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财经大学，江西南昌330013）

一、引言

当前，全球范围内的实体产业仍然面临发展困局，制造业整体过剩，投资过度，传统制造业大国不可避免地面临着经济发展减速的难题。为此，各国政府出台了大量积极性政策，无论是欧洲国家的“工业4.0”、美国的“再工业化”，还是我国的《中国制造2025》等政府规划，均致力于促进实体产业结构创新与调整，主要思路和战略均定位于以智能制造和大数据等现代科技为基础的产业升级。为规避低成本无效竞争，生产商通过在产品供应过程中增加配套服务元素来提升产品价值，并日益成为主流。类似的经营实践为企业找到了新的利润源泉，这种在产品中增加服务元素的行为被称为制造业的服务化。根据方（Fang E）等[1]对全美制造企业的统计，美国选择顺应这一趋势潮流的制造企业超过六成，进入新世纪以来诸多高新技术开始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扮演愈来愈重要的角色，如云计算、大数据及数据价值链整合、“互联网+”、机器人及3D打印技术成为时代的烙印。案例涉及不同规模的企业，小到一些提供售前售后安装、调试与维修业务的制造企业，大到劳斯莱斯这样的知名企业。对于劳斯莱斯就分级引擎进行的计时包修协议（Power by the Hour），客户购买的标的与其说是引擎本身，还不如说是企业所提供的整体解决方案。

各国制造产业进行服务化的目的在于保持自身在市场上的强大竞争力，自然也包括在国际市场上赢得竞争优势。在国际贸易相关研究领域，众多学者都在关注产业创新与调整对一国进出口变化的影响，发现其在外贸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点已经得到了普遍认可。特别是在当今世界范围内，随着科技的高速发展，制造业的服务化已经不再仅仅表现为低端的产业配套，而是往往体现为高科技信息为制造业提升产业层次。比如，近年来开始兴起的无线射频识别（RFID）技术，可将数据通过附着在物品上的标签传送出去，从而能够自动辨识并追踪该物品。某些射频识别标签附着在衣物、个人财物上，甚至植入人体，在不考虑个人隐私问题的情况下，这项技术对企业和消费者之间的信息沟通具有相当大的帮助，至少可以大大削减沟通成本，使企业能够更为有效地涉足某些服务领域。可以说，信息化与工业化的产业融合是各国服务化战略题中应有之意，实体产业所展现的服务化状态体现着各国的科技实力。一国因某一行业或领域产品具有技术上的优势，能够实现暂时性垄断，使得其他国家只能通过外贸进口的方式得到该商品，直至其他国家通过技术模仿打破这一技术上的垄断并反转国际贸易形势。这个反转期的长短部分取决于其他国家信息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但考虑到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厂商可以通过对商品进行高科技配套服务，提升产品蕴含的技术含量，从而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国家贸易发轫于不同国家在某些因素上的差异。这一观点非常容易让人联想到20世纪60年代哈森（Hasson J A）等[2]提出的贸易引力模型（Trade Gravity Equation）。相关差异性因素是国际贸易发生的基础，涉及各国技术水平、资源禀赋（矿产资源和劳动力等）、生产规模回报率以及不同国家同一产品间的替代弹性等，能够促使某一要素相对富裕国家的商品流向资源相对贫瘠的国家，这类似于物理学万有引力的原理，而各国为先进制造业配套的以高科技信息为依托的生产型服务业发展水平的差异也应包含在各国要素禀赋的范畴之内。

随着全球一体化步伐的加速，国际贸易的运转方式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国与国之间的外贸进出口或对外直接投资等不断增加，彼此间的依赖不断加大，产业融合创新开始在其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国际贸易理论研究力图以各国产业变革来对其国际市场竞争力的强弱进行解释[3]。古典国际贸易理论的集大成者和主要代表是李嘉图及赫克歇尔和俄林。其中，李嘉图国际贸易理论认为，各国间贸易往来的模式主要由技术上的差异造成。赫克歇尔和俄林的理论（以下简称HO理论）对李嘉图的思想做了进一步的推广和抽象，认为各类资源要素的禀赋是国际贸易实现的基础，各国利用自己相对丰富的资源生产相对应的产品进而互通有无。这一思想成为要素比例学说的源头，其中众所周知的就是创新变革资源来源于各国知识存量，该领域资源相对匮乏的发展中国家只能通过进口向发达国家取经。但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标准的李嘉图模型还是H-O理论，由于其自身的局限性均无法为外贸引力理论提供思想基础，如H-O理论并不认为国家规模会成为贸易流向的决定因素，且根据有些学者的观点，禀赋差异才是根源，而现实中经济、人口方面的大国往往在外贸活动中表现得更加活跃。这一点类似于物理学的万有引力概念，即行星间吸引力的大小由彼此的体积和距离决定，哈森等[2]就根据这一思想提出了外贸引力模型，并利用类似的方法对两个国家之间的双边外贸活动进行定义，认为两国间贸易规模应当与彼此的经济规模及地理距离保持稳定关联。该概念的提出颠覆了传统意义上两国贸易往来单纯取决于资源禀赋的假设，推动了该理论研究的深入。比如，安德森（Anderson J）[4]在产品差异假设前提下推导出了引力方程，认为引力模型与世界贸易模型在某些方面是一致的，如假定消费者对来自不同地区产品（他国进口产品和国内产品）的需求偏好存在区别，属于不完全替代关系，这就是所谓的阿明顿假设（Armington Assumption）。从某种程度上讲，贸易引力所涵盖的基本内容其实也不能脱离传统的李嘉图国际贸易理论和H-O理论，国与国之间的要素禀赋形成了各自的体量，也决定了其对外部的吸引力。换言之，贸易引力模型同样应将各类要素（如人力成本、知识存量、产业结构调整等方面的要素）纳入体系。而制造业的服务化具有技术创新和产业经营模式创新的双重特征，也应被贸易引力模型所涵盖，消费者在进行消费选择时，不同国家产品售后服务及技术支持方面的质量差异也会成为影响其选择的重要原因[5]。

围绕产业结构对国与国之间贸易的影响，学者们进行过大量的相关性研究。格罗斯曼（Gross⁃man G M）[6]以产业结构的变化为内生性因素构建了一个比较动态模型，发现各国企业期望通过提供更加完善的配套服务来更好地满足顾客需求。比如，根据模型预测，对日本这种知识存量丰富、高级技术人才众多，但自然资源相对较为匮乏的国家，应当在产品技术含量和配套服务质量上下大功夫。伊通（Eaton J）等[7]通过简要的表达式对李嘉图国际贸易理论进行了阐述，认为各国产业结构存在差异，但大致服从特定的数学分布，从而有效实现了国际贸易规模与产业结构及地理局限等因素的串联，并在此基础上使用其表达式来估计量化取得各种政策试验效果所需的参数。格拉斯迈尔（Glasmeier A）等[8]认为，生产型服务业作为向制造业投入的高级要素，其蕴含的知识技术可以有效提高制造业附加值及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同时，服务化可以增强产品特色，进而形成产品的差异化，成为企业进行市场营销开拓销路的主要手段[9-10]。制造业的服务化表现为利用物联网和大数据寻找并挖掘市场潜力，为顾客提供一揽子产品和服务，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要。制造业的服务化可以有效降低企业制造与贸易成本，形成规模效应，提高生产效率，有利于实体产业的专业化和高精尖化[11-12]。制造业的服务化可以提高产业链管理效率，现代物流和大数据管理可以改善企业运营流程，提高企业效率，也可帮助企业理解和应对瞬息万变的市场需求，进而增强企业竞争力[13]。吕云龙等[14]根据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指出，制造业出口服务化是实现全球产业价值链升级的关键，一国出口产品结构中生产型服务业投入的增加会显著提高其制造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综合来看，国内外学者围绕一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来源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现有文献也详细地阐述和论证了国际竞争力的来源，却忽略了产业服务化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性。而事实上，随着各国实体产业中服务元素占比的不断增加，其出口产品结构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服务化特征。因此，本研究基于20国集团（G20）国家，借助实证模型来分析产业服务化与各国工业制造业及三个细分行业产品外贸额（主要是出口额）之间的关联度，将奥莉弗罗（Olivero M P）等[15]提出的模型拓展为贸易引力模型，探析产业服务化在某国特定行业外贸活动中的作用。

二、理论模型构建

奥莉弗罗等[15]在其静态重力模型中纳入安德森（Anderson J E）等[16]的两国动态模型，构建动态贸易引力模型，通过引入国家制造业投资存量，使得国家规模在模型中得以内生化，增加了模型的动态性特征。

式（1）为动态引力模型的基本结构，是一种双边贸易流（xi，j，t），此处指t年i国向j国发生的出口额，表达式中的解释变量包含了与静态模型相同的同时期变量、双边贸易变量滞后值、交易成本以及产出国对应年份的产出值等。

奥莉弗罗等[15]对式（1）中动态引力模型的结构进行了计量上的调整，以规避名义模型的潜在不确定性，而这种不确定性来自于汇率的波动，这并未在式（1）中予以指明，因此需要对之进行调整并加以表达。此处，他们设定pi,t=1，∀t，则式（1）转化为：

相比于式（1），式（2）中的pj被消除掉了。学者们选择对其进行标准化处理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防止某国因通胀影响贸易流量，不然计量结果势必会被货币购买力所左右；二是对汇率进行标准化处理，使模型能够表明外贸流量的核心因素在于两国中一国的进口阻力项，从而不必分别就进口国和出口国内部阻力项对贸易成本冲击的反应进行模拟。

继而，还可采用式（3）对贸易规模进行调整，

贸易规模调整是因变量自然的选择：其一，通过贸易规模调整，可避免从名义变量向实际变量价值转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在贸易引力研究文献中，使用真实的GDP和贸易流动是一种较为常见的做法，但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所采用的通常是美国的价格指数，这容易使贸易额度被人为低估，进而导致引力模型估计出现偏误；其二，x͂i,j,t中包含GDP的范畴，而将出口国GDP放在式（3）左边，可以部分缓解国家经济规模造成的内生性问题；其三，通过调整国家规模，还可有效解决困扰引力模型的异方差性问题[17]。

加哈巴里（Ghanbari A）等[18]指出，在计量上动态引力模型多数情况下都是非线性的，因此接下来对式（3）进行对数化处理以获得具有确定性的稳态模型：

此处，除前文所述的各项指标外，β0常数项及系数ξ是确定性对数模型中各解释变量取稳态值时的参数，这些解释变量也包含多边阻力项（即

至此，本文还需要以下两个步骤来完成规范的计量工作：

第一步是采用芬斯特拉（Feenstra R C）[19]的方法，使用进出口国固定效应对式（4）中的几项进行替代以估计不可观测的多边阻力项，于是式（4）转化为：

出口国和进口国的固定效应分别是：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除多边阻力项及进出口国GDP指标变量外，两组固定效应还吸收了全球名义产出的当前和滞后项，该变量只随时间变化，不随国家变化。

第二步是进一步解释运输成本Ti，j的结构。根据安德森等[16]的假定，在任何时点上，不可观测变量Ti，j，t可采用如下特定公式核算：

上面的z函数所包含的内容比较丰富，如两国地理距离的对数值、两国疆界是否相邻、两国是否有共同的语言以及是否存在殖民宗主地关系等。此外，动态结构还对不随时间变动的贸易壁垒变量（如距离）以及随时间变动的多边阻力项（如单位里程的运输成本）进行了区分。因此，为在模型中区分这种差别，使用Ti，j，t表示随时间变动的多边阻力项，使用τi，j表示不随时间变动的多边阻力项，在增加被视为独立同分布的残差项εi，j，t之后，式（5）转变为式（6）：

值得注意的是，安德森等[16]提到的静态引力经济禀赋范式，即也已包含在上述设定模型中。与静态模型相比，动态引力模型在公式中包含了滞后项和贸易规模调整项，这与贸易关系的持续性紧密关联，如果不考虑这种动态持续性必然会导致变量遗漏，进而使引力估计系数出现偏误。埃成格林（Eichengreen B J）等[20]就曾在其经典文献中指出，由于偏误的切实存在，不可在不考虑滞后贸易流量的基础上使用引力模型。此外，静态模型的结构是无法区分随时间变化以及不随时间变化的贸易成本和壁垒的。更为重要的是，式（5）表明，双边贸易量的大小同时受同期及滞后期贸易壁垒项的影响。因此，动态特征往往会被忽略，但如果不考虑这些滞后变量，将导致系数估计出现严重偏误。比如，有研究指出，当期及之前时期贸易保护政策对当期贸易影响和作用的方向是相反的，这些效应在式（6）中可由Ti,j,t和Ti,j,t-1加以捕捉。

根据方克（Funk M）等[21]的阐述，不同的行业贸易量存在差异，因此需要在动态引力模型的基础上引入能够反映行业特征的不同截距项(μk)，本研究面向不同行业设定的最终引力模型为：

式（7）中，͂i,j,t表示从出口国i向进口国j出口的行业k的贸易额，σk表示行业k内的产品替代弹性，作为短面板，动态偏误是有效估计的潜在威胁，简单地置入固定效应或一阶差分尚不足以完全消除因变量滞后项与扰动项之间的自相关性。

三、数据来源及变量设计

本文所设定变量及其与贸易相关性的解释具体如下：

外贸额（）：该指标是本文的前因变量，反映贸易伙伴间的出口额。而制造业除整体之外，考虑到其与服务化指标数据的衔接问题，还设置了食品加工、金属加工、机械制造等三个细分行业的进出口额。为平滑数据，取自然对数。

制造业的服务化程度（ser）：该指标是本文计量模型的核心解释变量，反映的是某国某行业中服务化业务的占比。参考肖挺等[22]的方法，本文采用投入产出表中某一制造行业内服务类投入额的占比来表征，具体公式为：

运输成本（Tc）：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要求降低关税在贸易影响中的地位，而交通运输成本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不断凸显，甚至在很多情况下成为贸易伙伴间进行商业往来的决定性因素[23]。取自然对数。

地理距离（dis）：在国际贸易理论中，国与国之间地理上的距离与双边贸易额呈反向关系，是一个较为稳健的计量结果，这一点已在诸多文献中得到证实。近年来，有研究对这一结论进行了论证，他们从信息沟通成本、消费者偏好及不同的资源禀赋等视角出发，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解释，但反过来对国际贸易而言，距离远也并非一定是负面因素，因为距离远恰恰有可能带给消费者新、奇、特的感受，而这些往往能够成为推动双边贸易发展的机遇[23]。取自然对数。

经济规模（gdp）：动态贸易引力模型强调不同经济规模总量对贸易伙伴间贸易额的影响，因此需要在计量中引入两国的GDP总额来表征其经济规模。取自然对数。

语言（comlang）：与官方语言不同的国家相比，官方语言相同的国家发生贸易往来的可能性更大，这种现象在英语国家间尤为普遍，但汉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等并没有表现出这样的特点。考虑到本文所采纳的国家样本来自G20国家，其中以英语作为官方语言的国家数量较多，而其他各国基本上只使用独属的语言，因此本文将语言设定为虚拟变量，如果贸易伙伴国均以英语作为官方语言或之前曾经隶属于英联邦国家，那么这组虚拟变量就设定为1，否则设定为0。

根据前文所述，本文选择的是G20国家2006—2014年的数据，当然考虑到数据采集方面的原因②，阿根廷、南非、沙特阿拉伯没有被纳入样本，此外欧盟作为一个经济体而非国家也没有被纳入样本，因此本研究只包含其余的16个国家③。这16个国家涵盖面广，代表性强，其构成可以兼顾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以及不同地域的利益平衡，其人口占全球总人口的60%，土地面积占全球的55%，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的82%，贸易额占全球的75%。

双边贸易额数据(x͂)来自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COMTRADE），服务化程度指标（ser）取自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中各国的投入产出表，但由于这两个数据库对细分行业划分的口径不一致，因此本文仅选择两种口径体系下涵盖范围较为一致的几个行业进行细致分析，除制造业行业整体外，还涉及食品加工、金属加工、机械制造等三个具体行业。交通运输成本数据来自《全球营商环境报告》（Doing Business），各国GDP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统计资料（按2006年进行了价格调整），国与国之间的距离、语言共通性等资料来自国际信息和展望研究中心（CEPII）数据库。需要说明的是，所谓国与国之间的距离测定的是各国首都之间的距离。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可参见表1。

四、实证分析

（一）模型设定与检验

为在产业层面检验各国制造业服务化水平对彼此双边贸易规模的影响，根据前文推导贸易引力模型的思想，本文设定以下估计方程：

表2为针对式（8）进行的服务化对出口额影响的估计检验，在回归1中我们采用最小二乘法（OLS）进行估计，没有放入前因变量（即出口和进口额）的一期滞后项作为回归因子。结果显示，如之前的预期一样，在进出口两个方面，地理上的距离对两国贸易往来存在一定的限制，存在显著的负相关性，而语言的共通性与外贸进出口额皆存在正向关联，只是这种数理上的关系不太显著（进口项仅仅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检验）。主体变量检验结果表明，出口国制造业的高服务化水平会促进出口，而相对应的进口国制造业服务化水平的提高则不利于出口的增长，两国较高的运输成本均会对贸易额产生抑制，且服务化和运输成本的系数都是显著的。

在回归2中，本文仍然采用最小二乘法，但放入了被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值作为回归项。估计结果显示，这样做可以显著提升整体估计结果的有效性和解释力（R2从0.5933上升到了0.9753），而引入滞后项后，进口国服务化程度对贸易额的影响仍然为负，但绝对值大幅降低，出口国服务化程度的影响仍然是正向的，但系数值同样明显降低。这些均源自滞后项较高的系数值（0.7543），表明估计结果存在向上的偏误。这种由滞后项所无法观察的个体固定效应残差项之间的关联所引致的计量问题被称为尼克尔（Nickel P A）动态偏误[24]。

表1 数据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2 服务化对出口额的影响

在回归3中，引入固定效应模型来解决回归2的内生性问题。考虑内生性问题后，估计系数又发生了一些变化，但进口国制造业服务化水平与贸易额之间仍然呈现负向关联。

在回归4中，采用差分GMM方法进行估计，其结果与固定效应模型类似，但进口国服务化水平的系数尽管为负但并不显著，这也意味着进口国服务化水平对双边贸易的影响是不明确的。从上述结果来看，技术方法的不同并不会对出口国系数产生大的影响，但进口国制造业的服务化水平会造成指标值系数方向与作用力度的跳动，对内生性问题的处理似乎仍然没有获得理想和较为一致的结果，在估计过程中还需要考虑其他问题。

在回归5中，考虑到估计模型存在异方差问题，加之存在无外贸流入流出的两国，如果单纯采用最小二乘法或由此进行固定效应处理均存在问题。针对这一问题的处理，现有文献已经提供了诸多技术手段，如 截 断（Truncation）及 审 查（Censoring）模型，不过这些模型仍然缺乏强有力的理论支持，并不足以保障估计结果的一致性，因此本文采用可行的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回归5并未置入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估计结果在控制异方差及零外贸流量的基础上⑤显示，出口国制造业服务化水平与出口额正相关，而进口国制造业服务化水平则与之负相关，且系数均显著。从五组估计结果来看，总体上，出口国制造业服务化水平的提升推动了贸易额的增长，而进口国产业结构的服务化则抑制了贸易的发展。这也就意味着，制造业产业结构的服务化提升了一国实体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而伴随着一国为制造业所配套的科技服务业的发展，其对国外制造商品的需求也将减少，这一结论或许对世界各国实体产业发展路径模式的选择具有重要启示。从其他变量看，各组回归结果均证实，单位交通运输成本的增加阻碍了外贸的发展，而双边贸易的两方其经济的发展则会推动外贸水涨船高，且进口国经济水平对此影响更大一些。两国的空间距离与外贸额反向相关，这一点也是很好理解的。如果两国使用相同的官方语言（英语），也能够促进两国间的贸易往来。

继而，本文对分行业的情况进行了估计分析，限于口径，选择的分行业为食品加工、金属加工以及机械制造等，采用模型（8），技术方法为广义最小二乘法（即表2中的估计5）。根据前面的论述，由于分行业的双边外贸中存在大量的零外贸额情况，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最为有效。需要指出的是，表3中的指标ser所对应的是贸易双边国制造业分行业的服务化水平。表3的估计结果表明，食品工业领域的情况有所不同，无论是进口国还是出口国，该行业产业服务化水平的提升都会促进行业产品外贸额的增长，可见该行业不同贸易伙伴国之间制造业的服务化在彼此产品的互通有无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而相比较而言，金属加工业和机械制造业的系数则与表2的结果基本一致，即出口国服务化水平的提升能够促进出口，而进口国服务化水平的提升则会抑制外贸发展。换言之，对重工业领域的估计结果与本文之前的判断是基本一致的。考虑到各国进出口产品结构中轻工业产品占比不高，就可以理解上述结果了。此外，交通成本、经济规模、空间距离及语言共通性估计结果的方向和显著性也与表2的结果保持一致。

（二）进一步分析

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探索服务化对双边贸易的影响，换言之就是分析服务化对一国与另一国之间进出口总量的影响。由于固定效应及差分GMM模型无法解决动态偏误问题，此处仍然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表4展示了相关估计结果。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此处考察的是两国间总的贸易往来量，没有必要对进口国和出口国的制造业服务化水平、运输成本及经济总量进行区分，因此估计样本数量被进一步压缩到之前的一半。此处的模型将以两国所对应指标的平均值进行指标设定（指标上方带有表示平均值意义的横线）。估计结果表明，两国制造业服务化的平均水平与双边外贸总额正向关联，而三个细分行业也是如此。其中，食品加工业和金属加工业的系数值（0.019和0.068）相对较小，而机械制造业的系数值相对更高（0.231），贸易国家之间对机械产品给予的配套服务将大幅拉动两国机械产品的进出口总额。结合表3的进出口国服务化系数，我们的理解是，尽管可以明显发现食品加工业组内进出口两国的服务化系数均显著为正，其他行业仅出口国系数为正，而进口国系数为负，但从表4的结果看，服务化对一国机械产品出口所产生的推动效应应该远远超越其对进口国的负面抑制作用。换言之，服务化在打造一国机械行业国际市场竞争力方面所产生的效应要远远超过它在其他轻工行业的效应。此外，运输成本、经济总量规模、地理距离以及语言共通性的估计结果与之前并无二致。

五、简要结论

本文以G20国家为样本，旨在为各国制造业服务化与实体产业外贸规模之间的联系寻求实证上的依据，基于国际投入产出表数据，构建产业服务化指标体系。根据方克等[21]的方法，计量模型中允许不同的制造产业因规模上的差异拥有不同的反映行业特征的截距项，从而构建结构动态引力模型以分析本文的研究主题。本文的计量模型对贸易流量和贸易壁垒都进行了控制，双边的贸易阻力项也被纳入模型，此外还对三个具体分行业进行了更为深入细致的分析。在估计过程中，本文对多种方法进行考量并选择最适合的手段，最后确定了对异方差性控制得最为理想的广义最小二乘法。

表3 服务化对分行业出口额的影响

表4 服务化对外贸总量的影响

本文实证研究的基本结论是，出口国制造业的服务化有助于提高出口国产业国际竞争力，而进口国制造业的服务化则容易促使该国实现进口的替代，进而降低进口总量，但分行业的估计结果存在一定差异，在以食品加工业为代表的轻工行业中，进口国和出口国制造业的服务化对贸易双方的进出口额均具有推动作用，而在金属加工及机械制造业领域所展现出的仍然是出口推动和进口抑制作用。从双边贸易总额的估计结果看，在制造业总体以及三个分行业内，随着贸易国家服务化水平的提升，贸易进出口总额均受到了推动，但重工行业国际贸易所受到的服务化推动明显比轻工行业突出。此外，双边贸易运输成本、地理距离与外贸额度负向关联，双边国家经济总量规模和语言的共通性对国际贸易发展具有正向拉动作用。

总而言之，随着全球化日新月异的发展，一国在外贸活动中获得的份额、展现的竞争力能够很好地衡量其在科技发展、产业结构升级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但从实证结论看，盲目地进行产业结构的服务化不仅无法增强国际竞争力，而且会因成本增加导致价格提高，影响产业竞争力，而在高端制造领域，由于客户对价格不敏感，则可以通过服务化来提高产品供应质量进而增强产业竞争力。因此，在服务化过程中，一国追求的方向应当是向研发设计等价值链上游扩展，提高高端制造业产品的附加值。此外，由于目前高端制造业仍然掌握在少数发达国家手中，外贸活动也受到这些国家的掌控，国际产业价值链处于被扭曲的不合理状态，广大发展中国家在诸多未来科技制造业领域只能扮演看客的角色，属于高收入国家产业专业化后低端制造业的代工厂，其进行外贸活动的比较优势在于大宗传统低附加值商品。这是国际贸易过去二十年的主体贸易格局，无益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产业价值链中获得竞争优势，但这种格局必将随着国际化程度的提高而发生改变，那么为中低收入国家高端制造业提供高质素服务就会成为世界各国在未来国际竞争中创造并保持行业外贸竞争力的必然选择。由于盲目地在中低端制造业进行服务化并不利于后发国家在国际市场上形成竞争优势，因此淘汰落后产业、实现产业升级换代才是未来发展的出路。本文经验证据表明，服务化是一国推动实体产业外贸活动发展、打造核心竞争力的当务之急。如果一国期望在国际贸易发展中引领潮流，就必须更多地依赖对新知识的发掘，通过创新和研发来实现制造业配套服务的跟进。

注释：

①同理可设置进口国服务化程度系数。

②有一些国家在本文研究所对应的几个数据库中存在数据缺失严重的问题。

③具体而言，包括中国、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法国、德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意大利、日本、韩国、墨西哥、俄罗斯、土耳其、英国以及美国。另外三个国家因在其他数据库中存在部分数据缺失且无法修复，故舍弃。

④本文只需选择出口进行分析即可，因为进口和出口属于不同角度下的同一行为。

⑤事实上，在本文数据中外贸总额并不存在零流量的情况，但分行业中存在，可参见表1的描述性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