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武龙

摘 要：追本溯源，节俭型治理在中国和西方都有特定传统。就节俭型治理的内涵而言，它是一种多元合作的治理、民主治理、法治型治理、人本治理和软硬结合的治理。同时，新时期节俭型治理具有理念细致化、视角微观化、内容多样化、方式多元化、结果有效化五个特点。实行节俭型治理，有利于保障社会发展和政治生态良好，在全社会形成节俭风气，有力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通过加快推进节约型社会建设，不断完善立法和制度建设，加强多元主体的合作治理以及实行软硬结合的治理，可以在新时代有效地践行节俭型治理。

关键词：节俭型治理；传统；意涵；路径

中图分类号：D6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170（2018）03-0017-07

节俭，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更新自身内涵，传统意义上是指生活俭省，有节制，其现代内涵则是指理性、适度地消费物质资料。在当下存在奢侈浪费、过度消费等现象的情形下，节俭更应成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所提倡的美德。从个人角度而言，节俭是一种伦理习惯。[1]出于对物资匮乏的本能恐惧或受传统观念的教化以及社会主义新道德观的洗礼，个人养成了节俭的习惯。从家庭视角看，节俭是一种持家之本。家庭节俭是指在家庭生活中，用节俭的观念和方法来处理家庭生活中的各种事务。家庭是社会存在和国家建构的基础，家庭的节俭往往是一种理性考量，通过成本—收益的计算，维系正常生活。从社会角度来看，节俭不但可以降低生产成本，还可以促进资源的有效利用。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都是有限的，在这些资本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节俭可以实现收益的最大化。从政党和政府的角度看，节俭是实现有序治国理政、防止腐败的“利器”。党和政府的治国理政，强调科学执政和有效政府，可以通过精简机构、透明化和提升治理能力等实现。从国家角度看，节俭可以安邦定国，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开展，旨在使国家走向安全、和谐与文明。从人类角度看，节俭是维持人类生存的必需，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条件之一。

一、西方社会的节俭型治理理念

节俭型治理，虽然由福柯首次提出，但他不是凭空造词，而是刻意将西方低效宏大政府向高效节俭政府的转变称为“节俭型治理”。西方关于节俭型治理的思想有其发展脉络：其一，将节俭与正义结合，强调“节制”在城邦建构中的独特作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强调，“节制”应该是各个阶层必须具备的德性，只有懂得节制，才能使城邦更好地运转。[2-3]西塞罗说过，“人是唯一知道节制的动物”[4]，“天上也讲究节俭，把灯烛一起熄灭了”，强调应时时刻刻保持节俭。古希腊、罗马的消亡恰恰就是因为从统治阶级到普通民众不再保持“节制”，奢靡成风。其二，将节俭融入神学，强调“节制”是神赐能力。奥古斯丁强调，一种智慧如果不能指引它所有的审慎、坚忍、节制、正义去实现上帝为万物之主的、永恒完善的和平这一目的，那么它就不是真正的智慧。[5]神学家阿奎那提倡基督徒特质中的“节制”，并称之为“独特的美德”，一个人必须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要节制。作为上帝在人间的代表，领主更应该保持节制。其三，节俭是统治的需要，是应对内外战争的基础。马基雅维利认为，金钱为武力提供力量支持，所以君主要节俭。只有财政充足，才能保证国内稳定，才有精力和财力去应对政敌和对外战争。托马斯·孟指出，努力积累财富和勤俭持家是一个王国金库的真正守卫者的品质，而王子禁令的威力和效力却不能起到同样的作用。[6]其四，节俭的新教伦理导致资本主义的兴起。节俭是马丁·路德提倡的新教四大美德之一。马克斯·韦伯认为，新教的节俭伦理精神带来了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他指出，加尔文宗的商人身体力行勤劳节俭，有了利润就再去投资，最终成了富人。[7]其五，将节俭作为一种习惯。卢梭认为，享受舒适和节俭都是一种习惯，安于享乐久了，虚假需要会变成真正的需求。王朝初期的统治者都将节俭作为习惯，享乐却成了后期统治者的习惯。其六，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节俭”向“奢侈”转向。维尔纳·桑巴特挑战马克斯·韦伯的节俭伦理导致资本主义兴起的论断，认为奢侈才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奢侈，它本身是非法情爱的一个嫡出的孩子，是它生出了资本主义”[8]。这一思想也是资本主义过度发展和过度消费的写照，资本主义不懂得节制，陷入到不断循环的危机中。其七，马克思主义的节俭理论。资本主义压榨工人的剩余价值用于自身的过度消费，马克思主义号召推翻资本主义，建立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其八，后现代主义关于节俭的认识。从后现代主义解构资本主义的思想基础，即从现代主义的角度看，其对认识和批判资本主义的奢侈具有一定意义，但后现代主义消解一切的精神又陷入了相对主义。其九，当代西方的节俭思维。当代西方关于节俭的思考有一些回归，一方面，认为节俭是一种伦理习惯，是一种习惯养成的美德；另一方面，其试图走出西方经济学中的“节俭悖论”①。西方传统到现当代对节俭型治理的认识主要分为四个阶段：古希腊罗马到中世纪，充分肯定节俭在治理中作为核心理念的地位；文艺复兴到宗教改革时期，节俭成为统治和致富的手段；近代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节俭的地位不但降低，沦为一种习惯甚至其对立面——奢侈，成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经过现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和后现代主义的反思，对节俭型治理的认识重新步入正轨，节俭不只是一种治理理念，更是一种治理方式，但也时不时受到“节俭悖论”的桎梏。

二、中国传统的节俭型治理理念

节俭型治理的思维在中国由来已久。“黜奢崇俭”的節俭型治理观是传统文化核心之一。[9]古代崇尚节俭，把治国理政之道概括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10]。中国传统的节俭型治理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自身的治理；二是对官员的治理；三是对国家的治理；四是对社会的治理。首先，节俭可以修身。对自身的治理最主要的就是修身，修身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是反思自身。儒家提倡温、良、恭、俭、让为人之五德，其中“俭”就包含了节俭、节约的思想，“俭”成为个人治理自身的五德之一。诸葛亮《诫子书》中：“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修身和养德相辅相成，“俭”是其中的关键要素。其二是检点自己的行为。孔子强调在仪式上保持个人节俭。“礼，与其奢也宁俭”，“奢则不孙，简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其次，惟俭可以养廉。对官员的治理除了要求忠诚，最重要的是官员必须廉洁，腐败是历代王朝衰败的根源之一。只有节俭可以使人廉洁奉公，“惟俭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晏子春秋·谏下十四》也提到，后人需效法前人节俭而不是奢侈，“法其节俭则可，法其服，居其室，无益也”。墨子提出了帝王的节俭之道，“当为宫室，不可不节”，“当为衣服，不可不节”，“当为饮食，不可不节”，“当为车舟，不可不节”。与此同时，清代魏源提出，“俭，美德也；禁奢崇俭，美政也”，为政以俭，保持清廉。再次，节俭可以巩固政权。对国家的治理强调要让国家安定有序。商初大臣伊尹就建议太甲要“慎乃俭德，为怀永图”，要重视节俭之德，怀有长远的谋划，国家大计，非在一时。汉代王符提出要减轻徭役，他指出：“力者，乃民之本也，而国之基，故务省役而为民爱日。”崔寔提出“明法度以闭民欲”的节制欲望的观念，节制民欲在当时有利于保证财政供给，维护国家稳定。最后，节俭可以创造社会财富。对社会的治理强调要让节俭成为财富涌流的源泉。“俭节则昌，淫佚则亡”，节俭会繁荣昌盛，淫佚享乐就会败亡。“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常足”，有计划地索取，有节制地消费，就会常保富足。韩非子强调：“侈而惰者贫，而力而俭者富。”中国古代由于是小农经济，统治者一般施行“重农抑商”的政策，以保证国家的财政供给。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民往往仅能糊口，统治者着力提倡节俭，一方面是源远流长的传统美德，另一方面则是为了维护脆弱的小农经济结构。因此，国家严禁奢侈，即便商人富有，国家也将其排在“士农工商”的末位，限制其消费奢侈品，以防止不良示范。

近代以来，受西方思想的影响，资本主义在中国开始兴起。资本主义强调消费拉动经济，与节俭形成冲突。近代思想家一般持有“适度消费，奢俭有度”的节俭型治理观。此时，传统的节俭型治理观已经阻碍经济发展，影响到国计民生。魏源认为，节俭“可以励上，不可以建下；可以训贫，不可以规富”，贫民、皇帝可以节俭，富民应崇尚奢侈，奢侈可以刺激生产和服务。谭嗣同指出，“崇俭”导致人人贫穷，天下大事，遂乃不可以支。至贫极窘之中国御侮“败亡之由，咸此而已矣”[11]。梁启超认为，“举国尚俭，则举国之地利日堙月塞，驯至穷蹙不可终日，东方诸国之瘠亡，盖以此也”[12]。严复看来，“滞财之致贫，其害烈于侈靡。昔者之印度，今日之中国，以庶富之国而有贫乏之形者，害端在此”[13]。这些言论都戳中了传统节俭型治理观造成积贫积弱痼疾的要害，“适度奢侈”的节俭型治理观成为近代思想家的共识，也是西方资本主义入侵带来的重要影响之一。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节俭”一直是取得一个个胜利的“法宝”。回顾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建设到改革的历程，可以将中国共产党的节俭思想总结为“先锋”节俭型治理观。毛泽东强调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他在《共同纲领》中写道：“一切国家机关必须厉行廉洁的、朴素的、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工作作风，严惩贪污，禁止浪费。”[14]党员干部是党的事业的先锋队，应带头节俭。邓小平强调对领导干部的节俭管理，“对于违反中央规定的党员干部，一定要进行认真的教育，教育无效的就要实行组织措施以至纪律处分”[15]。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分析了当前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制定了改进工作作风和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开展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目标所指就是严抓“四风”问题。与此同时，还制定了一系列党内法规，严格党的组织和纪律，大力倡导勤奋和节俭的工作作风。中国共产党的节俭型治理观呈现出新的特征：节俭型治理理念细致化、节俭型治理视角微观化、节俭型治理内容多样化、节俭型治理方式多元化、节俭型治理结果有效化。

三、节俭型治理的当代内涵及实践意义

十八大以来，中央对两种现象引起了足够重视：一是党员干部的铺张浪费行为，另一个是基层中存在的大操大办等不良习俗，两种现象皆是腐败的渊薮。因此，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打响了清理腐败土壤的战役。党员干部的节俭靠纪律约束，群众的节俭靠政策引导，这是两条路径。节俭是福柯“治理术”的一种。“实际上，我想眼下我们正在进入所谓节俭型治理的时代”[16]。福柯首次采用“节俭型治理”，用来代表西方的治理传统由低效的宏大政府向高效的节俭政府转向。节俭代表着一种追求善的生活理念，节俭型治理不仅是一种治理理念，还是实现节俭的“善”理念的一种方式和手段，是治理两种不良现象的重要工具。

2012年底，中共中央发布八项规定，积极倡导“厉行勤俭节约、严守廉洁从政”。自2014年起，各地各部门均采取适当措施，在全社会宣传和呼吁节俭的重要意义。移风易俗是新时期节俭型治理的具体体现，是改善干部群众生活方式的活动，节俭是这一活动的核心理念。2016年6月，中宣部、中央文明办确定山东省和陕西省为“全国农村移风易俗工作试点省”，这一具有代表性的节俭型治理活动遂在全国展开，这也是节俭型治理逐步迈向深入的过程。节俭型治理是新时代国家治理的形式，是采取节俭的方式，以实现党科学执政、政府有效管理、社会形成节约氛围、群众养成节俭习惯的全面治理，既要形成有效节俭的理念，又要实现科学节俭的目的。节俭型治理有以下内涵：首先，节俭型治理是一种多元合作的治理。单一主体的节俭行为并不能形成全社会的共同效应，不能养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只有中国共产党坚持科学执政，廉洁奉公，政府实现透明化、有效化、节约化，社会组织向节俭型组织转变，公民个人都自觉养成良好的节俭习惯，节俭型治理才能发挥实效。其次，节俭型治理是一种民主治理。节俭型治理不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命令式管理，而是通过平等交流、相互砥砺和监督才能实现的治理。执政党的节俭需要人大、政协、媒体、社会组织和群众等进行监督，政府的管理行为要公开透明，接受来自群众的监督，社会组织的运转和公民个人的行为是否做到节俭也要受到党和政府的监督和引导。这种多元合作的主体之间的监督与学习的互动，是一种民主的治理方式。再次，节俭型治理是一种法治型治理。没有健全法律的规约，任何行为都可能越軌。节俭型治理同样以法律为前提条件，需要法律的约束和保障。第四，节俭型治理是一种人本治理。节俭型治理是从人的本性出发，为了自我保存天生就具有的节俭倾向，而奢侈是后天养成的习惯。从人本角度出发，可以更好地发挥节俭型治理的功能。第五，节俭型治理是一种软硬结合的治理。针对党员干部中存在的铺张浪费现象，需要采取强硬手段阻断并杜绝权力寻租的路径。对于基层群众而言，节俭型治理并不会强制个人节约，而是通过思想和物质激励等手段引导个人走向节俭。群众中大操大办的不良习俗也并非一朝一夕形成，因此对移风易俗应循序渐进、稳步过渡、软性治理。节俭型治理的特征包含以下几点：其一，理念细致化。传统的节俭型治理虽然强调节俭执政、节俭做事、节俭做人，但皆泛泛而谈，单方面强调节俭的好处和奢侈的坏处，或是简单强调俭奢有度。而当前节俭型治理理念已经细致入微，各省开展移风易俗的活动中“喜事新办，丧事简办”就是这种理念细致化的具体体现。其二，视角微观化。以往的节俭型治理观属于宏大叙事，不能深入基层，流于表面。而当前节俭型治理在群众路线的指导下，深入基层和群众，与文明创建相结合，“聚焦重点，落细落小落实”。其三，内容多样化。传统的节俭型治理观念相对模糊，目前的节俭型治理主要强调掌握好四种关系：习俗与低俗、传承与创新、治标与治本、党员与群众，侧重抓好教育引导、综合治理和文明创建等重点环节。其四，方式多元化。传统的节俭型治理多停留在理念阶段，缺少具体行动，而当前节俭型治理的方式日趋多元化。在开展移风易俗治理、反对奢侈浪费的活动中，一是要充分发挥好移风易俗联席会议职能作用，搞好统筹协调和工作指导；二是要突出问题导向，做好调查研究，发现问题，拟定整顿和改革的清单；三是要加强执法检查，促进移风易俗形成制度，使之常态化，全面提高文明水平。其五，结果有效化。以当前移风易俗作为具体形式的节俭型治理，让干部群众少了人情负担，多了文明风尚。

节俭型治理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当前，作为节俭型治理的具体实践形式——移风易俗活动的开展，仍面临着以下挑战：一是美丽基层建设成效未显；二是仍然存在不同程度的封建迷信、伤风败俗、黄赌毒、婚丧嫁娶大操大办、非法宗教等不良现象；三是干部群众大办宴席，讲排场；四是基层干部没有深入走群众路线；五是某些市县没有可行的具体安排。因此，实践节俭型治理不仅十分必要，而且具有重要意义。其一，实践节俭型治理是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和良好政治生态的有力基础。人类的资源总体有限，没有这些资源人类将无法生存。挥霍浪费不仅是个人的损失，还会给人类生存带来危机。勤俭节约应上升为国家与社会共同推动的公共政策，以保障社会的有序发展和政治的良性运转。其二，实践节俭型治理有利于在全社会形成节俭风气。2014年5月，中宣部、国家发改委召开节俭养德全民节约行动电视电话会议，刘奇葆在会上强调广泛开展节俭养德全民节约行动。节俭不再仅仅作为个人美德，而是上升至社会风气的高度，致力于在全社会形成节俭风气是节俭型治理的核心目标。移风易俗，就是改变旧有的风俗习惯，但并非所有旧的风俗习惯都是不良的，节俭即是反例，良好社会风气的涵养便需要节俭。习近平敦促大力弘扬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优秀传统，努力使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在全社会蔚然成风。[17]“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只有领导干部带头节俭，才能带动社会大众牢固树立倡导节约、回归节俭的思想，让节约就像是一种自然的空气，静静地漂浮在人们的生活中，人们自然地去遵守，从而形成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同时，党员干部带头节俭，可以防止“破窗效应”，提高生产效率，节约社会成本。一是领导干部率先垂范，尚俭戒奢，以身作则，反对铺张浪费，杜绝婚丧喜事大操大办，做移风易俗、勤俭节约、文明办事的表率。二是党员干部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先试先行，主动做移风易俗的引领者，并以正确的导向和行为示范推动广大群众转变想法，打破旧习俗，树立新风尚。三是提倡简朴、简约、简单的社会风气，树立重情重义的价值取向。党员干部带头移风易俗，有利于纠正不良的社会风气，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深地扎根于人们的心灵。其三，实践节俭型治理，有利于全面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走向现代化就是走向文明进步，节约意识应当贯穿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成为全民族的良好风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学习和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节俭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思想遗产，而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是对传统节俭型治理思想的继承、发展和创新，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指导思想。同时，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廉洁从政始终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衡量标准，它是一个国家治理能力的直接反映。在国家治理体系中，作为一个重要的治理机构，政府要达到有效地节俭型治理，必须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和宗旨。通过简政放权，管住权力，管好钱财，政务公开，节俭从政和依法促廉，建立廉洁政府。因此，节俭型治理是保障建立廉洁政府，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大举措。同时，提高节俭型治理方式方法的有效性，可以进一步提升政府的治理能力。

四、新时代践行节俭型治理的有效路径

习近平反复强调“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各级各部门要把节俭理念始终贯穿于社会治理中。但是，尽管中央着力提倡节俭，狠刹奢靡之风，但奢侈浪费现象仍然存在。因此，新时代如何推进节俭型治理仍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课题。

第一，进一步推进节约型社会的建设。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指出：“必须坚持节约优先的方针，形成节约资源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18]161新时代节约型社会涉及两个重要问题：一是为何要形成节约资源的空间格局、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二是如何推进资源全面节约和循环利用。[18]163节俭型治理很好地回应了这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节约资源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基本路径和重点任务。节俭型治理在资源节约方面表现为：节约资源是我国的基本国策，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政策导向；形成节约资源的空间格局，就是要珍惜每一寸国土，尽可能集中利用国土空间，减少对自然生态空间的占用；形成节约资源的产业结构，就是要降低资源消耗，减少环境污染，建立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产业结构和经济体系；形成节约资源的生产方式，就是要有效降低发展带来的的资源环境代价；形成节约资源的生活方式，就是要尽量减少对自然生态系统有负面影响的生活行为。另一方面，就如何“推进资源全面节约和有效利用”而言，节俭型治理体现为：减少能源消耗，减少材料消耗，提高资源利用率；实现生产系统和生活系统循环链接，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提倡简单简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第二，加强立法完善和制度建设。《周易》中曰：“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的出台、《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的印发实施、纠正“四风”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节俭的系列讲话，为新时代开展节俭型治理活动提供了思想指导，也为节俭方面的立法完善和制度建設提供了理论基础。节俭法律法规的完善、节俭制度的建设，为治理腐败和移风易俗提供了有力保障。法规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19]188为了使“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做得更好，完善现有的法规制度，废止不合适的法规体系，努力形成系统和完整的法规制度体系势在必行。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法规制度建设。习近平指出，要善于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加强反腐倡廉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让法律制度刚性运行，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20]《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的印发，《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关于厉行节约反对食品浪费的意见》等一系列配套法规制度的出台，以及十九大后出台的《中共中央政治局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的实施细则》等，这一系列举措标志着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系的建成，实现了反腐倡廉建章立制的完善。而一旦建立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就有必要让铁的法规发挥效力，让令行禁止发生威力，确保所有法规制度生根发芽。如果良好的法规制度不能实践，只是写在纸上，贴在墙上，编在册里，那么就会成为稻草人、纸老虎，它不仅不能发挥应有效力，反而会损害法规制度的可信度和公信力。[19]189-190只有通过建立规章制度并强力结合与高效落实，才能使制度的权威性和有效性真正得到提高。执行才能保住制度的生命，实现制度目标过程中，制度执行力分别体现为速度、质量和效益。落实是法规制度的生命力，可以充分释放法规制度的力量。节俭型治理是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得以落实的路径之一，落实法规制度的科学性是其主要体现。科学落实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可以避免无效操作，达到节俭目的：一是限制权力使其更加科学有效，实现反腐倡廉法规制度对权力的全覆盖，提高其对权力的防控力；二是确保权力在合法的制度下运行，确保行使权力有理有据；三是使用科学的制度钳制权力，使这些制度机制具有更强的控制能力和约束能力。因此，在建立和完善反腐倡廉制度、科学落实《廉政准则》的同时，应不断提高反腐倡廉建设的科学化水平，进而提升反腐败的制度执行力，以确保反腐败各项法规制度落实到位。

第三，加强多元主体的合作治理。崔寔提出了“明法度以闭民欲”，要求克制民众欲望。然而，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当前社会主要矛盾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就是一种欲望，这种民众欲望不能通过克制就能解决。节俭型治理思维提倡多元主体之间的互动，党和政府应积极了解民众的具體需求，满足群众的合理诉求。群众通过有效的途径表达自己的要求并获得反馈，这一过程不仅节约了各种资源和时间，而且避免了低效的政府运作。党员干部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必须受到群众的监督，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才能真正减少铺张浪费现象，有力根治腐败。与此同时，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修身律己、带头节约，展现为民务实清廉的良好形象。此外，党和政府应积极引导群众，使其认识到奢侈浪费等不良习俗对社会的消极影响，才能更好地移风易俗。这一多元合作的互动形式，是节俭型治理的完美展现，也是迈入新时代的重要路径。

第四，正确对待奢侈浪费行为，实行软硬结合的治理。先秦《三国志魏书己凯传》中提到“奢俭之事，必视世之丰约”，强调人们的消费水平是由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提倡消费对于扩大内需和生产具有重要价值，适度消费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有两类现象不能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挂钩，那就是公务人员的铺张浪费和基层群众的奢侈浪费。如果靠这两种手段刺激消费无异于自掘市场经济的根基，不但不能使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反而容易造成金钱至上的不良风气。因此，一方面要通过完善立法，加强纪律监督，杜绝党员干部的铺张浪费；另一方面，也要积极引导、激励基层群众走出大操大办、奢侈浪费的不良习俗。这种软硬结合的治理也是节俭型治理的核心要义。

总之，新时代实施的节俭型治理是继承传统“节俭”思想，又异于传统的新理念新思维。同时节俭型治理也是实现党员干部清廉、基层群众拥抱公序良俗、社会形成良好风气的重要方式和路径。

参考文献：

[1] 弗郎西斯·福山.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46.

[2] 柏拉图.理想国[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144-151.

[3]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14：25.

[4] 西塞罗.沉思录Ⅲ[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48.

[5] 奥古斯丁.上帝之城[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935.

[6] 托马斯·孟，尼古拉斯·巴尔本，达德利·诺思.贸易论（三种）[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5.

[7]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53.

[8] 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233.

[9] 赵炎才.清末时期“奢俭”观的学理透视[J].学术研究，2006（10）：105-111.

[10] 习近平.摆脱贫困[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43.

[11] 蔡尚思，方行.谭嗣同全集[M].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81：323.

[12] 梁启超.史记货殖列传（今义）[M]//饮冰室合集（二）.北京：中华书局，1989：35.

[13] 王尧基.严复经济思想的复合特征及其意义[J].中州学刊，2003（1）：102-105.

[14]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34.

[15]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00.

[16] 福柯.什么是批判：福柯文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250.

[17]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364.

[18] 本书编写组.党的十九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7.

[1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

[2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135-136.

责任编校 陈 瑶

Abstract： Frugal administration has a specific tradition in both China and the West when traced to its origin. Its connotation considered， frugal administration is a combination of administration arising out of cooperation of multiple entities， democratic administration， legal administration， man-orientated administration and the integration of soft administration and hard administration. Moreover， this national governance in the new era is characterized by its meticulous notions， micro perspectives， various contents， plural means and effective outcomes. The practice of administration benefits social development and the formation of a favorable political ecology so that a fashion of frugality can be nurtured in the society to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The promo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a frugal society，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in legislation and institution， the strengthening of cooperative administration by plural entiti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administration integrating soft and hard means help with the effective exercise of frugal administration.

Key words： frugal governance； tradition； implications； path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