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秀丽 王士海 徐雪高

摘要：【目的】研究影响全球主要国家马铃薯人均消费量的主要因素，为我国马铃薯主食化战略实施提供理论借鉴和参考。【方法】利用全球主要马铃薯消费国1994～2016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模型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SYS-GMM）对马铃薯人均消费量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马铃薯及其替代品价格、经济发展水平和消费传统是马铃薯全部消费和食用消费的共同影响因素。从全球来看，马铃薯和小麦、稻米满足替代品经济特性，但就发展中国家而言并非如此。农业GDP占总GDP比重（P<0.01）和农业资源稀缺性（P<0.1）均对发达国家马铃薯消费量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但两者均对全球马铃薯人均消费影响不显著（P>0.1）。此外，消费传统也对各国马铃薯消费量产生重要影响。【建议】为更好地推进我国马铃薯主食化战略，政府应加强消费者认知教育，开发马铃薯新型消费产品，提高马铃薯消费层次，并通过建立产业扶持政策降低生产成本，以形成马铃薯市场竞争优势。

关键词： 马铃薯消费；动态面板模型；马铃薯主食化；影响因素；人均消费量

中图分类号： S533； F326.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1191（2018）08-1660-07

0 引言

【研究意义】马铃薯是全球重要的食物来源之一。自16世纪传入欧洲以来，马铃薯凭借其高产量、高营养的优势在战乱和饥荒时期养活了大量人口，为其成为全球第四大主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世纪60年代以来，欧美传统马铃薯消费国的马铃薯人均消费量急剧下降，截至2013年各国人均消费量保持在50～200 kg的水平，亚洲发达经济体人均消费量随着经济的发展也开始下降，新兴经济体人均消费量虽然有所增长但绝对量仍然较低。我国的传统主食虽不是马铃薯，但目前已成为全球主要的马铃薯消费国。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数据库（FAOSTAT）资料显示，我国马铃薯人均消费量由20世纪60年代的20 kg左右增加到21世纪初的70 kg左右，并于2011年超过美国和澳大利亚等传统马铃薯消费国的人均消费水平，且不断向英法等国靠拢。2015年我国政府正式提出马铃薯主食化战略，以通过推广马铃薯主食化来进一步改善我国人民的食物结构，缓解粮食安全压力。作为一个具有长久并稳固消费习惯的国家，我国推行马铃薯主食化战略必然会面临一些来自饮食习惯、消费认知和市场因素的阻力。研究全球国家和地区马铃薯消费变动的基本规律，找到影响马铃薯消费，尤其是食物类消费的决定因素，对有效推进我国马铃薯主食化战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前人研究进展】马铃薯消费自20世纪70～90年代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研究人员关注的问题，在该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鲜食马铃薯消费量的影响因素等方面。研究结果显示，马铃薯价格、家庭收入水平、在家吃饭的次数、家庭人口数和鲜食马铃薯的支出等都是鲜食马铃薯消费量的重要决定因素（Mathia and Haynes， 1976； Cox and Chavas， 1984）。欧美等国鲜食马铃薯人均消费量的持续下降给马铃薯产业发展带来较大挑战（Faunce and Kezis，1979）。Mccracken和Marotz（1989）认为这一趋势与马铃薯加工产品消费量增加有很大关系。Wandel等（2001）则从饮食文化角度得出了不同的结论，认为鲜食马铃薯消费量的下降可能意味着消费者饮食文化的改变而非主食的改变。进入21世纪后，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开始转向营养、健康与偏好领域。Yue等（2008）认为受过高等教育的消费者和家庭中有孩子的消费者往往比受过较低教育的消费者和家庭中没有孩子的消费者更容易消费有机马铃薯；但马铃薯消费量会受到食品标签信息和消费者属性的影响（Mcfadden and Huffman，2017）。Thunstr?m和Nordstr?m（2015）研究发现，消费者在选择马铃薯新型加工食品时更加关注口味而不是营养价值。由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均收入增加和对方便食品需求的增加，新兴经济体人均马铃薯消费量呈增长的趋势（Curtis et al.， 2007； Bhajantri， 2011）。我国关于马铃薯消费的相关文献较少，但提出马铃薯主食化战略前后该问题成为学术界研究热点。现有文献主要针对马铃薯消费影响因素和主食产业化发展两方面进行定性研究。马铃薯消费影响因素方面，刘洋等（2014）认为马铃薯价格、经济发展水平、收入水平、饮食习惯和消费模式等因素显著影响我国马铃薯的消费量；但饮食习惯与消费模式是主要影响因素（卢肖平，2015）。马铃薯主食产业化发展方面，有学者认为，随着经济发展和居民消费结构改善及马铃薯主食化战略实施，我国马铃薯产业的发展空间很大（王丽等，2017；杨雅伦等，2017；张明远等，2018）。政府要想进一步提高马铃薯在国内的消费需求，必须从政策、科技和观念等多方面入手，加强政策引导并鼓励马铃薯产业开发和消费者消费观念改变等（陈萌山和王小虎，2015；蔡仁祥等，2016；周向阳等，2018）。【本研究切入点】国外学者们对马铃薯消费的研究较全面，但我国受现有环境限制对马铃薯消费的研究主要是定性研究，定量化分析较少。【拟解决的关键问题】以1994～2016年全球马铃薯主要消费国的面板数据为依据，运用动态面板模型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SYS-GMM）对马铃薯人均消费量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以期为我国马铃薯主食化战略实施提供理论借鉴和参考。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 1 研究方法

1. 1. 1 SYS-GMM 该方法是目前广泛应用的解决模型内生性问题的方法，其不仅能克服差分广义矩估计在差分过程中把不随时间变化或随时间变化较小的变量给差分掉的问题，还能克服差分广义矩估计弱工具变量的问题，具有更好的样本性质。该方法自被Hansen（1982）首次较完善地引入后，在實证分析中得到广泛应用。本研究使用SYS-GMM对各国马铃薯人均消费量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动态面板模型的一般形式为：

1. 1. 2 马铃薯人均消费量影响因素分析模型 根据帕累托消费者理论，一种商品的消费量由多种因素共同决定，其中主要包括商品的价格、消费者的数量、收入水平、替代品的价格、消费者的偏好及收入预期等。本研究根据马铃薯产业的特点和研究需要，拓展上述动态面板模型，形成适合马铃薯产业的动态面板模型，经整理后得出实证模型（表1）。表1中，PS为马铃薯人均消费量，PWR为谷物价格，PP为马铃薯价格，AGDP为人均GDP，POPC为人口城镇化率，POPD为农业资源稀缺性，ARR为农业GDP占总GDP比重，POPR为人口增长率；控制变量包括消费传统（AF、AS、OC和EU）、经济发展水平（DE）、文明差异（CD）和年度虚拟变量（YR）；εit为随机扰动项。本研究建立的实证模型中增加了马铃薯人均消费量、马铃薯价格和谷物价格对数及虚拟变量等变量，可更全面、准确地估计影响马铃薯人均消费量的因素。各变量描述见表2。

1. 2 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本研究采用的数據来自FAOSTAT和世界银行数据库（WBOD）。其中，来源于FAOSTAT的数据有：马铃薯人均消费量、马铃薯人均食用消费量、马铃薯价格、小麦价格和稻米价格。来源于WBOD的数据有：人口密度、人口城镇化率、农业GDP占总GDP比重、人均GDP和人口增长率。考虑到数据的完整性和统一性，本研究采用1994～2016年32个国家和地区的面板数据。32个国家包括阿根廷、澳大利亚、孟加拉国、玻利维亚、智利、中国、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埃及、法国、希腊、德国、匈牙利、伊朗、意大利、日本、肯尼亚、墨西哥、缅甸、尼泊尔、尼日利亚、秘鲁、葡萄牙、俄罗斯、卢旺达、西班牙、马其顿、土耳其、乌克兰、英国、美国和乌拉圭。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PD）于2005年将匈牙利认定为发达国家，即1994～2004年匈牙利作为发展中国家，2005～2016年作为发达国家参与回归。本研究将马铃薯人均消费量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动态面板模型回归。马铃薯人均消费量由各国马铃薯消费量与各国人口的商计算得到，马铃薯国内消费总量=国内产量（鲜食马铃薯、冷冻马铃薯、马铃薯粉粒和马铃薯淀粉等）+进口量-出口量+库存量。本研究查阅了FAOSTAT、WBOD和其他相关数据库，发现所有的解释变量均更新到2016年，而被解释变量（马铃薯人均消费量和马铃薯人均食用消费量）仅更新到2013年。因此，2014～2016年被解释变量的数据是由2013年及之前数据推算所得。在查找价格数据时，难以找到关于缅甸可比价格的数据，因此，缅甸的小麦、稻米和马铃薯的可比价格均由当年当地的价格除以当年的汇率得出。

1. 3 统计分析

利用Stata 15.0对全球马铃薯人均消费量影响因素进行动态面板模型回归分析。

2 全球马铃薯消费影响因素分析

表3显示的是以全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马铃薯人均全部消费量和马铃薯人均食用消费量为被解释变量的动态面板模型回归结果。为有效解决模型内生性和弱工具变量问题，采用一阶段系统广义矩估计法（Onestep-SYS-GMM）估计结果显示，6个模型（方程3～8）均通过Wald检验，模型整体显著（P<0.01）。Hansen值和Arellano-Bond AR（2）值分别显示该模型使用的工具变量是有效的且误差项不存在序列相关，模型是有效的。

2. 1 马铃薯人均全部消费量影响因素分析

由表3可知，方程3～5分别表示全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马铃薯（食品、饲料、加工等）人均全部消费量影响因素估计结果。为避免模型（方程3）变量之间存在严重多重共线性，在回归过程中将消费传统的欧洲国家这一虚拟变量作为对照组，并将其余4个变量与之对照（方程6设定相同）。马铃薯价格对数、谷物价格对数、人口增长率、马铃薯（食品）人均消费量对数一阶滞后项及消费传统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变量的估计系数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所有的变量系数预期符号与估计结果一致。

（1）价格对马铃薯人均全部消费量的影响。马铃薯价格对数对全球马铃薯人均全部消费量存在显著负向影响（P<0.05）；同时，其在10%的统计水平下与发展中国家马铃薯人均全部消费量显著负相关，而对发达国家马铃薯消费量无显著影响（P>0.1，下同）。方程3中谷物价格对数估计系数为0.041，满足替代品经济特性，且在10%统计水平下通过检验。但仅就发展中国家而言，现有数据下谷物与马铃薯不形成替代关系。

（2）消费传统和经济发展水平对马铃薯人均全部消费量的影响。消费传统对马铃薯人均全部消费量有显著影响（P<0.01），欧洲国家的马铃薯人均全部消费量普遍高于美洲、非洲和亚洲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虚拟变量）估计系数为-0.031，且显著（P<0.05），平均来看发达国家的马铃薯人均全部消费量要低于发展中国家。农业GDP占总GDP比重（P<0.01）和农业资源稀缺性（P<0.1）均对发达国家马铃薯人均全部消费量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但两者对全球马铃薯人均全部消费量影响不显著。

2. 2 马铃薯人均食用消费量影响因素分析

方程3～5中将所有类型的马铃薯消费量合并在一起进行分析，该分析方式可能会忽略不同发展水平国家在不同马铃薯消费类型需求上的差异性。发达国家马铃薯的鲜食消费量在减少，但加工食品消费量和饲料消费量在增加。发展中国家鲜食仍然是主要消费类型，而食品深加工市场较小，饲料用量更小。为反映不同发展水平国家在马铃薯食品消费上的差异，将32个国家分成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并对马铃薯人均食用消费量进行回归。方程6～8分别表示全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马铃薯人均食用消费量影响因素估计结果。结果显示，马铃薯（食品）人均消费量对数一阶滞后项、马铃薯价格对数、谷物价格对数、消费传统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变量的估计系数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3）。

（1）价格对马铃薯人均食用消费量的影响。马铃薯价格对数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马铃薯人均食用消费量具有显著负向影响（P<0.01）。谷物价格对数只对发达国家的马铃薯人均食用消费量具有显著影响（P<0.05），对发展中国家影响不显著。

（2）文明差异和经济发展水平对马铃薯人均食用消费量的影响。经济发展水平对全球马铃薯人均食用消费量具有显著负向影响（P<0.01）。随着农业GDP占总GDP比重降低，发达国家马铃薯人均食用消费量显著降低（P<0.01），而发展中国家的马铃薯人均食用消费量显著增加（P<0.05）。人口城镇化率提高对发达国家马铃薯人均食用消费量影响不显著，但会显著负向影响发展中国家的马铃薯食用消费量（P<0.05）；发达国家人口城镇化率保持稳定，对马铃薯食用消费量影响不显著符合一般认知。文明差异（虚拟变量）对发展中国家马铃薯人均食用消费量具有显著影响（P<0.05），对发达国家马铃薯人均食用消费影响不显著。

由上述回归分析的结果可得出以下结论：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在马铃薯人均食用消费领域存在不同的影响因素，这种差异既取决于不同发展阶段人们对马铃薯的用途迥异，也取决于各国的消费传统差异。西方发展中国家的马铃薯消费量要大于东方发展中国家，此种情况在马铃薯食用消费上表现较明显。

3 讨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消费传统、文明差异、经济发展水平和农业资源稀缺性对马铃薯消费量有明显的影响。

（1）消费传统和文明差异显著影响马铃薯人均消费量，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马铃薯人均消费量的影响尤为突出，刘洋等（2014）、陈萌山和王小虎（2015）、卢肖平（2015）等学者的研究结果也肯定了这一结论。本研究发现，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达经济体（无论是传统马铃薯消费国还是非传统消费国）的马铃薯人均消费量呈现出较明显的下降趋势。西方发达国家如果没有长久的消费传统，人均消费量可能下降的更多。说明对于发达国家而言，马铃薯应该被纳入劣等品行列，而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恰恰相反，马铃薯仍是正常品。

（2）关于经济发展水平如何影响马铃薯消费量，学界未达成一致的结论。Horton（1987）、刘洋等（2014）认为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发达国家马铃薯人均消费量降低，发展中国家马铃薯消费量增加，而王静怡等（2015）则认为马铃薯消费的收入弹性较小，其消费量几乎不受居民收入水平影响。本研究表明，经济发展水平显著负向影响全球马铃薯消费量，但其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马铃薯消费量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随着农业GDP占总GDP比重的降低，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发达国家马铃薯人均食品消费量逐渐降低，发展中国家马铃薯人均食品消费量却逐渐增加。

此外，现有的数据还不能给出一个收入水平与人均马铃薯消费量完整的关系图，无论是发达经济体的减少趋势还是发展中国家的上升趋势都可能是两条倒U型曲线的各自一半。这一结论与Horton（1987）、刘洋等（2014）的研究结果相似，他们认为随着收入水平的增加，发达国家马铃薯人均消费量降低，发展中国家马铃薯消费量增加。本研究认为，1991年以来我国马铃薯人均消费量开始快速增长，我国经济也进入快速增长期，由此可判断我国的马铃薯人均消费变动轨迹应该符合发展中国家的曲线，即意味我国的人均马铃薯消费量还有进一步上升的空间。但与上述研究成果不同的是，本研究发现我国马铃薯人均消费量已超过美国，并快速接近英、法等国，我国现有上升趋势还能延续多久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但同时，我国和日本、韩国均不是传统的马铃薯消费国家，饮食习惯可能会在人均消费量达到某个水平时发挥约束力量。因此，有必要在我国推进马铃薯主食化戰略过程中采取一定政策措施。

（3）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业资源稀缺性与发达国家马铃薯人均全部消费量和人均食用消费量呈显著正相关。平均来看，日本和韩国等农业资源稀缺的国家的马铃薯消费量显著高于美国和德国等农业资源丰富的国家。可见，一个国家马铃薯人均消费量不仅与该国的居民消费习惯和经济发展水平有关，亦与该国的农业资源稀缺程度有关。

4 建议

4. 1 加大马铃薯产业扶持力度，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价格竞争力

本研究结果显示，马铃薯自身价格及替代品价格都显著影响着其人均消费量，要想进一步扩展马铃薯消费市场，具备更强的价格竞争力是关键所在。马铃薯虽然单产高，但干物质单产与小麦稻米等主食相比仍不具备竞争力。目前，马铃薯与小麦和玉米的平均价格差别不大，若按5∶1的比例计算，生产1 kg马铃薯面粉的价格是生产同等数量的小麦和稻米面粉价格的5倍，价格上毫无优势，并且，与小麦和稻米等主食作物相比，马铃薯的支持政策较少；政府应该出台针对马铃薯相关的支持政策，降低马铃薯生产成本，提高其价格竞争优势。

4. 2 加强消费者认知教育，引导居民消费习惯的改善

由回归分析结果可知，消费传统虚拟变量显著影响着不同地区的马铃薯人均消费量，亚洲和非洲对马铃薯的消费均小于欧洲。在欧洲国家，马铃薯一般被人们认定为营养之王。而在我国，人们一般将其与贫穷、匮乏联系在一起，仍被许多消费者认为是低档品。我国消费者对马铃薯营养价值和膳食功效的认识不足极大地限制了其市场空间。因此，要想进一步推广马铃薯主食化，政府应该做好消费者教育，宣传马铃薯的营养价值优势，以引导消费者对马铃薯营养价值有一个正确、全面的认识。

4. 3 开发马铃薯新型消费产品，提高马铃薯消费层次

实证分析显示，马铃薯消费量与经济发展水平呈负相关。目前，英国、法国和德国等传统马铃薯消费国的人均年消费量保持在100 kg左右，马铃薯泥等传统的食用方式逐渐被减弱，而薯片、薯条和精致薯泥等休闲食品消费逐渐成为主流。我国马铃薯的一般消费方式还是蒸、煮和炒制，方式传统且食用比较麻烦，难以满足现代生活需要，休闲性消费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随着人们消费层次的提高，开发适合我国人民口味的休闲型马铃薯食品是保持马铃薯产业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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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编辑 邓慧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