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 振

(中山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广东 广州 510000)

传统观念中，韦应物的诗歌素以“萧散冲淡”“自然”“流丽”见称，其诗兼有陶、谢之风，其人亦“立性高洁，鲜食寡欲，所至焚香扫地而坐”[1]55。然而这种风格的诗歌只是其作品中的一部分，从整体看来，韦应物并不像传统观念中表现得那样潇洒自然。“韦应物毕竟曾多次在朝廷服务，个人以及家族的命运也与朝廷密切相关，故淡泊名利，一味渴望归隐，绝对不是其思想的基调。……在思想层面，韦应物更是力求调和仕与隐的矛盾，将出处视为同一。”[2]“仕”与“隐”始终是韦应物心中无法摆脱的情结，而在“仕”“隐”情结之中，贯穿韦应物一生的京师情结又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因此，考察韦应物内心的京师情结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韦应物不同时期表现出的仕隐心态有着重要意义。

一

根据现存诗集，韦应物首次在其作品中流露出内心的京师情结当在其任洛阳丞时。韦应物担任洛阳丞这段时间，内心很想有番作为，其自京赴洛途中经过骊山所作《骊山行》即表达了这种心态：“缵承鸿业圣明君，威震六合驱妖氛。太平游幸今可待，汤泉岚领还氛氲。”[3]1任职洛阳丞期间，韦应物的信心受挫。据沈明远《补韦应物传》：“永泰中，迁洛阳丞。两军骑士倚中贵人势，骄横为民害，应物疾之，痛绳以法，被讼，弗为屈。”[4]627韦应物在任洛阳丞期间，不仅是面对“膏腴满榛芜，比屋空毁垣”的破败景象，也要面对扰乱城市秩序的不法军士。此时韦应物逐渐感到自己力量渺小，并多次感叹自己职位卑微：

问我犹杜门，不能奋高飞。(《酬元伟过洛阳夜宴》)

入仕三十载，如何独未伸。英声久籍籍，台阁多故人……富贵良可取，朅来西入秦。(《大梁亭会李四栖梧作》)

欲陪鹰隼集，犹恋鹡鸰单……满台谁不故，报我在微官。(《李五席送李主簿归西台》)

然而，韦应物虽然多次言及自己官微，但由“荣宦”“奋高飞”“富贵”可知，韦应物依然对仕途充满渴望，期望在京城任职的旧友可以提拔他。这种于台阁任职的渴望在其以后的诗作中更加明显，笔者在之后的文中会详加论述。后来韦应物客游广陵，看到广陵“双旌拥万戟，中有霍嫖姚”的雄阔景象，重燃了谋仕的信心，“归来视宝剑，功名岂一朝”(《广陵行》)。诗人自言“忽如京洛间，游子风尘飘”，不自觉地将广陵看作京洛，游子飘零的心态仿佛消失不见，从中亦可看出韦应物对京城的眷恋。

韦应物内心京师情结的又一次显露是在其再次返回长安之后。诗人随即在诗中表达了他对在京为官的渴望：“愧无鸳鹭姿，短翮空飞还。谁当假毛羽，云路相追攀。”(《观早朝》)由此可见，韦应物回到长安并不仅仅想要谋求官职，更想如同旧友那样位列显官。不久之后，韦应物即得到黎干举荐，担任京兆府功曹，又摄高陵宰，其欣慰之情溢于言表：

官舍耿深夜，佳月喜同游。(《府舍月游》)

一台称二妙，归路望行尘。俱是攀龙客，空为避马人。(《路逢崔元二侍御避马见招以诗见赠》)

可以看出韦应物任京兆府功曹后的生活还是比较惬意的，而且“攀龙客”“避马人”的对比，也表现了韦应物对入职台阁的欣羡之情。储仲君认为，韦应物担任京兆功曹以后，渐渐开始消沉[5]，笔者不敢苟同。虽然韦应物担任京兆府功曹后，流露出一些厌倦的情绪，但实际上韦应物对官场不可能彻底失望：

雄藩车马地，作尉有光辉。(《送开封庐少府》)

无为掩扉卧，独守袁生辙。(《对雪赠徐秀才》)

由此可见，诗人对仕途还是比较乐观的。韦应物之前所忧者在于无人荐举，并再次感叹自己时运不济，而这次黎干的大力提拔恰符合诗人内心的愿望。此外，储仲君还认为，自韦应物担任京兆府功曹之后，韦诗中忧国忧民的比例逐渐减少。但应当注意的是，韦应物担任京兆府功曹职务时，职务较为清闲，诗中多是描写日常生活、交游诸事。而因职务之需出使云阳、蓝田以及之后担任鄠县令这段时期所作诗歌中，就有不少作品反映百姓疾苦以及内心苦闷：

官府征白丁，言采蓝溪玉。绝岭夜无家，深榛雨中宿。独妇饷粮还，哀哀舍南哭。(《采玉行》)

兵凶久相践，徭赋岂得闲。促戚下可哀，宽政身致患。(《高陵书情寄三原卢少府》)

其实，韦应物还是比较在意自己的官职的。担任鄠县令一年后，韦应物转任栎阳令，对于这次调任，韦应物视为“下迁”，并在辞官后所作《闲居赠友》一诗中表达了自己的不满情绪：“补吏多下迁，罢归聊自度。”日本学者松原朗认为：“韦应物在此之前，实际上已二次担任了畿县的县令……再转为同级的栎阳令并不是他所期望的，可能就把这次转任称之为‘下迁’了。”[6]251后来黎干被赐死，韦应物失去了靠山，为了避免之前与任洛阳丞时同样的遭遇，韦应物最终选择了弃官闲居。这一点可以从他闲居时所写的诗中可以看出：

徒有排云心，何由生羽翼……伫君列丹陛，出处两为得。(《谢栎阳令归西郊赠别诸友生》)

平生有壮志，不觉泪沾裳。况自守空宇，日夕但徬徨。(《宴别幼遐与君贶兄弟》)

西掖方掌诰，南宫复司春。……翔集且不同，岂不欲殷勤。(《寄令狐侍郎》)

由“排云心”“壮志”“西掖”“南宫”以及诗人将高举的孤鸿和处在荆榛中的燕雀的对比可知，韦应物这次弃官并不意味着他对官场已经失去希望，而是为了等待再次被提拔。事实上，即使在栎阳令任上弃官之后，韦应物对官场依然比较乐观。在闲居一年多之后，于德宗建中二年，韦应物便欣然接受从六品上的尚书比部员外郎一职。从《始除尚书郎别善福精舍》一诗中亦可想见诗人当时愉悦的心情：“明世方选士，中朝悬美禄。除书忽到门，冠带便拘束。愧忝郎署迹，谬蒙君子录。俯仰垂华缨，飘摇翔轻毂。”担任比部员外郎一职期间，韦应物过得比较闲适，虽然经常在这时期的诗中看到他对庄园的怀恋以及对职务琐事的厌烦，但已经看不到对“微官”的不满了。

二

如果说韦应物在两都任职期间只是偶尔表露出希望同旧友一样在台阁任职的期冀，其内心的京师情结并没有明显表现出来，那么，在韦应物外任期间，我们可以看出他对京师深深的怀恋。

任比部员外郎一年多以后，韦应物即外任滁州刺史。对于这次外任，韦应物显出了其不舍的心情：

少年不远仕，秉笏东西京。中岁守淮郡，奉命乃征行。素惭省阁姿，况忝符竹荣。……皇恩傥岁月，归服厕群英。(《自尚书郎出为滁州刺史留别朋友兼示诸弟》)

芳村弘道认为，这首诗反映了韦应物“不得不辞去郎官一职而产生的懊悔之情”[7]95，但笔者并不认同。韦应物若仅仅是懊悔心情，实无必要在提到“徘徊亲交恋，怆悢昆友情”之后，又多次提到“效愚”“望承明”“云台”“龙阙”“奉早朝”“皇恩”这些字眼，很显然韦应物的理想是“归服厕群英”，即继续在京师为官，而非外任。“素惭省阁姿，况忝符竹荣”两句谦逊之语如同他写给黎干“君侯枉高鉴，举善掩瑕疵”那样，借谦逊之语表达对知遇之恩的感激之情，这样的表达方式在韦应物以后闲居滁州郊区的诗中也能看到。而且从“予因谬忝出”(《寄职方刘郎中》)这一谦语即可看出韦应物内心完全明白这次外任是朝廷的一次赏拔。然而值得玩味的是，韦应物将此次外任当作一次“征行”，虽然滁州刺史是正四品下的职位，比韦应物调任之前从六品上的比部员外郎职位高出九级，但韦应物显然对这次外任并不十分满意。到了滁州以后，韦应物更时时将滁州与长安作对比，表达他渴望回长安的情感：

风物殊京国，邑里但荒榛……髦士久台阁，中路一漂沦。归当列盛朝，岂念卧淮滨。(《答王郎中》)

鹓鸿俱失倡，同为此地游……终忆秦川赏，端坐起离忧。(《陪王卿郎中游南池》)

一朝忝兰省，三载居远藩。(《答僩奴重阳二甥》)

韦应物甚至将这次实际意义上的升迁看作“漂沦”“羁旅”，并反复表达对厕列“鸳鹭”时的怀念，以及希望在台阁为官的旧友重新提携自己回到京城。“髦士久台阁，中路一漂沦”的对比以及“岂念卧淮滨”“三载居远藩”等句即表达了他对远离京城的失望。这种失望的心情可以说一直到韦应物再次回到京城前都存在。罢滁州刺史任后，韦应物写了一首诗给时任殿中侍御史的从弟韦武，希望韦武能够调任自己：

为政无异术，当责岂望迁。终理来时装，归凿杜陵田。(《岁日寄京师诸季端武等》)

诗在开头即表明“侨居念归缘”，并强调自己“晚守淮南壖”，结尾亦有“归凿杜陵田”一语，说明韦应物真正想“迁”往的地方依然是京城。这种愿望在他不久之后担任江州刺史期间所作诗中也有反复的表达：

始罢永阳守，复卧浔阳楼……迨兹闻雁夜，重忆别离秋。(《登郡寄京师诸季淮南子》)

襆被蹉跎老江国，情人邂逅此相逢。不随鸳鹭朝天去，遥想蓬莱台阁重。(《送仓部萧员外院长存》)

江州刺史是正四品上的官职，比滁州刺史品级又高出一级，而韦应物却依然不断表达对曾在京师任职的怀念之情，且“鸳鹭似方伯屡见”[8]。之后回到京城担任左司郎中，可说是韦应物仕途生涯中最愉悦的一段时期，这段时期的诗作也显现与以往不同的风格：

南望青山满禁闱，晓陪鸳鹭正差池。共爱朝来何处雪，蓬莱宫里拂松枝。(《雪夜下朝呈省中一绝》)

荣禄何妨早，甘罗亦小儿。(《奉和张大夫戏示青山郎》)

此一时期韦应物的诗歌不仅恢复了以前“誓将救元元”的壮志，也劝导朋友不要归隐山林，似乎“染俗”(刘辰翁语)不少。如果考虑到韦应物心中对京师的留恋以及屡次提及在台阁任职的旧友，那么这次任职左司郎中可以说是满足了韦应物的心愿，因此，这种“染俗”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了。

三

储仲君认为，韦应物任苏州刺史时“再没有滁州时那种度日如年的感觉，甚至连对故土的眷眷之思也被冲淡了”[5]。但实际上，韦应物真正满足的时期只有任左司郎中一职期间。韦应物墓志铭称其“历官一十三政，三领大藩”[9]，然而大藩的生活并不如表面上那么轻松。与江州、苏州相比，滁州的经济发展水平最差，压力也最大，诗人的诗作中多有反映：

甿税况重叠，公门极熬煎。责逋甘首免，岁晏当归田。(《答崔都水》)

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寄李儋元锡》)

时(元和十五年)国用不足，判度支张平叔奏征天下久远逋赋，自贞元二年为始。江州刺史李渤上言：“……臣州所管田二千一百九十七顷，今旱死者一千九百顷，若恂度支所敛……死请放归田里，有诏蠲责。”[13]

贞元二年正是韦应物任江州刺史期间，其时尚有流民逋租。且据《唐江南道诸州各阶段户数统计》[14]206，天宝时江州户数29025，元和时则降至17945户，亦知韦应物诗中所言境况之严峻。由《春月观省属城始憩东西林精舍》《因省风俗与从侄成绪游山水中道先归寄示》《因省风俗访道士侄不见题壁》《发蒲塘驿沿路见泉谷村墅忽想京师旧居追怀昔年》诸题可知，江州刺史期间，诗人亦多省俗之劳。而且安史之乱后，聚敛之臣兴，地方官员强取豪夺，“贞元四年(按：当为建中三年)，淮南节度使陈少游奏加民赋，自此……江淮豪贾射利，或时倍之，官收不能过半，民始怨矣”[12]1378-1379。亦有文章反映当时赋税之高：

嗟阡陌之开兮，肆兼并之不仁。古制不可以卒复兮，迺议田之是均。……虽不能伯仲于魏之君兮，亦拔萃于五季也。视贞元之聚敛兮，诚何足与议也。[11]8746-8747

体恤民情且生性刚直的韦应物不免与其他长官发生冲突，“时廉使有从权之敛，君以调非明诏，悉无所供。因有是非之讼，有司详按，圣上以州疏端切，优诏赐封扶风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若非有司详察，韦应物的仕途这次定受打击，从事后皇帝的“优诏”亦可看出韦应物当时的压力。因此，相较于滁州刺史、江州刺史而言，回京任左司郎中对韦应物而言可谓舒适之至。后来从左司郎中迁任苏州刺史后，韦应物也常常想念长安的生活：

省署惭再入，江海绵十春。今日阊门路，握手子归秦。(《送云阳邹儒立少府侍奉还京师》)

况昔陪朝列，今兹俱海壖……应当自此始，归拜云台前。(《送郑端公弟移院常州》)

雄藩精理行，秘府擢文儒。诏书忽已至，焉得久踟蹰……长陪柏梁宴，日向丹墀趋。时方重右职，蹉跎独海隅。(《送雷监赴阙庭》)

苏州刺史期间，韦应物多次强调自己身在“江湖”“江海”“海壖”“海隅”，完全是一副流落无依的游子心态。“省署惭再入”“政拙劳详省”恰恰表明他对任左司郎中时的怀恋以及对“淹留未得归”的失望，这种委婉的表达方式与“当责岂望迁”如出一辙。此外，从上述韦应物刺苏期间与众人的唱和诗里，亦可看出诗人对京城的怀恋，“韦诗中频繁出现彤闱、玉阶、郎署、丹墀、柏梁宴等代表宫廷的符号，就是‘望阙’心态的流露”。但若谓韦应物对仕宦感到厌倦，陶醉于郡斋吏隐的状态，身处远离政治中心的江南，“收获了任职江南的自由闲适时光”[15]，则实与韦应物“大藩本多事，日与文章疏”(《 赠丘员外二首》)的实际状况不符，亦与诗人始终想回京城任职的理想不符。

安史之乱后，北人多流寓江南，富庶之地苏州的人口亦呈直线上升，时有“参编户之一”之称。人口的骤增给本地带来经济繁荣的同时，也给从政者带来极大的压力，“由是人俗舛杂，号为难治。加以州将有握兵按部之重，邑居当水陆交驰之会，承上抚下之勤，征赋邮传之繁，百倍他县，夥乎其中，不可胜纪”[15]5273。而且由墓志铭“豪猾屏息”四字可知，任苏州刺史期间，诗人亦不得不与当地豪强劣绅相周旋，大州刺史荣耀的背后实有极大的压力。可惜的是，任苏州刺史不到两年，韦应物便因身体原因不得不寓居永定寺。

韦应物晚年寓居永定寺后留下的诗作非常少，从《寓居永定精舍》一诗大致可以了解到当时诗人的生活状况：

政拙忻罢守，闲居初理生。家贫何由往，梦想在京城。

家贫和疾病是韦应物反复提到过的事情，也是致使韦应物最终无法实现回到京城这一梦想的重要原因。尤其是身体状况的不断恶化，使得韦应物刺苏州期间和罢苏州刺史后，反复提及自己身处“江湖”“江海”“海壖”“海隅”，并加剧了其对京师的想念。大概是对韦应物“梦想”的回应，罢苏州刺史不久后，诗人便被调回京城，在台阁任职，然而“禁掖方拜，寝门遄哭”，寓居永定寺不久后诗人即与世长辞。

四

事实上，韦应物的每次外任，心中都有一个坐标点，这个点即是京城。通过比对韦应物任职比部员外郎后的仕宦经历，这一点更加明显：

比部员外郎(从六品)——滁州刺史(正四品下)——江州刺史(正四品上)——左司郎中(从五品上)——苏州刺史(从三品)

由前文对各时期韦应物心态的分析研究可知，外任高级官职的“升”对诗人而言意味着“降”，内迁的“降”在诗人心中反而意味着“升”。而且安史之乱后，京官俸禄较低，远不如外任生活舒适，不少官员内心渴望“贬职”。“是时(贞元元年)，州刺史月奉至千缗，方镇所取无艺，而京官禄寡薄，自方镇入八座，至谓罢权。……其当迁台阁者，皆以不赴取罪去。”[9] 4635-4636与宁愿取罪也不愿任职台阁的其他官吏比，能够任职台阁可谓是韦应物的“夙愿”，由此亦可看出诗人任职期间的公正廉洁和对京师深深的眷恋。

本文主要从韦应物“仕”的经历和心态考察其内心的京师情结，表现韦应物对京城怀有的特殊的情感，这同时也有利于帮助我们理解韦应物在不同任职期间一些细微的心理状态的变化。总体而言，韦应物的内心并不像传统意义上认为的那样淡泊、自在，其内心同样有着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和对京城深深的眷恋。在其仕途失意之时，亦会表现出同常人一样的失望和落寞。而当自己在京为官的心愿被实现时，同样也会表现出同常人一样的喜悦和“染俗”。世人在强调其恬淡风格的一面时，往往忽略了其作为循吏的一面。因此，通过对韦应物诗作的考察，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个内心情感更为丰富复杂的韦应物，而并非只是超脱世俗的韦应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