣琴。[11]1208

(王恬)沐头散发而出，亦不坐，仍据胡床，在中庭晒头，神气傲迈，了无相酬意。[3]668-669

在此，粗服乱头成为自然无为的生活方式和不拘礼节的象征，其所彰显的是士人崇尚自然的生存方式与态度。粗服乱头之所在在六朝时期盛行，有着更为深刻的原因。汉末大乱，士人由群体自觉走向个体自觉。在此过程中，逃离社会，隐居山林成为士人个体觉醒的重要表现之一。隐士成为士人中重要的构成群体之一，而且是具有理想性人格和存在状态的高尚群体。在六朝士人眼中，隐士及其隐居行为是理想性的存在，是他们所崇尚和模仿的对象。隐士的生活简朴，不尚雕饰，粗服乱头是其隐居生活水平的自然折射，最能体现其自然而然的存在境遇。这一特征到了六朝士人那里，反而成为一种理想性行为和状态，成为玄学自然风尚的象征。故而粗服乱头成为刻意修饰的有力对照，得到了士人的推崇。在士人那里，粗服乱头是玄学自然而然的生活态度和行为的象征和落实，是自然人性的表征。借助士人的推崇，粗头乱服也具有了深刻的人性内涵。

作为刻意修饰行为的反动，更为极端的是颇为惊世骇俗的裸袒行为。在六朝士人那里，裸袒是一种更为自然、率性的行为，常常获得士人的认同。如：

(祢衡)于是先解衵衣，次释余服，裸身而立，徐取岑牟、单绞而着之，毕，复参挝而去，颜色不怍。[1]2655

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头散发，裸袒箕踞。其后贵游子弟阮瞻、王澄、谢鲲、胡毋辅之之徒，皆祖述于籍，谓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帻，脱衣服，露丑恶，同禽兽。[3]22

王平子、胡毋彦国诸人，皆以任放为达，或有裸体者。乐广笑曰：“名教中自有乐地，何为乃尔也？”[3]22

惠帝元康中，贵游子弟相与为散发倮身之饮，对弄裨妾，逆之者伤好，非之者负讥，希世之士耻不与焉。[6]883

(光逸)初至，属辅之与谢鲤、阮放、卓、羊曼、桓彝、阮孚散发裸程，闭室酣饮己累口。[9]1385

从上述引文中乐广的态度可以看出，裸袒是与名教相对立的行为和价值体系。在裸袒者看来，名教通过一系列的礼仪规范、服饰制度来对人性进行规约和训导，这是对人之天性的束缚，导致了人之自然本性的泯灭。装饰虽可以暂时呈现自然率性的一面，但从根本而言，装饰所具有的人为性与自然无为相违背，最终反而成为人之自然天性的束缚、阻碍。于是，六朝士人通过裸袒来反对人工修饰，激烈地反抗世俗礼法，表达对自然、自在的存在境界的向往。在他们看来，裸露是身体的原始状态，它是身体最自然的呈现，是对人之自然本性的彰显和确认。裸袒抛弃了人工性的装饰，回归到身体的自然本性，其所呈现的正是身体自然、自由的存在状态与境界。这背后暗含的话语便是：裸袒便是自然，而自然便是自由。同时，在裸袒中，士人的个性得到了最为集中的体现，个体意识得以激发。个体超越群体，并主导了士人的自我认知，这是裸袒所反映出的价值体系的主要内容和结果。

从出土实物来看，亦能印证当时的裸袒风尚。在南朝砖画《竹林七贤与荣启期》中，诸名士作袒胸露臂赤足的形象，其中荣启期更是散发形象。此砖画应是依据诸名士的相关记载而制作，是对当时名士裸袒行为的反映。只不过作为墓葬用品，其礼仪功能使得无法直接刻画裸袒，便以散发、袒胸、露臂、赤足等来暗示。这也从侧面印证了裸袒行为在六朝士人间的普遍，且已与当时的名士联系在一起，象征了自然而然的本真存在状态。

学界论述魏晋名士裸袒行为时，常以放达、放任或任诞论之，这只是对其行为的表层解读。究其内在原因，裸袒之所以受到士人重视，成为一时风尚，关键在于其身体的裸露状态与人们对身体的日常生活应呈现样态之间的冲突，而所谓的身体日常生活应呈现的样态便是指穿着服饰。在魏晋士人眼中，裸袒与身着服饰标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存在本质：裸袒代表着不拘世俗礼法，崇尚自然本真的存在境界；服饰则代表着遵守礼制，服从世俗社会规约的存在状态。二者均是对存在境遇的反映，只不过具体内容不同而已。然而正如服饰的刻意选择所面临的困境一样，当裸袒失去了自然率性的属性，成为一种刻意的行为，流于表演性的放纵时，其自身反而也成为人之自然本性的束缚。在此情况之下，裸袒也成为人工的修饰，成为一种“服饰”。即，裸袒虽未穿着任何服装，但又是无处不存在“服装”的“服饰”，以上是对六朝士人服饰人性内涵的探讨，尚未涉及六朝时期的女性服饰。自古女性尚修饰，六朝亦不例外。此时期女性的服饰一改汉代的宽衣博袖，总体上呈现“上俭下丰”的样式，即上衣短小，下衣宽大。衣服上的纹饰图案丰富多彩，女性梳发髻，“西晋作十字式大髻，东晋则做成两鬓抱面遮蔽额眉形状”，“东晋末至齐、梁间改为束发上耸成双环”[16]。女性普遍对面容进行化妆，大量使用脂粉，面妆样式丰富多彩。[17]六朝女性喜好戴各种装饰物，如钗、钏、珰、佩、跳脱、香草(手环)等。所戴装饰物繁多精美，呈现出华丽富贵的特征。与此时期士人的服饰崇尚清雅的风尚不同，女性的服饰呈现出明显的华丽的风格。不过纵观六朝时期男性(士人)与女性服饰，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即男性的服饰有着明显的个性化特征，寓有深层的人性内涵；女性服饰所呈现的是普遍性特征，并无个性可言和深层的人性内涵。这是本文对六朝女性服饰介绍不多的原因：虽言华丽精美，其所呈现的是普遍的风尚，无个性言之。

结 语

综上所述，随着士人的个体觉醒，六朝时期的服饰开始摆脱单纯的物的属性，而走向人化，即物的人化。无论是褒衣博带，还是巾、屐，抑或粗服乱头和裸袒，六朝服饰不再仅仅是身体的装饰物，而具有了深层的人性内涵。六朝服饰实现了物的人化，隐喻着六朝士人的个体自觉，对玄学风度的崇尚和对自然本真存在境界的追寻。服饰只是外在的表象，深层的人性才是主导服饰选择与演变的根本原因。通过六朝服饰人性内涵的发掘，我们便会发现，此时期士人对人之本性的理解已开始突破了儒家思想，走向了玄学。自然、自由成为六朝士人对人之本性的新理解，成为士人追求个体觉醒和确证自我的新的标准和境界。而服饰便是六朝士人的人性新内涵的现实表现途径之一，这正是本文研究六朝服饰的原因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