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贻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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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这辈子到底写了多少封信，没有谁统计过。

多年之后，我们兄弟五个相聚时，我提出这个问题，兄弟们都感到为难，似乎不亚于面对一道世界性的数学难题。我也问过父亲，父亲苦笑，沙哑着嗓子说，哪里还记得哦。

按理说，父亲应该记得。他是个精明的统计员，生性谨慎，他应当对自己所发出的信件进行登记。那么，就免得我们今天费心猜测了，这不能不说是他的疏忽。除此之外，在写信的问题上，我们找不到他的任何瑕疵 。

父亲并非喜欢写信，是不得已而为之。

我们兄弟先后离开了他的身边，这自然成了他的牵挂。有意思的是，我们五兄弟现在都生活在一个叫“州”的城市，大哥柳州，二哥郴州，我广州，大弟连州，小弟株洲。唯有株洲多出三点水。当然，我们并非开始就落在这些叫州的城市。比如说，我跟二哥还有大弟是在农村插队之后，才好不容易招工上来的。

我们兄弟像一只只风筝飞得很高很远，父亲却像个放风筝的老手，紧紧地抓着线轮子，小心地抖动着呈弧形的细麻线，提醒我们在天空中不要肆意飞舞，以免出现意外。当然，他不是用细麻线提醒我们，而是采用最古老的方式——写信。

在那些漫长的岁月中，写信是比较危险的方式。尤其家庭有问题的人，信件如果不慎落于他人之手，那肯定会成为一个把柄，或一条罪状。我所在的单位，有个长得像欧洲人的刘技术员，有次给婆娘写信，结果呢，竟然写到牢房去了，被判十年徒刑。他婆娘后悔死了，说不该把信拿给最要好的女同事看，谁料女同事转身就打了小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