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智德

1948年，刘以鬯从上海来到香港，与众多从中国内地来到香港的作家一样，本视香港为暂居之地，不意一住多年。在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之交，南来香港的作家徐訏、赵滋蕃、林适存、力匡、徐速等人都把乡愁和对香港的抗拒写人作品中，刘以鬯同样有怀乡书写，但其作品与其他同时代的南来作家颇为不同之处，在于他对南来者文化处境的矛盾特别敏感，写出香港与上海在都市化上的类近而呈现于作者心中的矛盾。可能由于刘以鬯本人1948年来港，在《香港时报》工作数年后，至1952年往新加坡报界任职，再于1957年返港，他把这两次来港的经历，部分反映在小说中。

1963年，刘以鬯在香港《星岛晚报》发表小说《离乱》（另题《过去的日子》），1952年他曾离开香港往新加坡报界任职，再于1957年返港工作，小说《过去的日子》的故事时空也由1941年写至1957年。故事始于1941年的上海，然后是1945年的重庆、1947和1948年的上海、1949年的香港，然后是1952至1956年在新加坡和吉隆坡，最后以1957年的香港结束。正当叙事者重回香港之时，他发现另一种改变，香港已度过了战后初期的萧条，经济开始加速发展，小说特别描写当时有许多旧楼清拆，使香港看起来变得年轻，因而在叙事者眼中呈现出特殊的时间观：

香港越来越年轻了，对于它，时光是倒流的。

到处都是高楼大厦，到处都在拆楼。原已相当拥挤的德辅道，如今更加拥挤了。我记忆中的香港已不见，许多新的建筑物使我感到惊奇。

时间对“越来越年轻”的香港来说是倒流，——然而对叙事者来说却是向前，因此出现落差。叙事者原本记忆中的香港已消失，一种二次记忆亦不能保留，叙事者本对新环境怀有期望，但因与朋友聚会谈及香港现实而感到失落，不单过去人事如烟，最难接受的是价值观的断裂：“在香港，有价值的文章是没有价格的;有价格的文章多数没有价值。”昔日的文艺观已不再适用，朋友的理想亦变了质，景观和生活经验的断裂还是其次，叙事者最难接受的还是观念的转变，现出断裂者真正的悲哀。

自朋友的聚会后，叙事者独自回家，“坐在渡轮上，发现香港的灯光比五年前更多了”。叙事者离开香港五年后重回，发现香港灯光更多，然而自己更加空白，那光因此带有侵略性，不指向美好光明，却是一种断裂的象征。叙事者对自己的空白不感到惋惜，是因为要把自己从香港的光之中抽离，仍要强调自己与本地的不同，他所认同的始终是过去的日子，包括过去的观念。

末段他又重新陷入回忆当中，怀旧使他暂时从现实中抽离，但没有答案。矛盾的是，当叙事者离开内地来到香港，后来离开香港到南洋，然后再重回香港时，1949年至50年代初的香港已和内地的经历一起成了他的回忆，一并都成了怀旧的对象，正因他重回香港后又经历另一次断裂，1949年的香港经历因而与1949年以前的内地回忆混合在一起。这矛盾与记忆的错置促使叙事者在小说的结束处思索人生，而不得答案。《过去的日子》的叙事者既怀念中国内地，又希望开始认同香港，但最后发现二者皆落空。《过去的日子》对“过去”的怀恋并不指向单一的故土或观念上的希望，却是一种“双重的不可能”，使主人公失落在怀恋故土与认同香港之间。

1972年，刘以鬯于香港《星岛晚报》连载《对倒》，这时他已在香港定居了近二十年。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刘以鬯在香港报刊发表大量作品，结集出版的有《酒徒》《围墙》《私恋》《天堂与地狱》等多种，而《对倒》在诸作品中，就本土意识上的独特意义，在于它是最集中地处理南来经验、对比沪港两地生活，再思考如何在香港生活下去的小说，并由此引出了50年代南来者角度的本土思考。

《对倒》从描写当时（1972年）新近通車的海底隧道开始，交代主角对香港都市环境变迁的看法，从而展开故事，最终是要建立新的对城市现在和过去的言说方式，借不同空间相对并置的方法，呈现现实中本有的复杂面——正是简单写实无法处理者。据作者的说明，《对倒》的写作动机源自“对倒”（Tete-Beche）的一正一负的错体双连邮票，作者以一正一负又相连的错体观念，发展双线并行格局的小说情节，创作南来香港的中年人淳于白与本地少女阿杏的故事。

中年人与少女的故事各自发展，至小说中段，互不相识的二人巧合地在电影院相遇，并排而坐更互相打量。与一般读者的期待相反，这小说没有男女情爱的故事，淳于白与阿杏没有任何情感关系，作者透过二人对于香港事物近乎相反的感受，对应出南来文人与本地青年的“对倒”：南来香港的中年人淳于白经常回忆过去的上海生活，从回忆返回现实时又惊觉他过去所否定的香港，二十年间的发展已超出了昔日的上海;而本地少女阿杏则反复追慕流行文化中的男性形象，对身边事物（包括现实生活中追慕她的男子和母亲的劝言）不屑一顾。小说就这样徘徊在香港与上海、回忆与当下、真实与幻想之间，做新旧事物、文化和观念的对倒，一种既相反又并置的“错体”，作者以此错体寄寓50年代一辈南来者眼中的时代间题，以及提出时空错配、人生无常。

当中对70年代香港都市发展的奇异感是诱发时空错配的触媒和载体。在小说开篇第二段，作者就写道：“二十几年前，香港只有八十几万人口;现在，香港的人口接近四百万。”昔日中国以至东亚最先进的都会上海，现已（在当时而言）被香港盖过，迫使来自上海的淳于白重新思考香港的意义。50年代南来者本认为50年代香港不如内地，到70年代，香港的都市化及其发展已超越内地，南来者这时发觉，他们昔日所居的先进文化都会上海已落后，而本来被他们蔑视的香港已成为超越内地的先进都会，于是一种相对的观念便随故事产生：一种“对倒”式的本土思考。

《对倒》的读者对象其实是50年代南来一辈，即该小说发表时已是四五十岁的中年人，小说也是从他们的角度来观察香港。70年代的香港迅速发展，50年代南来一辈想不到会发展至此，返回内地的梦想已落空，然而此处（香港）却也成了可以安居之处，暂居和过客式的态度，已不再适用。海峡两岸分隔、分治的局面已是尘埃落定，50年代南来者需寻求另一种态度和观念，以求重新安顿生命。他们需要好好重新总结过去的经历，并将过去拿来与今日对比，看过去经验有什么可以总结，又有什么部分可以转化应用于今日，而这也是小说主角淳于白的处境，由此也让读者代人角色去思考自身的处境。

《对倒》中的男女是在一电影院中相逢，但没有读者所预期的任何爱情故事，互不相识的淳于白与阿杏坐在电影院相邻座位，曾互相打量，淳于白注意到阿杏的胸部时萌生某种性幻想，而阿杏则对淳于白的眼光感到厌恶。散场后二人各自归家，当晚，淳于白梦见与阿杏同在公园最后同床，阿杏则梦见与一“英俊男子”同床（但不是淳于白），显示二人想象的差距。淳于白对本地少女有若干想当然式的虚幻想象，叙事者透过阿杏的反应已一再警惕于他，暗示了南来文人有调整既有预期的必要。阿杏仰慕流行文化中的男性形象（包括柯俊雄、邓光荣、李小龙、狄龙、阿伦狄龙），憧憬及幻想着爱情、欲望和金钱物质生活，叙事者以此寄寓对香港新一代青年缺乏民族性和理想的批评，由此那小说中的一男一女更不可能发生什么情爱故事。因为在叙事者眼中，淳于白和阿杏是从根本观念上分别代表了较接近叙事者的民族离散经验和代表香港新一代缺乏觉醒的殖民性及其依附观，叙事者有意把二者区别开来，表面冷静客观的语调背后可见出叙事者的立场。叙事者立场始终倾向于淳于白，民族离散经验固有其局限以至对香港有不当的预设，而对阿杏这角色则暗含更多批评和贬抑，即从南来者角度，以上海经验作为参照的前提下，提出对香港的重新认知，而对殖民主义及其依附者的缺乏觉醒意识提出贬抑。

在小说结构的安排上，刘以鬯也透过淳于白和阿杏二人对应时间的态度，引出《对倒》一书的时间意义：写少女阿杏憧憬未来而否定当下，是为了落实、成就中年人淳于白的回忆;而淳于白的回忆，却又为了实现其对当下时空的重新面对，以及对此地从否定到尝试认同的反思。时间成了关键，刘以鬯在《对倒》一书中提出另一种思考本土间题的角度，正如我曾在《本土及其背面》一文中提出，本土并非简单的否定和认同的表态，亦非本地景观、语言上的挪用描述，它最终是一种时间观的实现。

南来者淳于白对“本地”尝试认同，《对倒》提出这认同本身不轻易获得，不是简单地从反面转为正面的过程，而是经过对断裂和痛苦的体认。认同必须经过追溯本源的过程，透过向回忆溯源，认清过去而逐渐获得。小说中的南来者反省50年代南来香港以后所逐渐获得的本土经验，认真思考认同的可能;相对之下，仰慕流行文化，憧憬及幻想着爱情、欲望和金钱物质生活的少女阿杏，对本土并不认同。《对倒》的观点正与一般想法相反，刘以鬯提出70年代的本土意识并非完全来自战后成长的年轻一代，在《对倒》一书中，来自内地的中年人并不抗拒本土，反而年轻一代阿杏那顺应潮流风尚、失却批判省思的殖民性才是反本土并指向真正的无根，小说由此蕴含着对本土的异议。

《对倒》中“错体”的本土书写，实源于作者1963年的《过去的日子》中“二次断裂”带来的时间观以及香港经验的断裂和矛盾，内地生活的怀恋与50年代的香港记忆重叠、混和，“我记忆中的香港已不见”，连南来以后的香港经验也开始断裂，矛盾与记忆的错置衍生《对倒》以错体和对倒的方式提出本土思考。

在50年代南来者的怀乡书写与70年代青年作家的本土书写之间，刘以鬯的《对倒》实际上具有连接观念的意义，连接徐静式的否定，以及西西、也斯一辈的本土思考和认同。《对倒》在否定和认同之间，提出50年代一辈经过时间推移后的调整。《对倒》中那南来者的本土认同，过程漫长而痛苦，带来割裂和消逝的认清，认同是经历漫长年月才稍稍获得，亦因这反思而消除了部分断裂、无根的痛苦，迎向另一创造的可能。

《对倒》提出了南来一代人的思考，也参与本土性的缔造，而另一方面，与一般理解相反，小说中的年轻一代并不“本土”，或在南来一代的叙事者眼中，70年代香港青年带有无根的殖民性，顺从主流而缺乏抗衡文化宰制的觉醒，这更激发南来一代人重思本土。

刘以鬯在香港的小说创作，可以说与他长期以来的编辑生涯紧密相关。刘以鬯自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1943年进入报界，曾在重庆两家大报——《扫荡报》和《国民公报》当副刊编辑，抗战结束后，刘以鬯与兄长刘同缜在上海创办怀正文化社，出版过徐訏的《风萧萧》、姚雪垠的《差半车麦秸》、李健吾的《好事近》、李辉英的《雾都》等作品。国共内战期间，内地金融一片混乱，怀正文化社被迫结束。1948年底，刘以鬯从上海来到香港，本想复办怀正文化社，惜计划落空，在他仿徨无着之际，1949年创刊的《香港时报》请他担任副刊编辑，从此刘以鬯的编辑生涯转到香港，从1949年至1952年间的《香港时报》《星岛周报》《西点》，1952至1957年间在新加坡《益世报》《中兴日报》《锋报》和吉隆坡《联邦日报》等报刊，至1957年再返港任职《香港时报》，其后转人《快报》《星岛晚报》，1985年至2000年间主编《香港文学》，总计他从1943年加入重庆《扫荡报》，至2000年退去《香港文学》职务为止，刘以鬯于报刊任职达57年，其中大部分时间从事编辑工作。

长期在香港的报馆工作，使刘以鬯对香港文化环境和作家的生活处境有了深刻体会，刘以鬯早在20世纪30年代已开始文学创作，1948年在上海出版小说单行本《失去的爱情》，来港后发表更多小说作品，五六十年代是他在报纸杂志发表连载小说的全盛期，曾长期每天写七八篇连载小说，据他自己所说，大部分是“娱乐他人”的作品，只有《酒徒》《对倒》等是“娱乐自己”之作;而《酒徒》更可说是一部当时罕见的深刻反思作家矛盾处境的作品。

《酒徒》中的主人公因为工作和经济问题，摆荡在他所厌倦的通俗文字与理想中的文学创作之间，无法不做出妥协和牺牲，既自责、自嘲，变得愤世嫉俗，又仍心存希冀，未肯忘尽理想，由此而道尽一代文化人的挣扎，成就一种有关在香港写作的文学。王家卫电影《2046》中由梁朝伟所饰演的作家角色，取材自《酒徒》中的主人公，电影中的角色生产为满足读者趣味而写的通俗小说，却把那趣味与自我的内在轻易分割;然而现实生活中五六十年代的香港作家实具有更多内在的、难以演出来的挣扎。

《酒徒》1962年至1963年在《星岛晚报》连载，1963年香港海滨图书公司出版单行本，1979年出台湾远景版，1985年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简体字版，2000年中国内地列人“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再版，2003年香港获益出版事业有限公司出版修订版，2015年台北行人文化实验室发行附有注释的新版。《酒徒》自1963年初版至今不断有读者细阅，也有许多不同研究者做出分析，堪称香港文学中的经典，这部小说除了在内容上道尽五六十年代香港卖文者的处境，从文学技巧而言也是一篇力求创新的小说，那醉醒循环，梦幻、现实与回忆交错的意识流叙事结构，开篇首句即为“生锈的感情又逢落雨天，思想在烟圈里捉迷藏”这样的诗化语言，在60年代报刊大量公式化的言情、软性文艺之间，显得格外矚目。

刘以鬯在《酒徒》初版序言指出自己不满于传统小说的笔法，认为单线叙述不足以表现复杂的现代社会与现代人，因而有意创新，除了使用意识流叙事结构，刘以鬯也透过小说叙事者表达了他对“五四”以来中国现代小说的看法。小说的叙事者酒醉时回忆抗战生活、评论30年代现代派文学的得失，清醒时面对诡谲的香港现实，酒精成了他的避难所，并写作更多但求换取较高稿费的媚俗、情色文字。后来一位青年文友麦荷门重燃他的文学理想，不但大谈中国现代文学，更合办文学杂志《前卫文学》，可惜其间与麦荷门较保守的文学观念发生冲突，最后以散伙收场，理想幻灭，他再陷入酒精梦幻，不能自拔。

《酒徒》不但写出一个来自中国内地的南来文化人的挣扎，更透过主人公的叙述，引入有关30年代中国现代派文学的思考，以西方现代小说和中国颇具成就的作家如沈从文、鲁迅、端木蕻良、萧红以至穆时英为楷模，定下一个较高标准而且超越党派框架的现代文学观，延续着一种在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以后至改革开放之前，在中国内地被禁止的论调。这其实也同样是刘以鬯那一代从内地来港作家的文化贡献，在大众读者对中国新文学的认识仍停留在中学语文课本里的朱自清、冰心、徐志摩等较早期作家，而大学中文系仍未设立“现代文学”科目之时代里，刘以鬯那一代南来作家，成了延续“五四”新文学以至三四十年代现代派文学传统的传薪者。

在创作以外，刘以鬯对香港文学界的贡献，不少也在于他的编辑工作和眼光，例如他编《香港时报》《快报》《星岛晚报》的副刊期间，让年轻作者有更多发表机会，也斯曾给我说过一个故事，70年代初也斯在《快报》写专栏，当第一次跑到报社领取稿费，副刊主编刘以鬯不在，会计部的职员却认为也斯年纪太轻，不相信他就是该专栏的作家，因而拒发稿费，直至另一次再到报社，乘电梯时遇到刘以鬯，才顺利获发稿费。1985年《香港文学》创刊，刘以鬯在“发刊词”中说，该刊之设是“为了提高香港文学的水平，同时为了使各地华文作家有更多发表作品的园地”，其目光在于香港，也在于华文文学，刘以鬯主编《香港文学》15年，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也成就了他作为编辑和作家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