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鹏

摘 要：历史反复证明，廉洁出凝聚力，廉洁出战斗力。革命战争时期人民军队反腐倡廉建设处于开创与探索时期，这一时期多重举措促使人民军队反腐倡廉建设取得显著成效，战争环境为军队反腐倡廉建设提供了有利条件，成功经验为军队反腐倡廉建设开创了基本范式，但也带有革命战争年代的历史局限性。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是人民军队反腐倡廉建设不断探索的曲折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人民军队反腐倡廉建設从建设思路上看，依靠群众运动推进；从建设目标上看，过于强调清除腐败；从建设模式上看，被动应对打击为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是人民军队反腐倡廉建设不断创新的发展时期，与改革开放以前相比，这一时期人民军队反腐倡廉建设呈现出思路由运动反腐向依法治腐转变、手段由惩治为主向预防为主转变、方式由被动应对向主动出击转变、目标由理想绝对向科学务实转变、格局由应急单打向系统治理转变的鲜明特点。

关键词：人民军队；反腐倡廉；发展历程

中图分类号：E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170（2018）03-0024-12

强国必强军，强军必反腐。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治军带兵的铁律，也是建设强大军队的基本规律。我们党和军队历来都高度重视反腐倡廉建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深刻总结古今中外党和军队建设的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到了关系军队生死存亡的历史高度。人民军队反腐倡廉建设的历史经历了革命战争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等三个历史时期。由于所处的历史地位不同，所面临的任务不同，人民军队反腐倡廉建设也呈现出不同的历史特点。深入学习和研究人民军队反腐倡廉建设的历史，认真总结人民军队反腐倡廉建设的经验教训，对于新时代推动人民军队反腐倡廉建设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而深远的现实意义。

一、革命战争时期人民军队反腐倡廉建设的提出与探索

人民军队自建立之日起，就开始关注反腐倡廉建设。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南昌起义的过程中，“中央前委和总政治部为严肃军纪，作出了许多具体规定和要求，如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不准鸣枪抓夫，不准采摘农田瓜果；住宿农家，所用柴米油盐要照价付款等”[1]2。从此，人民军队反腐倡廉建设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22年的革命斗争历史进程中发挥着强有力的服务保证作用，展现了人民军队廉洁的良好风貌。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作为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其成员大多数都是抱着为实现革命理想的愿望，艰苦奋斗，廉洁奉公。但是由于思想、组织、制度、环境等方面的原因，红军内部出现腐败现象是难免的，如部分人员生活腐化、贪污浪费、将没收的财物据为己有、乱用钱物等现象；“如内务部、裁判部、军事部……一切经手收钱用的机关，都有贪污浪费的可能”[2]。针对这些问题，红军在与国民党军队进行较量的同时，作了大量探索与尝试性工作来抑制军内腐败思想和行为，如改造思想远离腐败，严肃法纪约束腐败，倡导节约反对腐败，建立机制预防腐败，严厉惩治震慑腐败。抗日战争时期，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八路军、新四军在党“建立廉洁政府”目标的牵引下，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现象十分普遍。但是改编之后，由于国内军阀制度的诱惑，“贪污、腐化、堕落、挑拨离间，不爱惜战士等军阀主义的习惯和传统，是可能与必然在我们党内和部队内发生的”[1]38。随着抗战形势的深入发展，特别是相持阶段的到来，八路军、新四军各部队不同程度出现了个人享乐主义、自我牟利、腐化堕落、以权谋私的现象以及贪污、谋求小团体利益、侵害集体与群众利益的行为，严重影响了抗战大业的进行、军队的团结稳定以及军政军民关系的巩固，“应该把贪污、腐化的现象看作是我们最凶恶的敌人，集中火力与它作坚决与无情的斗争”[3]172。针对这些现象，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八路军、新四军着眼廉政建设的新使命，采取注重培育廉政意识、突出干部审查工作、完善制度体制建设、严格奖惩以法护廉等举措，坚决反对和肃清各种腐败现象、腐败行为，保持军队纯洁巩固。解放战争时期特别是转入战略进攻后，随着形势的新发展和战争的新进程，攻占的大中城市越来越多，党的工作重心逐渐向城市转移，军队面临的诱惑也越来越多，部分党员干部把我们抗战八年来艰苦奋斗及红军十八年来的优良传统忘掉了，幻想到都市如何大吃大喝、住洋楼、坐汽车、怎样享乐等，“正因为如此，贪污、腐化的现象发生了，逛窑子、搞女人、通奸等等不道德的流氓行为出现了，打骂群众，劳役群众的现象严重了，尊干爱兵的关系削弱了，功劳主义与享乐主义，成为思想上的最大负担”[4]。这些行为和现象虽然不是我军发展的主流，但问题的性质和危害极为严重，“在军队内部经常要防腐，防止腐化、堕落、保守、不进步、脱离群众等”[5]402。因此，人民解放军以“建设廉洁军队”为指向，通过开展新式整军运动、进行军队民主运动、突出纪律制度建设、倡导“两个务必”等措施加强军队反腐倡廉建设。

总的来看，革命战争时期人民军队反腐倡廉建设处于开创与探索时期。虽然，党和军队也处理过不少腐化或蜕化变质分子，但反腐倡廉的迫切性，与成为执政党军队后的情形不可同日而语。

（一）多重举措促使人民军队反腐倡廉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革命战争时期，人民军队通过多重举措取得了反腐倡廉建设的明显成效。一是净化了军队党员干部队伍。通过教育、惩处等手段，严厉打击和惩办了军队的腐败思想和贪污浪费腐化行为，清除了个别腐败分子，纠正了各种不良倾向，从思想上组织上确保了军队党员干部队伍的纯洁。如红军时期学习古田会议决议的活动，有效克服了红军内部存在的特殊化、享乐主义、消极怠工、流寇思想、盲动主义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并在红军党员干部中初步树立了“没有发洋财的观念，不吃鸦片，不赌博”[6]等廉政意识；抗战时期的整风运动，对军队内部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不正之风进行了有效的整顿，培育了军队党员干部“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注意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倾听官兵意见”等廉政意识；解放战争时期的新式整军运动，通过整思想、整作风、整关系、整纪律、整编制、查成分等民主整军运动，肃清军队内部存在的蜕化思想、名利思想、享乐思想、畏难思想，“基本上克服了部队贪污腐化的严重现象及山头主义、本位主义的恶劣倾向”，“贪污腐化之风根本上被杜绝了”[5]695。二是树立了“廉洁”军队的形象。通过严格的法纪约束、严厉惩治破坏法纪行为等手段，树立了“廉洁军队”的形象，密切了军政军民的关系，奠定了人民军队胜利发展的深厚民众基础。如红军时期形成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其中的各项“爱民”举措突出了红军“廉洁爱民”的指向；抗战时期的拥政爱民运动，通过颁布拥政爱民公约、开展拥政爱民活动月等活动，培育和强化了八路军、新四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模范执行各种城市政策纪律，有效扩大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获得新区和新解放城市人民的信任和拥护，使得胜利得到继续巩固。三是确保了作战与建设的顺利开展。通过加强财经管理、发动生产运动等手段，理顺了军队财经关系，解决了军队财经困难，奠定了军队作战与建设的物质基础。如红军时期初步建立预算决算、经济监督等财经管理制度，以及开展节约运动提倡“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7]，充实了红军的战争费用，保证了红军的物质生活，推动了反“围剿”作战和长征的进行；抗战时期开展的大生产运动以及审计制度的建立，确保了军队物质供给，提高了工作效率，克服了经济困难，奠定了抗战胜利的物质基础；解放战争时期颁布的处理缴获物资条例、接管人员工作条例、接管纪律以及革命军人委员会的建立，督促部队更好地遵守财经制度，改善了部队经济生活，巩固了部队的战斗力，推动了人民解放战争取得胜利。

（二）战争环境为人民军队反腐倡廉建设提供了有利条件

革命战争时期军队反腐倡廉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也与处于革命战争年代有着一定的关系。一是残酷的战争环境形成了保持廉洁的无形压力。革命战争时期，人民军队先后经历了反“围剿”作战、长征作战、对日伪作战、反摩擦作战、解放战爭等，长期处在艰苦残酷的战争环境中。客观上这种残酷的战争环境，对军内的腐败思想和腐败分子形成了无形的压力，使得人民军队有更高的思想觉悟，强大的革命勇气以及英勇的牺牲精神，用一切力量，来消灭敌人。因此，“我们的物质生活，尽管那样的艰难困苦，战斗环境尽管那样的紧张残酷，但我们的部队反而锻炼得像铁一般的巩固”[8]。二是党局部执政时期的人民军队各种关系简单透明便于制约和监督。革命战争时期，党虽处于局部执政时期，但按照“一切服从革命战争的原则”，积极探索廉洁民主高效政权的建设，党的这些理念必然要贯彻落实到其绝对领导下的军队中。在党的领导下，军队积极开展精兵简政、进行整编整训、加强民主建设等，一方面军队各级机构力求精简灵便随时可以移动，切忌庞大臃肿重形式务虚名而不顾及实际情况；另一方面形成了民主平等和谐的官兵关系，军队内部关系简单透明，便于对军内的贪污腐败现象和行为进行监督和揭露。三是人民军队实行了严厉的惩处制度并得到了广泛的认同。革命战胜时期，为了战争的胜利，在党的领导下，对军内存在的腐败分子都进行了严厉的惩治，并强调法律制度面前人人平等，不管是什么人，多高的职务，多大的功劳，只要因贪污腐化堕落行为触犯了法纪，“应罚的罚，应拘的拘，任何人的威胁不屈，任何大头子的说情不理”[9]。通过严厉的惩治，营造了人民军队廉洁的风气，深得官兵的认同，一方面从自身来说树立廉洁自律的思想，另一方面提高了检举身边贪污腐化堕落现象的积极性。

（三）成功经验为人民军队反腐倡廉建设开创了基本范式

革命战争时期的反腐倡廉建设，不仅积累了成功的经验，而且为此后的建设提供了基本范式，如标本兼治、领导表率、发展民主、群众监督等。一是治标的同时重视治本，革命战争时期在严惩腐败、反对腐败、发挥惩治威慑效应使官兵“不敢腐”的同时，还注重在预防腐败治本上下功夫，一方面注重从思想上进行改造，通过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我党我军性质、宗旨教育和遵纪守法教育，强化官兵廉政意识，自觉做到思想上“不想腐”；另一方面，通过建立财政管理制度、干部审查制度、请示报告制度、党委制等制度，使得官兵“不能腐”。二是人民军队勤政廉政、崇尚廉洁风尚的形成与领导干部的模范作用紧密相关。革命战争时期，党和军队领导率先垂范，如毛泽东布衣草履，朱德担水劈柴，周恩来纺纱织布等，又如上海解放后部队进城不入民宅，不扰市民，军长、政委露宿街头，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由西柏坡移迁北平（北京），毛泽东住进北京香山双清别墅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关掉院子里大白天还亮着的电灯。这些高尚行为，鞭策全军艰苦奋斗，激励官兵尤其是党员干部勤政廉政，开创了人民军队兴廉反腐的良好局面。三是发展民主为军队反腐倡廉建设开辟了有效途径。“民主运动有两种作用：一种是防腐作用，另一种是生新作用”[10]。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开始，人民军队在民主建设方面就进行一些探索，并随着新形势的发展不断丰富和充实，到解放战争时期形成了军队民主的基本内容：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军事民主。这三大民主在革命战争时期人民军队反腐倡廉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官兵在政治上平等，开会有说话的自由，为官兵进行民主监督提供了政治保证；经济上实行民主，“主要地是反贪污浪费，伙食由战士参加管理，账目定期公布”，并强调“士兵委员会和经济委员会，是防止干部贪污浪费及军阀主义最好的条件”[11]。这些民主建设在建国后乃至现在的人民军队反腐倡廉建设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四是群众监督为人民军队反腐倡廉建设提供了重要保证。依靠群众监督有两个方面的涵义，一方面依靠军内广大官兵，通过开展群众性的运动如节约运动、检举运动、整风运动、整军运动等，揭发检举腐败思想行为，清除腐败分子；另一方面，依靠军外力量监督人民军队，通过拥政爱民运动、邀请地方群众召开座谈会等形式，了解人民军队反腐倡廉建设情况，及时纠治不良行为和作风。

与此同时，由于革命战争年代的明显特点和历史局限性，革命战争时期人民军队反腐倡廉建设出现一些扩大现象和过火行为，带来一些负面效应。由于认为腐败是反革命，“人治”色彩浓厚，容易冲击法制的权威，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扩大化和处罚过重的倾向。在对贪污腐败行为进行惩治的时候，部分部队简单采用“惩办主义”，不问对象，不分错误轻重，一律给以严重处罚，动辄就开展斗争，不让受处分者申明和发言，如其不接受，又加重对他的处分。如红军时期的肃反扩大化，“一切犯了错误的人都当做AB团看待”[12]；抗战时期，个别部队对于腐败分子依然采用单纯的处罚办法，结果只是撤换了大批人，情况并没有好转，例如陕甘宁边区一个部队“一九四一年，那时采取了单纯处罚的方法，对于犯贪污浪费等错误的干部撤消了十多个，其中计有营长两名，政教两名，连长两名，政指两名，卫生队长一名，民运干事一名。但在一九四二年，同样的不良现象，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多了”[3]422。解放战争时期开展的新式整军运动中也出现过火行为，隐藏在部队中的“严重贪污分子，一经查出即行捆（也有捆错了的）、吊、打，以致打死人，甚至有个别逼供信的错误。虽时间很短，共有几天即行纠正，但造成某些部队中的恐怖，使真正的奸细不易根除，被打死的奸细罪恶也未充分暴露，不易教育群众”[13]。这些负面效用启示我们，打击和惩办腐败分子，应该严格依据党纪党规军纪军法，秉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克服“左”“右”两种偏向。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人民军队反腐倡廉建设的探索与曲折

反腐倡廉建设，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重大课题，也是和平条件下人民军队建设的重大课题。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是我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29年。

人民军队在这段时间的反腐倡廉建设，由于面临的形势和历史条件不同，又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即国民经济恢复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这一时期，随着地位和环境的变化，人民军队内一部分革命意志薄弱者，产生了骄傲自满、贪图享乐的情绪，放松了对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警惕，出现了严重的贪污、浪费现象，存在着各种不同程度的官僚主义作风。为此，人民军队就在党的领导下，采取了整风运动、“三反”运动、整黨运动、加强纪检监察工作、防止高级干部腐化堕落等措施，大张旗鼓地开展了反腐败斗争，取得了反腐倡廉的良好效果。第二个阶段是开始全面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期。这一时期，在党领导全国人民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同时，党和军队也对反腐倡廉建设进行了新的探索。党的八大，对反腐败斗争形势进行了符合实际的分析，并提出一系列正确的举措。但党的八大后，在如何推进的问题上，却沿用了革命战争年代的运动反腐方式，开展了一个又一个政治运动。从人民军队来说，采取了开展“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反对党员干部特殊化和腐化蜕化，开展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五反”运动，扩容增权强化纪检监察①等措施。其中有的取得了较好的反腐败斗争成效，有的则显示出很大的负面作用。第三个阶段是十年“文革”时期。这一时期，人民军队的反腐倡廉建设贯彻执行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指示和决定，遭受了严重的挫折。但同时，由于我军的特殊地位和职能，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对人民军队反腐倡廉建设也作了一些正确的指示和规定，再加上不少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众多久经考验的老干部仍在人民解放军的重要领导岗位上，对保持人民军队反腐倡廉的正确方向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由于人民军队反腐倡廉建设在几十年革命斗争实践中所形成的优良传统，早已深深地植根于军队的广大党员之中，各级党委、政治机关和广大党员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军队反腐败斗争，是一种特殊社会环境下表现畸形的斗争，看起来似乎很有成效，实际上付出的代价也是相当大的。第四个阶段是两年徘徊前进时期。这一时期，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通过深入揭批“四人帮”罪行肃清流毒、恢复健全纪检机关加强纪律建设、开展“三学”②发扬军队优良传统等措施，人民军队反腐倡廉建设也在徘徊中前进，得到了初步整顿，并使全军同志深刻认识到，整顿军队，必须整顿党纪，端正党风，这是医治“文革”给人民军队造成的创伤，加强军队党的建设尤其是反腐倡廉建设的关键。

总的来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是人民军队反腐倡廉建设不断探索的曲折发展时期。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下，针对不同发展阶段人民军队建设的新形势、新任务、新情况、新问题，人民军队反腐倡廉建设进行了新的探索，有了新的发展，探索有益但是教训深刻。

（一）从建设思路上看，依靠群众运动推进

这一时期，由于党执政经验不足，再加上革命年代搞群众运动的惯性，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下，人民军队反腐倡廉建设的思路主要依靠发动群众运动来推进。新中国成立初期，相继开展了“以整顿与提高战斗意志、保持与发扬我军光荣的传统作风为中心”的整风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以‘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教育为重心”的整党运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相继开展了“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五反”运动；“文化大革命”时期开展的反骄破满自我教育运动①。应当说，开展这些运动，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必要的，这些运动的矛头几乎都指向人民军队党员干部中的贪污腐化、以权谋私、官僚主义等脱离群众的不正之风和消极腐败现象，通过这些运动大张旗鼓地开展了反腐败斗争，取得了军队反腐倡廉的良好效果。但是这些反腐倡廉建设的群众运动是在阶级斗争扩大化背景下进行的，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负面效应，尤其是1957年整风运动后期的反右派斗争扩大化、“文化大革命”运动，使得军队反腐倡廉建设逐渐偏离正确轨道，所以也误伤了一些人，造成了一大批冤假错案。

（二）从建设目标上看，过于强调清除腐败

这一时期，军队反腐倡廉建设的着眼目标是彻底肃清腐败，建国初期毛泽东就提出“老虎不捉净不许收兵”的目标。人民军队在开展反腐倡廉建设的过程中，也多次强调要肃清军队一切消极腐败思想、腐败现象和腐败分子，如“彻底检查与肃清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粉碎资产阶级对于我们革命武装的腐蚀和进攻”[14]72、“深入发动党员起来肃清资产阶级思想，提高无产阶级觉悟”[14]399，“清除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和其他各种不正确的思想意识，反对任何形式的居功骄傲和个人权威思想”[15]，等等。这一时期党和军队发布的指示、命令、规定等，经常可以看到“消除”、“清除”、“肃清”等字眼。消除腐败、根绝腐败反映了反腐倡廉建设的最终目标是消除腐败，党和军队通过加强建设也有能力最终消除腐败，表达了党和军队反腐败的坚定决心、人民群众和广大官兵的良好愿望。但是腐败是一种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古今中外的反腐败历史表明，腐败在进入阶级社会后至目前的人类社会发展阶段中，是不可能根除和消灭的。特别是这一时期，还正处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种腐朽思想影响根深蒂固，党的指导思想“左”倾，人民群众和广大官兵思想觉悟还没有达到这个高度，人民军队反腐倡廉建设与完全消除腐败的目标始终是有差距的。因此，反腐败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任务，最科学最务实的反腐败目标是有效控制腐败，进而遏制腐败。

（三）从建设模式上看，被动应对打击为主

这一时期，在党的领导下，人民军队反腐倡廉建设的工作模式是：出现什么腐败，就及时打击什么腐败；什么问题突出，就集中治理什么问题。这一时期针对特定阶段存在的突出腐败问题，军队都果断采取了措施进行应对和治理。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人民军队一些党员干部经不起胜利的考验，骄傲自满，甚至有贪污腐化、政治上堕落颓废、犯法乱纪等极端严重现象发生，因此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严厉整顿军队党的作风；由于在人民军队中党在思想上、组织上的巩固程度不够高，党内还存在着思想上、组织上的某些不纯现象，党的建设工作还不够健全，因此在军队党内进行一次有计划、有准备、有领导的整党运动；由于在增产节约运动中揭露出许多触目惊心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问题，因此人民军队系统地进行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由于人民军队若干高级干部经不起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袭，在胜利之后滋长着极端严重的个人主义的享乐腐化思想，追求资产阶级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侮辱与玩弄女性，违反共产主义的品德，以致蜕化堕落违法乱纪，因此提出“制止高级干部腐化堕落违法乱纪行为”[16]的问题。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由于人民军队存在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工作上的官僚主义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因此进行了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由于军队部分高级干部特殊化、铺张浪费、特权思想、生活腐化等不良现象的严重存在，因此提出了“反对党员干部特殊化和腐化蜕化”[1]191的问题；由于人民军队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分散主义、本位主义和官僚主义等不良风气的存在，因此开展了“五反”运动。“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少数单位、少数人员，甚至个别中高级干部，仍然严重地存在着无政府主义、资产阶级派性的无组织无纪律、道德败坏，腐化堕落，贪污盗窃的现象，因此提出了“加强军队组织性纪律性”[17]的问题；由于少数单位讲排场，摆阔气，请客送礼，铺张浪费等不正之风有所抬头，因此提出“厉行节约闹革命”[18]的问题；由于人民军队有些干部存在着居功自恃、骄傲自满、军阀主义、自以为是、一言堂、讲假话、不走正道等歪风邪气，因此开展了反骄破满自我教育运动；由于人民军队“肿、散、骄、奢、惰”等问题的严重，因此提出了“军队要整顿”[19]的要求。两年徘徊前进时期，由于军队个别人长期闹派性，有恃无恐，不服从命令，不遵守纪律，因此提出了“恢复健全纪检机关加强纪律建设”[20]的问题，等等。这些反腐败措施当然都是必要的，这种反腐败的模式也取得了一些成效，但都带有“应急单打”的色彩，疲于应付、被动应对，总体上处于一种治标的层面上，形成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局面，除恶务尽的决心和行动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有的领域腐败依然易发多发，甚至有的腐败分子敢于顶风作案。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人民军队反腐倡廉建设的创新与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历史转折，同时也使党风廉政建设发生了一系列根本变化。改革开放以来，在改革开放和推进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清醒认识到新时期人民军队可能出现腐败的严峻形势，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提出了一系列加强人民军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思想，并结合军队实际在实践中进行了新的探索，开创了军队反腐倡廉建设的新局面，标志着人民军队反腐倡廉建设进入了创新发展新的历史时期。

改革开放初期，在党的领导下，军队结合自身实际，在军队党风廉政建设方面进行了新的探索，如拨乱反正纠正军队冤假错案，调整组织体系理顺工作关系，打击纠正军队各种不正之风，整顿规范军队生产经营活动，做好精简整编中的纪检工作，着眼党风根本好转进行整党，建立制度初构军队监督体系等等，这些措施和探索，开创了改革开放初期军队反腐倡廉建设新的历史局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初期，“我军正面临着两个深刻的转变，一个是国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另一个是军队从着眼于打常规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向立足于打赢一场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转变”[21]。在实现两个转变的过程中，在党的领导下，人民军队结合自身实际，着眼机关领导要带头廉洁自律、查办一批大案要案、狠刹群众反映强烈的不正之风军队，即反腐倡廉三项工作的大格局进行了新的探索，如加强党风廉政教育提高拒腐防变能力，贯彻廉政制度确保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狠抓突出问题大力开展专项整治活动，改革生产经营明确军队停止经商活动，加大办案力度严厉打击违法犯罪行为等等，这些措施和探索，掀起了这一时期军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风暴”。新世纪新阶段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世情国情党情军情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人民军队建设发展所处的环境条件日益复杂，肩负的使命任务艰巨繁重。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站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高度，着眼人民军队反腐倡廉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加大工作力度，高标准抓好反腐倡廉各项工作落实，扎实搞好军营廉政文化建设，加大对高中级干部监管力度，不断强化军队行政监察工作，稳步推进军队惩防体系建设，着力展开军队巡视试点工作等等，人民军队党风廉政建设呈现全面加强、深入推进、创新发展的良好态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国防和军队建设进入了新时代，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把人民军队全面建设成世界一流军队，对人民军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提出更好的标准和要求。2012年11月16日，刚就任军委主席的习近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就明确提出“要切实加强军队反腐倡廉建设”[22]，向全军发出了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动员令。人民军队反腐倡廉建设，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十九大精神和中央纪委历次会议精神，坚决贯彻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决策指示，着眼加强人民军队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紧紧围绕能打仗、打胜仗的要求，坚持依法治军、从严治军，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以维护党的政治纪律、改进领导干部和机关作风、加强基层风气建设、查办违纪违法案件为重点，统筹谋划，整体推进军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是人民军队反腐倡廉建设不断创新发展的时期。与改革开放以前相比，改革开放以来我军反腐倡廉建设呈现出“五个转变”的鲜明特点。

（一）建设思路由“运动反腐”向“依法治腐”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人民军队反腐倡廉建设的思路在吸取改革开放以前运动反腐的弊端和教训的基础上，经历了一个由运动反腐向依法治腐转变的过程。邓小平在军内外多次讲话中都强调“不要搞运动”，1981年3月27日，他同总政治部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不要人人过关，不要搞运动。人人都去作检查，那就会变成运动。”[23]1987年5月12日，邓小平再次强调：“我们不搞运动，这也不是运动所能解决的问题。”[24]235“不搞运动”的前提下对于出现的贪污腐化等腐败现象和行为如何解决？1992年，他在视察南方时的谈话中强调：“对于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24]379

人民军队在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过程中，坚决贯彻邓小平“不要搞运动”、“还是要靠法制”等思想。1986年1月31日，军委纪委三次全会对整党运动中出现的问题指出：“我们也不开展运动，也不斗哪一个人”，“我们强调的是在提高思想、提高自觉自愿、自我批评的基础上，不是搞什么运动。这个精神和做法，完全适用于纠正不正之风”。[25]12月16日，军委扩大会议进一步指出：“在端正党风工作的指导上，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搞大轰大嗡，不搞人人过关，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既注意发扬民主，倾听群众意见，又不搞运动，不‘刮风”[26]。1993年8月30日，全军纪检工作会议强调，“不搞群众运动，不搞人人过关，严格区分和处理好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党风廉政建设要靠教育，更要靠法制”，“从长远看，还是法规制度更靠得住”。[27]288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人民军队反腐倡廉建设坚决否定了运动反腐的模式，采用依靠法规制度反腐的常态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人民军队反腐倡廉制度建设随着党的建设全面推进而推进，从无到有、从单一到整体、从零散到系统取得了丰硕成果，“初步形成了具有军队特点的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便于操作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28]。1978年9月25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团以上各级党委成立纪律检查委员会的通知》，随后军队团以上單位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相继重建。1980年12月9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组成的通知》。1981年1月6日至12日，中央军委纪委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任务和职权范围的暂行规定》。军委纪委组建后紧紧围绕维护党规党法、端正党风这个中心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高度重视纪律检查工作，不断加大军队反腐倡廉规章制度、党纪条规建设，构建以党章为核心的各项制度彼此街接、互为补充的军队反腐倡廉制度体系，使整个纪检系统有章可循、关系协调、运转自如，从而使人民军队反腐倡廉建设从军队各级纪委恢复重建之初，就开始迈进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

（二）建设手段由“惩治为主”向“预防为主”转变

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受改革开放以前反腐倡廉建设惯性影响，人民军队把反腐倡廉建设的重点放在了严厉惩治腐败分子和侧重遏制不正之风上，集中开展了打击军队经济犯罪的活动，清理整顿全军生产经营活动，严厉打击军队倒买倒卖行为，狠刹了以权谋私、贪占公款公物、奢侈浪费、腐化堕落等不正之风，而查处大案要案更是这一时期军队反腐败工作的重中之重，仅1986年，全军掌握的240起大案要案，就已处理结案164起。这些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总体上还处于一种治标的层面。这种现实促使党和军队在不放弃惩治的同时探寻新的反腐倡廉建设手段。

关于这一点人民军队早就有所关注，早在1985年，全军纪检工作会议就提出“防腐”的思想，“要把工作做在前面。尽可能把各种情况设想到，采取有效措施，争取少出或不出问题”。1990年，全军纪检工作会议进一步指出：“在加强党风党纪建设中，一定要重视抓预防抓苗头”，“坚持以预防为主”。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后特别是党的十四大以后，预防和治本开始在军内被屡屡提及。1993年8月30日，刘华清在全军纪检工作会议上指出：“发现苗头，要及时提醒和解决，防微杜渐”，“要通过总结经验教训，抓住容易产生腐败问题的部位和环节，完善制度规定，强化监督制约机制”[27]277-278。1998年1月20日，全军纪检工作会议提出：对一个时期的消极腐败现象，必须狠抓治标，坚决查处违纪违法行为，严厉惩处腐败分子，努力遏制腐败现象的苗头，同时要加强治本的力度，研究解决深层次的问题，注重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从“治理腐败”发展为“预防和治理腐败”，标志着我军对反腐倡廉建设的认识有了新的发展，预防腐败从此摆到了人民军队反腐倡廉建设的重要位置。2005年1月12日，全军纪检工作会议指出：坚持标本兼治、惩防并举，推动人民军队党风廉政建设向纵深发展。2008年1月14日，全军纪检工作会议提出：加强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的反腐倡廉建设，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拓展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工作领域，努力开创军队反腐倡廉建设新局面。人民军队反腐倡廉建设从此走上了标本兼治、惩防并举，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的道路。

（三）建设方式由“被动应对”向“主动出击”转变

改革开放以前人民军队反腐倡廉建设方式的一般模式是：出现什么腐败，就及时打击什么腐败；什么问题突出，就集中治理什么问题。尽管这种反腐败的方式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毕竟是疲于应付、被动应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主动出击实施改革是最有效的预防和治理腐败的方式。深入开展军队反腐倡廉建设，加大工作力度，如果不主动出击从体制、机制、制度及管理上进行改革，只是就事论事，碰到什么问题就抓什么问题，很难取得明显成效。如针对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在国家实施价格改革和价格并轨后，严重经济犯罪现象明显减少；针对建房分房中的不正之风，改革军队住房制度和管理体制之后，这种不正之风得到有效纠治；针对军队出现的“跑官要官给官”问题，中央军委改革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后，这一不良风气得到明显改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及时总结这些经验，提出主动出击深化人民军队反腐倡廉制度机制体制改革创新，把工作思路由单纯的亡羊补牢调整到着力未雨绸缪上来，既注重对腐败结果的治理，又强化对源头的治理，着力解决深层次问题。

1998年1月22日，全军纪检工作会议提出：以改革创新的精神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积极探索对外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反腐倡廉工作的特点和规律。2000年12月25日，全军纪检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提出：“反腐败光靠遏制还不行，必须通过改革体制机制制度，从源头上消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和条件”，“把反腐败同部队各项建设和改革结合起来。各级领导机关制定政策法规、出台改革措施、筹划部署工作，都要充分考虑反腐败的要求”。2006年1月2日，中央军委颁发的《建立健全军队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意见》指出：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把反腐倡廉寓于军队改革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之中，用发展的思路和改革的办法防治腐败。2008年8月30日，中央军委颁发的《建立健全军队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进一步指出：坚持解放思想、深化改革，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反腐倡廉各项工作，探索特点规律，创新工作思路，完善工作机制，破解工作难题，促进军队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更加科学有效。在这种防治腐败思路的指引下，人民军队大力推进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改革、财经制度改革、物资装备采购和管理制度改革、营房、医疗等管理制度改革等等。这些改革措施正在发挥着或已经发挥了反腐治本的作用。由此可以看出，坚持主动出击，大胆改革创新，加大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力度，是加强人民军队反腐倡廉建设的必由之路和根本途径。

（四）建设目标由“理想绝对”向“科学务实”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砥砺磨炼中，人民军队反腐倡廉建设的目标定位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与改革开放前相比，这一时期党和军队对军队反腐倡廉建设的目标越来越清晰，逐渐认识到人民军队反腐倡廉建设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政治任务，最科学最务实的建设目标就是遏制腐败、有效控制腐败，把腐败现象降到最低限度。

1980年11月29日，陈云作出了“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的重要指示。1986年12月16日，军委扩大会议提出：端正党风的工作，任重道远，要深刻认识反对不正之风的斗争是长期的，一定要坚决持久地进行下去。1989年，邓小平明确提出：“我们要反对腐败，搞廉洁政治。不是搞一天两天、一月两月，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24]3271993年8月30日，刘华清在全军纪检工作会议上指出：“惩治腐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是一项长期的战略性任务，改革开放进行多久，这方面的工作就要抓多久，要不断地抓，长久地抓。”[27]2891998年1月20日，全军纪检工作会议提出：既要树立长期作战的思想，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都要坚定不移地反对腐败，又要有明确的阶段性目标，增强工作紧迫感，扎扎实实抓好当前应该做到也有条件做到的事情，一件一件抓出成效。2000年底，江泽民在一次讲话中对滋生腐败现象的因素进行分析后指出：“这些土壤和条件不是短时期就可以铲除的，因此消除腐败现象必然要经历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我们必须不懈地与腐败现象进行斗争，努力把它减少到最小的程度。”[28]2008年1月16日，全軍纪检工作会议指出：各级党委、纪委一定要充分认清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认清抓好反腐倡廉建设的重大政治责任，切实把反腐倡廉建设摆上重要议事日程。2014年4月，中央军委《贯彻中央<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精神深入推进军队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工作规划》指出：各级必须从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中国梦强军梦的高度，深刻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充分认清人民军队反腐倡廉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把腐败控制到一个比较低或者很低的水平，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人民军队反腐倡廉建设目标的选择越来越科学，越来越务实。

（五）建设格局由“应急单打”向“系统治理”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人民军队已经形成了一套反腐倡廉建设的战略思想，标志着人民军队反腐倡廉建设格局已由应急单打的战术反腐逐步转变为构建军队惩防体系的战略反腐。改革开放以来，针对特定阶段存在的突出腐败问题，人民军队都会果断采取措施进行应对和治理，如整顿生产经营活动、严厉打击倒买倒卖、反对铺张浪费、治理大吃大喝等等。这些措施当然都是必要的，但都带有“应急单打”的色彩。

经过科学总结建军以来人民军队反腐倡廉建设的经验，新世纪新阶段人民军队不仅在理论上认识到“反腐倡廉建设是个系统工程，与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建设紧密相连，与部队军事、政治、后勤、装备各领域密切相关，工作涉及方方面面”，而且在实践中也相继印发了《建立健全军队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意见》、《建立健全军队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贯彻中央<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精神深入推进军队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工作规划》等文件，明确提出了建立健全军队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指导思想、工作原则等。《2008-2012年工作规划》将《实施纲要》确定的教育、制度、监督、惩处四项工作部署拓展为教育、制度、监督、改革、纠风、惩处六项工作部署，从而形成了对人民军队惩防腐败体系建设的总体布局。从此，人民军队反腐倡廉建设格局实现了由应急单打向构建惩防体系进行系统治理的转变。

提出加强以完善军队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的反腐倡廉建设，是人民军队反腐倡廉建设由被动到主动、由自发到自觉的必然成果。近年来，军委、总部和各大单位先后制定出台近200项廉政法规制度，形成用制度管权、用制度管事、用制度管人的良好局面，标志着军队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逐步形成。2012年底，《工作规划》确定的军队惩防体系构建的主要目标基本实现，经过五年的扎实工作，人民军队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框架基本建成，违纪违法案件得到严肃查处，消极腐败现象得到明显遏制，部队官兵的满意度进一步提高。党的十八大以来，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全军官兵高举旗帜、听党指挥更加坚定自觉，拒腐防变思想道德防线不断巩固；惩治腐败力度进一步加大，震慑和警示作用充分彰显；预防腐败工作扎实开展，党员干部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的有效机制基本形成，广大官兵的满意度显著上升。

人民军队建军90多年来，强力正风肃纪，铁腕惩治腐败，始终保持了人民军队的政治本色。人民军队反腐倡廉建设在实践中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保证反腐倡廉工作的正确方向；始终以党的科学理论为指导，推动军队反腐倡廉工作的创新发展；始终围绕部队中心任务开展工作，为军队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有力的纪律支持和政治保证；始终坚持教育为先、预防为主，提高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拒腐防变能力；始终坚持从严治党、从严治军、从严治官，加强高中级干部教育管理；始终坚持依纪依法办案，严肃惩处腐败分子；始终着眼保持部队高度稳定、增强凝聚力战斗力，切实纠正危害部队建设、损害官兵权益的不正之风；始终坚持和完善军队反腐倡廉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形成齐抓共管的整体合力。人民军队反腐倡廉建设的这些基本经验，对推进军队反腐倡廉工作向纵深发展、健全完善适应军队特点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不断开创军队反腐倡廉建设新局面，具有重要指导作用，必须在实践中长期坚持和发展。

参考文献：

[1] 总政治部纪律检查部.中国共产党军队纪律检查工作大事记[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7.

[2] 怎样检举贪污浪费[Z].红色中华，1934-01-04.

[3] 总政治部办公厅.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七册[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4：172.

[4] 总政治部办公厅.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八册[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7：128.

[5] 总政治部办公厅.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九册[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7：402.

[6] 总政治部办公厅.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一册[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2：345-346.

[7]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34.

[8] 舒同.晋察冀军区抗战三年来政治工作概况[J].八路军军政杂志，1940（11）.

[9] 古世林.谢觉哉司法轶事[N].法制周报，1982-05-18.

[10] 谭政军事文选[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6：289.

[11] 徐向前军事文选[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3：153.

[12]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456.

[13] 彭德怀军事文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266.

[14] 总政治部秘书处.政治工作文件汇编：第二辑[M].1953：72.

[15] 总政治部组织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党支部工作建设的意见[Z].1954（05）.

[16] 中央纪委纪检监察研究所.中國共产党反腐倡廉文献选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50.

[17] 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我军组织性纪律性的指示[Z].1969-08-21.

[18]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保护国家财产，节约闹革命的通知[Z].1967-03-16.

[19] 邓小平军事文集：第三卷[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7.

[20] 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办公室.军队党纪工作文件汇编（1978-1989）[M].1989：119.

[21] 遲浩田军事文选[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9：444.

[22] 总政治部.习近平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重要论述选编[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4：17.

[23]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81.

[24]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5] 杨尚昆同志在军委纪委三次全会上的讲话[Z].1986-01-31.

[26] 郭林祥，张伯祥，颜金生.巩固和发展端正党风成果，坚持不懈地抓好党风建设[Z].1986-12-16.

[27] 刘华清军事文选：下卷[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8.

[28] 江泽民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76.

责任编校 张煜洋

Abstract： History has repeatedly proved that honesty produces cohesion and combat effectiveness. During the period of revolutionary war， the peoples army was building and exploring into anticorruption and the promotion of integrity. Multiple initiatives during this period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n the anti-corruption construction of the peoples army. The war environment provided favorable conditions for the army to fight against corruption and its successful experience created a basic paradigm for the armys anti-corruption campaign. However， it also bore the historical limitations of the revolutionary war years. The period of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witnessed a twisted development in the exploration into anticorruption and integrity-promotion in the peoples army， which， as view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velopment notions， relied on mass movement， overemphasized the uproot of corruption when considered from the goal for construction， and mainly took the form of passive attack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nstruction mode. The new period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is the era of constant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peoples armys anti-corruption campaign. Compared to the years befor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peoples armys anti-corruption campaign in this period assumed distinctive features in its “five changes”： the change in its notions from anticorruption in the form of movements to anticorruption by legal means， the change in its means from mainly punishment to mainly prevention， the change in its modes from passive response to initiation of attacks， the change in its goal from idealism to scientific pragmatism， and the change in its layout from individual emergency attacks to systematic treatment.

Key words： peoples army； combating corruption and promoting honesty； development his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