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编辑事业，栽培了不止一个世代的文学作家;他的小说创作，掀动了艺术探索风潮;在香港文学文化圈，有崇高的地位，众所景仰。然而，刘以鬯这个名字不应由香港所独享。刘以鬯的文学生涯经历了20世纪政治民生的大动乱与大断裂;他在上海开始文学创作，杭战时期在重庆发展与众不同的文学活动，20世纪50年代以后以人生三分之二的时间辛勤编写，向世间宣明：文学，即使在香港这个唯实用是尚、经济利益挂帅的环境中，还是一种令人崇敬的文化力量。他在文学上先行探险与试炼，足以为华语文化圈之表率。在此我们组编一系列文章，尝试从不同角度析述这位重要文学家的成就与贡献，作为刘以鬯先生百岁华诞之纪念。

陈智德《南来者的本土思考——刘以鬯的<过去的日子><对倒>和<酒徒>》一文，从几部作品的细意分析中看到刘以鬯从内地到香港的历程之深层意义：我们不能以外来者与本地人摩擦与和解的“通俗剧”情节来做简约化的理解;当中人生意义的反复拷问，以至文化溯源与在地开新之辗转反侧，才值得我们深思。

须文蔚《刘以鬯在港台意识流小说推广的一段公案》以实证方式重探华语文学中“意识流”论述的历史，指出台湾大学外文系学生朱南度于1957年翻译《现代英国小说与意识流》，发表于夏济安等主编的《文学杂志》，比刘以鬯等在1960年《香港时报》副刊“浅水湾”的引介为早，纠正一般以刘以鬯为推广“意识流”先锋的说法。然而“在刘以鬯主导的一系列意识流理论介绍中，无论是马朗、卢因、崑南、山谷子等人的翻译与译介，观点的纷繁与多样，不仅译写了英国的当代理论，也扩及讨论欧洲的心理分析小说，乃至于电影蒙太奇技巧的影响等，均为台湾20世纪60年代文学媒体相形失色的”。

以上两篇重点在于分析刘以鬯移居香港以后的表现，而梁淑雯《三种身份之三地情缘——浅谈刘以鬯主编的<国民公报）副刊》一文，则为刘以鬯的文学思想和活动溯源，说明刘以鬯在南来以前，编辑副刊已引进不少外国文学，试图“在抗战文学中找寻藝术美的可能”;在小说创作上，也见到“以诗化语言来代替线性叙事手法”“心理描写与历史结合”等特征。换句话说，刘以鬯在香港受到称颂的《酒徒》《寺内》等小说的艺术试验，“其实早在重庆办报时期便已开始”。

陈子谦《借他人酒杯的酒徒——刘以鬯“故事新编”纵论》聚焦于“故事新编”的文类，以重写《西游记》的《孙悟空大闹尖沙咀》与《蜘蛛精》，新编《西厢记》的《寺内》和《崔莺莺与张君瑞》，以及改写神话的《盘古与黑》五篇作品为例，展示“刘以鬯如何从不同的角度改编同一故事，从中实践了怎样的小说实验”，并检视其对后继者之影响。事实上刘以鬯之“故事新编”，正是文化与社会经验的新与旧之角力的表现。这种心理既有其特殊性，也有其普遍意义。

区仲桃《刘以鬯的现代主义》一文意在考析“刘以鬯理想中的现代主义”，认为其中包含三种元素：现代主义的意识流技巧、现实主义的社会现实和内心真实，以及理性思维主导的小说结构。因此，作者不认为刘以鬯的名著《酒徒》，或者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是这种“理想中的现代主义”的代表;反而刘以鬯的短篇《镜子中的镜子》，以及可与之比较的乔伊斯早期小说《死者》，才是范例。文中就两篇作品做出深入的分析，备见新义。

刘以鬯的实验小说往往以“诗化语言”见称，陈国球《诗人刘以鬯——读刘以鬯<浅水湾>作品札记》直接从他的“诗心”切入，细读《香港时报》副刊“浅水湾”中出现的刘以鬯诗作，结合他的文学编辑工作，说明“小说家刘以鬯”其实是“诗人刘以鬯”的发扬。我们甚至可以说，“他在香港的文学创作和文艺编辑工作，他的文学生涯，就是他写的诗”;他的贡献，就是在一个唯实唯利的环境中，创造出可措置“诗心”的空间！

备注：其中梁淑雯《三种身份之三地情缘》、陈子谦《借他人酒杯的酒徒》、区仲桃《刘以鬯的现代主义》将刊于本刊2019年第1期“刘以鬯：世纪人生与文学”专辑（二），敬请期待！

——陈国球（香港教育大学讲座教授）

陈国球，香港教育大学中国文学讲座教授、中国文学文化研究中心总监，曾任香港科技大学中国文学教授，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主任，加拿大雅博特大学、捷克查理大学以及中国台湾大学、政治大学和北京大学客座教授;东京大学、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人。著编有：《重遇文学香港》《香港·文学：影与响》《香港的抒情史》《抒情之现代性》（合编）、《香港文学大系》（总主编，十二卷）、《抒情中国论》《文学如何成为知识？——文学批评、文学研究与文学教育》《情迷家国》《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才也攻治》等。

六月八日夜中传来刘以鬯先生往生的消息。

黑色与黑色在黑色中搏斗……刘先生在暗夜里，以文字串连成星星;夜光闪耀于岛之南的浅水湾，洒落在城中的大会堂，渗润香港文学之心田。

搏斗的力量，来自文学的信念，与坚持;这坚持，这搏斗，来自个人的信念，转成光，照亮在地一代又一代的灵魂。

前面若有曙光，文学的灵魂坚执行远，以文字彩绘这看似灰暗的香港，刘先生天上安息。

刘以鬯与诗

2001年刘以鬯有一本非常别致的著作面世，书名是《不是诗的诗》。序文《我写过一些不是诗的诗》，原先在同年7月香港《大公报》副刊“文学”发表。这篇序文从形式看来，就“与别不同”;全文不落标点，开篇两段是：

我常在诗的边缘缓步行走审看优美意境的高长宽我写过一些不是诗的诗

站在十字路口的小说趁超不前 我用酒浇注文字 酒可助文字成诗 诗可助小说重获活力

下文又说：

误失道路 必须辫认东南西北 每一次想起COHEN讲的“诗是文学继续生存的希望”就会用不是诗的派钊予发浓郁感情 甚至将文字当作颜月书苗绘抽象画结尾再做回环复沓：

我常在诗的边缘缓步行走 审看优美意境的高长宽 我写过一些不是诗的诗

通篇语言简洁精练，思维跳跃，就像一首散文诗。除了序，《不是诗的诗》内容分为七类，包括：评论、文学批评、散文、独幕剧、微型小说、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共收作品15篇。刘以鬯以这本著作向读者宣示：他书写的各种文体，其实都可以看作是“诗”。

刘以鬯提到的柯恩（J.M.Cohen，1908-1965），是一位非常重视诗歌的文学研究者和翻译家，曾著《西方文学史：从中世纪史诗到现代诗歌》，编《这时代的诗歌1908-1958》。他的原话是：“in poetry，therefore，remains the hope for literaturessurvival.”刘以鬯引述过它不止一次。早在小说《酒徒》之中，他已借麦荷门之口，引用柯恩的文学史，提出“戏剧与诗早已联盟，然则小说与诗有联盟的可能吗？”后来他在《我怎样学习写小说》一文，再宣明自己接受柯恩的見解。在接受卢玮銮等访问时，又说：

我一直认为诗是文学中最重要的文类。最近我也提过，文学要继续生存，唯一的希望在于诗。如果不写诗，文学早晚被淘汰。所谓“淘汰”是指纯文学的淘汰。

这是刘以鬯从文学本质以及文学发展的角度对“诗”做出的判断。在他眼中，“诗”不仅是作为文学体类的诗，更是“文学”本质之所在，所以引文中“文学”要再由“纯文学”来补充解说;换句话说：“诗”最能见证“文学”之“纯”。虽然在一般读者眼中，刘以鬯并不是诗人，但他的确满怀诗心。我们细读他在“浅水湾”中的作品，可以更清楚地见到诗人刘以鬯。

刘以鬯在“浅水湾”写诗

刘以鬯先生1918年移居袒潞，直从事报刊编辑和创作，对香港文学往后的发展影响既深且远。1960年2月15日《香港时报》副刊改版，由刘以鬯主持，定名“浅水湾”。这是香港文学史上必须刻记的一个重要事件。刘以鬯的重要贡献，是在香港这个商业经济几乎淹没一切的环境中，为文学争取到一个生存的空间。即使“浅水湾”只有半版的篇幅，只能看作是一个小小的窗户，但这个窗户之打开却为香港文学提供了通向无限的可能。刘以鬯在“浅水湾”积极引进现代文学观念，容纳了许多愿意创新的本地（以及台湾）作者的试验。然而，我们也不要忽略他在这副刊发表的个人作品。“浅水湾”之中，刘以鬯署名发表的作品包括短篇小说、文学评论、西洋文艺报道和翻译，以及本文重点关注的几首诗：

1.《金钱》（1960年2月19日，署名同绎）;

2.《诗》（1960年10月13日）;

3.《赴宴 盗书 借箭——千行长诗<战争> 之一》（1960年10月27日）;

4.《第四种时间》（1960年12月24日）

四首之中，《金钱》似是相当直白的隽语，全篇15行旨在刻画追求金钱的社会现象，并没有许多语言的经营，只是其分行的排列靠近诗的形式。当中最精警的可能是最后琦矛：

如果一个人花了一生的劳力才获得多少金钱的话——

他是一个傻瓜。

（因为，他并没有从生命获得什么？）

我们可以猜想：所谓“傻瓜”有没有自嘲的意味？在香港这个环境中辛勤编务，所得的是什么？于生命的追寻有无意义？我们说这篇分行排列的隽语，未必是刘以鬯用心经营的诗篇，他大概也没有把它视作诗;但从中可能也透露出他内心一些想法，好比“浅水湾”改版第一期的栏目“语丝”，有署名“绎”的两则：

像举行了一个派对，事先你做了许多准备，你很高兴;事后你看到这零乱的局，你感到头痛了。（《育婴》）

妈妈喜欢吃鱼，哥哥喜欢吃鱼，弟弟也喜欢吃鱼，但是爸爸喜欢吃肉。于是大家吃肉。（《独裁》）

对普通读者而言，两则文字好像是当前某些社会现象的描写，但再比照刘以鬯编辑副刊所面对的艰难困局，这“婴儿”会不会是比喻新改版的“浅水湾”之呱呱坠地？这“独裁”的“爸爸”是否是霸道的报纸老总之写照？

《金钱》未必是刘以鬯心中的诗，但安置在“新诗坛”专栏的《诗》，就一定是他的诗：

当所有的噩梦合力制成一个“！”时

黑色与黑色在黑色中搏斗

如果没有多事的女娟补好天空

夜晚或可窥见第二个太阳吗

夜是一张黑纸

神用星星题一首短诗

凡人眼力差

竟把它称作银河

于是千眼熠耀齐照织女之坚定

有河之彼岸的牛郎仍在期待鹊群

（九月廿四日写于病榻上）

这不仅是刘以鬯的诗，更是刘以鬯以诗写他心中的诗;或者可说，这是一首“后设诗”。

刘以鬯对于诗的本质的理解，又可以由《酒徒》主角老刘的话见出：

诗人受到外在世界的压力时，用内在感应去答复，诗就产生了。诗是一面镜子，一面蕴藏在内心的镜子。它所反映的外在世界并不等于外在世界……内心世界是一个极其混乱的世界，因此，诗人在答复外在压力时，用文字表现出来，也往往是混乱的，难懂的，其至不易理喻的。

这段话正可以解说《诗》的诗意。感叹号“！”代表的是情绪的大幅波动。这波动由“所有的噩梦”合制而成;而“噩梦”之出现，也表示诗人正在承受外在世界的莫大压力。《诗》的第一节还有诗人“内心世界”的描述“黑色与黑色在黑色中搏斗”。搏斗之余，诗人要提醒自我去梳理、整治——或者救赎这混乱的内心，如女娲之补天，以救治共工与祝融之激斗所造成的“天柱折，地维缺”。在“内心”设下一面“镜子”，也就是诗人的内省、体味、领悟，所进入的境界，当然有异于受限物理的外在世界。在这非自然的世界，或者可以在晚上见到太阳，或者见到的太阳不山一个，这是超自然的境界。

再看《酒徒》中的诗论，小说中老刘再接着解释：

不易理喻并非不可理喻，诗人具有选择的自由。他可以选择自己的语言，那种语言，即使不被读者所接受;或者让读者产生了另外一种解释，都不能算是问题。事实上，诗的基本原理之一，就是让每一位读者对某一首诗选择其自己的理解与体会。

这里申论的是诗的创作和阅读之间的间题。在创作过程中，诗人承受外在世界的压力而致波涛扬起于内心之后，还要面对如何以语割予发、表达内心世界的诸般情意的问题;而抒情之语言选择，绝对是属于诗人的权力范围。但在另一方面，读者也不必简单地重组同于作者的心路历程，读者的阅读过程和理解方式同样应该受到尊重。这些理念在《诗》的第二节以诗化的语言来象喻。“神”在“黑夜”以“星星”题诗，喻指诗人的创造力;可见在刘以鬯心中，文学创作至为高尚、神圣。读者，是凡人，眼力不足，不一定能看清楚夜空中的星星;但这“眼力差”，也未尝没有创造力：“神”写的“诗”，被他看成了一道“银河”！由诗人创作到读者阅读，其间的互动，在刘以鬯的后设诗歌中，幻化成迷人的喻象：“星星”=“诗”=“银河”！

《诗》的第三节指向“文学”在时间或力迹巨不息的生命力，一代一代的读者（“千眼熠耀齐照”）阅读诗、欣赏诗，从诗中意蕴寻找寄托，传递天地间神与人的动人故事——织女与牛郎之间的银河、遥望与期待。诗，或者文学，有传承千秋的永续生命。

《诗》的结尾以“坚定”与“期待”并置，其实就是人类面对时间长河的一种态度。在千载流传的故事中，这种“期待”并未带来团圆的结局。在时间的无限延展中，人的感觉如何？大概是刘以鬯《第四种时间》一诗的主题。以人世经验为量尺，时间不外乎“现在”“过去”与“未来”。刘以鬯驰想于此外的“第四种时间”;诗的第一节和末节重复点明他的关注点：

除了现在之外，而又不是过去与未来。

以文字技巧而言，刘以鬯这首诗并没有太多琢磨。比较重要的是诗中意象的运用，例如：“无休止的转”“无休止的变”的“万花筒”，以及“无头无尾”的“几何学上的直线”，目的是要揭示生命只是无常与无尽的时间变幻中的两个驻点，“没有开始的结束，没有结束的开始”。“脱网的蜘蛛”被“投向火炉”，则明喻人之被“上帝捉住”“投向地狱”。至于全诗最重要的意象是显示主体玄思的“镜子”，因为这首诗的枢纽正在于主体的玄思与反照：

风暴占领大海时，镜子里的我看到了我。狼毫底下的东南西北，在炯炯的目光下觳觫依然。“风暴占领大海”即是《酒徒》所说的“外在世界的压力”;“镜子里的我”不只是反映的物象，反而具有能动性，可以“看到了我”，是“蕴藏在内心的镜子”在映照。“狼毫”当然是作家手上的笔，写下的文字语言往“东南西北”四方奔流，对应着内心观照下的种种悸动。我们可以说，诗中的宿命观以至所有迷惘，根源在此。这是现代境况下，人的心灵与外在的昏乱世界激烈交锋，诗人以其文字艺术做出的“答复”。事实上刘以鬯多年的文学创作，都可以被视为他对这个世界的回应。

诗与小说

刘以鬯的文集《不是诗的诗》收入一篇“微型小说”，题目是《借箭》。而这一“小说”，却是“浅水湾”所刊的《赴宴盗书借箭卜行长诗（战争）之一》的其中一部分，原本就是“诗”。

这三首诗应是套用《三国演义》第四十五回“群英会蒋干中计”以及第四十六回“用奇谋孔明借箭”中的部分情节。《赴宴》的故事背景是周瑜宴请刘备，密谋于席间杀之，却发现曾诛袁绍大将颜良、文丑的关云长陪伴于刘备之侧，不得不放弃。全诗抛开情节叙事，完全不见人名，只聚焦于周瑜的内心世界：“野心在蓝色中”“肉体与灵魂对调”“昨夜的噩梦”“阴谋接吻”“杀机趦趄”……《三国演义》写关云长“按剑于玄德背后”，但《赴宴》诗却以“青龙偃月刀”替代。可见刘以鬯没有被原典的具体细节所限，因为他要呈现的是当时的气氛与感觉。

下接《盗书》的故事背景是：曹操派蒋干到东吴见周瑜，原意要劝降，却中了周瑜设下的反间计;蒋干偷取了伪冒曹营水军统领蔡瑁、张允私通东吴的书信，驱使曹操斩杀二人，自损水战的力量。原本《三国演义》的行动情节颇多，在诗中却都化成心理活动;例如“两颗心犹如拨弦者失去正确”“骤然有跫音来自觳觫”等，诗内虽不乏动作，但却非情节的推进，而是象征意义的开展，尤其结尾一节：

蔡帽张允的头颅抛向明日之失败

春天将阴谋播种在心田里的

秋天必会长出仇恨

但十一月的东风依旧站在远方等候孔明招手

第三首《借箭》被收入《不是诗的诗》作为书中的“微型小说”，可能是因为其中故事情节最为完整。然而，这首诗也只有第二节出现戏剧性的场面，全诗还是去除了大部分的动作情节。诗中最能见到刘以鬯之别出心裁，是第三节以稻草人——诸葛亮借箭的工具为主体：

雾衣给稻草人以透明的生命

稻草人个个年轻

稻草人不需要壹CC胆汁

稻草人借不到粗糙的感情

稻草人也會在箭雨中狂笑

这种聚焦方式在刘以鬯其他作品中也可以见到，例如短篇小说《天堂与地狱》（1948）中的苍蝇、《动乱》（1968）中的各种静物，都占有主体的位置，带来经验的“陌生化”。在《借箭》中，“稻草人”被赋予生命，表面看来，场面变得轻松滑稽;然而，我们不要忘记当中是一场以生命的毁灭来成就的战争。一般人看三国故事的“草船借箭”，注意力多放在诸葛亮于谈笑间赚得曹营十万支箭，又可戏弄周瑜，战争好比一场斗智的游戏。刘以鬯的《借箭》没有忘记宣扬诸葛亮的智慧，但更重要的是揭示与战争直接相关联的死亡之恐惧。稻草人之“生命”的有与无，是个提示;旁观看箭雨中的稻草人，除了“镇定”的诸葛亮以外，还有“震颤”中的鲁肃。伴随战争的恐惧心理，在诗中主要透过鲁肃一角来演绎，诗中第一节说：

鲁子敬对自己宣战冀能征服内在的恐惧

第四节更是“死亡”与“恐惧”的全力刻画：

十五万枝箭等于一个“！”

一个“！”等于十五万死亡的预约

诸葛亮的镇定与如湿衫紧沾鲁肃的震颤

鲁肃在死亡边缘叩不开心扉

大江平静

但杯中的酒液久已掀起波浪

感叹号“！”在《借箭》中再度出现。第一个“！”是反应的指标，指曹营惧怕雾夜里敌军来袭，是面对死亡的恐惧。第二个“！”转化为象征：曹营因恐惧死亡而乱放的箭，将会被用来射杀曹兵，所以是“死亡的预约”，恐惧转成事实。诸葛亮超人的镇定，好比不需要胆汁的稻草人，映衬出鲁肃作为普通个体之害怕死亡;“杯中的酒液久已掀起波浪”，正因为内心的震荡！

刘以鬯在诗前序文对这三首诗作的创作动机做出解释：

用新的表现方式向旧小说寻觅诗情，赋以现代人的感受，捕捉传说中的至趣，也许还没有人尝试过。我在这里故意舍“正史”而取“演义”，正因为“传说”比较富于文学意味。我认为：在企图攫取一种新的情绪时，这样的固执是必须的。

“寻觅诗情”“赋以现代人的感受”“攫取一种新的情绪”，可能是刘以鬯文学创作的重要取向。

刘以鬯的诗与白日梦

“诗情”虽然说来缥缈，好像难以捉摸，但其存在本来就离不开生活，离不开人生，故其中必须有“现代人的感受”。就如当香港的报刊编辑，诸般压力，人事的、经济的、政治的，纷至沓来。但有所坚持的编辑，如刘以鬯，在各种不利条件之下，还是要争取“诗情”之收容所。他的另一篇微型小说《副刊编辑之白日梦》，也收在《不是诗的诗》之中。小说的主人公不是诗人，是副刊编辑;但他的梦中之旅，其实也可以见出他“面对外在世界的压力”时，如何“用内在感应去答复”。因此我们可以说，《副刊编辑之白日梦》也是刘以鬯的一首诗，是显示一位副刊编辑如何“寻觅诗情”的一首诗。小说开首就提出间题：

梦呢？且卷起梦之百叶帘，探手捕捉团圞月。月光四射，围个花边框，不大不小，颇与家院门前的大灯杆相似，标题：“李白之希望”。

小说中这位编辑“常在梦与现实之间爬来爬去”。现实与梦，看来界线也不是很清晰，例如：

于是我踏上梦中道路了。出现在眼前的是：满版六号恰像一窗烟雨。四号楷书令人想起玛哥芳婷的腰肢，右边有一行，左边也有一行，像张龙，也像赵虎，紧紧夹住怒目而视的大黑头。

究竟他在执行编辑工作，还是在造白日梦？小说中有许多梦境的描写，例如走到《水浒传》中的紫石街，听郓哥讲西门庆与潘金莲的幽会，见到劳伦斯（D.H.Lawrence）嘲笑曹雪芹，见到乔伊斯（James Joyce）、乌尔芙（Virginia Woolf）、汤玛斯曼（Thomas Mann）、萨洛扬（William Saroyan）、奥尼尔（Eugene ONeil），但这些梦中人本就是编辑在现实中所面对的文字世界。他“在梦之道路上踯躅”，还见到：

尽管有鸳鸯日日交颈。

尽管有蝴蝶夜良双飞。

文字的手淫，只能骗取愚者的踌躇。对于梦，他有这样的认知：

梦境非仙境，行远时，荆棘绊脚，山道崎呕，虽然值得流连，一样也会流汗流血流眼泪。至于他从“梦境爬回现实”之所见：

天黑时，我掀开幕布从梦境爬回现实，抬头远望，九龙半岛有灯火如繁星。

何者是梦？何者是现实？小说中其实只提供了模棱两可的答案。正如小说的第一段以排印的方式突显出来：

现实世界是：

东半球的人这样站

西半球的人这样站

小说的结尾也有一段回环呼应：

现实世界是：

东半球的人看到了月亮

西半球的人看到了太阳

“东半球”“西半球”以“对倒”的方式排印，当中的寓意有二：一是自我省察，知道作为主体的自己所在位置的作用和限制站立在某一个特定方位只能有某种立场和判断;二是理解现实可以超越一元论他人可以有不同的立场和判断。因为刘以鬯肯定这个世界有多元的空间，于是“诗情”才不会被残酷的物理现实完全埋葬，副刊编辑才可以在梦与现实之间“爬来爬去”。

刘以鬯告诉我们《副刊编辑之白日梦》是“不是诗的诗”，提醒我们要注意他如何在文本中“答复”他所面对的“外在世界的压力”。他的“答复”出自他本人的“内在感应”，则文本中的“副刊编辑”可说是现实中刘以鬯的镜像。也斯在讨论这篇小说时特别提道：

小说固然是虚构的，是实际经验浓缩与反刍后的建构，但其中当然亦有现实经验累积的智慧。刘以鬯……是在五○年代的香港报刊编副刊，经历了种种挫折，在经济与政治的种种大压力底下仍然想推广文艺，因而发展出来的智慧与策略。而这是刘以鬯独自走出来的路。这短篇已显示了雏形，为两年后的《酒徒》初定了方向。

把也斯这段话再对照上文讨论过的《诗》的首两行：“当所有的噩梦合力制成一个‘！时/黑色与黑色在黑色中搏斗”，就会更加明白刘以鬯的诗心。

刘以鬯的确没有写出许多的诗，但他在香港的文学创作和文艺编辑工作，他的文学生涯，就是他写的诗;他在这个史诗中的乱世，发愤以抒情，为香港创造出可措置“诗心”的空间。

香港的文学史册，已将他深深地铭刻。

二○一八年六月一日初稿，十月廿八日重订的诗，也是传统的诗体小说”;见刘以鬯：《我怎样学习写小说》，《香江文坛》第4期（2002年4月），第11页。

也斯：《从<迷楼>到<酒徒>——刘以鬯：上海到香港的“现代”小说》》，《刘以鬯与香港现代主义》，香港公开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2页。

刘以鬯的文学生涯主要以小说为主，但早期创作并不缺乏诗。他曾为香港三联书店出版的《香港文丛》自编《刘以鬯卷》，以年代先后排序，当中出现的第一篇《沙粒与羽片》由11首短诗组成，篇末注明：“原载1939年2月28日第12版《文汇报·世纪风》”;见《刘以鬯卷》，香港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6页。许定铭曾发现《星岛周报》1952年8月第39期有刘以鬯的《峇里风情及其他》共5首诗，见许定铭：《刘以鬯的诗》，《大公报·文学》2015年9月13日。又陈子善指出刘以鬯于1947年7月《幸福世界》第9期上發表《诗草》共6首，见陈子善：《刘以鬯的<诗草>》，《明报·世纪》2018年10月7日。又承梁淑雯提示，知悉刘以鬯在《国民公报·国语》发表诗作《偶撷》（1944年2月6日）、《缱绻》（1944年2月17日）、《恋》（1944年3月2日）等3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