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墉

我的一对邻居老夫妇，有个在美国行医的儿子。几乎每次在大厅里遇到他们，都听见他们在跟管理员或其他邻居谈宝贝儿子。

去年，老夫妇终于移民到美国跟儿子住。可是才去半年就回来了，说在那里住不惯。

有一天，在电梯里遇到老太太，我谈起女儿的高中功课好辛苦。她居然叹口气，拍拍我，说别让孩子太辛苦，别让孩子太成功，孩子一成功就飞了，等于没有了孩子。又说他们老两口住在儿子家半年，连一席话都没跟儿子好好说过。有一回，老头子身体不舒服，早上跟儿子到医院去，看完病，找不到儿子了，说在手术室。老先生就坐在医院的大厅等，等到晚上七八点钟儿子才出现，他居然说，忘了爸爸还在医院。

我问：“为什么不叫儿子回来呢？台北正缺他这种脑科手术的权威。”

话还没说完，老太太就一挥手：“那怎么成？”

我在纽约的一个学生，父亲在中国台北病危，他不得不赶回去。但是他到台北，父亲大概因为高兴，病情好转，出院了。

这学生很高兴地回纽约，上班没几天，却接到弟弟从台北打来的电话，说父亲又病危了。他只好放下工作，再赶回去。

戏剧性的是，他才到台北，父亲的病情又好转了。他待了两个星期，纽约的工作忙，不得不走。

临别时，他父亲居然躺在病床上向他道歉，说对不起他，没及时死掉。

不久后，老先生去世了，家里没通知这位在纽约的大儿子，草草火葬，连葬礼都没办。

学生后来对我说，爸爸遗言交代这么做，是为了不要他再赶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