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宇

摘 要：“恶法亦法”与“恶法非法”的辩论诞生于西方世界法学范畴的历史发展之中。对于当前现状，学科界的学者统分为两大学派——实证、自然法学学派。其中，实证法学派观点认为“恶法亦法”，自然法学派观点认为“恶法非法”。本文将从“辱母杀人案”出发，探究恶法非法与恶法亦法两派争论的来源，并讨论两种观点在现实生活中的体现。最终，本文认为恶法非法论的关键在于其于道德伦理的高度契合。

关键词：恶法非法；恶法亦法；道德伦理；正义

1、“辱母杀人案”引发的理论探讨

2016年在山东聊城爆发的于欢案（又称“辱母杀人案”），是现代法律建设史上的一次重大冲击。案件爆发之后，舆论界对于此案表现出高度反响，与中国法律史所罕见。本文将从恶法亦法与恶法非法两种古典法律观出发，对该案件做出诠释。一审最终以故意杀人罪对于欢定罪，但并未执行死刑，判处无期徒刑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审判结果公开后，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和热议。经环球舆论中心进行的网民舆论调查，在收到的10331份有效问卷中，仅有6.4%的受访者认为一审判决合理，76.4%的受访者均认为一审判决不合理。二审法院认定于欢行为具备防卫性质，符合相关要件，但因超过必要限度被认定为防卫过当，于欢最终获刑5年。

山东“辱母杀人案”（又称辱母案）一案中，表现出的法律与人情之间的博弈，令人深思。于欢获得减刑的背后，是社会全体对于法律的普遍不信任性，究其根本，更是恶法亦法与恶法非法这两种命题的博弈。本文将论述这两种思想的争论起源，并结合山东“辱母案”一案，就这两种思想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进行讨论。

2、恶法亦法与恶法非法的诠释

2.1恶法亦法与恶法非法的定义

关于法律的本质争论，一直是几个世纪以来社会学学者讨论的重点问题。其中又以恶法依法与恶法非法两种论点尤为显著。持恶法亦法观点的学者认为，法与道德无关，法律即使是不道德的或不正义的，但只要是合法地为人所制定，仍应具有法律效力，应该得到遵守。反之，恶法非法论的学者则认为不应该遵守这种法律，坚持法与道德紧密相连的自然法原则。

古典自然法学派在18世纪末期走向衰落，也昭示着其所主张的人权天赋与社会契约理论的影响力下滑，人们开始尝试从新的角度对法律予以诠释。在随后的19世纪初，分析法学派学者约翰·奥斯汀就曾发表过“法与道德无关。”的论调。他的学说标志着分析法学派的诞生，古典的恶法非法观点遭到挑战，也预示着一场持续数百年的法与道德的争论拉开序幕。

2.2两种理念的具体表现

“实证法学派”的观点集中表现为“法律的本质是何物”，法律在实证法学派学者将其看作为中性词，并没有善恶之分的意义。法律是无比重要的，需要是按照国家社会规定的、依据正当程序的法律，必须是正当的法律，不管其是“良法”或“恶法”。对于不正确的判决，苏格拉底提出倘若人们凭借法律的不正确而背弃法律，国家便会处于无政府的社会形式，不仅法律的正确性是必需的，法律的制度也是必不可少的。法律在制度的前提下，才是“恶法亦法”的最终目标。

自然法学派的观点集中表现为“法律本质应该是何物”，学者们表示人定法之上是有更加先进的法律——“自然法”，其表现为公平和正义，是在人的道德的基础上发展的。这些学者们指出法律与道德是相互统一的，所以与理性背道而驰的“恶法”不应该是法律，是不被人们所遵从和信服的。法律在公平和正义的前提下，是“恶法非法”的永恒主题。不难看出，这两种观点的争论都体现在了本案中的道德体（于欢），與法律之间的争议中，并对案件最终的审判结果做出了指向性影响。

2.3小结

本文认为，“辱母杀人案”的本质，体现了西方传统法学理念范畴中的恶法非法与恶法亦法之争，基于两者的定义和具体表现来看，其正是由法律和道德的理论矛盾演化而来的。中国文化中素有“孝为先”的理念，因而笔者认为“不能认可于欢捍卫母亲尊严行为的法律是对孝道的践踏”这一说法具有一定合理性。究其根本，市民对于法律的不信任系由本案中法律与道德伦理的矛盾演化而来。在本案中舆论的倾向和其对判决的影响中，恶法非法的观点在民众的理念中占据了上风。

3、恶法非法的有关思考

3.1恶法非法体现法律与道德的调和

法律捍卫道德，但法律本身也有义务成为道德的化身。道德与法律的争锋于19世纪起，如今已然发展成为社会公理的一种。从上世纪末发生的冤假错案，近几年发生的几起“纠纷案”。在公众眼中，法律的形象开始经历一个模糊的转型过程。于此，展现法律铁则下富有感性的一面，重新树立公众对于法律的公信力，就成了重中之重。法律与道德不应该是矛盾的。一个健全、完善的法律体制能在保障秩序的不紊执行的同时，保留一定且应有的同情心。恶法非法理论体现了一种法律与道德的调和，这正是当今的法律工作者所不应该忽视的。

3.2恶法非法保证了正义的执行

恶法非法论的关键在于其于道德伦理的高度契合。就法律本身而言，这种观点容易导致社会对法律普遍的不信任与存疑，不利于管理和审判。但就社会现状而言，这种观点更切合多数人民的思想，真正实现了法律的神圣使命——为更多公民谋求正义的体现。

中国人对于道德的认可与血脉一并向承，道德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只看到杀人的本相而忽视案件背后的情理所系，是错。法律应作为规则与道德的结合体存在。能否在纯粹的法规与情理之间做出准确考量，才是衡量法律工作者最确切的标准。恶法非法理论启示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对法律持有一种判定心理，存疑但不求反，才能促使我们的法律向着更健全，更完善，更正义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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