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影 邱琳

摘 要：以1991～2017年期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有关廉政研究立项项目为样本，运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对其进行了量化统计分析，可以从立项时间、立项数量、立项类别、立项学科、立项单位与地区分布、所属系统、课题负责人等方面总体呈现中国大陆廉政研究的基本状况以及项目研究主题的演进轨迹和热点内容。研究发现，27年来中国大陆廉政研究学科分布越来越广泛，研究力量越来越充实，在经历了萌芽期、成长期之后，其研究也越来越来成熟。当前廉政研究的热点和趋势主要集中在廉政治理法治化、制度化、技术化、前置化和协同化五个方面。在今后的廉政研究中，应进一步拓宽学科交叉的研究力度，注重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与应用。

关键词：廉政；反腐败；国家社科基金；立项数据

中图分类号：G3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170（2018）03-0043-14

腐败是“政治之癌”，在任何国家、任何社会都不可避免。在当今中国，伴随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与社会的转型升级，腐败现象也呈现出蔓延发展趋势。正因为如此，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悬反腐利剑，加强廉政建设，有效地遏制了腐败的蔓延，维护了国家肌体的健康与社会的和谐发展。而与此同时，学术界和理论界愈来愈多的学者，基于自己的学科背景，从不同的学科视角介入到廉政研究中来，使得近年来廉政研究的数量不断增长，研究质量也日益提高，呈现出一片学术繁荣的景象。面对这一日渐兴起的研究领域，对其研究的主题结构、队伍质量、知识积累进行总结和反思是非常有必要的，它不仅能为后续的廉政研究提供理论借鉴，同时也能为当前的反腐败实践提供一定的决策参考。

要了解一個主题研究领域，科研项目和研究论文是衡量其研究质量和水平的两个重要指标。从当前国内对廉政研究的总结与评价来看，从论文的角度对廉政研究进行总结性回顾有很多，如倪星教授基于1980～2009年期间在国内公开期刊上发表的以腐败和反腐败为主题的学术论文，总结并分析了当代中国廉政研究文献中的四大主题，并提出中国廉政研究需要在持续的反思中寻求新的发展方向。[1]曾明教授从研究队伍、研究规范、研究方法等方面分析中文核心期刊2000～2012年的廉政研究论文，并以此评价了当前中国廉政研究的学术队伍和学术质量。[2]然而，从科研项目的角度来看，当前国内对廉政研究还未发现有学者采用文献计量法对廉政研究的科研项目进行统计分析，而这与廉政研究的日益兴起之势是不相称的。本文试图通过对1991～2017年期间廉政研究领域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进行量化统计，进而梳理分析廉政研究的现状和主题热点，充分展现我国廉政研究的概况。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以下简称国家社科基金）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最高级别的项目，其基金资助深刻体现了我国对科研的支持力度，为我国前沿科研活动提供了有力保障。另一方面，科研项目从提出到确定的全过程都要经过广泛深入的研究论证，其选题往往代表着该学科领域内研究的新问题、新动向与新趋势，具有科学性、前瞻性与先进性，客观反映各学科研究的重点、热点与未来方向。

自1991年开始，国家开始设立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课题。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领导国家社科基金管理工作，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作为全国社科规划领导小组的办事机构，负责国家社科基金日常管理工作。本研究依托的立项数据就来自于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官方网站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据库。在立项查询系统中将“廉政”、“腐败”、“反腐”、“防腐”、“廉洁”、“巡视”和“纪委”作为关键词输入“项目名称”一栏中，共搜集到238项国家社科基金廉政研究立项项目，排除重复的36项基金项目，最终确定研究样本数量共202个，立项年度从1991年至2017年，涵盖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重点项目、一般项目、青年项目、西部项目和后期资助项目等类别。

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首先将廉政研究的立项项目数据输入Excel 2010进行统计整理，其次借助统计软件SPSS19.0对立项的基本信息进行计量分析，最后运用文字云软件对廉政研究的项目名称进行分析，提炼其研究的主题和热点，进而在宏观上勾勒出当前廉政研究的研究队伍、研究进展和发展趋势等，以期寻找出廉政研究领域真正的知识增长点和新的发展方向。

二、廉政研究项目的数量结构和学科分布特征

自1991年开始，廉政研究领域立项第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毛泽东的廉政思想》，截至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关于廉政研究的立项项目共202项；项目类型包含了重大项目、重点项目、一般项目、西部项目、青年项目和后期资助项目等各种类型；涉及学科也涵盖了国家社科基金的11个学科。廉政研究已成为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越来越多的学者分别从各自的学科视角切入到廉政研究中来，其所受到的重视程度也越来越高。

（一）廉政研究立项数量的变化

从立项总量来看（见表1），自1991年以来，廉政研究立项数量有了较大的增长。从1991年的1项上升到2017年的20项，立项数量最多的年份为2015年，立项29项，合计总立项202项，年度立项7.5项。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廉政研究是一项长期性、持久性且具有丰富研究意义的领域。同时，也显示研究廉政的学者越来越多，研究队伍在不断壮大，而且对于廉政研究的视角和观察角度也呈现出越来越深入和开阔的状态。

另外，从年度数量变化趋势上看，廉政研究总体上呈波动上升态势（见图1）。从1991～2017年共出现7次波动上升情况，先是立项数量不断增加，达到一定数量后又开始下降，而后又开始呈现上升状态。值得注意的是，最近的一次也是增幅最大的一次是从2013年开始，立项数量呈急剧增长状态，廉政研究项目数量由之前的个位数上升到两位数，并保持在20项左右，2015年更是一度接近30项的高峰，而这与十八大以来我国的大力反腐形势紧密相关。2012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并出台了一系列关于廉政建设的重要规定，全面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应社会发展的需求，学术界和理论界人士也加强了对反腐败与廉政建设问题的研究，这从客观上也反映了廉政研究与社会发展的紧密相关性。同时，十八大以来关于廉政研究的立项数和所占比重都有较大幅度增长，也反映出国家对于廉政研究资助的力度在不断加大，对廉政问题的重视程度也越来越高，当然，这也更深层次地说明反腐败与廉政建设在当前我国政治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分量，以及亟待解决的紧迫程度。

（二）廉政研究项目的类别与结构分析

从廉政研究项目的类别来看，我国廉政研究的项目类别包含了重点项目、重大项目、一般项目、西部项目、青年项目和后期资助项目（见表2）。

结合表2和表1，我们可以发现，立项项目最多的是一般项目，占本研究领域立项总数的60.40%（122/202）。自1991年以来，除个别年份外，一般项目在所有类型的立项数量都是最高，可见中年学者作为廉政研究的主体地位至今未有变化。排名第二的是青年项目，占比为15.35%（31/202），青年学者全面介入廉政研究是从2009年开始的。2009年以前，青年项目只是在某些年度偶有立项；2009年以后，青年项目数量呈相对稳定并逐渐增加趋势，说明青年科研力量逐渐承担起廉政研究领域的重任，同时也反映了国家对青年科研力量的重视与培养。

重大项目和重点项目主要研究各学科的重要研究领域和研究方向，以国家和社会急需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为资助方向。一直以来，在项目立项方面，国家社科基金委始终坚持质量第一、高要求和严标准的原则，确保项目立项的有效性、公平公正性和高质量，因此立项比率较低，廉政研究项目也不例外。在所有202项廉政研究项目中，重大项目和重点项目只有33个，其中重大项目9项，占比为4.46%；重点项目24项，占比为11.88%，因而，整体而言，廉政研究领域的突出研究人才不足，尤其是在重大项目研究方面的力量不足。另外，从立项时间上看（见表1），重大项目有9项，十八大以后立项6项；重点项目有24项，十八大以后立项12项，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随着十八大以来反腐进程的不断深入，我国在反腐败与廉政建设过程中碰到的一些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需要通过数个重大或重点项目集中研究力量进行针对性研究，有效突破，进而指导反腐和廉政建设实践。

西部项目自2004年开始设立，旨在资助西部地区社科研究工作者重点围绕西部地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对策。一直以来，国家对于西部项目的扶持力度还是相对比较大的，西部项目与其他项目的比例大概在12%左右，而在廉政研究项目中，西部项目立项数量为14项，仅占6.93%，年度立项数量较少且不够稳定。可见，廉政研究项目作为民族和区域特色不明显的研究领域，没有受到西部地区学者的格外关注。最后是后期资助项目，主要资助人文与社会科学基础研究的学术成果，以学术专著为主。廉政研究只立项2个，占比为0.99%，由此可见，廉政研究的基础研究和自主研究还很缺乏，当然，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廉政研究的复杂性，如果缺乏一定的项目支持和资金资助会很难深入下去。

（三）廉政研究项目的学科分布特征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目前共有26个学科类别。①统计发现，廉政研究的基金项目呈现出多学科分布的特征，涵盖党史·党建、政治学、法学、马列·科社、管理学、应用经济学、新闻学与传播学、世界历史、社会学、理论经济、教育学等学科（见表3）。其中，党史·党建（67项）、政治学（50项）、法学（43项）、马列·科社（17项）是廉政研究的四大核心学科，合计立项150项，占立项总数的79.01%，可见廉政建设既是国家与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也是加强执政党建设的重要问题。管理学（7项）、应用经济学（7项）、新闻学与传播学（5项）这四个学科也获得一定的立项，而世界历史（2项）、理论经济（2项）、社会学（1项）和教育学（1项）四个学科立项相对较少，偶见立项。

从历时分布来看（见表3），党史·党建、政治学、法学、马列·科社在各阶段都有研究立项，进行了持续性的廉政研究，它们不论在总项目数还是阶段立项，都遥遥领先于其它学科；管理学、应用经济、新闻传播、理论经济、世界历史、教育学、社会学零散分布于各个阶段，这些学科在2011年以前很少涉入到廉政研究中來，只是偶有立项，而2011年以后这些学科基本都有相关廉政研究项目立项。综合显示，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学科、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到廉政研究中来，廉政研究成为一个跨学科、综合性的交叉研究领域。

三、廉政研究项目的研究机构与队伍建设

国家社科基金的资助对象广泛，面对各种类型的研究机构，被社会科学界视为衡量科研组织能力和科研水平的重要标志。而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尤其是主持过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也被认为是学者科研水平的重要体现。

（一）廉政研究机构所属系统分布

据统计，1991～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关于廉政研究立项项目所属系统分布情况显示：项目所属系统较为广泛，六类系统都有分布（见表4）。

由表4可知，高等院校是廉政研究的主阵地，在六大系统中处于绝对领先地位。其立项数量为131项，占立项总额的64.85%，然而我们应该注意到，这种领先主要源自于高校在国家社科基金申报数量上的优势地位。总体来说，廉政研究立项比例还低于高校项目在每年国家社科基金总项目的占比（约85%），说明廉政研究在高校学者中还有待加强。其次，各级党校（33/202）、各级党政机关（20/202）、社科院系统（13/202）都获得一定立项，合计占比为32.6%，远高于这些系统在整个国家社科基金立项总数的比重（约15%），这直接反映了党校、党政机关研究部门和社科院作为党和政府智库的功能，其研究必须与党和国家政策紧密相关，而反腐败和廉政建设作为党和国家的重要理论和实践课题，得到这些智库机构的高度重视。排在最后两位是军队系统（4/202）和其他系统（1/202），立项相对较少，只在某些年份偶有立项，研究力量和研究力度略显不足，尤其是在当前大力加强军队反腐的形势下，加强军队廉政建设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二）获得廉政研究项目较多的机构分布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报机构较为广泛，从廉政研究的立项机构统计数据看，1991～2017年立项的202项廉政研究项目分布在138个不同科研机构中，立项1项的机构有102个，占立项机构总数的73.91%；立项2～4项的有33个机构，其中2项23个，3项5个，4项5个，合计占机构总数的23.91%；立项5项及以上的有4个机构，占机构总数的1.98%。总体来说，廉政研究力量比较分散，集群效应不明显，还未形成研究的规模效应（见表5）。

表5列出了27年来廉政研究立项数3项及以上的14个研究机构。可以看出，这些机构在廉政研究四大系统中都有分布：其中高等院校9个（湖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湖南大学、清华大学、南昌大学、东南大学、浙江财经大学和郑州师范学院）、各级党政机关2个（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各级党校3个（中共河南省委党校、中共北京市委党校、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和社科院系统1个（中国社会科学院），这些机构分别是所属系统内廉政研究的主力军。

另外，结合这14个机构中的项目负责人所在具体部门，我们发现，这些负责人大都依托于一个共同的教研部门或具有自我研究特色的中心，说明这些机构大部分已经形成一个相互合作的学术共同体，他们在廉政研究上逐渐形成一定的积聚效应，成为该地区廉政研究的重点研究基地。比如，在高校系统，湖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清华大学、南昌大学都结合自身专业特色成立了廉政研究中心或廉政研究院，将研究力量进行了有效地整合，有些学校的研究中心在所在省份还被列入省级研究机构或协同中心，如湖南大学国家腐败预防与惩治协同创新中心，南昌大学的江西省党风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就是依托该校的廉政研究中心而成立。在党校系统，中共北京市委党校的立项集中在党史党建部，初步形成廉政研究的学术团队。当然，还是有一部分单位并没有组建廉政研究机构，尚未把廉政研究人员有效地组织起来，还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14个机构中有3个机构尽管立项数量排在前列，但都集中在个人身上。这种机构的廉政研究力量很有可能会随着主要人物的退休或离职而衰落，所以加强培养团队显得尤为重要。由此可见，整合研究力量，组建廉政研究机构，加强廉政研究的团队建设，有利于扩大廉政研究的影响力，增强廉政研究的可持续性。

（三）廉政研究项目的地区分布状况

为考察国家社科基金廉政研究项目和研究力量的地区分布，我们以省级为单位，对国家社科基金廉政研究项目地区分布情况进行了统计分析（见表6）。由表6可见，在全国除港澳台外的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廉政研究立项覆盖全国大部分省份，包括中部、东部、西部等共计26个省份，只有新疆、西藏、甘肃、青海、河北5个省份没有立项。

由表5和表6可知，北京以44项立项数量占据首位，同时廉政研究立项3项及以上的14家机构中有6家位于北京地区，我们可以认为，北京是廉政研究的重要据地，凸显其研究实力。这首先是与北京作为中国政治中心密切相关，党政机关和党校的研究力量突出，如中纪委、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国社科院、中共北京市委党校等。其次也源于北京作为高校集中地的数量优势，除北京师范大学和清华大学这两所廉政研究重心之外，北京还有9所高校获得立项。

排名第二为河南省，立项数量达到17项，以中共河南省委党校（6项）为主，获得立项的机构有8个，同时立项年度也历时较长，最早的在1996年，一直到现在都有立项，可见河南学者对于廉政研究介入较早并有持续的研究。除以上两个省份之外，湖南、浙江、江苏、湖北、陕西和江西等省份立项数量均在10项以上，也属于廉政研究的集中地区。可以看出，廉政研究具有一定的地域性，大部分集中在中部，其次为东部，最后是西部。5个未获立项的省份4个属于西部，即使获得立项的西部省份排名也比较靠后。这似乎与权力的集中程度和腐败发生的地区，以及政治历史因素有一定的关系。

（四）廉政研究项目的研究队伍分析

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信息中，作为研究队伍与研究力量的重要体现之一就是项目负责人的具体情况。而立项时的职称和立项次数可以被看作是研究者科研水平和科研能力的重要标志。

从对项目负责人职称分布的梳理过程中，我們发现，1991～2017年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廉政研究立项项目负责人主要以高级职称为主，占立项总数的86.07%，其中正高级占立项总额的53.23%，副高级占总额的32.84%（见图2）。而在9项重大项目和24项重点项目立项中，仅有一项课题负责人职称为副高级，其他都为正高级，说明国家在对重点项目、重大项目立项过程中，对负责人职称与学术积累有着较高的要求。同时，中级职称的研究学者项目也占到13.93%，可以看出，优秀青年学者逐渐成为廉政研究的一支重要力量。

而在统计所有项目负责人立项信息后，我们也发现，多位学者有主持多项廉政研究项目的经历，并且主要集中在党史·党建、政治学、法学、马列·科社四大核心学科之中，成为该学科领域廉政研究的重要学者（见表7）。比如，中共河南省委党校的郭学德在廉政研究领域先后获得5项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包括重大项目1项、重点项目1项和一般项目3项，可以被认为是廉政研究领域的资深学者。郑州师范学院的乔德福和浙江财经大学的郭剑鸣也在该研究领域先后获得了3项立项资助。除此之外，最高人民检察院陈雷、中共北京市委党校罗忠敏、西南财经大学李江涛、中共陕西省委党校薛引娥、广西民族大学唐贤秋，中共贵州省委党校邓献辉这几位学者都先后在该研究领域获得2项立项资助，充分说明这些学者都是廉政研究领域具有丰富研究经验的学者，对反腐败问题进行了持续性的研究。而从这些学者历次主持项目的标题，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在不同时间的立项项目之间的继承性与发展性。他们之所以能够主持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就在于他对廉政领域进行了深入研究，因此廉政研究的学者们要有横向与纵向、深度与广度的研究意识，既要在某一领域深挖，也要加强触类旁通与横向迁移的发展意识，以提升廉政研究的深度与广度。

四、廉政研究项目的主题演进与热点趋势

项目标题是研究项目内容的高度凝练，通过分析项目标题词的变化，能够清晰明确地了解27年来廉政研究项目的进展与趋势。本文首先将立项项目标题名称整理汇总输入到text文本文档中；再通过文字云进行分析，提取题目中的关键词共151个；然后根据立项数据梳理出主题词的首现年份，得出高频词的基本状况（见表8）。我们根据这些关键词的首现年份和出现频率，同时结合相关时代背景和CNKI数据库同时期学术生态发展状况，揭示廉政研究立项项目的研究路径、主题演进与热点趋势。

（一）廉政研究项目的研究路径

任何研究领域都有其核心的研究内容，廉政研究也不例外，这可以从项目标题中频现的核心关键词发现。通过梳理27年间廉政研究项目标题关键词的年代词频分布，我们发现最核心的高频关键词基本在各自首现年份出现后，此后几乎每个年代都会出现，出现的频次都相对稳定。这类稳定性的核心高频关键词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揭示出廉政研究的核心主题（见图3）。图3是出现频次最高（27次以上）的廉政研究核心关键词频次的历时性演变图，我们发现，它们的总频次遥遥领先于其他的关键词，且首现的年份较早，此后每年代出现的频次都相对稳定，尽管在十八大以来呈现出大幅增长，这与这一时期廉政立项总数增加有关，从总的趋势来看，对应的几条曲线都呈现相对平稳的态势。

从这些关键词的变化曲线再结合相关时代背景与CNKI数据库，了解同时期学术生态发展状况，我们不难发现廉政研究有两条研究路径：

1.问题取向的反腐败研究。包括对腐败现状、腐败发生状况、腐败惩治、反腐败斗争形势等进行研究，主要侧重于治理腐败问题的手段、对策和路径探索。这些项目从不同学科视野出发，从不同角度对不同领域内的腐败问题进行研究并提出对策。比如，有对权力拥有者角度的研究，如村官腐败、“一把手”腐败、县委书记权力腐败、“吏治腐败”、国企高管腐败、CEO腐败等；有对权力实施过程的研究，如科技资源配置中的腐败、跑官要官、期权腐败等；也有专门针对不同领域的腐败研究，如房地产领域腐败、非公经济组织腐败、扶贫领域腐败、学术腐败、公共投资腐败等。他们大都从特定腐败现象产生的原因入手，分析腐败现象生成的逻辑，然后提出自己的相应对策等。

2.廉政建设体系构建研究。包括廉政制度、廉政立法、廉政文化、权力运行、廉政生态等研究，它们侧重于廉政建设的系统性，力图构建一个有效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尤其注重廉政的制度建设。在文字云分析中，“机制”、“制度”、“体制”、“立法”、“法制”几个高频词所占权重皆达到70%以上。不仅有围绕廉政与反腐败政策法规落实上的制度研究，而且有反腐败国家立法或针对与国际反腐败公约对接的立法研究，除此之外，还有关于廉政文化和廉政生态方面的研究，这些都是关于廉政建设的体系研究。随着时代的发展，腐败问题日益复杂化、多元化，原有的经验与方法已远远不能解决廉政建设的现实困境。因此，加强廉政生态研究，建设廉洁政治应当成为廉政学术研究的重点方向。

（二）廉政研究项目的主题演进

随着时间的推移，廉政研究的主题也在不断演进。从表8的高频词汇表中我们可以发现，前文所分析的频次在27次以上的7个核心关键词首现年份都在1996年以前，而以词频10次为界，所有20个关键词中也有16个出自1991～1996年，也就是说1991～1996年间廉政研究的大部分关键词都有人开始研究，由此我们可以把这一阶段称为廉政项目萌芽期，初步构建了廉政研究的基本主题体系，为后续廉政研究奠定了基础。另外，我们还发现，2013年以后首现的关键词频次都在4次以下，而在2012年却有高于词频8次的关键词出现。由此，我们可以以2012年为界，将1997～2012年划分为廉政研究的成长期，在这一时期廉政研究的主题和领域得到迅速拓展，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研究主题越来越丰富，新主题也在不断出现。尽管研究的深度较为缺乏，但是在横向上进行了丰富地探索。而2013年以后可以算是廉政研究的成熟期，至今为止5年间，立项107项，超过前面22年的立项总数，但词频超过5次的新词却没有一个，说明这一阶段的主要研究还是立足于既有主题的深化研究，出现学科主体多元化、研究主题精细化、研究方法多样化等趋势。在横向上，也积极探索廉政研究与其他学科领域等的交叉融合，简言之，这一时期廉政研究更加强调廉政建设的系统化与纵深化，呈现愈发成熟的态势。

1.廉政研究的萌芽期（1991—1996）：研究主题的初步构建。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着重指出：“我们要反对腐败，搞廉洁政治。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3]327，“對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3]379。由此，廉政研究开始得到学术界和理论界的关注。这个时期的研究是在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背景下，主要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经济体制改革”等反映社会焦点和时代热点的主题进行。当然，伴随着中国学术研究朝向问题研究和借鉴西方的开放大趋势，这个时期廉政研究的另一个研究方向就是：立足本土需求，学习借鉴国外廉政建设的经验。因此，这个阶段的研究主题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方面是对长期以来只强调反腐败斗争的腐败治理的总结，如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另一方面就是围绕当时廉政、监督、反腐败等相关问题展开对策研究，例如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与反腐败斗争，当前反腐倡廉战略研究、反腐倡廉规范性文件的有效性等。最后，通过学习借鉴国外有益经验，指导廉政建设的实践，如关注发展中国家廉政问题研究、亚洲“四小龙”廉政建设研究等。简言之，这一时期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廉政研究立项数量屈指可数，但是却抓住了廉政研究的基本方向和核心主题，为廉政研究指引了科学的发展思路。

2.廉政研究的成长期（1997—2012）：研究主题和研究领域逐步扩展。1997年以后，中国政治经济社会进入发展的新时期，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比如1997年“依法治国”确立为我国治国基本方略、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05年10月，中国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等等，这些都对廉政建设提出新的要求。因此，为满足这些需求并推动廉政建设向前发展，学者们对于廉政的研究主题和研究领域进行了逐步的扩展。从这一时期高于8次（含8次）的关键词，如创新（12）、惩治（11）、防治（9）、预防（19）、权力（9）、立法（11）、网络（13）、协同（8）、路径（8），能够窥见到随着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廉政研究的主题与领域也在不断拓展与丰富：如惩治腐败、腐败预防与源头研究、国际合作与协同治理研究、反腐制度建设研究、廉政法治研究、廉政文化建设研究、网络反腐等技术反腐手段研究。除此之外，我们还发现，这一阶段的项目研究在方法上也开始有所创新，不再是纯粹的定性研究，开始出现一些实证研究和定量研究，如2001年立项的《深化干部制度改革：从源头遏制腐败的治本措施——对广东干部制度改革的调研与思考》是第一个以具体案例进行的对各种腐败现象进行分析的研究项目。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廉政研究能够紧贴社会变迁，抓住时代主题，拓展了廉政研究的领域，同时在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和研究方向上也有一定的突破。尽管研究的深度较为缺乏，但是这些新主题的提出为接下来向纵深研究起了铺垫作用。

3.廉政研究的成熟期（2013—）：研究主题的深化与系统化。2012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重要性的认识不断提高，并提出将廉政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之相应，学术界的廉政研究也越来越深入，十八大以来的5年立项项目已超过之前22年的立项总数，涉及的学科越多越多，参与研究的学者也越来越多，研究方法也越来越多元。但从高频词汇表中我们却发现，尽管这一时期也出现一些新的主题，但频数都不是很高。这说明大部分研究项目并不侧重创新研究主题，而是对既有主题的深化研究。如关于廉政治理技术，就不再仅仅局限于网络反腐的研究，开始关注微博、数据、大数据等反腐作用研究；关于廉政制度，开始关注一些具体的专项制度研究。如有学者从心理的角度分析公众参与反腐，而在关于反腐经验和历史研究方面，很多学者开始从话语体系、传播过程的角度进行研究。当然，除了深化研究以外，这一阶段结合时代发展拓展了一些新的研究主题：比如结合大数据时代的反腐败研究、精准扶贫实践中腐败问题研究、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研究，值得一提的是，2016年第一次有学者开始关注廉政生态研究，标志着廉政建设研究的重要突破——廉政生态建设体系的构建，强调廉政建设的生态系统性。这反映出随着党内政治生态建设的提出，廉政建设逐渐系统化，廉政研究朝着多学科、纵深化方向发展，研究角度越来越多元，研究方法也在不断创新。总的来说，这一时期是对既有主题的深化研究，实证分析不断增多，研究的切入点也越来越细，凸显廉政研究的系统化与纵深性。

（三）廉政研究项目的热点与趋势

通过提取出高频词汇表中那些首现年份早，但是一直被关注与研究（频数超过8）的关键词，同时去除基本常用词和表征含义不明显的词语，如腐败、反腐败、对策、路径等，我们可以筛选出一些表明趋势的廉政关键词（见表9）。通过分析这些关键词，再结合时代发展变化与相关文献，不难发现，当前廉政研究有五个热点与趋势。

1.廉政治理法治化。在高频词汇表中，与“法”相关的关键词有6个：法制、司法、立法、法治、法治化、刑事，其中 “法制”一词首现的年份在1996年。到了2000年之后，司法、立法、法治、法治化、刑事相继出现，而且频数越来越高，说明廉政法治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结合立项项目与时代背景，廉政治理法治化具体经历了以下历程：从研究反腐败的法制机制、反腐败法制的完善研究等，到之后展开了廉政建设的立法研究，力求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反腐败国家立法体系，再到反腐败法治的研究、对腐败问题的治理法治化进行理论探索，可见我国越来越关注法治在廉政治理中起到的关键性作用，廉政建设离不开法治，法治研究有利于为构建廉政法治体系奠定基础。

2.廉政治理制度化。廉政建设离不开法制，廉政建设更离不开更为直接的制度建设，由表9可见，“体制”、“制度”、“制度化”几个高频词所占权重皆达到65%以上，其中“制度”一词出现最早，在1996年首现，词频最高达到33次，在此后的22年里也平均每年出现1.5次。而出现频数较多的“创新”和“改革”也大多与“制度”同时出现。在众多研究主题中，廉政制度可以说是最受关注的内容之一。它主要围绕廉政主体公权力的监督制衡进行相关制度建设研究，包括宏观的反腐败体制研究，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腐败体制研究、健全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研究、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研究等；中观的反腐败与廉政制度研究，如廉政保证金相关的制度设计研究、隐性腐败的防治制度研究、公共权力约束与预算制度改革研究等；微观的权力运行与反腐败机制研究，如地方紀委落实监督责任保障机制问题研究、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评价体系研究、大数据时代查办腐败案件侦查模式研究等。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是廉政研究关注的一大趋势，廉政治理的制度化研究有助于廉政现实治理的制度体系建设。

3.廉政治理技术化。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网络反腐成为廉政建设的一大突破点，技术反腐成为廉政研究的新主题，其主要内容在于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先进技术作为廉政的监督与预防工具。2009年首现的关键词“网络”拉开了廉政治理技术化的帷幕，当年立项的11个廉政研究项目中就有5个与互联网相关。之后“微博”、“大数据”、“数据”等关键词频现，表明学者们不断利用新技术探讨廉政领域出现的问题，并积极探索出廉政建设的新路径，促进了廉政治理的新发展。关于网络反腐与技术反腐的研究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向：一是“互联网+”条件下技术反腐研究；二是网络反腐的法制化制度化研究；三是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中网络监督、新闻舆论监督的创新路径研究；四是运用大数据进行政府廉政评价与预警、查办腐败案件侦查模式等研究；五是从实践运用上对其反腐的有效性和有限性进行研究；六是从网络反腐的制度规范、激励、约束、保障机制以及与其他机制衔接等各个方面进行研究。

4.廉政治理前置化。2001年，中央提出反腐败与廉政建设新思路：“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注重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4]。“预防”一词开始成为廉政研究高频词（19次），这意味着之后的16年里，“预防”一词平均每年出现1.19次。而在此之前，“防腐”在1996年首现，2000年出现“防治”（9次），2009年首现“预警”（2次），2011年首现“防控”（4次），2013年首现“防范”（2次），这些都是与预防腐败密切相关的关键词，可见，预防腐败一直以来都受到廉政研究者的密切关注。我们不仅应该强调腐败发生之后的惩治，更应该重视腐败发生前的预防，廉政治理前置化应成为当前乃至未来廉政研究与廉政建设的重中之重。当前关于廉政治理前置化的研究主要是针对预防腐败的研究，包括预防腐败机制研究，如廉政预警研究、廉政防控机制研究、源头防腐机制研究、预防腐败体系研究等。这种对廉政建设的预先防控与预警研究将为有效遏制腐败现象的发生提供理论性指导，因此成为廉政研究的一大趋势。

5.廉政治理协同化。自《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签字以来，关于腐败的协同治理和国际合作便得到廉政研究者的密切关注。同时由于它与学界流行的治理理论和理念高度契合，因此廉政治理协同化成为当前廉政研究的新趋势和重要切入点。从梳理统计的数据来看，2012年首次出现了“协同”这一关键词，共出现8次，即在此后的5年里，“协同”一词平均每年出现1.6次。廉政治理协同化主要是指廉政治理的多元与协作性，包括多元主体合作、多元手段协同和多元技术运用。当前的研究也主要体现在这三个方面：一是廉政治理多元主体合作，如廉政治理中公众、专家、官员等多元主体的差异性、社会选择压力以及合作制度设计等。二是廉政治理多元手段协同，如制度、激励、教育等手段的功效与协同机制等。三是廉政治理多元技术运用，例如如何运用网络、微博、新闻舆论、大数据等分析腐败问题，并探索出廉政治理对策。廉政治理协同化是当今廉政生态建设的必然要求，有利于推动廉政研究领域的理论突破。

五、结语

一直以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都比较重视和支持反腐败与廉政建设研究，越来越多的学者也从不同学科视角和逻辑出发涉入该领域的研究。通过对1991～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关于廉政领域的研究立项项目情况梳理统计分析，我们发现：

1.从廉政研究立项项目数量结构与学科分布特征来看，廉政研究立项数量总体呈增长趋势，重大项目、重点项目也越来越多，立项学科也逐渐呈现出多学科分布特征。可见，廉政建设作为政治与社会发展过程的重要问题，不仅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也成为学术界和理论界的重点研究领域。

2.从廉政研究项目的研究机构与队伍建设状况上来看，廉政研究主要集中在高等院校、各级党政机关、各级党校和社科院四大系统之中，力量分布相对比较均衡，很多深耕于该研究领域的核心研究机构和重要研究学者开始出现，依托于专业性廉政研究机构或研究中心的学术共同体逐渐形成。但廉政研究力量的省际和校际分布仍较为分散，集群效应不明显，因此加强省际和校际研究机构的进一步合作，不仅有利于推动廉政研究发展进一步深入，也有利于扩大廉政研究的影响力及保持研究的可持续性。

3.从廉政研究立项项目的研究主题与热点内容分析上看，廉政研究主要有问题取向的反腐败研究和廉政建设生态体系构建研究两大研究路径。27年来廉政研究经过萌芽期、成长期，已进入成熟期，当前主要研究热点和趋势集中在廉政治理法治化、廉政治理制度化、廉政治理技术化、廉政治理前置化和廉政治理协同化五个方面。然而对于这些领域的研究还是不够深入，诸多的研究主题还有待进一步深化。

在今后的廉政研究中，我们更需要在已有知识积累的基础上开辟新的方向。首先，在理论研究基础上，要更加注重实践应用，从实践中发现问题，并将丰富的理论成果运用于廉政建设实践中，从而有效解决腐败问题。其次，加强拓宽多学科交叉的研究力度，开展跨学科学术合作，使得廉政研究中出現的知识壁垒得以突破，廉政研究成果也得以为各学科共享，建构一个多元互动的廉政研究体系的平台。最后，要针对当前廉政研究中出现的不足进行完善，以期推动廉政研究向纵深发展，不断充实丰富该领域的研究。

参考文献：

[1] 倪星，陈兆仓.寻找新的方向：当代中国廉政研究回顾与展望[J].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1（5）：45-52.

[2] 曾明，刘婷.中国廉政研究队伍与学术质量：中文核心期刊论文（2000-2012年）的分析[J].江西社会科学，2013（6）：194-197.

[3]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4]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EB/OL].（2001-10-07）[2017-11-09].http：//www.people.com.cn/GB/

shizheng/16/20011007/575835.html.

责任编校 陈 瑶

Abstract： Sampling from projects of anti-corruption and clean governance funded by NSSFC during 1991 to 2017， applying methods of bibliometrics into the study，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produces a bird view of the study of clean governance in mainland China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ir tracks and focuses as well from such perspectives as the time， number， categorization， subjects， funding entities，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affiliated system， and the responsible persons for such projects. It has been found that in the past 27 years， researches into clean governance have been covering an ever-growing variety of disciplines with ever-growing research capabilities， whose achievements are becoming better matured gradually. Current focuses are on legalization， institutionalization， technicalization， prepositioning， and coordination. Efforts must be made to enhance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with attention paid to the application of theories in practice.

Key words： clean governance； anti-corruption；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und of China （NSSFC）； project da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