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华文教育来看泰国华人社会地位的变化

2018-09-16王安芬

丝路艺术 2018年5期

关键词：社会地位泰国

王安芬

摘要：中国华人华侨旅居泰国由来已久，并与当地人民友好相处。但由于每届泰国政府对华人所采取的态度和措施不同，泰国华人的社会地位在不同的时期有所差异。这些差异在华文教育方面的变迁可以看出一二，尤其是二战以后更加明显。

关键词：华文教育；泰国；社会地位；

中国人向海外移民的历史久远，大概可从秦朝徐福东渡算起，至今已有两千多年。明清后期，大规模中国人移居东南亚特别是泰国。

一、二战前泰国华文教育概况及华人地位微探

海水到处就有华人，而华人一向重视教育，大多数华人父母都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因此，华文教育的兴办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华人父母的希望和对中国文化的眷恋。据说，泰国在13世纪就有了华人私塾教育。大城王朝时期，有一位姓谢的闽籍华侨开办了一所名叫“阁连”（意为学习岛）的华文私塾，全天教授华文，学生200人，这是泰国第一所华校。[1]但是大多数学者认为，1909年中国同盟会在曼谷创办的华益学堂和改良派创办的中华学堂为泰国华侨教育开始的正式时间。[2]这时期华人在泰国兴办华文学校是得到当地社会认同的，即当时华人在泰国是得到认可和尊重的，拥有基本的公民权利。

但自拉玛六世即位后，泰国当局对华人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泰国政府开始忌惮华文教育的发展，害怕华文教育促使华侨华人的政治认同转向祖籍国，颠覆泰国的统治。拉玛六世甚至出版了抨击泰国华侨华人的小册子《东方犹太人》。1918年颁布的《暹罗民立学校法》在限制华文学校方面做出了明确规定，比如，华文学校的校长必须具备师范文凭或教育部认定的同等学力证书；学生必须通晓暹罗语，必须忠实于泰国；学生每周至少学习泰文3小时等等。[3]1921年，《暹罗强迫教育实施条例》规定华人华侨学生学习泰语的时间增长，学习华文的时间变短。1932年政变之后，泰国政府对华文教育的限制进一步加大，泰国当局严格执行《暹罗强迫教育实施条例》，命令华侨办强迫班；华侨学生年龄在7岁至14岁者必须进强迫班；强迫班每周必须学习泰文25个小时，学习华文时间不得超过6个小时；华文学校教师的泰文考试程度由初小三年级提高到初小四年级；确定华文仅处于一种外国语文的地位。[4]华文教育逐渐让步给泰文教育，地位逐渐下降。1938年，銮披汶颂堪上台之后，华文教育的地位迅速下降。銮披汶政府颁发《民校条例》，强迫取消泰国的华文教育。1938年全泰国共有民办华校294所，实施《民校条例》的结果，242所民办华校被查封，余下不多的几所华校也只许教授泰文，不准教授华语。[5]銮披汶政府实施的灭绝华文教育的措施与其推行的“唯泰主义”和亲日政策紧密相关，他们大肆迫害非泰族人民，而华侨华人首当其冲。其时，泰国华侨华人的权利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在职业和居住区方面上没有选择权，这在《保留泰人职业条例》和《划区禁止外侨居住法令》中得到充分体现。与此同时，泰国还关闭华人华侨报刊报纸。銮披汶政府不仅在经济上对华人华侨进行盘剥，还在文化和人格上对华人进行歧视。可见，华人华侨没得到应有的社会权利和尊重。他们没有政治自由，受教育权、劳动权、住宅不受侵犯权和言论自由权都在不同层度上受到了侵犯。

这时期泰国华人华侨极少参政，这与泰国推行的华人政策不无关系。尤其在銮披汶颂堪执政期间，只有少数有条件的华人能参与到国家管理当中，如通过1932年参与发动军事政变上台的銮披汶颂堪（总理），銮威集瓦他干（国务委员兼艺术厅厅长）、披耶帕凤等等，但都是以泰人的身份参与政治活动，拒绝承认自己的华人身份。而广大华人华侨的公民权利得不到应有的尊重，更别说参政议政了。

二、二战后泰国华文教育发展的情况及华人地位的分析

（一）战后华文教育复兴阶段

二战结束后，宽阿派旺总理宣布辞职，由从美国回来的自由泰领导人社尼巴莫担任总理。社尼巴莫在对待华人事业方面放宽了限制，准许被封闭的华文报纸和华文学校复办，所以华文学校在短期内又兴办起来。其实，社尼巴莫本就是一个华人，与军人出身的銮披汶颂堪不同，他曾任泰国驻美国大使，思想上较为开放平和，因此他不排斥华人教育。而且，当时中国是二战胜利国之一，国际地位上升。而銮披汶颂堪执政期间与日本狼狈为奸，把泰国拖入战争的漩涡。虽然战后美国否认了泰国作为战败国的地位，但名义上泰国逃脱不了战败国的罪名。因此泰国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忌惮中国胜利国的地位。泰国华侨华人民族自豪感增强，在恢复华文报纸和华文学校方面更加积极。1946年5月，华侨教育协会创办了南洋中学，这是和平之后的第一所华文中学。1947年初，潮州会馆创办了潮州中学，海南会馆开班了育民中学等等。1946年，据泰国教育部调查，全国华文学校达到五六百所，到1948年，在教育部登记注册的华文学校达到了426所，学生人数超过了6万人，是泰国华人华侨史上华文学校最多的年份。[6]

（二）华文教育遭到重新压制时期

1、1947年11月，在銮披汶颂堪支持下的军人集团发动政变推翻了自由泰政府，在由傀儡屏春哈旺主持内阁一段时间之后，銮披汶颂堪便正式上任总理，管理内阁。这便是銮披汶颂堪政府的第二次执政。銮披汶颂堪政府恢复战前的“唯泰主义”政策，他一改过去亲日的政策，转而亲美。銮披汶颂堪大力打击华文教育，重新強调《民校条例》并颁布了一系列针对华文办学的严苛规定，主要是在华校开办、华文小学学制、华文课本以及华文学校等方面作出了强制性的要求。另一措施是收华文招牌税，即只要招牌上写有中文，按所占招牌空间收税，中文字越大，所需缴纳的招牌税就越多。许多华校受不了盘剥，便渐渐将招牌上的中文字缩小直至全是泰文的招牌。1948年6月15日，銮披汶自导自演了“六一五”事件，泰国当局出动监察包围设在蛮酷的华侨教育协会和南洋中学，逮捕了53人。[7]限制华文教育从政策执行上升到了暴力手段上。

1950年4月，14家华校因涉及政治活动被封闭了。1952年10月，泰国教育部训令只有泰人校长才能召集学生集会训话。没有泰人校长出席时，不能举行任何会议。[8]同时，一些华校也不断的被警察搜查，像黄魂——泰国最大的一所华校也没能避免。

銮披汶颂堪政府对中国态度的转变始于1955年印尼召开的万隆会议，周恩来鼓励当地华人华侨加入居住国国籍。然而，华文教育限制一时扭转不过来。

2、在沙立他那叻政府和他浓吉滴卡宗执政期间，即从1959年2月至1973年10月期间，泰国当局对华文教育的限制稍微放松，但是华文教育仍然面临着很大困难，华文教育很难恢复到战前的情况。

从銮披汶颂堪执政到与中国建交之前的这段时期，华文教育遭到了空前的打击，华人的社会地位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许多华人因为涉及到共产党事务或有亲共倾向而遭到逮捕或拘禁。此外，大概二十万左右的华人华侨青少年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

这时期华人华侨的地位可从泰国国籍法对泰文要求的程度来分析。泰国国籍法规定，非出生于泰国的华侨申请者必须能读、写泰文和讲泰语，必须填写二十项表格。[9]这个规定诱惑华人华侨减少华文学习，增加泰语学习。有些华人华侨迫不得已减短华文学习，但繁杂的申请手续和经济上的限制以及泰国当局对华人的歧视使得入籍者甚少，而国籍是公民行使所有权利的基础，这就说明未取得泰国国籍者没有基本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以及其他的政治权利。

（三）中泰建交后，华文教育的相对放宽

1975年中泰双方正式建交以后，泰国当局放宽了对华文教育的限制，甚至准许某些符合条件的高校開设汉语课。如，中泰建交后的第三年，泰国政府准许全泰所有的商学院开设汉语课以适应中泰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的需要。20世纪80年代，泰国几所著名大学纷纷办起中文科系。例如清迈大学、法政大学和甘兰杏大学。尽管如此，泰国华文教育的发展还是不顺利。主要是由于双重国籍的废除以及越来越多的泰国华侨选择加入泰国国籍，据统计，从1982年开始，大约每年有1000名左右的华侨选择加入泰国国籍，到了1990年，泰国华人总数已为500万人。由于自身国籍的变化，华侨华人的归属感渐渐发生了变化，“落地归根”“入乡随俗”的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华人家长更愿意将自己的孩子送入当地的泰文学校学习。同时，泰国的教育部没有将中文作为升学必考的一门语言，使得华文的地位下降，华人家长更愿意子女学习泰文和英语以便能顺利升学。而且长时间限制华文教育的政策，使得泰国大部分的华人华侨较少接触中文，对中国文化不感兴趣。反而融入并习惯泰文教育系统和教学方式，追崇泰国文化；另一方面，华文教育的师资力量、课程编排、课时安排以及课本内容各方面都存在问题，华文教育一时无法兴盛起来。

中泰建交以来，泰国政府对华文教育的放宽政策体现出华人的权利和社会地位逐渐得到重视并与泰人处于平等的地位。自中泰建交以后，华人华侨加入泰国国籍的条件逐步放宽，当局宣布华人入籍后，可以享受公民权，包括选举权和被选举权。[10]此后泰国一度修改宪法，使得华人和当地的泰国人一样可获得同等的权利，华人的参政意识增强。不少华人华裔参与到泰国国家的管理中，出现了多位华人总理，如1975年8月开始又重新上台组阁的社尼巴莫总理。社尼巴莫的祖母是拉玛二世的宠妃，也是一位华人。社尼巴莫政府倒台之后，其胞弟克立巴莫也随后上台。还有在1988年7月至1991年2月上台执政的差猜春哈旺总理和随后上台的阿南班雅拉春总理也同样是华人总理。这些华人总理的连番上台都在向外界传递一个消息，即泰国人和华人并没有权利上的区别，泰国人没有将华人当作外国人来看待。过去那种排斥华文教育，排斥华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

除了华人总理之外，华人当任政府议员、阁员的情况也多不胜数。据调查，当时泰国他侬政府19名部长中，有12人具有中国血统；在260名制宪会议议员中有161人具有中国血统。1986年大选，在147名众议员组成的众议院中，有86名华人当选为众议员[11]可见，华人在政府中当职的人数众多，说明了泰国华人参政热情高，参与性广，地位上升。

华人参与管理国家政治的主要方式有两种，第一种是通过组建政党，公开参加竞选来参与国家管理。例如民主党和正义力量党等等，而民主党创建者便是社尼巴莫、克立巴莫和阿派旺。这三个人都曾经担任过泰国的总理。还有一种方式是通过自己经济地位上的优势转而向政治领域进军，华人商人在全球有名，他们在经纪上的建树和成绩斐然。许多华人华裔并非一开始就参与到政府工作中，而是通过发家致富，使自己在经济领域有声望，有影响力，渐渐在社会上有支持的力量并有机会与当政者接触之后，开始自己的政治生涯。比如班汉信拉巴阿差，他原是一名贫困的农村少年，依靠打工赚取学费完成了学业。毕业后他经营过小百货，后经营建站工程公司，逐渐发迹，有资金之后又很快转向自来水工程方面的经营，当时泰国各府大兴自来水工程，使得班汉信拉巴阿差在社会上的地位越来越高，1976年，班汉信拉巴阿差开始向政界进军，成为素攀府人民代表，随后步步高升，担任过政府中很多职务。

还有另外一种最为普遍的参政议政方式，便是广大的华人华侨与当地的泰国公民一样，通过行使选举权，为自己心仪的政府候选人和政党投票。

（四）1990年至今，华文教育的复兴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和影响力的扩大，“中文热”在全球兴起，孔子学院纷纷在世界各地落户。2004年全球首家孔子学院在韩国首尔正式设立，截至2015年12月6日，中国已在134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500所孔子学院和1000个孔子课堂，学员总数达190万人。随着中泰双方各方面的合作逐渐亲密，在旅游、铁路、农业、媒体、军事各方面交流频繁，泰国也掀起“中文热”，孔子学院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泰国各大高校，截至2013年，泰国开设了朱拉隆功大学孔子学院、孔敬大学孔子学院、皇太后大学孔子学院、清迈大学孔子学院等多所孔子学院。这些孔子学院在泰国的兴办很大程度上展现了华文教育在泰国的重新繁荣。

其实，华文教育早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就重新开始获得发展了。这主要得益于中文的商业价值和泰国华人领袖的号召。1992年，在一众工商业人士的强烈提议之下，泰国政府全面放宽对华文教育的限制，支持华文教育在泰国的发展，这是华文教育发展史上一个巨大的转折点。泰国政府过去认为，华人的中国意识在儿童时期容易灌输并逐渐形成对中国的政治认同，从而对泰国产生离心思想，所以小学阶段的华文遭到限制，一般只在大学开设中文课。但是自从1992年以后开始准许在民办幼儿园、小学开设中文班，准许学生学习中文的年限加长。

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华人在泰国的越来越受到尊重，不仅是因为他们在经济上为泰国所做出的贡献（如象牌啤酒创始人苏旭明、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国民、泰国人寿保险的董事长侯业顺等都曾经荣登福布斯发布的泰国富豪榜），也与他们频繁参政相关。川立派、班汉西巴阿差、他信西那瓦、沙马顺达卫以及他信西那瓦的妹妹英拉西那瓦等等都是泰国著名的华人总理，特别是他信西那瓦和英拉西那瓦两兄妹，至今还和泰国政治有着密切关系。他信西那瓦原是一名从事电信业务的的商人，于1987年创立了西那瓦电脑公司，由于他经营有方，因而能迅速发迹。商而优则仕，他信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进入政界。担任过川立派内阁中的外交部部长并于1988年7月14日创立泰爱泰党，在2001年自己组阁担任总理，带领泰国度过了经济危机的难关，使泰国经济发展。2006年9月，他信政府垮台，主要原因在于，他信将西那瓦公司所持的全部49.6%的股份转卖给新加坡一所公司，遭到部分泰国人的反对，有人认为他信的商人品质出卖了国家安全。

英拉西那瓦2011年8月上台，2014年5月下台。英拉是泰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女总统，导致英拉下台的直接原因是英拉政府实施的“大米收购案”，其中也与企图特赦他信、试图更改上议院产生办法等举措有关系，引发民众和反对派的抗议，最终，导致英拉的下台。

无论政府内阁的变幻频繁、华人参政执政的时间长短，华人在这个时期参政的事实没有改变。

三、结论

从二战以后华文教育的发展变化，可以看出，其与华人华侨政治地位的变迁有着极大的关系：

（一）在华文教育遭到压制的时期，华人华侨在泰国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例如受教育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华人华侨的政治参与不积极，话语权弱。压制时期，参与政府事务的华人华侨较少。

（二）华文教育的限制放宽直至鼓励华文教育的发展时期，泰国华人华侨的基本权利得到恢复和保障，例如放宽泰国国籍的取得，华人华侨积极参政议政，这时期涌现了很多华人总理和领导。

注释：

[1] 耿红卫. 泰国华文教育的历史回顾与梳理[J]. 八桂侨刊， 2010 （4）： 53-56

[2] 同上

[3] 丁身展.泰国华教【A】，中国海外交流协会文教部。第三届国际华文教育研讨会论文集【C】，北京，华语教学出版社，2001：153.154

[4] 张斌. 战后泰国华文教育之演变[D]. ， 2009

[5] 段立生. 泰国通史[M].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第2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