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拜妮的小说有一些共同特征或说是“标签”：“剥洋葱”式的手法、隽永的意象、现实与回忆的交叉等等。在《天堂给你们，我只要现在》、《天下坑》、《白桦林》等小说中，都可以看到这些特点。当然，没有一个作者愿意承认自己是有“标签”的。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标签”就是风格，是具有高辨识度的个人化标志。

《金鱼》同样是“顾拜妮”式的，小说讲述的是叔叔的故事。王安忆也曾经写过《叔叔的故事》，那些决定着叔叔命运的重大时代背景和事件，势如破竹地将其肉体和心灵碾压为齑粉。作为与那些历史事件完全错位的“90后”，顾拜妮显然并没有打算让小说承担如此沉重的历史功能。

小说以第一人称“我”进行叙述，这个第一人称叙事行使的是第三人称（全知全能）的视角功能，“我”的讲述既包括与叔叔有限的直接交往，也有通过姑姑、爸爸妈妈等视角呈现出来的往事。叔叔是家族的耻辱，是一个不愿被承认的存在。作者耐心地一层层剥开了“叔叔”的故事，最终剥出了那个谜一般的芯儿：原来叔叔因为强奸罪，在20世纪80年代的“严打”中被判以重刑。等他出狱后，这个世界和家族都没有了他的容身之地。

故事很简单，即使经过了双重、多重的转述，我们也能够清晰地触摸到它。但这个内核是否就是顾拜妮要表达的主题呢？不尽然也。要理解这一点，必须结合这一代人的写作状况和作者的创作观来阐释。对于这一代人而言，“写什么”和“怎么写”其实都是问题。与在历史尾巴上成长起来的“70后”和在市场经济中首获成功的“80后”相比，“90后”面对着更多的叙事和手法上的“盲区”、“难点”。论写日常生活，他们比不过“70后”；论写作手法的探索，他们更是处于“先锋”、“70后”和“80后”的阴影之下。因此，要想在同样的时代生活中撷取到合适的题材与表达方式，对于他们来说就格外重要，难度也相应地增加。

在顾拜妮的创作观中，有一个重要的词语“模糊的模棱两可”。她曾说过不确定性、模糊性最能打动她。以此来分析《金鱼》，可以说，小说的层次确实是在接近着“模糊性”，可以进行多重阐解。表面来看，这个题材写的是“严打”时的重判，由于惩罚的严厉程度大大增加，而使正常的法律法规发生了变形变异，彻底毁灭了当事人的人生。叔叔的强奸并非完全的暴力行为，准确地说，是一对青年男女在性的渴望和萌动中犯下的过错。它之所以超过了“错”而构成了“罪”，一是女孩爸爸回家恰好看到这一幕，二是叔叔在日记中记下了这件事，还天真幼稚地使用了“强奸”一词。在他不算短暂的一生中，他只有过这一次性生活，并且是最“贵”的一次，他为之付出了牢狱之灾和终身不婚的代价。

我們可以将叔叔的遭遇理解为，这是一个时代的暴力、荒谬和无厘头所致，但仅仅停留于此又过于简单，小说中还有一些意象和情节透露出了更为丰富的意蕴，昭示着作者要表达的远远大于、深于对时代的批判。其中最重要的意象是“金鱼”，这是一个不存在的意象。叔叔来“我”家借钱，没有借到，就抱走了一只圆形鱼缸。当“我”在叔叔家看到这个鱼缸时，里面除了水别无一物，反而是叔叔凸出的眼睛使他看起来像一条“半死不活的金鱼”。

“金鱼”的抽象意象超过了对“严打”的反思，一跃而成为小说中最为显著和最具有深意的存在。“金鱼”代表什么？它是什么意思？在叔叔的观念里，它代表着正常轨道上的“迷失”。由于脱轨，等清醒过来时，它的肉体已然迟钝，精神却轻如鸿毛，以致于无需思考就能抵达事物的本质。叔叔说的是“金鱼”，实则是他的夫子自道。

说到底，“金鱼”指向着“时间”这个永恒的主题。这个在小说中略为牵强的意象，以及叔叔过于诗意和书面化的表达，都在反复地强调、确证作者自己的时间观和生命观。这个在童年时代犯有“爱丽丝漫游综合症”的作家，常常迷失在时间的漩涡里，她看到的人与事的速度都有别于常态。这种症状在她12岁时彻底消失，之后不久她就开始写小说了。

当然，对于小说家的自述，我们可信，但不可全信。我们可以抛开其自述，根据阅读的体验作出阐释和理解。我想，小说之所以在一个平常的物象中填入形而上的思考，或许是因为，那只从来没有出现过的“金鱼”，并不是不存在，而是逃离了常轨和常规，消失在了时间的另一面。在作家看来，这种“消失”、“迷失”正可以用来抵抗一切不可理解之物，抵抗一切非理性的荒谬。

曹霞，著名文学评论家，现居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