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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珍珠与安德森作品中的母亲形象比较研究

2018-09-10傅蕾

文学教育 2018年9期
关键词:赛珍珠安德森

内容摘要:赛珍珠与舍伍德·安德森这两位同时代的美国作家,身处不同国度,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所塑造的“母亲”形象却面临着相似的“失语”状态,而这两位相似处境中的母亲却走向了不同的结局。对比探究两位作家所塑造的两个形象,有助于读者准确解读作家的创作思想,进而理解中西方文化背景下不同文明所决定的母亲身份的差异性,以及性别差异对作者对待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抗争的态度所造成的影响。

关键词:赛珍珠 安德森 母亲形象 女性抗争

美国作家安德森(Sherwood Anderson,1876-1941)被誉为“现代小说的先驱”,他在1919年出版的小说集《俄亥俄·温斯堡》中塑造了一群心灵扭曲,行为怪异的“畸人”,这本书“勇敢地走出中西部文化荒凉的误区,打开了20年代美国小说通往现代化的道路”[1],奠定了他在美国文学史中的地位,并深刻影响了福克纳、海明威等后辈作家。在其所塑造的众多畸人中,“母亲”——伊丽莎白·威拉德颇具分量,作家在《母亲》和《死》两个短篇中为我们描绘了她畸形的悲剧人生。无独有偶,同为美国作家的赛珍珠(Pearl S. Buck,1892-1973)在长篇小说《母亲》(1934)中,也塑造了一位母亲。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这样评价道:“‘母亲在赛珍珠的中国女性形象中是最完美的,这本书也是她最好的一部。”[2]当时的《纽约时报》也对《母亲》这本小说大为赞赏,称之为“最具有建筑统一性和简洁有力特征的作品”,认为她的成就还表现在“她从人类普遍价值观的角度来描述与我们自己相异的民族”。[3]安德森与赛珍珠两位同时代的美国作家,在中美不同的文化土壤中创作出的母亲形象有着相似的处境与相异的结局。

一.不同文明中的母亲形象

安德森笔下的母亲伊丽莎白与赛珍珠笔下的母亲生活环境差异巨大:一位是居住在美国小镇的美国母亲;一位是土生土长的中国农村母亲,除了她们巨大的文化差异外,她们身上还有许多不同之处,她们的外形相异,对自身命运的抗争方式与结果也截然不同。然而,这两位有着众多差异的母亲却面临着相似的处境——她们都因身处男权社会而处于“失语”状态。

《俄亥俄·温斯堡》又译《小城畸人》。“小城畸人”这四个字简单而准确地概括了该书内容,该书主要介绍了居住在温斯堡的一群畸人身上所发生的故事,伊丽莎白·威拉德也是畸人之一。她的畸形最先体现在形象上,书里形容她“长得又高又瘦,脸上残留着天花的疤痕,虽然只有四十五岁,却被一种说不清的疾病耗空了热情。常在自己凌乱破旧的旅店四处转悠,了无生气,像个幽灵一样”。[4]20

赛珍珠笔下的母亲没有名字,她在全文中都以“母亲”称呼,她的形象与伊丽莎白不同,“宽而且壮的脸和丰满的嘴唇,显出被风日侵透的紫色来,她的一副眼睛,在闪耀的火光里发亮——异常清楚,不偏不斜地正卧在眉毛下面。她的脸并不好看,但是充满着热情和慈爱。人人都说她是个敏捷的女人,温和的贤妻良母,并且很孝敬她家里的老太婆”。[5]这无疑是大多数在田间耕作的农妇形象的代表,如她没有名字而仅仅以一个符号似的“母亲”出现一般,这一母亲形象具有一种普适性,她不特指谁的母亲,而是20世纪初广大中国农村母亲形象的缩影。

伊丽莎白与赛珍珠笔下的母亲外形上的差异无疑是显著的,一个外貌畸形,一个外貌普通,她们不同的外貌也体现出她们所代表的不同群体。伊丽莎白代表了受到大机器影响下的西方社会中的女性形象,她的外貌畸形折射的是一种内心的畸形;而赛珍珠笔下的母亲代表的则是最普通的中国农村妇女形象。

不管是伊丽莎白还是赛珍珠笔下的母亲,都受到了男权社会带来的伤害。伊丽莎白年轻时为梦想所作的努力,因为身处男权社会,遭到了小镇里各种非议,换来了“不踏实的名声”;在男性掌握绝对话语权的社会中,她始终处在“失语”状态,年轻时对旅客倾诉自己的梦想,却换来了他们的不以为然,婚后她无法表达自己内心的痛苦与渴望,甚至对自己最亲爱的儿子都无法进行正常交流,在儿子终于按照她希望的那样选择离开小镇时,她激动得不能自已,却连表达内心喜悦的能力都失去了;在临终前,她想和儿子说800块钱的事,然而失语的她一直到死都没说出来。

赛珍珠笔下的母亲更是深受其害,她明明有足够的能力养活孩子,照顾家庭,但是因为所处的环境,她不得不自己写家书假装是男人寄回来的,好掩盖她“被男人抛弃”的难堪,她甚至希望男人就死在外面别回来,这样她的自立自强不但能得到众人认可,还可以立一个贞节牌坊;在与管事意外有了孩子后,她原想一死了之,但是担心尸体被别人看出异样会让孩子蒙羞,她只能冒死打掉孩子;她写了一封假装男人死在外面的家书,想以此能与管事在一起,最终也只是被管事玩弄一场。虽然她的丈夫早已抛妻弃子、离家而去,但母亲始终不能摆脱他对她所造成的影响,一言一行都深受其扰。母亲也处于男性主导话语权境况下造成的“失语”状态中,在男人抛弃他們一家时她要强装欢笑,在冒死打掉胎儿又被管事玩弄时她没法哭泣,唯有假装收到男人死讯的家书时她才放声大哭,将自己所有的苦楚痛哭出来,而这一切只是因为在她所处的社会环境中,女性是无法自由表达出内心痛苦的。

二.中美文化背景下的不同抗争

不管是伊丽莎白还是赛珍珠笔下的母亲,都因为身处男性主导的社会中遭受种种痛苦,甚至在他们的男人在家庭处于“缺席”状态的情况下,仍因为身处的环境而不得不面临“失语”的状态。正是由于中美社会发展进程的差异,使得相似处境中的两位母亲,在与社会环境抗争时,选择了不同的抗争方式。

伊丽莎白的挣扎始终摆脱不了对男性的依赖,不论是最早依靠旅店客人、依靠情人还是依靠婚姻,其实,她一直梦想走出小镇,去外面寻找更精彩的人生。当初在她父亲强烈反对她与汤姆的婚事,并给她800块钱让她走出小镇时,她的选择是与汤姆结婚。在婚后她痛苦并挣扎,但她依旧没有选择离开,而是将梦想寄托在儿子身上。她在里菲医生那里曾找寻到自我,但是这短暂的幸福就像白光闪过黑夜,只带来片刻的光明,过后她仍深陷在漫漫长夜带来的迷茫与痛苦中。最后,她寻找死亡以解脱,她将死亡人格化,“有时把他想象成一个强壮的黑发少年,正在翻山越岭地赶来;有时把他想象成一个身上留有世俗生活印迹和伤疤的男子,冷峻而沉静”[4]211。伊丽莎白的抗争始终与男性挂钩,她的抗争是消极的,无力的,在发觉丈夫要将儿子引导成一个平庸的人时,她曾激动得颤抖,拿着剪刀想结束丈夫的生命,最终也还是放弃了。

而赛珍珠笔下的母亲不同,她虽然也饱受男权社会的精神摧残,但是她在艰难的人生之路上为了生存,为了年迈的婆婆与年幼的孩子,她毅然扛起全家重担,种地、赚钱、养家。虽然她的一系列行动都需要假托男人在外工作的名义,但是她是依靠自己打拼出了全家的未来,她养大了子女并且在孙儿出世后得到最终的幸福。赛珍珠笔下的母亲比伊丽莎白表现出更坚强的意志和更充沛的精力,她在受到男权意志伤害时不是自我扭曲,而是用极大的毅力、宽容和坚强为自己的生存而搏击。在伪造了男人的死讯后,她彻底摆脱了男人对她的束缚,再次找回了她自己——那份从少女时期就一直存在的母性。

同为男权社会的受害者,两位母亲却选择了不同的抗争方式,甚至连抗争结果都截然相反,究其原因,是因为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抗争的目的不同。

19世纪七八十年代,工业革命浪潮席卷美国,位于美国中西部的俄亥俄州亦卷入其中,原本悠闲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被大机器的轰鸣声打破,小镇居民在欣喜工业革命到来的同时也感到了巨大的失落与迷茫,这份失落与迷茫被安德森放大成了一个个畸人。除此之外,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正处于经济政治文化迅猛发展的时期,女性的地位日益提高,甚至在19世纪美国妇女首次跨入高等学府的大门,通过各种途径,她们获得参与社会活动的更多机会。[6]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俄亥俄·温斯堡》中的女性并非为生存而抗争,她们更多的是一种精神层面的追求,她们为之奋斗的是她们内心的渴望,而不是存活的可能。比如伊丽莎白,虽然她家旅馆破败、生意不好,但是她并不是因为这个而挣扎,她一直在追寻的是小镇外丰富多彩的世界,她痛恨的只是在苦闷小镇中被苦苦压抑的内心。这与那个时代美国女性已经超越温饱层面的追求,而有了更高的精神追求有关;也与当时脱离了农耕社会,步入工业社会后人们有了一定闲暇来思考生活而不是生存有关。

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赛珍珠《母亲》的时代背景。《母亲》写于1934年,这个时期,书中所描绘的中国农村还处于男耕女织的农业时代,并且深受中国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男主女从、三从四德等思想的禁锢和毒害,与《俄亥俄·温斯堡》的时代背景不同,农业时代男性往往是主要劳动力,所以当母亲被她家男人抛弃时,第一个要面临的便是生存问题。虽然母亲也有精神层面的挣扎(与管事在庙里苟合),但她更多的还是在进行生存抗争。也正是这个原因,让母亲的抗争比伊丽莎白的抗争显得成功,因为母亲的抗争是为了活着,而伊丽莎白的抗争则是为了女性的发声权。

三.作家本人经历对母亲形象的影响

除了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造成了二者的差异外,作家自身经历对这两位母亲的塑造也产生了巨大影响。

安德森的女性观受到了他身边众多女性的影响,不论是他为了维持家庭生计而过度劳累而早逝的母亲,还是同样早逝的姐姐,都在他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他看来,他的母亲和姐姐都有着自己内心的向往,然而残酷的现实让她们不得不为家庭奉献自己,牺牲内心的渴望。这点从安德森在《俄亥俄·温斯堡》的题献上写的“谨以此书献给我的母亲埃玛·史密斯·安德森,母亲对生活的敏锐观察,最早唤醒了我窥视表面之下的渴望”[4]卷首可见一二。

这两个为了家庭牺牲的女性让安德森形成了传统女性观,即男人为主的思想。而安德森的两任独立自强的妻子,又让他对现代女性有了新的认识。在这些女性的影响下,一方面,他学到了很多,他对这些女性感恩;另一方面,他又害怕女性的强大——“当他需要她们的时候,他很恐惧,害怕失去自己的独立”[8],这也正是他对笔下的女性饱含同情却让她们的抗争都以失败告终的原因。《俄亥俄·温斯堡》的女性一生都没有走出小镇,最渴望走出小镇的伊丽莎白最后是通过儿子才实现的梦想。不过安德森也给小镇里的女人留有一丝希望,那便是七岁的小坦迪。坦迪出现在以她命名的章节中,她天真烂漫,未受到传统陈腐观念的侵害,作者借陌生人之口表达了对女性的一种期望:“我理解她,虽然我们从来不曾相遇过,”他轻声说,“我理解她的奋斗和挫折。正因为遇到过这些挫折,她在我看来才显得可爱。从她的这些挫折中产生出女人的一种新品质。我给它预备了一个名字。我管它叫坦迪。我想出这个名字的时候还是个名副其实的梦想家,身体也还没有变得如此丑恶。这种品质即坚强地被爱。这就是男人需要从女人那里得到而又不曾得到的东西。”[4]127

亚里士多德曾不无歧视地为女人下了这样的定义:“女人之为女人是因为她们的身体缺少某些性质,也因为这些天然的缺陷而遭受痛苦。”[9]但是安德森却提出,女人比男人多了一种新品质,这种品质是男人需要从女人那里得到而又不曾得到的——“坚强地被爱”。虽然安德森对待女性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在当时那种环境下他的女性观已属难得。

“从创作学的角度看,女作家描写母亲,往往有男作家不可替代的优长。由于性别类属的原因,她们在心理上和情感上是相通或相近的。”[10]赛珍珠塑造的母亲比起安德森塑造的伊丽莎白来说更富有抗争性,情感也更加细腻。由于女性特有的同理心的原因,她没有安德森那种距离感,她可以全身心地投入,以女性体验洞察母亲内心世界及微妙的情感变化,准确把握母亲复杂的心理情态,为她描述伦理框架内所能实现的最大快乐和最高人生理想。[11]

赛珍珠就读于美国弗吉尼亚州林奇堡市的伦道夫·梅康女子学院,她受到美国女权运动的影响,并把它植根于自己的创作之中[12],而长期旅居中国的经验也让她对中国传统伦理观有着深刻的认识。母亲正是在这种双重文化的影响下诞生的一位女性,她既比中国传统农村妇女更富有抗争性,又更多地停留在生存层面的抗争上,这反映了当时东西方不同时代背景下的女性不同的需求。

四.结语

安德森与赛珍珠笔下的母亲用各自的方式在强大的男权社会中进行着女性的抗争,由于时代背景的差异以及作家本人经历的不同,两位母亲的抗争也有所区别。通过对比我们可以看出东西方文明在同一时代的巨大差异是如何影响到两位美国作家的。安德森饱含同情的笔触虽然给了女性极大的关注,并且也借由小坦迪给予女性一定的希望,但始终脱离不了他以男性为主导的男权思想,他仍旧有一定局限性;而赛珍珠以女性独有的视角将一位中国农村女人的抗争描绘得生动精彩,却依然受限于中国传统思想观念(认为孙子的出生使自己得到救赎)。虽然两位母亲的抗争都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在当时那个時代背景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为打破女性的“失语”状态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参考文献

[1]杨仁敬.20世纪美国文学史[M].青岛:青岛出版社,2000:263.

[2]刘龙.赛珍珠研究:授奖词[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58.

[3]周亚萍.哀伤的诗意——赛珍珠《母亲》中的生态女性主义解读[J].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13(5):99.

[4][美]舍伍德·安德森.俄亥俄·温斯堡[M].杨向荣,译.海南出版公司,2012.

[5][美]赛珍珠.母亲[M].万绮年,译.上海:仿古书店发行.1936:3.

[6]霍然.《小城畸人》中叛逆女性解析[J].文化研究,2009:235.

[7]贾丽丽.《温斯堡·俄亥俄》:女性的禁锢[J].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2).

[8]Anderson D D. Critical Essays on Sherwood Anderson[M]. Boston:G.K. Hall,1981:254.

[9]何征.对《小城畸人》的女性阅读[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1(3):34.

[10]徐绍峰.颠覆与重写——新时期小说中母亲形象的变异原因及意义[J].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1994(2):65.

[11]曲义.男性角色的弱化与男权秩序的内化——赛珍珠与安德森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对比[J].文教资料,2016(10):10.

[12]成秀萍.母性·妻性·女性——论赛珍珠的长篇小说《母亲》中的母亲形象[J].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10(5):109.

(作者介绍:傅蕾,集美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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