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千寻

金石学，中华文化中最为高深的学问之一，也是独具东方特色的收藏体系，自宋代兴起后，经历代文人传承，在近代一度式微后，如今随着中国艺术市场的发展日益受到人们关注。但时至今日，在世的金石学家已经凤毛麟角，家族式的传承则更为罕有，而号称“北有王世襄，南有王贵忱”的王贵忱，不仅是中国当代学界的一位通才式学者。其金石学也作为家族文化遗产而被其子孙传承，为名副其实的金石世家。

证经补史的金石学

金石学始于何时？目前学术界普遍认同金石学始于宋代的观点。两宋时代是金石学的第一个高峰，以宋人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吕大临《考古图》等为代表，金石门类逐渐形成一种专门的学问。

清乾嘉年间学者于金石学勃发出前所未有的睿智与热情，并将金石学推向极为兴盛的时期，代表学者有王昶、翁方纲、阮元、张廷济、吴荣光、陈介祺、吴云、潘祖荫、吴大澂等。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指出：“金石学之在清代又彪然成一科学也。又自金文学兴，而小学起一革命。”其所谓“金文学”主要指金石学中先秦鼎彝铭文、器形与纹饰等学术研究以佐传世史料、小学的考证。

入民国后，金石学余韵尤存，出现了不少辉煌成果。再后由于种种原因，金石学开始分化瓦解。改革开放以来，“金石学”中所包含的许多濒临灭绝的传统文化内容重新进入人们的传承和研究视野。另一方面，近年来，艺术市场持续繁荣，古器物、古玺印、金石碑版拓片等的交易不断上升，这让“金石学”再次回归大众视线。

湖北省博物馆特约研究员、金石文化研究专家黎旭说道：“金石学的研究目的，论者往往以‘证经补史概括，在经学和史学作为学术主流的时代，这也是必然的选择。南宋赵明诚言金石有裨于史曰，‘诗书以后君臣行事之迹，悉载于史，虽是非褒贬，出于秉笔者私意，或失其实……盖史牒出于后人之手，不能无失；而刻辞当时所立，可信无疑。认识到了文献史学受作者主观意识的左右，难免失真，而历史遗物却是记录客观历史的客观材料。这种对于史料学的思考令人回味。”

不朽源于世家传承

金石学是一门复杂综合的学问，涉及古器物、古文字，又与其他一些学科产生复杂的联系。金石文化何以纵贯千百年而不朽？事实上，金石学者搜集收藏青铜器等金石器物，一般侧重对器上款识和铭文的考证，通过对字的形状变化、文字结构及内容意义等方面的研究鉴定，来判断该器的价值。而金石搜集、金石鉴藏、金石著录并非单枪匹马的个人所为，而是一个巨大的金石家交际圈的集体所为。而在历史长河的衍变中，尤以家族传承研究为最甚。

自古以来，苏州便是收藏家汇聚之地，如过云楼的顾文彬、愙斋的吴大澂、攀古楼的潘祖荫等家族就以所藏青铜器、玉器、书画、碑帖、古籍、文房等闻名江南。苏州过云楼从顾文彬、顾承、顾麟士直至顾公雄、顾公硕兄弟，祖孙四代人殚精竭虑蒐求、鉴别、保护、传承的书画古籍，对后世开展金石考究提供了珍贵的文献资料。苏州吴氏从吴大澂收藏青铜器、古玉，到吴湖帆继续四方蒐集书画、碑帖，祖孙的收藏递相授受，历经百余年，间或流散，复有珠还，而今分布海内外，为南北各文博机构所珍藏，可谓反映了清末以降，文化思潮和社会形态的流变。

古人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这种类似的论断，在艺术品收藏界似乎应验得格外厉害。许多收藏家身后，藏品或被弃如敝屣，或被束之高阁，或被散卖四方。时至今日，在世的金石学家已经凤毛麟角，家族式的传承则更为罕有，曾经外界常误解远离文化中心的广东是“文化沙漠”。其实在公众目光未及之处，有一些前辈学者所做的学问，足以承启岭南文脉。号称“北有王世襄，南有王贵忱”的王贵忱，不仅是中国当代学界的一位通才式学者。其金石学研究也作为家学被其子孙传承，可谓是名副其实的金石世家。

“可居文房”手工修大典

如前所述，金石学研究有其自身的体系与继承性，但金石器物或散失流落、或风化磨灭，后人已无法得见。在摄影术尚不发达的清代、民国时期，像罗振玉、马衡这样的大家是怎么通过文物图像研究金石学的？这得益于一种古朴而庄严的“黑科技”传拓。

传拓是以纸紧覆进石器物的文字、图画上面，然后用墨打印。由于此法主要应用于金石器物上，如拓印碑刻、甲骨文字、陶器文字、青铜铭文、瓦当图案等，所以也稱金石传拓技法。在中国文化中，传拓是一门传统手艺，不仅难度较高且要求严格，因此一般都只有师徒传承、家族传承。王氏一门三代便深谙其门道，更将“可居室”旧藏编撰成集、手工传拓《南越国残瓦墨景》一书，传承金石学所折射的博大精深。

名家常有，世家不常有。而金石学是国学里最精专的知识系统，两者合一，世间更罕见。从地方碑刻的搜集到家藏金石的整理，从早期的简单记录到后来的图文并茂，进而达到考古、释古、赏古、传古的目的。

“这本手工书作为王氏金石的代表作可研究性很高。作为传统手工线装书，有题签、题跋，延续了我们久远的装订手法。手工拓印最能真实反映原器物的气息，这是照相技术和洋装书都无法做到的体验。从版本意义上来讲，此书对岭南地区的文化研究贡献也非常高，虽然书中所呈现的内容有限，但给后人的再编撰留下了可借鉴的标准。”金石研究专家黎旭道。

实际上，王氏一门三代嗜好金石、收藏金石、考释金石的结果，并非仅仅局限于其所编的几册金石著作，更是为金石研究、金石交流、金石家交际圈的形成搭建了一个平台，其间的往来和变迁，都使得这个平台交相错落，充满凝聚力。

金石往来

湖北省博物馆特约研究员、金石文化研究专家黎旭

“王氏一家三代在广东金石学的传承中起到了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中国当代学界的通才式学者王贵忱与周叔弢、容庚、商承祚等赫赫有名的大家学者一直保持亦师亦友的关系，在著录家藏金石实物的过程中，也形成了庞大的金石家交际圈，对广东金石学、传统文化等起到了一个引领者的作用。更难得的是其子王大文能在那样一个特珠的历史时期内，坚持对传统文化的喜爱，在拓印方面有所传承和研究。第三代又出现了新的面貌，家学的熏陶，让其孙王浩之在篆刻、书法等传统文化上成绩骄人。收藏最重要在于研究和发掘，否则只能叫收集，因为有家学的传承，研究才能更成体系和规模。纵观大江南北，当今已很少有世家传承。王氏一门三代始终如一地坚持着‘可居室藏金石文化传承，尤为珍责，特别是第一代主人王贵忱，给后人留下了足以效法的典范。”

著名学者林雅杰

“……把传世和近年出土的陶文加以整理，汇编成册，其中有广东省博物馆提供馆藏南越瓦文拓片、南越王宫博物馆筹建处提供所藏近年出土的南越瓦文拓片制版等，并刊出潘六如、蔡哲夫二氏研究南越瓦文的稿本。……这或可有助于中国古文字和书法篆刻方面的研究。而整理和研究这些陶文资料，对进一步探讨南越国的历史，尤其是工官制度，姓名制度、度量衡制度、建筑制度以及地理沿革等方面，均是难得的珍责资料。”

西冷印社社员、知名篆刻家梁晓庄

“手工书是一项慢工出细活的工作，特别是手工拓片的方法要掌握好。责老曾经跟随容庚、商承祚学过传拓，并把此法传授给了大文和浩之。这套书从选纸张、拓墨、编排等，他们祖孙三人都亲力亲为。书中的图文、印章，前人虽有过研究，但并未出过系统书籍。如果没有这份责任心和家学传承，是很难编排好这本手工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