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立扬

清末民初，军阀割据，混战不休，各府幕僚鱼龙混杂，在这出大时代剧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

清末民初，旧军队中的参谋（也就是旧时的幕僚）情形有些怪异。他们的文人气、师爷气味很重，

不少人抽大烟、吃花酒，摇鹅毛扇，派头十足。但他们厄于主官的羁绊，往往终其一生都并不转变为带兵官，好像主菜的配料，或者军阀的侧室偏房一样，永无扶正的机会。他们中的相当一些人，也甘于此种偏房地位，在配角的地位上扮演角色。正值干戈扰攘的时分，他们也和战国时期的处士一般，东奔西走，受雇于各路军阀，为主人设计各种战斗，因为人事的交往渊源，很短的时间内，他们可以站在不同的对立面，今天还是结盟的朋友，明天又不共戴天，后天却又把臂同入林……

这种情形与此前的湘军系列的建制恰恰相反，和北伐以后的国民革命军的情形也不同。

湘军众多指挥官都是从幕僚角色羽变而来。北伐以后，黄埔系崛起，参谋和指挥官的角色经常转换，简直是家常便饭。新式军校培育出來的学生将领、书生带兵官，和民初军队中的参谋大异其趣。

何以民初的情形有如夹缝中一样的怪异呢？这和近代军阀的生成有关。

湘军的成功，历史学家多以为其要点在有组织有训练有意识形态，骨子中保存着我国乡民固有的诚实和勇敢。对兵员，严格按规则保障后勤物质供养，而对带兵的营官，总须其为孔孟的信徒，也即还是读书人。曾国藩说：“近世之兵，孱怯极矣，懦于御贼，而勇于扰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