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闫娟

首都博物馆藏有一对白玉花叶纹蕃莲纹碗（图1）,是使用一块玉料琢制而成。碗高5.1、口径9.2厘米，壁厚不足1毫米，每只重量仅有45克。口微撇，内壁光滑，外壁上层雕刻卷草纹及五瓣花，下层则装饰外凸内凹的细瓣蕃莲纹，花叶缱绻。碗足亦为蕃莲纹造型。这对碗莹润细薄，花叶繁复而细腻，碗壁极薄，但上面所雕刻纹饰抚上却有凹凸之感，亦使得整体纹饰显得生动而立体。从内壁可以看到外壁之花纹，实在符合乾隆帝“抚外影瞻内，花擎叶反披”之赞美。中国传统的玉雕文化受乾隆帝喜好的影响，在清中期之后发生了影响极为深远的变化。2）。乾隆帝十分喜爱，做《天竺五印度考讹》一文，考证制作这种玉器的地方为“痕都斯坦”，并将部分文章和御制诗《题痕都斯坦双玉盘》分别刻在这一对玉盘的盘心处。此后，他将这种贡入的雕有花叶纹的玉器，皆称为痕都斯坦玉器。

乾隆帝的全部御制诗中，共有56首是关于题咏痕都斯坦玉器（以下简称为“痕玉”）的，内容涉及痕玉的名称、器型、装饰、工艺。痕都斯坦玉器具有薄胎、打磨工艺精湛，花叶纹繁复精致的特点。乾隆帝咏赞道：“抚触不留手”“在手疑无物，定睛知有形”“细如毛发理，浑然无凿痕”。他认为其工艺技巧更甚于苏州玉工，“水磨天方巧，专诸

一、痕都斯坦玉器与仿痕都斯坦玉器

“痕都斯坦”这一地名，由乾隆皇帝亲自考证后得出。18世纪后半叶，即乾隆二十年（1755年）至二十四年（1759年），清军先后平定准葛尔汗国及大小和卓木，统一了“准部”与“回部”，恢复了对此地区的统治。此后，新疆地区成为中国与南亚、西亚文化交流的必经之地。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叶尔羌办事大臣旌额里进贡了一对来自印度北部制作的花叶纹玉盘（图未足论”。

图1 清 白玉花叶蕃莲纹碗

图2 莫卧儿帝国 青玉花叶纹盘

图3 白玉花叶蕃莲纹碗器壁上的纹饰

邓淑苹认为，痕都斯坦玉器更为准确的名字应为伊斯兰玉器。乾隆帝所说的“痕都斯坦”仅特指北印度，即莫卧儿帝国。而实际上，从目前的实物特点分析，我们看到的痕都斯坦玉器产地并不单一，有中亚、南亚、西亚至东欧。这些地区所产玉器特点并不相同。中亚地区（东到新疆，西至里海）玉器器壁较厚，抛光工艺较差，琢制粗糙，多光素无纹，常见的有碗、盘。乾隆二十四年平定大小和卓部之后所得到的玉盘，就是中亚地区制作的伊斯兰玉器。南亚地区（即莫卧儿帝国，最为强盛的时期疆域横跨印度、巴基斯坦及阿富汗的东部）可分为两个部分，即典型的莫卧儿帝国玉器和南亚其他土邦所做的非典型莫卧儿帝国玉器，典型的莫卧儿帝国玉器融合中国、中亚、印度、欧洲等地的玉雕工艺特点，以花叶纹、瓜果纹、马首、羊首等为题材，创造出存世最为精美的伊斯兰玉器。西亚至东欧地区的玉器主要是指奥斯曼帝国玉器。奥斯曼帝国的玉雕艺术受到莫卧儿帝国的影响，比典型的莫卧儿帝国玉器器壁更薄，线条更为刚硬，和莫卧儿帝国一样亦有镶嵌金丝或宝石类的器物。

正是由于乾隆帝对于这种异域玉器的钟爱，从乾隆三十三年开始，回部领袖及驻疆大臣开始源源不断地向北京进贡这种玉器。随后，为了讨好皇帝，身处中央的各级官员也纷纷呈贡“痕都斯坦”风格的玉器。这大大刺激了市场对于这种玉器的需求量。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一件震惊清廷的贪墨案，揭开了仿造痕都斯坦玉器现象的面纱。驻叶尔羌大臣高朴，依仗其皇亲国戚的身份，利用职权，串通江南商人对当地出产玉石进行偷采贩卖，贪墨数量巨大，是一起私鬻玉石的大案。除了私贩玉料，且在衙署内雇佣苏州等地的玉工来仿造痕都斯坦玉器。在此对于高朴的贪墨案不做过多的讨论，而是经由这一案件，我们第一次看到仿制的痕都斯坦玉器出现于史料记载中。

高朴因贪墨被惩处，但仿造痕都斯坦玉器的风尚却并没有消失，甚至逐渐与中原玉器的风格和器型相融合，产生了一类工艺精湛带有伊斯兰风格的玉器新品。首博馆藏的这一对白玉花叶纹菊瓣碗正是这样的仿痕玉器的代表。

二、白玉花叶蕃莲纹玉碗的特点

为何认为这对白玉花叶纹玉碗是仿制的痕都斯坦玉器呢？

第一，从器型上来说，这对玉碗是典型的中原地区风格：深腹、口微外撇，这对玉碗的大小和器型与中原地区饮茶所用盖碗形制相近，唯碗足做成蕃莲花瓣形。

典型的伊斯兰玉碗器型，器壁较浅，撇口，体量较中原地区的碗要大，有些带双柄。特别是腹壁比中原玉碗浅这一点，是符合伊斯兰民族生活特点的。

第二，玉碗所琢刻的花叶纹不具有典型性。根据邓淑苹研究，这对碗上半部分所琢刻的花叶纹（图3），应是变形的良苕叶的纹饰，而典型的莫卧儿帝国的良苕叶纹饰如图4。此外，除了变形的良苕叶还有缠枝花卉，这种组合花纹在典型的莫卧儿帝国及奥斯曼帝国玉器中均十分少见。腹壁上的细瓣纹看起来更像是中国传统玉碗、玉杯装饰上常见的菊瓣纹，也有专家认为这是细瓣蕃莲纹。碗足底部那颇具伊斯兰风情的蕃莲纹花（图5）亦与伊斯兰玉器上的莲纹有所不同。

第三，此物器壁非常薄。莫卧儿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器物虽都有器壁莹薄这一特点，但仅凭这一点并不能说明其是伊斯兰玉器。其实，中国的玉工不是在工艺上无力制作这种薄胎玉器，而是我们传统用玉和赏玉观念更讲究玉石的温润之美，玉器从神玉阶段发展到王玉阶段之后，受儒家文化的影响，玉雕工艺要尽力展现出玉石的润泽之美。首博馆藏的一对碧玉菊瓣纹杯、盏，杯和盘都做菊瓣纹，壁薄。杯为圆形，细长的菊瓣外凸内凹，镂空叶纹作柄，圈足；盏亦作双层菊瓣纹。这对杯盏出土于北京市房山区大韩继村多宝佛塔塔基中。这座塔是明代万历时封藏的，因此这对杯盏也应是明代晚期万历时期的作品。可见中原的玉工至少在明代晚期就已经能制作这种薄胎的玉器了。清中期以后，由于乾隆帝对于痕玉的喜爱，在这股新风尚的引领下，苏州等地的玉工也开始追随仿制。

图4 典型莫卧儿风格玉器上的良苕纹

图5 白玉花叶蕃莲纹碗足的蕃莲纹

这些由苏州玉工仿作的痕都斯坦玉器，虽然从风格上来讲并不纯粹，但亦是将中国玉雕的特色与伊斯兰玉雕相结合，工艺精湛出色，是乾隆时期中国玉文化的一股新风。

而仿痕玉除了我们前面说的这种工艺精湛，结合中原玉器与伊斯兰玉器的作品外，还有一部分则是完全按照已经存在的由南亚、西亚等地传入的伊斯兰玉器仿造而成的，不加修改，却因为工艺上无法复制，或图样记录不清等问题，在纹饰、形制和细节处理上露出纰漏。这部分玉器，工艺粗糙的多是新疆当地玉工仿制，工艺较为细腻的则多是由苏州工匠所制。

乾隆三十三年收到的那一对玉盘是典型的莫卧儿帝国玉器，后来随着进贡的痕玉数量越来越多，其间不乏仿制的痕都斯坦玉器。但观察分析能得到乾隆帝青睐并题诗的器物，基本是来自南亚莫卧儿帝国所制作的最为精美的玉器。我们不妨推测，乾隆帝当时或许已经对于伊斯兰玉器有着一定的甄别能力了。

今天，对于完全照搬却又漏洞百出的赝品和融合了伊斯兰风格的中国式仿痕玉精品，我们也应当用不同的态度来分别看待。正是因为不断发生着民族融合，发生着不同玉雕文化之间的碰撞，才有了悠远绵延而又不断迸发新活力的中国玉文化。

首博馆藏的这对白玉花叶蕃莲纹碗，是由国内玉工制作的具有伊斯兰风格的玉器,结合了中原玉器与伊斯兰玉器两种玉器文化的特点，成为18世纪后半叶出现的中国玉器的新风尚，既体现了清代玉雕艺术在此时期的水平，也显示了中西方文化碰撞交流的结果，值得我们细细的鉴赏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