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世魁，任继周，方锡良，杨明岳，张 静，祁百元

(1.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学院，北京 100875； 2.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学院，甘肃 兰州 730020；3.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甘肃 兰州 730020； 4.青海省铁卜加草原改良试验站，青海 共和 813000)

中华文化是北方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还包括南方的海洋文化或渔业文化)经过千百年来的“文化混血”凝结而成。尽管农耕文明决定了中华文化的特征，但是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融合推动了整个中华文化的发展。我国农业系统中，豢养类(畜禽养殖)在汉代以前居于重要地位，绝大部分土地用作草地畜牧业。汉代以后，中原地区的农业生产逐步以耕地农业占主流地位，畜牧业转变成为种植业服务，养牛为耕田，养猪为积肥，豢养与农耕结合，其所具有的特定的家畜饲养方式，仍不乏伦理元素[1]。在中国漫长的农业历史发展过程中，以豢养(包括草原放牧和农区饲养)文化为主导的畜牧业，尽显了“帅天地之度以定取予”的农业伦理学特质，从“时宜性”、“地宜性”和“尽地力”3个维度反映了农业伦理学之度。

1 畜牧业伦理观的时宜性

在漫长的牧业生产历史中，“时宜性”一直是中国草原区牧民和农耕区家畜饲养者十分珍视的伦理学原则，这种“时宜性”的原则体现在家畜饲养、保健、育种管理等多个方面，如“故养长时，则六畜育”、“暑伏不热，五谷不结；寒冬不冷，六畜不稳”、“春放阴坡，夏放东西，秋放近坡，冬放高坡”、“先远后近，早阳午阴”、“春不啖(喂盐)，夏不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