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凯

如何做强、做优、做大国企？这是国企改革必须面对的问题。发展壮大国有经济，是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根本要求，也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有为担当。正因此，中央再次提出大力推进国企混改。混改的目的就是通过引进民企的市场化机制，让国企成为市场竞争的真正主体；通过混改形成新的所有制结构，激发其企业家精神，做活国有经济存量；通过混改，也为民企提供更多的产业介入领域和更大的市场空间；通过混改，实现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携手并进，推动中国经济在更大的资源配置空间上创新发展。

“三去一降一补”未能提振民营企业家信心指数

经济周期性本身会影响企业家精神。经济处于衰退期，企业家精神激励会削弱，企业家信心指数多是趋于低迷。宏观经济环境整体向好，处于经济景气上升时期，企业家精神的创新创业活力会同向迸发。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是社会经济活力的体现；而民间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更是民间活力的象征，是企业家信心指数的代表，直接反映企业家精神的高涨或低迷。

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和补短板，这是结构调整以求质量提升，并非刻意拉动经济增长的反周期调控，故而其对社会投资和企业家信心提振的效应不显著。事实上，随着2013年中国经济正式进入新常态，中央和地方都开始更加重视经济的质量型增长。“三去、一降、一补”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严控信贷杠杆，对于民营企业来说，其融资困难和市场困难叠加，投资与发展出现明显的下滑，这直接反映了企业家信心指数低迷。

对于民营企业家来说，市场上没有合适的投资回报项目选择，必然导致社会民间投资的回落。市场环境中民间投资徘徊之时，国有企业投资也难以显著扩大，这就难怪为了经济增长不会下滑的很难看，国务院在近两年一直都向地方派出督查组以督查地方固定资产投资完成进度。这其实也是整个中国社会企业家信心指数低迷、企业家精神遭到抑制的一个反映。“三去一降一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身是行政手段而非市场手段，其提振投资和提振企业家信心指数的效应难免大打折扣。

国企的创新是举国体制而民企多是市场内生机制

近年来，中国在高铁、特高压输电、核能、航天、量子通信等产业和基础设施领域，技术的创新和突破是全世界有目共睹的。而这些产业领域都是国家主导和国企运作，依此有人断言国企也有创新的企业家精神。

当然，高铁、特高压输電、核能、航天和量子通信等，都是属于基础设施领域或重大基础科学研究领域，需要大的持续投入，其产出具有明显的公共产品属性和公共服务功能，不是一般竞争性可市场化、产业化的领域。这些产业和领域的创新和成就，更多是政府举国之力的投入结果，不是市场竞争性领域依靠企业家精神的激励来实现的。这些产业和领域的投入和产出，无法用其成本和收益分析衡量，而更多考虑的是举国投入体制对整个社会经济产生的支持和带动作用，或者更理论性的说是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

波特定义企业家精神，就是个人带领团队，运用新的、更好的方法，创建竞争性行业的市场竞争优势，并把这一行业推向市场。波特对企业家精神的定义当然不是唯一真理，但一定用高铁、特高压输电、核能、航天和量子通信在中国的飞速发展和创新去佐证国企的企业家精神，显然不能令人信服。

与国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企经过多年的改革发展，其市场化的内生增长机制非常突出，在就业贡献、税收收入贡献、创新研发专利申请等方面，远远超过了国企，展现出巨大的活力。

市场建设是企业家精神释放和经济增长巨大推动力

我们也清楚地看到，近40年来，市场建设成就表现在专业市场的繁荣和与之相配套的初级工业化民营经济发展。这个时期各地虽然也在加大要素市场建设发展步伐，但要素市场发展一直存在不足，这也是导致以民营经济为代表的企业家精神难以进一步释放的原因。由于要素市场建设滞后，各类生产要素的价格没有实现市场化，导致资金、土地、资源、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多为国企所垄断；甚至是一些产业的市场为国家委托的国企所垄断，包括电信、铁路等；所有这些，都极大助长了国企的垄断超额利润态势，阻碍了国企的创新企业家精神培育。

随着改革的推进，原本城市（计划为主）与农村（计划外）二元经济结构不断在消除，特别是各地不断打破户籍制度藩篱，从制度基础上消除了城乡二元生产要素市场存在的根基。然而，由于政府规制性管理缺位、越位、错位，导致了新的城市二元劳动力市场和城市二元土地市场，其分别对应民企和国企，使得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处在不同的竞争层面。就资金市场看，民企能够向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融资其实很难，多数民营企业只能通过“高利贷”民间融资解决发展中的资金缺口问题，给社会留下隐患。与民企步步困难相比，国企在低价获取银行资金、土地上处于绝对优越地位，用工也远远优越于民企。国企可以获取超额垄断利润，无需创新企业家精神；而民企的发展受到抑制，其企业家精神的创新激情遭冷遇，导致中国整体企业家信心指数低迷。

资本市场并购是混改的市场化路径之一

中央提出的推进国企混改，激励民间社会资本参与国企的投资，激励民营企业家参与国企的经营管理，这本身是一场国企和民企共赢的大戏。但既有的混改“拉郎配”方式更多是行政化，这本身偏离了混改提升国企市场化机制的目标，抑制了民企参与混改的热情。事实上，推进混改的市场化手段是有的，资本市场并购就是混改的市场化途径之一。

作为资本市场主体的证券市场，除了可以为企业进行市场间接融资，更为重要的是证券市场融资和并购、重组功能。“宝万之争”是2015和2016年中国资本市场发生的至今最为轰动的大事，虽然最终监管结局是宝能的退出和落败，但其对中国资本市场回归融资、并购和重组的功能意义重大。更有价值的是，“宝万之争”为中国民企通过资本市场的举牌增持，进而参与或入主国企，推动国企混改，趟出一条可能的市场化有效路径。

“宝万之争”事件的前后诸多情节跌宕，正反映了中国改革的道路之曲折和艰辛。必须反思中国的每一步改革举措是否有利于企业家精神的创新激情释放，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在依法规范资本市场的同时大力发展资本市场，让民企借助资本市场平台取得并购和跨越式发展，这一进程本身就是遵循了市场化的机制与原则。通过资本市场并购重组实质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企业家精神才能够得以多路径、全方位的实现，中国的发展才能够在创新中前行。

从产权保护和要素价格市场化两方面推动混改

国企混改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的重要内容，推进国企混改也必须运用市场化的手段。企业家精神的实质是创新，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弘扬企业家精神推动国企混改的意见，从产权保护和要素价格市场化两个方面指明了改革方向。

保护产权。中国的宏观经济颓势，需要创新和企业家精神来破局。民营企业家是最具创新活力的，但要民营企业家做创新和研发上的长期投入，改变其投资的“短平快”模式，必须保护其私有产权，必须为企业家建立起未来收益的稳定预期。在保护各类产权的前提下，加大国企混改步伐，用民营企业家的市场化机制和力量武装国企，既提升国有经济的创新激励和盘活庞大的国有经济存量，也给民企带来更大的发展和收益，支持中国经济的创新驱动发展。

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步伐。诚然，生产要素市场化不足的缺陷，主要是在于经济体制和政府管理体制上的改革不到位。国企相对来说生产效率不高，资源和要素过多地配置在国企，最终导致中国经济效率低下和增长困境。必须加快要素市场化改革步伐，这也是生产要素在中国不同所有制经济中科学合理配置的前提。要素价格市场化，利于运用市场化手段推进混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