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生 徐 涛

1 导 语

今日上海市静安嘉里中心地块四至为：东至常德路、西到同仁路、北起南京西路、南止延安中路，有东西向安义路从中穿过。在以柏油马路为切割准线的城市空间中，拔地而起多幢玻璃幕墙摩天大楼，涵括高端商场、办公楼、住宅、酒店、停车场等诸多功用，一派高端摩登城市景象，与美国纽约之曼哈顿、英国伦敦之金融城相比绝不逊色。如今静安嘉里中心的这番摩登城市景象经历了怎样的历史演变？本课题组受上海静安嘉里中心委托对此进行了研究，研究报告分三部分，分别论述核心景观、城市信仰生活共同体、现代城市社区的营造。

2 核心景观静安寺

查阅文字记载可见，静安嘉里中心地块一直隶属于静安寺核心景观文化圈。关于静安寺的文字记载，最先出现在南宋绍熙年间（1190年-1194年）刊印的《云间志》(“云间”是古代松江地区的别名)中，云：

静安寺，在沪渎。按《寺记》，吴大帝赤乌中建，号沪渎重玄寺。佛法入中国，虽始于汉，而吴地未有寺也。赤乌十年康僧会入境，孙仲谋始为立寺建业曰建初，建初者言江东初有佛法也，岂沪渎寺相继创建耶？《景筠石幢记》中，间号永泰禅院。本朝祥符元年改今额。

《云间志》，为当时华亭知县杨潜所修，历来被人们公认为南宋时期优秀方志之一。本志序文中，作者自述道：“邑之博雅君子，相与讲贯，畴诸井里，考诸传记，质诸故老，有据则书，有疑则阙，有讹则辩，凡百里之风土，粲然靡所不载。”由此可见，杨潜修此志书相当严谨，他是在前人文献记载的基础之上，进行了乡野调查后撰述完成。志书内容既有史料依据，又有实地调查佐证，故大都可信。有学者指出：“通查《云间志》全书，从卷上的封域起至卷下的祭文止，杨潜为其制定的编写原则始终贯穿全书，未发现有属于杨潜臆测或虚构的任何条目……可以确信，《云间志》是上海地区至今尚存的一部最古老、编写最缜密的优秀地方名志。”[1]《云间志》的记载得到了历代史家的认可，元代的《静安八咏集》、《嘉禾志》、历代的《松江府志》及《上海县志》等，当中有关静安寺的文字记载，基本沿袭此书。

按照《云间志》记载，静安寺已有1680多年历史，不但是上海一座最古老的佛寺，而且也是江南地区最古老的佛寺之一。但因为《云间志》只是孤证，无法获得相应的史料佐证，为稳妥起见，后人一般把静安寺的始建年代称作“相传建于赤乌年间”。

静安寺原是濒临古吴淞江（今苏州河）的一座寺庙，因寺址逼近江岸，不断遭受江涛袭击，寺屋时有倾圮之虞。南宋嘉定九年(1216年)发生一场洪水，静安寺果然被江涛冲垮，其后，寺僧仲依将寺庙迁至芦浦沸井浜畔，也就是现在的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1686号这个地方。

古代中国寺庙，经常成为文人墨客吟咏游玩的场所。最迟自元代起，静安寺已成沪地一座著名的游览景观。寺僧寿宁将历代名人及他自己的题咏汇编为《静安八咏集》。静安有八景：赤乌碑、陈朝桧、虾子潭、讲经台、沪渎垒、涌泉、芦子渡、绿云洞。明、清两代，慕名前往游览者络绎不绝，留下不少题咏，散见于旧志及各家诗集中。

图1 古老的静安寺

3 城市信仰生活共同体

因为静安寺的关系，静安嘉里中心地块在幽静中便多了一份热闹，这主要体现在一年一度的静安寺庙会。

庙会，又称庙市，是中国传统市集形式之一，在寺庙节日或规定日期内举行，一般设在寺庙内或其附近。[2]佛教中，较著名的节日有农历二月十九、六月十九和九月十九观音菩萨诞生、成道及涅槃日，三月初三弥勒佛涅槃日，四月初八释迦牟尼佛诞辰日等，逢此日，佛寺大都会举行盛大佛会。上海各寺庙均有此习俗。乾隆《上海县志》(乾隆十五年修)卷一风俗里，就有“四月八日，各寺浮屠作浴佛会，即释典所载释迦降生日也。”在这一天，各大寺庙举行浴佛活动，用梁香、安息香、附子香、丘隆香及郁金香浸制之五色香水浇灌佛像，僧人忏经诵佛，为民祛灾祈福，因此香火尤盛，其中静安寺“香市甚盛”。

关于静安寺庙市最早的文字记载，见嘉庆《法华镇志》：

四月八日，为大佛诞，静安寺兴集，换牛、置农器。

由此可见，静安寺庙会是在浴佛节举办，早在清嘉庆年间已有一定规模的集市。1875年，王韬的《瀛壖杂志》里有对静安寺及其浴佛会的描写：

静安寺，建自赤乌。僧寮数众，苦行清修，香火梵呗，昔称极盛。每逢四月八日浴佛大会，士女毕集，旖舍无算。[3]

关于静安寺佛会汇聚人气的记载还有《上海杂志》：

四月初八日静安寺观浴佛，是日倾城士女趾错于途。莲座皈依，倒拜鞋尖之凤；花宫随喜，轻浮袖底之莺，诚有如元人所谓“香烟人气，两般儿氤氲得不分明”者。

1877年5月21日的《申报》中《静安寺佛会》一文，对静安寺庙会的商业景象有着极为细致的描绘：

昨为浴佛日，故本埠之静安寺凡烧香及游玩者踵趾相错，且值礼拜之期，益形热闹。途中之马车、东洋车、小车等纷纷往来，是处茶坊、酒肆座无虚位，售纺织耕种各器者亦多。

浴佛节的香客，为静安寺庙市积聚了相当的人气。同时，又因静安寺当时地处上海西郊，寺庙以西大多为农庄村户，浴佛节时周围乡民们来寺烧香，通常还会顺便带上些农副产品、手工织品或者土特产等藉以出售，从而再买回他们需要的农具、家用什物。于是，一些商贩便趁此时机专来静安寺摆摊设肆。

逾至1881年，本地绅士姚曦、浙江商人胡雪岩等人倡议资助重修遭太平军焚毁的山门和佛殿。工程完竣后，恰值四月初八释迦牟尼圣诞日，于是静安寺选择了在这天举行盛大开光典礼并庆祝浴佛节，大开山门任人游玩。1881年古寺重修后，静安寺浴佛节庙会成为惯例，定时定地举行。远近四方城乡居民纷纷前来礼佛烧香，甚至有专门来寺游玩、购物者，而烧香、游玩、购物兼而有之的也不在少数。静安寺庙会在充分发挥祭祀、娱乐功能的同时，也为买卖双方搭建了一个良好的平台，商业功能愈加凸显出来。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静安寺庙会期间，国货、土产的设摊经商者陆续前来，购销两旺，商业极盛一时：

静安古刹，为沪西名胜，古迹颇多。历年佛诞香汛(浴佛节)，至该寺拈香与游览者人山人海，内地有数千农工将自制之土产，麋集设摊，以求生计，仿佛国货土产之展览会。①

其时，古寺附近的海格路(今华山路)、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大西路(今延安西路)、极司非而路(今万航渡路)、愚园路等马路的人行道上，各种摊贩已“设立殆遍”②。

及至1937年的浴佛节庙会，设摊地段以古寺为中心，东起静安寺路赫德路(今常德路)，哈同路(今铜仁路)一路段也包括在内，西至静安寺路地丰路(今乌鲁木齐北路)，南起海格路静安寺路，北迄极司非而路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四周范围又大大延伸。

摊贩们的商业活动也更加组织化、规模化，凡设摊者都须提前办理登记手续，并缴纳一定的费用。1936年，在静安寺庙会摆设1个摊基“收费三元，每摊给地约六英尺，并为装置二十五支光电灯一盏。”③次年，设摊位1500余个，分甲、乙两种，甲种摊基位于古寺附近及热闹街口处，地理位置较为优越，每日缴纳租金1元2角；乙种摊基则多属冷僻处，故租金减半，每日缴纳6角即可。设摊者先登记，再向静安寺账房处缴纳摊基费，领取1张许可证后即可自由贸易，多时许可证可发三四千张。设摊日期则经静安寺巡捕房规定，自农历四月初三下午6时起，至初九下午6时结束，先后持续1周时间。

自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上海沦为孤岛后，静安寺庙会商业盛况不再，日渐衰落。每届浴佛节，警务当局即下达命令，禁阻马路上设摊营业，只有寺内寺外方能摆些铺位，与往日相较市集范围大为缩小。加之，静安寺附近静安商场、百乐商场等百货商店的陆续兴建，也使得人们不用再等浴佛节庙会，家用器具等物已可随意购买。诸多因素影响着静安寺的庙市，生意转向清淡。及至1942年庙会时，摊基只剩三四十个，“除寺内搭有明瓦棚，摆设藤木竹器，草席、农具、玩具、家具及什用品等外，其余并无新奇物品。询诸设摊者，均谓营业状况每况愈下。”④

1949年解放以来，静安寺庙会传习继续保持，并重新焕发生机。每年在此时期，香客众多，周围商贩云集，不少上海郊区及远至江浙一带的农民携带农副土特产品前来参加庙会，基本上形成了一个以竹木小商品和农副土特产品为主的集市，持续时间前后约3天。1956年底，国家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庙会的构成性质也随之发生转变，由国营商业组织所属商店前往静安寺设摊，商品范围仍以竹木器家用小什件百货等为主，此外还有民用电气、小五金及食品糕点等。

由于静安寺处于闹市中心，周围南京西路、华山路，愚园路、万航渡路，北京西路等皆属市内交通要道，庙会期间人流集中，严重影响到了交通、治安的管理。于是在1963年举办最后一次静安寺庙会后，即宣告结束。随着庙市的停办，商业也终结，然而它对静安寺地区乃至整个上海商品经济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方便了城乡民众购销物品、交流物资，它的发展脉络在某种程度上也反应了静安寺地区以及上海市内各个时期的时代背景、生存环境与社会状况。

图2 1946年上海市静安保甲区地形图

图3 1958年静安寺庙会

4 现代城市社区的最终成型

无论是如推广租界般直接扩张，还是如越界筑路般间接扩张，都是外国列强势力对中国主权的严重侵犯。但从另一个角度看，租界的扩展和越界路的修筑，在某种程度上也改善了上海的道路交通，地价上涨，吸引了一批房产商人竟相购买道路两旁的土地，用以建造房屋出租或出售，由此商业兴起，西方先进的市政设施、管理经验也相继被引入，客观上加速了上海城市化的进程，意味着上海城市空间的拓展。今静安嘉里中心地块就是在1899年被划归公共租界西区之后，大步流星走上城市化之路的。

4.1 填浜筑路与现代路网构成

上海历史上很多越界所筑的马路，如静安寺路，一开始只是一些有实力的地产业主自发修筑的私路。这类马路先由私人出资出地修筑，当沿路地产分布达到一定的密集程度时，原业主即将私路移交给工部局管理，其初衷是使大家分摊马路改善和维护的费用。为了节省成本，这些早期的界外马路自租界区向周边农业区广为深入，在跨越河浜时广泛采取“排筑瓦筒”的方式。采用这种方式，虽然水流、潮汐尚且能够通过排水瓦筒流通，但流量却比筑路前大为减小，因此方志中常将其描述为“仅通细流”，在时人看来，与马路相交的这些河浜与“筑断”无异。洋商对筑路方式的变通和选择是在自然环境的制约下发生，这又反过来作用于自然环境。“排筑瓦筒”的方式对众多支河造成阻断，在较大面积上限制了潮汐流通。上海河道属于平原感潮型河网，因地势微高，河洪径流本就下浊缓慢，水源补给和水质更新净化对潮汐依赖很大，所以，此种特殊的筑路方式，对局部河网的潮汐流通构成了极大限制，结果造成水流不畅，河水更新代谢减缓，排入河洪的污水、垃圾等受阻停滞，不易被潮汐冲走。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区域人口与排污量都不增加，河流水质仍会逐渐变差。早期越界马路以“排筑瓦筒”的跨浜方式，对公共租界西区较大的河洪如东芦浦、西芦浦、姚家浜、北长浜、涌泉浜等都形成了严重分割。今静安嘉里中心地块周边的天然河网仍存在普遍淤塞、水质严重下降的问题。

1899年，今静安嘉里中心地块一带划归公共租界后，工部局曾对主要排水河浜与可通航河道加强管理，以图维护其自然排水功能，但早期的不良影响已经较难消除。不得已，公共租界只得采取填浜筑路，即填埋掉自然水浜直接将其转化为城市用地的做法，使得河浜自然景观从此由地表上彻底消亡。仅静安嘉里中心地块以填浜筑路方法填没的自然河浜就有两条。

4.1.1 涌泉浜，填没用于今南京西路的拓宽

据同治《上海县志》记载：“涌泉浜，以静安寺前沸井得名。有东、西涌泉通东、西芦浦。”据当地八旬老人回忆，东涌泉浜约在民国初年全被填没。西涌泉浜1921年开始填筑静安寺路西段。1952年全被填没。

南京西路晚清时期的历史此处不再赘述。1921年，西涌泉浜被填没后，由于拓宽，又往西延伸至延安西路，道路起止而成今天的规模。1927年，由西藏中路至静安寺全部筑成沥青混凝土路面，成为市区一东西向交通要道、模范道路。1945年更为今名，取南京市名，英文路名 Nanking Road（Western）。

4.1.2 北长浜，填埋后变作今延安中路及延安西路东段

据同治《上海县志》云：“北长浜以周泾分流，西通蛛丝港；南达肇家浜；中段分支从新桥下北折，通东涌泉浜。”

图4 涌泉浜与其他河浜关系图

图5 雪后涌泉浜

延安中路1910年筑路，为石子土路面，因有北长浜位于路南，故路以浜得名，称长浜路，是为当时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之界路。1914年始填长浜扩路，1916年完成。1917年铺碎石黄沙路面，1918年将成都路至慕尔鸣路（今成都北路至茂名北路）段铺上沥青路面，为当时法租界最漂亮的马路之一。1920年，改成福煦路，取法国陆军上将名，法文路名Foch, Avenue。1943年，改称洛阳路，取河南省地名。1945年，国民党当局为贺蒋介石六十寿辰，更名为中正中路，英文名Chung-Cheng Road（Central）。1950年始称今名，取陕西省市名。

除填浜筑路外，随着公共租界西区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工部局在静安寺周围不断新辟道路。最晚到1914年，赫德路（今常德路）、威海卫路（安义路）、哈同路（今铜仁路）这三条现代马路都已经修筑完毕，分割今静安嘉里中心地块的现代路网最终成型，[4]详情见下表。

表1 静安嘉里中心地块五条现代道路的概况表

4.2 新式公共交通工具的普及

现代路网的建设、升级以及房地产项目的开发总是与交通工具的新陈代谢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西式马车传入上海，导演了静安寺一带的第一轮城市化热潮。静安寺路筑成后，因地面宽阔平坦除被西人用作跑马外，由欧洲输入的西式马车也开始逐渐盛行其上。这种新引进的马车与中国北方传统的骡马车相比，外形和结构更加美观精致，它的车身和车轴之间经弹簧连接，使乘坐者减少了颠簸之苦；且西马足高而力大，马车又在平阔的马路上疾驰，故而十分快捷，逐渐成为清末沪上最为流行的公共交通工具之一。每逢佳日，在沪侨民、富商大贾、文人雅士等赴沪西静安寺等地赏景游玩，通常会乘坐私家自备或马车行租来的马车，而静安寺路就是他们途经的一条主要大道。

20世纪初电车、汽车等机动车引入上海，迅速淘汰了以畜力为动力来源的西式马车，成为新一代公共交通工具。而机动化公共交通工具的大量应用，也彻底、有效地解决了城市空间扩展所必然带来的出行不便，人流所聚之处，房地产开放成为有利可图的行当，一个现代成熟城市社区逐渐成形。

1907年，英商上海电车公司(Shanghai Electric Construction Co. Ltd)在赫德路80号（今静安嘉里中心地块之西南角）修造了的静安寺车栈竣工。1908年1月21日，申城第一辆有轨电车从静安寺车栈驶出，并在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上进行试运行和相关设备的最后调试。3月5日清晨，上海第一条公交线路，英商1路有轨电车线路正式通车, 全线总长6.04公里, 自静安寺至外滩上海总会。

1922年8月13日，华商董杏生经营的公利汽车公司开辟上海市区首条公共汽车线路，形成静安寺——曹家渡——兆丰花园(今中山公园)——愚园路——静安寺的环线，沿途不设固定车站，乘客招手上车，拉铃下车，但后来在与外国同行激烈竞争和租界当局高额税收的双重压力下，该线路于1924年10月最终被迫停止运行。与此同时，1924年10月9日，英商中国公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条线路9路公共汽车通车，该线路自静安寺沿海格路(今华山路)、福煦路(今延安中路)、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至爱多亚路外滩。

同时，无论是电车还是公共汽车，与马车、人力车等相比，不仅速度更快，而且它们的车身更大，能搭载乘客的数量甚至是后者的数十倍，且车资低廉，适合经常乘坐，故越来越受市民的喜爱。机动化公共交通事业发展十分迅速，静安寺一带的多条公交线路相继增辟、延伸。至20世纪30年代，今静安嘉里中心所在的静安寺地区，向北经过火车站、虹口公园可至真如、安亭，向南经过徐家汇、龙华，可至吴泾，向西经过兆丰花园可至青浦，向东则可抵达外滩，与市郊联系的公共交通网络己基本铺建完成。

图6 公共租界西区马路对水网的分割

5 现代城市社区的营造

现代路网的建设、升级，新式公共交通的开辟运营，提升了静安嘉里中心地块的土地价值，房地产业也随之兴盛起来。

谈及近代上海的房地产业，尤其是静安嘉里中心区块上的房地产业，就绕不开一个人——近代上海有“地皮大王”之称的传奇人物哈同。

哈同（Silas Aaron Hardoon，1849—1931），英籍犹太人，出生于巴格达一个小职员之家。1856年随父母迁居印度孟买，并加入英国籍。1872年只身东来香港，次年来到上海，从老沙逊洋行的看门人起步，做过鸦片买卖，放过高利贷，后升为高级职员，进入新沙逊洋行任地产部经理。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哈同倾囊而出，低价购买南京东路大量房产。不久战争结束，房产价格大涨，哈同由此发家，先后担任过法租界公董局、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1901年，哈同在南京路开设哈同洋行，注册资本200万两白银，开始运用手中的信息资源经营房地产业。经过数年经营，哈同家族取代沙逊家族坐上了南京路地产业的第一把交椅，成为上海“地皮大王”。哈同的产业由房产和地产两部分组成，分布于黄浦、静安两区。

哈同之所以选择静安区块作为自己公司业务的核心地段，除了该区块本身蕴涵的巨大商业价值外，与他深爱的妻子罗迦陵（Liza. R.,1864年－1941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罗迦陵，又名俪穗（或俪蕤），中法混血儿，出身贫苦，身世复杂，传说颇多。其中比较可信的说法是，罗迦陵1864年出生在涌泉浜旁的罗家村。1901年，哈同按照夫人罗迦陵的愿望，在罗迦陵的出生地购得一片土地，并在这块土地上花费9年时间打造了一座花园，作为两人的居所。1910年竣工，夫妻俩各用名字中的一个字，即，用“欧司·爱·哈同”中的“爱”字和“罗俪蕤”中的“俪”字，组合为“爱俪园”，即通常所说的“哈同花园”（今上海展览中心）。

哈同地产在静安区内的产业，以“爱俪园”为轴心，向东西两侧展开。东起西摩路(今陕西北路)，西至哈同路(今铜仁路)西侧，与安南路(今安义路)相交，南起福熙路(今延安中路)，东端与威海路相交，北至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共有土地11幅，计土地面积268.90亩，地籍编号为：静安区15号1丘，16号l丘，10号3丘、8—11丘、13、14丘和17丘。

1910年至1912年，哈同以旧式里弄建筑风格，同时打造了民厚南里、民厚北里两个现代社区，用以租售房屋获利。其中民厚南里有砖木结构二层石库门房屋203幢，建筑面积21733平方米；民厚北里有砖木结构二层房屋135幢，建筑面积15884平方米。为方便居民生活，哈同还在民厚南、北里间，兴建现代菜场一座，并招徕菜贩、商户入驻经营。社区建筑完毕不久，受所笃信之佛教影响，为颂扬佛的慈悲精神，哈同夫妇决定将其产业全部更名，以“慈”开头。民厚南里、民厚北里两个小区顺理成章改名为慈厚南里、慈厚北里。

慈厚南、北里之西，英商上海电车公司静安寺车栈之北，开发相对迟缓。20世纪20年代，此地原有明星影业公司建造的两幢花园住宅，供拍电影用，后英国泰利洋行购得，于1926年改建成旧式里弄二层房屋33幢，建筑面积3377平方米，命名为泰威坊。在泰威坊以北，1932年，金城银行出资购地，建造一处新式里弄，有混合结构二层房屋53幢，作为银行高级职员的住宅，建筑面积9956平方米。后又将此处产业卖给中国银行。

6 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上海静安嘉里中心地块暨安义路毛泽东旧居区域是一个具有浓郁历史文化氛围的街区。清末民初，静安嘉里中心地块上的物业在以哈同为代表的房地产商主导开发下，从有到无，先后出现了慈厚南里、慈厚北里、泰威坊三个旧式里弄小区和金城别墅一个新式里弄小区。在这弹丸之地，曾走出了一批彪炳史册的历史人物。毛泽东为了驱逐湖南督军张敬尧，曾在1920年5月5日至7月7日寓居在当时的民厚南里29号（今安义路63号）；张太雷、张闻天曾寓居在此，或为教师，或为编辑。

这里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思想史上重要的文人聚集区，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郑伯奇、王独清等“创造社”元老及其大本营泰东书局均设在此处，所编的《创造社丛书》、《创造》亦由此发向全国。施蛰存等“新感觉派”作家也曾栖身于这里的弄堂，胡适、徐志摩、郁达夫更是成了这里的常客。田汉一家等亦曾在此寓住。曾琦、左舜生编发《醒狮周报》也在这里很吼过一阵子。

1920-1940年代，这里也是外国侨民的社区，一些外国商户如哈脑维太阳灯公司、美国无线电修理社、美商海美登洗染等，均在此营业。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该区域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文化大革命，再到如今的改革开放，大时代的变迁影响了静安嘉里中心地块上一些房屋产权的归属，致使住户进进出出，迁徙不定，居民结构也呈现出混杂的状态。

人虽有替换轮回，物却始终无甚变化。静安区人民政府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叶正式对该区拆迁改造之前，由原英商上海电车公司静安寺车栈、慈厚南里、慈厚北里、泰威坊、金城别墅和安义路小菜场组合而成的现代城区，基本还保持着60多年前的历史风貌。

随着时间的流逝，上海这些近代营建的车栈菜场和新旧里弄面临着无可阻挡的“物质性衰退”。这里绝大部分建筑物和设施都超过了其使用年限，结构开始破损腐朽，设施逐渐陈旧，使用功能日渐退化。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上海进入了新一轮的城市发展高潮，大规模的、跨越式的城建项目在各个城区全面铺开。这当然也包括本文所讲述的静安嘉里中心地块。从90年代中期开始，先是延安中路1238号地块，随后是静安区延安中路1288号地块、静安区常德路104-126号、安义路50-134号、南京西路1537号地块、南京西路1565号地块，相继连成一片，先后被嘉里建设公司购入。动拆迁改造后的老城区被夷为平地，旧貌换新颜，更新升级的静安嘉里中心应运而生。

上海静安嘉里中心地块，远得静安涌泉之福，近受城市变迁之益；这里，既有红色革命精神的火种延续，又有海派城市综合体的独特韵味。我们相信，以后的上海人民，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都会经常来到这里，都会爱上静安嘉里中心。

注释：

①《申报》，1931年5月17日。

②《申报》，1931年5月25日。

③《申报》，1936年4月26日。

④《申报》，1942年5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