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工业大学，辽宁锦州121000）

一、引言

“修昔底德陷阱”一词源于政治经济学，原指新崛起大国必然会挑战现存主导性大国，而现存主导性大国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从而致使战争不可避免。修昔底德陷阱概念应用广泛，几乎被视为国际关系的“铁律”[1]。在2018年的美国《国防战略报告》中，美国正式将中国定位为战略性竞争对手①，中美经贸关系正在陷入修昔底德之争。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凭借自身比较成本和要素禀赋优势，融入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产业链分工体系，特别是过去五年中，中国无论是经济总量还是对外贸易量均快速增长，释放出惊人能量，占全球经济规模的比重由11%提高到了15%。尽管中美两国在经济上高度互补和依存，但由于在社会制度和国家利益优先次序等方面存在差异，致使两国在政治、经济、国际关系等诸多领域的矛盾日益突出，贸易往来亦摩擦不断。

而更令美国深感不安的是，如今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正在向两端扩展，在经济、军工、高科技等领域进步的速度空前，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所取得的诸多成就、《中国制造2025》、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很好地展现了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宏伟蓝图，中国正在极大地影响着美国在二战之后建立的国际秩序。按照修昔底德陷阱的解释，美国作为现存主导性大国，出于对霸权旁落的防范，必将对新崛起国家发出挑战。毕竟，在现代文明中，两国之间爆发直接军事冲突属非理性行为，因此当前的修昔底德陷阱主要表现为国家间通过经济制裁乃至贸易摩擦来解决现代竞争和争端，即贸易摩擦只是表象，其实质是新冷战思维下主导性大国对新崛起国家在国际经济和政治地位、国际关系格局重塑方面的干预、阻挠与遏制[2]。

现有研究多从静态视角考察中美贸易摩擦，尽管能够为我们认识中美贸易摩擦根源提供大量有益借鉴，但未能从修昔底德陷阱的高度探讨中美贸易摩擦乃至贸易战问题。从当前中美贸易争端发展态势看，探讨中美贸易争端问题，有必要将国际政治、国家战略、国家利益纳入中美双边经贸关系分析框架，并结合美国自身因素从多维度入手探寻中美贸易摩擦背后的真实原因。

本文通过梳理双方贸易争端案件，结合经贸往来的互动性和依赖性，借鉴修昔底德陷阱思想，从动态视角出发分别构建合作竞争和对抗竞争条件下的多阶段动态博弈模型，结合博弈论思想，分析中美贸易争端的原因、发展、走向，挖掘和剖析中美贸易争端背后的深层原因，并最终基于双方贸易争端诉求实际，为跨越修昔底德陷阱提供对策建议。

二、中美贸易争端案件梳理

（一）历史上的中美贸易摩擦

中美两国自建交以来，经贸往来密切，但其在农产品、纺织品、知识产权等诸多领域的摩擦却从未间断过。中美贸易摩擦一直是国内外学者广泛关注的热点。本文对中美贸易摩擦案件的梳理（参见表1）以2008年为分割点。具体来看，中美贸易摩擦多由美方主动发起。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中美贸易摩擦呈现出四大特征：一是发生频繁（几乎两年一次），且持续时间短（每次持续时间约为一年）；二是仅针对特定产业；三是通常由行业协会发起，再由政府出面；四是双方贸易摩擦多通过谈判达成双边协议或共识而得以终结。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针对中国发起的贸易保护从单一行业向多行业扩散，且从对传统行业的保护逐渐转向对战略新兴产业的保护[3]，同时贸易保护手段也越来越多样，并深入到了对外汇汇率的干预。

两国间之所以贸易摩擦频发，究其原因可归结为非经济因素和经济因素两大类。从非经济因素看，美国政治的利益输送和传导机制及其政治复杂性均构成了中美贸易摩擦的主要诱因。美国政府出于政治利益的需要，无视总体社会福利，将贸易与人权、政治、就业等问题挂钩，企图通过贸易手段迫使中国在政治原则和立场上对美国妥协，这一点在历届美国总统大选年表现得尤为突出。由于中国既是美国第一大贸易逆差来源地，也是美国企业海外投资重地，美国在自身经济发展缺乏动力的情况下，将高失业率归咎于“中国制造”便成为行之有效的政治统治需要。因此，从电视机到纺织品，从铸铁钢管制品到木制家具、电子产品，美国针对原产自中国的产品的反倾销等贸易制裁措施接连不断。此外，美国还采用多种手段操纵汇率，其目的就是利用中国的低端制造业来消化美国的财政赤字，并将中国经济完全纳入美元霸权体系。从经济因素看，按照古典学派的国际分工理论，国家间进行国际分工的基础是比较优势，这种分工方式有助于各国通过贸易发挥自身优势，弥补自身不足，从而扩大各自的经济收益。在这样的国际分工模式下，以美国等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自然处于全球价值链顶端，从事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而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则处于国际分工的底层，从事低附加值产品的生产，因此发生摩擦的概率很小[4]。然而，各国间的产业分工并非一成不变，受经济利益驱使，发达国家往往不会轻易退出传统产业领域，一旦受到威胁，就会通过制造贸易摩擦来实现贸易保护，由美国对钢铁产业的持续保护而引发的多次贸易摩擦正是基于上述原因。

表1 中美贸易摩擦案件梳理

尽管中国多次遭遇美国制造的贸易摩擦，但从长远战略利益考虑，本着团结合作的原则，同时也为中国嵌入全球产业链赢得时间，中国一贯采取包容态度，因此多年来两国从未真正发生贸易战。贸易摩擦并未影响反而加快了中国前进的步伐，在新一代信息技术、航空航天设备、海洋工程装备、高铁装备等战略新兴产业领域，中国的技术优势越来越突出。

（二）本轮中美贸易争端发展过程

近来，中美贸易争端在美国的一意孤行下不断升级（具体参见表2）。特朗普执政以来的对华经贸政策主要呈现两大特征：一是坚持美国优先或美国强大原则，并将之视为内外政策的准则②；二是反对自由贸易和全球化，扬言全球化导致美国失业率过高，导致美国制造业空心化，损害了美国国民的利益③。

当前，中美贸易争端所涉及领域已经由当初的仅仅针对某一特定产业扩大到了针对全行业、全产业链，且贸易争端由摩擦、威胁不断升级，甚至上升到了贸易战一触即发的境地。此轮贸易争端无论在行业覆盖范围、力度还是在两国所表现出的决心和态度等方面，均有空前的差异。首先，此轮贸易争端所涉及产业并非以往的钢铁、纺织、机电等传统行业，而主要是受知识产权影响的行业，如航空航天、信息和通信、医药、半导体、生物技术、新能源和高科技设备等，美国的诉求范围直指高新技术领域。其次，以往的贸易摩擦最终均以双方谈判、双方或中方让步而终结，并没有发生真正或实质性的贸易战，而在此轮贸易争端中，中美双方均表现出了极大的决心和斗志，会不可避免地致使贸易摩擦升级到贸易战。究其根源，本文认为，美国以国家利益为名主动发起贸易争端仅仅是一种表象，其实质是在修昔底德陷阱思维的作用下，美国作为现存主导性大国，对新崛起国家在国际经济地位、国际政治关系格局构建与重设等方面的遏制与阻挠。

表2 最近一轮中美双边贸易争端事件梳理

三、基于修昔底德陷阱的中美贸易争端多阶段博弈分析

贸易争端大多发生在两国之间，即两国在经济上存在相互依存关系，且每次贸易争端往往历经争端起因、争端发展、争端升级等阶段。通常，美国作为主导性大国是博弈的强参与者，并希望凭借自身的强大来控制贸易平衡。与之相应，中国作为新崛起国家，曾经在贸易中以发展中国家的弱者身份予以回击。因此，本文基于中美贸易往来具体情况，根据中美贸易争端现实，拟构建以修昔底德陷阱为分界条件的多阶段激励博弈模型，对中美贸易争端展开全方面分析[5]。

（一）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之前的博弈模型

1.博弈模型设定

首先，本文假设存在两个经济往来密切的国家，即中美两国。很显然，美国为贸易强国（L），中国为新兴经济体（R）。假设两国都是理性的，贸易强国（L）的目标在于以最小的成本实现某种经济利益诉求（提出要求或发出威胁），新兴经济体（R）的目标在于维持现状。鉴于历史上两国贸易摩擦多由美方发起，故模型中的决策顺序为，美方先启动，中国再回应，箭头表示博弈顺序，黑色圆点表示博弈结束，下方括号里的字母分别表示相应的动态博弈结束时中美两国各自的收益所得。博弈后中美两国的收益所得分别用VR和VL表示④。由于并未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双方贸易摩擦将以协商谈判或一方妥协的形式终结，故本文设定博弈模型如图1所示。为得到动态博弈的均衡解（即中美两国各阶段各自利益最大化的最优策略组合），本文将采用逆推法来进行推导和分析。

2.合作竞争主导的博弈过程

由于双方并未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因此尽管博弈双方属于竞争关系，但严格来讲，属于以合作竞争为主导的博弈关系。在博弈模型的第Ⅰ阶段，美国作为贸易强国（L）将首先行动，且存在两种选择：一是针对特定产业提出贸易制裁要求，并用以全产业链同新兴经济体（R）对抗相威胁；二是不提出要求，维持贸易现状。L提出要求后，博弈进入第Ⅱ阶段。此时，R作为新兴经济体也将进行应对，此时的R有两种选择，即同意L的诉求和拒绝L的诉求。如果同意，则博弈结束；如果拒绝，则博弈进入第Ⅲ阶段。如果R拒绝，L将采取下一步策略，此时仍然存在两种选择，即放弃或坚持诉求，并以断绝经贸往来等手段相威胁。如果放弃，则博弈结束；如果坚持，则博弈进入第Ⅳ阶段。此时，对R而言，仍然存在两种不同的策略选择，即妥协并接受挑战国的要求或者继续拒绝其诉求。如果妥协并接受挑战国的要求，则博弈结束；如果继续拒绝挑战国的诉求，则博弈进入第Ⅴ阶段。而L的诉求和威胁失败后，将选择妥协或者将贸易摩擦升级到贸易争端或贸易战。至此，本文构建了一个五阶段的动态博弈模型（具体参见图1）。

在博弈中，美国威胁的可信度起决定性作用。在上述动态模型中，美国以贸易制裁作为威胁手段，如果中国最后不接受威胁，则意味着贸易摩擦可能会逐渐升级到针对全产业链的经济制裁，导致双方合作终止，这意味着彼此均要付出巨大的机会成本，两国最终收益所得的组合为（0，0）[6]。因此，这样无论对美国还是对中国而言，其最终的结局都将是两败俱伤。作为理性的两国都会尽力避免以此作为博弈的终结，从而会在反复的贸易摩擦下，通过谈判和磋商，在尽可能保证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条件下达成双边协议实现和解。当然，中国企业亦可能通过价格承诺或对美国面向特定产业的贸易制裁进行妥协等来换取未来更为广阔的贸易市场，以寻求和实现中美双方的长期合作。这一动态博弈无论何时终止，对双方而言都将是合作的收益所得高于非合作的收益所得。

3.博弈模型在金融危机之前中美贸易关系中的验证

回顾中美双方贸易关系，梳理中美重大贸易摩擦案件，不难发现，2009年以前的中美两国贸易摩擦几乎均以美国主动提出开始，通常由联邦政府在特定行业协会提出诉求后发起，且产业范围单一，多以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纺织品、钢铁等低附加值高能耗行业）为主。对美国而言，制造摩擦的目的主要集中在市场竞争等经济领域。尽管摩擦不断，但事后两国政府均在不同场合宣称，贸易摩擦仅是个案，并在有关声明中避讳使用贸易报复、报复清单等敏感词汇。这表明，双方内心深处均不希望摩擦和争端继续升级，而是试图通过竞争来寻求合作。

图1 进入修昔底德陷阱之前的中美两国贸易动态博弈模型

基于以上博弈分析可知，中美两国的贸易摩擦尽管从未间断过，但双方的诉求最终都能在谈判中通过妥协和让步得到满足，最后动态博弈终结，历史上的贸易争端没有升级，也没有引发实质性的贸易战。

（二）修昔底德陷阱存在条件下动态博弈模型的扩展

伴随着中美贸易失衡的不断加剧，特别是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经济复苏缓慢，多方面压力导致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加之近年来中国经济的飞速增长和国际地位的提升，致使中美两国具备了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条件和可能性。

1.博弈模型设定

在修昔底德陷阱条件下，L由贸易强国转换为现存主导性大国，而R则由新兴经济体转换为新崛起国家。同样，对于理性的双方，前者为防止霸权转移，在制定对外贸易政策时难免会涉及贸易之外的诸多因素，如国际分工、汇率、知识产权问题等，因此其目标在于维护国家战略利益；后者的目标在于维持现状，实现贸易公平，且伴随着国际经济与政治地位的不断提高，与现存主导性大国对话和对抗的能力也开始具备并逐渐提升。由于修昔底德陷阱的存在，双方的贸易摩擦有可能不断升级甚至最终引发贸易战。此时，两国之间的博弈在目标、发起、博弈过程和收益等方面均与图1存在差异（参见表3）。此时，博弈的条件转变为对抗竞争博弈，本文在图1博弈模型的基础上设计修昔底德陷阱条件下的多阶段博弈模型。具体参见图2。

2.对抗竞争主导的博弈过程

一旦双方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美国为安抚国内民心，提高政府威信，就会将贸易诉求上升到国家战略利益的高度，以增加其威胁的置信度。在这样的情况下，中美双方的博弈收益将发生改变。对L而言，面临两种选择，即在博弈第Ⅰ阶段选择维持现状或提出诉求，但与前述博弈决策相比收益存在差异。具体而言，由于L战略利益主导目标的存在，如果L选择维持现状亦或在博弈中妥协，则有可能因战略地位削弱而导致损失（记为X，包括被美国国会问责、社会抗议、民调支持率下降等）。此时，L所获得的收益降至（V1L-X），R的收益仍为V1R，故对L而言，无论最终结局如何，其理性做法均是向R发出威胁。此时，R作为新崛起大国，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实力和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出于捍卫自身利益的考虑，同样可能扮演强硬者角色，即选择宣称强硬，当然也可能会放弃宣称强硬。这两种做法的差别在于，如果选择宣称强硬，很可能会开罪L，致使其在后期谈判中即使最终妥协也可能丧失与L进行弹性回旋的余地，即产生对抗成本Y，最终导致在未来博弈任何阶段的收益分别减少Y（图2上半部分），而如果放弃宣称强硬，则合作竞争博弈条件下的收益不变（图2下半部分）。从博弈模型来看，R的理性和正确做法是，不在L发出威胁时表现出强硬态度，这样最终博弈结果将与图1差异不大，两国仍然不会以贸易战作为终结。

表3 动态博弈模型的对比

图2 进入修昔底德陷阱后的中美两国贸易动态博弈模型

但是，如果Y足够大，甚至超越相应阶段的收益V，则R的收益将降至0或负值，那么对R而言，如果态度强硬，则意味着R抱有壮士断臂的决心，因为此时R的收益与两国贸易战的收益无异。不过，此时L的收益也将为0，低于任何一种博弈的结果，甚至低于初始状态⑤，很显然这并不是L希望看到的结果。因此，从博弈论出发，Y越大，L就越会忌惮R的策略选择。在博弈中，R只要在前期表现出强硬态度，就表明了其宁愿背水一战付出经济代价，也绝不妥协的坚定立场和决心。对于这种情况，如果L能够提前预见，那么理性的L在博弈初始就应选择维持原状；如果L未能预见并进行了非理性决策，也应在两国尚未交战的时候尽快求解，结束博弈。

在上述对抗竞争博弈中，R正是凭借改变自身收益结果的方式，使得这一决策的震慑作用大大加强，进而让L充分看到其面临威胁时绝不退让的决心，以此来弹压L。

在上述动态博弈中，短期均衡可能存在，长期均衡却很难实现[7]。这是因为，对均衡决策起影响作用并决定贸易关系从贸易摩擦、贸易争端向贸易战逐渐升级的主要因素是变量X和Y。而且，对于X，如果X较大，则L实施威胁和挑战的可能性更大；如果X足够小，则L更倾向于保持现状，开展自由贸易。对于Y，如果Y较小，则L发出挑战威胁时，R宣称态度强硬的置信度较低，L更倾向于通过发出威胁来获得更多额外收益，若R继续坚持不退让，则贸易争端由摩擦升级到贸易战的概率升高，不过即使贸易战爆发，这种均衡也不能长期稳定，两国会逐渐回归理性；如果Y足够大，则R宣称态度强硬的置信度会大幅提升，L有可能因忌惮贸易战后双方两败俱伤的局面而放弃继续威胁，使得贸易争端维持在贸易摩擦阶段。

3.博弈模型在金融危机爆发后中美贸易关系中的验证

本文认为，当前的中美贸易争端与以往不同，属于对抗竞争主导的博弈。面对美国贸易制裁的威胁，中国并没有退让，而是通过合法途径予以反击。从两国公布的清单看，双方政治意味非常明显。可以认为，当前中美贸易已经进入实质贸易战的前期，即贸易战会一触即发（图2中虚线框的位置），两国处于博弈的关键阶段。

从理论出发，本文认为，短期内中美两国全面爆发贸易战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双方都是理性的，且都不希望以（0，0）组合作为博弈最终的结局。因此，可以认为，双方贸易关系的未来走向可能存在两种理论上的可能：一是如果中国能够让美国意识到中国态度强硬决策有很高的置信度，即对抗成本Y值很大，那么美国作为现存主导性大国将存在提前结束博弈的可能，即通过谈判促使博弈终结。二是对理性的美国而言，如果能够看到损失X足够小，则不会发出威胁，并保持以往的自由贸易状态，这样所获得的收益才能最大。因此，如果未来损失X逐渐变小，那么美国方面终止博弈的动力和意愿将增强。

四、中美双方修昔底德陷阱的成因

依据修昔底德陷阱基本思想，美国作为现存主导性大国，在中国这个新崛起大国具有突出竞争优势且这种优势仍将继续和扩大时，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往往会采取多种组合抑制手段遏制新崛起大国的发展，从而导致中美双方修昔底德陷阱形成。

（一）直接原因：现存主导性大国的全球性利益驱动

1.继续维持美元在全球的统治地位

自20世纪以来，美元一直作为国际化货币在全世界范围内使用，但现今其霸权地位因人民币国际地位的提升而产生了动摇。2009年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启动，2015年12月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成立和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2018年3月中国原油期货挂牌交易，所有这些都意味着人民币的国际地位正在稳步提升。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中国试图在欧亚大陆、中东和非洲建立自由贸易网络，更加积极地推动人民币国际化[8]。中国目前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及其取得的经济成就令美国头痛不已。尽管短期内人民币很难取代美元的国际主导地位，但中国稳步的改革开放策略和措施、更为强劲的经济增长、积极主动坦诚的外交政策、更加自由的货币政策，正在全球范围内树立对人民币的信心。美国对此充满担忧，认为人民币已经影响到美元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霸主地位，美国国际性货币的地位在正在动摇。对美国来讲，为维护和经营自身多年来在金融和贸易中的霸权地位，绝对不允许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走得过快或比较顺利，一定会采取一切办法来抑制当前较为强势的人民币国际化，以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

2.认为中国在凭借“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地缘政治的扩张

自2013年9月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得到了大量沿线国家政要和学界的积极响应，而美国则认为中国在凭借“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地缘政治的扩张。对内，“一带一路”倡议为实现中国多地域同步开放打开了新思路新格局，使原本并非开放前沿的西北、东北、西南地区成为重要开放节点[9]；对外，“一带一路”倡议为新兴经济体打破传统上以欧美日市场为核心的国际投资大三角结构、建立国际投资与国际分工新平台和新秩序提供了支撑。从美国方面来看，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将导致欧洲地位下降，在经济上依附于中国，不仅会导致美国失去欧洲盟友的支撑，而且会使欧洲内部在对华问题上与美国产生分歧。而一旦中国通过地缘经济与俄罗斯、中亚、东欧、中东等国家越走越近，美国在上述地区乃至全球的传统战略部署风险就会加大，对美国有利的态势就难以维系，从而改变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地理空间构成，严重干预和影响美国的地缘政治。

（二）本质原因：全产业链的国际竞争优势改变

1.美国国内制造业“空心化”严重

一直以来，美国在高科技产业拥有比较优势，而中国的比较优势则集中在初级制成品行业。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美国的去工业化政策实施了近五十年，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变化致使美国制造行业出现了空心化现象。尽管金融危机后美国政府开始重视发展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但传统价值观解体引发的投机和浮躁心态导致美国年轻人不愿意进入制造行业工作，曾经被誉为美国制造业象征的底特律已经沦为空城。尽管美国在武器装备制造等高端工业制造领域仍然具备竞争优势，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已经大多转移到国外。美国国内投资成本的提高以及过高的制造业工人工资水平、高额的原材料成本，使其国内消费品大量依赖进口[10]。而中国凭借价格低廉的原材料和劳动力，使得消费制成品出口更具有价格优势，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中美贸易的不平衡。

2.中美两国国际分工地位由垂直互补型向水平型转变

值得关注的是，在贸易结构方面，中美两国互补的垂直型分工正在发生改变。以高新技术产品为例，中美两国在高新技术产品上的双边贸易额和占比（参见表4）自2009年起开始发生重大改变。一直以来，美国都以高新技术产业的比较优势著称，但目前中美两国间的差距正在迅速缩小[11]。2001年中国自美国进口高新技术产品总额占中国自美国进口货物总额的42.1%，而这一比重在2017年降至16.0%，降幅达62.0%。与之相应，中国对美国出口高新技术产品总额则大幅提升，从2001年22.2%的出口占比提升到了2017年的40.1%，增长了近一倍。这表明，美国在高新技术领域的国际竞争力正在下降。

（三）间接原因：美国国内政治统治的需要

1.美国民众将失业和贫富分化归咎于中美贸易长期失衡

伴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和贸易的自由化发展，国际分工格局初步形成，并进一步推动国际间产业转移。美国等发达国家通过跨国投资将落后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迁移，通过在全球范围内整合资源，利用发展中国家廉价的原材料和劳动力资源，成功地将已经处于成熟阶段的工业制成品生产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不仅能够延长产品生命周期，而且可以通过转移定价等方式将产品以低价返销回母国市场[12]。这种国际产业转移致使大量美国企业到中国投资，结果导致美国本土投资减少，就业率下降。特朗普就曾经在探讨中美贸易关系时强调，中国通过对美国出口商品掠夺了美国民众的工作机会。此外，由于返销业务的存在，致使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逐渐产生并扩大[13]。

由表5可知，1995—2017年，除2009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经济危机及2016年汇率波动和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下降导致中美贸易额均有所下降外，中美双边贸易额均呈上升趋势。近十年来，中国自美国进口贸易额由2008年的715亿美元增加到2017年的1304亿美元，涨幅高达82.44%。此外，二十多年来，中国对美国一直保持贸易顺差状态，且顺差额不断扩大。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的顺差额为831亿美元，2017年增加到了3958亿美元，增加了近四倍。中美双方贸易的不平衡已经成为常态，在美国看来，统计数据上中国对美贸易的长期大额顺差是中国单方面追求贸易顺差以及贸易利益分配不平衡的结果，这些成为特朗普政府贸易保护主义路线形成的根源。

表4 依据Lall分类的中美高新技术产品双边贸易额及占比

表5 1995—2017年中美双边贸易额统计（以1995年为基期）

2.特朗普为中期竞选获取更多选民支持

2018年10月美国将进行中期选举，而2016年大选中支持特朗普的选民大部分来自美国传统制造业“铁锈地带”，当时特朗普就是通过经济刺激计划、美国优先、贸易保护主义等一系列政策来迎合中下层选民诉求，继而获得支持赢得大选的。特朗普执政以来，其政绩最大的亮点就是税改，而在医改和基建两个方面并未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在其余主张难以推动的情形下，贸易政策是其实现政绩的关键。为赢得中期选举，特朗普必须继续寻求中下层选民的支持，而这些选民的诉求在于提高传统产业就业率和反对全球化，加之特朗普本身也存在重塑全球制造业产业链的夙愿，因此，对中国持强硬态度和实施单边主义，既符合特朗普自身的意愿，也能够从政治上迎合中下层选民的需求。

五、中美贸易对修昔底德陷阱的跨越

如前文所述，在多阶段博弈模型中，中美贸易很难实现均衡策略解，即博弈的均衡解不具有稳定性。但是，观察修昔底德陷阱下的多阶段博弈模型发现，如果能够在未来实践中让美国看到X值足够小，或者Y值比较极端（要么大到可与博弈收益抗衡，要么小到可以忽略），那么中美贸易争端就会由贸易战回归到贸易摩擦，亦或仅仅在摩擦阶段反复，而不会升级到贸易战，从而可以实现对修昔底德陷阱的跨越[14]。

（一）以谈促和，跨越修昔底德陷阱

在面对中美贸易争端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和冲击时，一定要坚持正确的战略方向。从短期来看，中方要尽可能把握主动权，以战促谈，通过谈判在贸易顺差问题上适当妥协，让美国看到中国解决贸易争端的诚意，换取美国对中国在核心利益上的让步。当然，中方还要把握好尺度，对于阻碍中国产业升级某些核心层面的底线不容突破，要坚决予以拒绝。从长期来看，要以谈促和，巩固谈判成果，并做好持久应对的准备和预案，继续在供给侧改革、国内产业升级、自主研发、扩大内需等方面苦练内功，切实贯彻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策略和措施。同时，中方应积极与美方进行谈判和交流，强调中国发展道路与美国的不同，倡导中美双方秉承以和为贵的宗旨，认同和而不同的发展路径。积极引导美国逐渐适应中国作为人口第一大国在全球经济、政治关系格局中的地位，接受并认可中国在参与国际关系重塑，积极有为地推行多边主义，提倡和平合作、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二）降低美国政府对因战略地位削弱而导致损失增加的顾虑

1.凭借美国中期竞选民调结果，积极寻求美国国内支持力量

近期民意调查机构拉斯穆森报告（Rasmussen Reports）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如果美国当天举行国会中期选举，那么45%的美国人将投票给民主党候选人。据悉，美国拟于2018年10月6日举行中期选举，这样的民调结果显然对隶属于共和党的特朗普不利。当前，中美贸易关系正处于白热化阶段，对美国来讲，理性的贸易战的最佳时机应当在中期选举之后。然而，特朗普此前多次强调的单边主义和贸易威胁等，其诉求是逼迫中国让步并承诺再次加大力度进口美国产品，以为中期选举造势。但经过前几轮回合的博弈，特朗普的诉求不仅未能实现，甚至可能会丧失大量的农场主选民的支持。

因此，我们可以借助美国三权分立的生态格局，在美国范围内积极联系相关政要、知名学者、跨国公司领导人，与之建立友好对话关系，采用多种方式游说美国议员，借助美国政治生态制衡机制，结合前期民调结果对共和党的不利现实，反对特朗普政府违背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无视国际规则和惯例等的歧视性政令，劝说特朗普政府结束当前非理性做法，回到谈判桌，推动中美自由贸易得以进行。

2.削弱美国贸易争端威胁中以国家利益为主导机制的影响

美国实行联邦制，联邦政府与州政府间各自拥有权限，在对外经贸等领域，部分州的诉求不同于联邦政府，甚至有时会给予某些产品以国民待遇政策。在这种制度下，中国可继续减少某些贸易救济类产品的对美输出，并在对外直接投资上增加对美国特定目标市场所在州的投资，这样不仅可以增加当地就业、税收等，而且可能赢得美国州政府和民众的支持，以此实现与美国地方上的紧密合作，从而可能削弱或转变美国在贸易政策中以国家利益为主导的机制。

3.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合作，采取车轮战术，联手对美国采取反制措施

随着美国加征关税行动范围的不断扩大，截至目前，除韩国以接受美方关于输美钢铝产品自主进行数量限制要求来换取美方加征关税豁免外，包括中国、欧盟、加拿大、墨西哥、印度、俄罗斯、土耳其等在内的经济体均采取了针对性反制措施，甚至将官司打到了世界贸易组织。因此，中国可以在采取反制措施的同时，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内加强与各受害方之间的沟通与合作，联合其他国家与美国政府轮番展开关税谈判，进而借助车轮战术，使美国政府在关税谈判中产生疲惫心理，最终放弃关税威胁。同时，还可借助世界贸易组织平台联手对美采取反制措施。预计美国大约有30%～40%的出口会受到反制措施的不利影响，而一旦美国出现较大规模的出口生产缩减，就可能进一步引发失业率提高，再加之进口成本上升带来的国内通胀等，就会动摇美国的民意基础，继而影响共和党中期竞选，逼迫特朗普政府停止上述单边主义、贸易保护等危险行为。

（三）加强中方对对抗成本的理性应对

1.让美方看到中国不惜代价坚决维护公平贸易、捍卫自身利益的决心

当美国以国家利益为主导时，中国应从自身经济发展实际出发，强调对本国产业保护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明确立场，即坚决维护公平贸易和捍卫自身利益。可通过媒体、外交等方式让美国知悉并使之相信中国在经贸关系上的无原则让步是非理性的，且中国对此绝对不会妥协和让步。同时，商务部会同行业协会和相关企业，要广泛搜集美国企业凭借技术上的比较优势和有利的国际分工地位在中国市场实施垄断、破坏市场公平交易的证据，并实施反垄断、反倾销或反补贴调查。例如，中国商务部2018年8月10日公布了对原产于美国的进口卤化丁基橡胶的反倾销调查结果，认定美国企业存在倾销行为，并对中国相关产业造成了实质性损害，决定自2018年8月20日起对美征收反倾销税，税率为23.1%～75.5%，期限五年。这种按照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处理贸易不公平行为的做法，既能够彰显中国反不正当竞争的决心，实现对市场秩序的监督和维护，也能够体现中国政府所具备的根据国际规则和惯例处理贸易纠纷和贸易争端的能力。

2.牺牲短期对美市场利益，换取长期国内全产业链升级，不断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

一般来讲，通过价值链实现产业升级主要有两个渠道：一是以国际代工形式低端嵌入产业，进而实现加工生产工序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链条升级；二是通过自主研发和市场开拓构建全球价值链网络。目前，中国在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上具备一定的比较优势且产品市场需求广阔，具备快速发展的基本条件。凭借相关产业的产业链优势，通过科技创新不断提高优势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使国际分工由微笑曲线底端攀升到两侧的高端，使生产定位由原来的加工装配攀升到核心零部件的研发、设计和生产，并将这一优势向其他产业扩展，依托现有制造业产业配套优势和政策，努力寻求提高增加值的切入点，形成多元化、多层次的空间梯队优势，即以继续提升产业价值链为导向，不断推动其他制造业产业价值链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通过开放式创新，积极推动和鼓励高新技术产业等知识密集型企业进行海外并购，通过实施全球化战略，使有能力的企业在全球视野下完成研发、设计、生产、销售等环节，构建并完善全球价值链体系，最终打造形成一批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产业，继而实现在高端制造业领域与发达国家同台竞争。

3.加大国家资本和人力投入，加速培育战略新兴产业独立自主研发能力

政府通过制定具体的配套政策措施，为企业原创成果研发、自主创新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和氛围。一是通过为创新企业提供融资支持，形成多元化、多层次、多渠道的科技创新投融资体系，加大科技经费投入支持力度；二是鼓励企业进行原创成果研发，提高研发质量和研发水平，实现研发成果自主可控，避免未来知识产权争议的发生；三是鼓励企业走出去，投资实体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支持企业通过并购参与国际研发分工与合作，通过设立海外研发中心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加快自主研发进程；四是在鼓励企业投资海外的过程中，吸取美国和日本产业空心化教训，借鉴和学习德国“三位一体”保障体系（即科技创新体系、标准化和质量认证体系、双轨制职业教育体系），避免中国在加速对外投资的同时形成产业空心化僵局[15]。

（四）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契机，加强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进一步推动出口市场多元化发展

“一带一路”倡议的精髓就是互联互通，实现共同进步，共同致力于建设和打造开放型经济，确保贸易自由，反对任何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在公平竞争、遵守国际规则、尊重市场规律的前提下，扩大贸易和投资。在当前中美贸易关系紧张的大形势下，更应紧紧抓住“一带一路”契机，推进中国与东亚、南亚、西亚、中亚以及中东欧等地在产业合作、科技创新方面的合作交流，扩大海外市场，既为中国与沿线国家双边经贸合作奠定基石，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也为中国开辟和寻找替代市场提供更多机遇和可能。“一带一路”沿线涉及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潜在市场规模巨大，投资空间很大，投资机会众多。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估算，未来五年，仅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就高达近11万亿美元。2017年，中国与沿线国家和地区贸易总额达1.44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3.4%，高于中国外贸的整体增速5.9%。可见，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开辟新兴市场，挖掘和寻找替代市场，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发展，有助于缩减中美贸易顺差，对贸易平衡具有一定调节作用，能够有效规避某些国家贸易壁垒所导致的冲击，多元化市场开发与寻求具有深远的实践意义。

注释：

①在2008年的美国《国防战略报告》中，仅将中国视为潜在竞争者。

②该目标源自特朗普竞选期间的重要承诺，即把满足美国国家利益作为第一要务。

③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多次发表“美国在全球化中输了”的言论，并试图通过改变贸易合作、贸易逆差等遏制经济全球化。

④如果处在博弈的第I阶段，则中美两国的收益分别为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