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珏

李睿珺所执导的剧情片《路过未来》闯入第70届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竞赛单元，作为该年度唯一人围戛纳的华语电影，本片唤醒了我国独立电影创作的丝丝春意。该片根本区别于李睿珺此前的作品“土地三部曲”，通过突出主体意志、启用职业演员、走出地缘束缚的方式实现了自身的艺术转型。在移民文化的书写上，更加注重抒发人物的自由意识，从而展现“无根一代”对故土背离与回眸、逃奔与坚守的复杂心境。本文试从影片的悲情隐喻、族群认同、原乡想象等方面人手，分析《路过未来》的精神题旨，以及对我国独立电影的引导意义。

一、承续西北故土的悲情隐喻

我国西部频繁作为故土的象征符号登上银幕，这一传统始自第五代导演，陈凯歌在《黄土地》中细数陕北的苍凉落寞，田壮壮的《猎场札撒》《盗马贼》更将少数民族文化与地域特色相结合。这种气质苍劲的民族书写，却因过于强调地缘的共通性，始终被现代文化所排斥，在孤独中逐渐走向固步自封，“中国西部那些令人敬畏的荒凉风景逐渐成为上演献祭、欲望和暴力的东方神秘故事的固化舞台。”[1]于第六代导演而言，他们所做的更多是在历史寓言与现实困境中徘徊，贾樟桐的作品尤为典型。从《小武》《站台》等颇具独立气质的作品，到后期的代表作《山河故人》，叙事的起止点无一不是山西汾阳，这个中国地图上寻觅不见的平凡县城，镜头将艺术化的光彩赋予细枝末节，汾阳的黄尘灰烟已然成为贾樟柯电影必不可少的点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