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丹妮

[摘要]论文运用文献分析法，认为社会融合是一个过程和目标导向的复合概念，可以划分为基于文化适应的社会融合和基于结构融合的社会融入两个阶段。而从社会融合向社会融入发展的过程正是西方社群档案的建设之路。在这一过程中，档案工作者的职能有可能发生扩张，档案工作者可以成为社群档案教育家和政策分析师。

[关键词]社群档案社会融合社会融入文化认同国家认同

[分类号]G279.1

From Social Inclusion to Social Integration ： The Construction of Western Community Archives

Zheng Danni

（School of Library Information and Archives of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Abstract： Using the method of literature analysis， through the disassembly of the concept of social inclusion， this paper thinks that social inclusion is a process and goal-oriented concept and it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stages： social inclusion based on cultural adaptation and social tntegration based on structural integration.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process from social inclusion to social integration is also the way of building the western community archives. During this process， the functions of archivists are likely to expand， archivists can become community archival educators and policy analysts.

Keywords： Community Archives； Social Inclusion； Social Integration； Cultural Identity； National Identity

1引言

社群档案是指“所有在社群内创建或收集的材料，是纸质档案、数字档案、音像资料和个人证言的集合。社群范围的界定以地域、文化、信仰、背景或其他共同身份为基础”[1]。社群档案的出现是当代西方实践哲学价值的转变和社会融合提倡的多元主义在档案领域的现实呈现的产物。“争取承认的斗争”是二十世纪后期政治冲突的典型形式。在这些冲突中，文化统治取代经济剥削成为新的不公之源[2]。基于这样的社会现实，西方实践哲学从关注幸福转向关注平等与公正。“在自由的主体下，人们追问的是自由的主体之间如何相互承认、我们如何相处的问题”[3]，即不同社群如何相互承认，和谐共处的问题。Fraser认为文化差异引发的非正义需要通过“承认”文化差异与文化独特性的方式来解决[4]，即强调不同文化拥有同等价值，但由于文化的价值在实践中是难以衡量的，据此，社群主义者提出“从经验维度，观察与证明哪些文化群体被歧视、排斥和侵害”[5]，即回溯历史的观点。社群档案凭借其生于社群，以社群历史为核心的叙事特性，参与到促进社会融合的探索过程之中。

20世纪60、70年代，社群档案馆井喷式建立。社群档案成为西方档案学研究热点之一。理论层面，参与式的研究方法论伴随着学者对社群档案概念及其管理问题的讨论不断发展。Isto Huvil讨论了参与式档案管理的概念，认為它应该包括分散式管理，用户导向以及文件和档案的全过程的语境化。这些目标只能通过让社群参与设计和开发档案来实现[6]。Gilliland和McKemmish认为档案馆应致力于让历史上未被陈述或被误述的人更容易查找和使用档案馆的资源，档案馆在进行档案著录时应承认和尊重这些人的信仰体系和传统文化表现形式[7]。Cook提出档案工作者需将自身从政府机构背后的精英专家转变成社群里的档案辅导员和教练，并作为活动的参与者，以此来鼓励社群（自主）归档”[8]。实践层面，西方学者以个案研究为主，针对特定社群设计特定解决方案或模型。Iacovino结合澳大利亚土著社群档案实践，提出一种关于权利与责任的参与式模型，承认记录中的所有当事人为享有临时的协商权利和责任的直接关系人[9]。Stoecker定义了一个被称为社区伙伴关系研究的参与式研究设计的原则，提出与社群共同拥有和验证研究及其结果[10]。较之西方，国内有关西方社群档案的研究多侧重于对社群档案理论与实践的借鉴总结。主要聚焦于两方面：一是国外社群档案理论与引入研究。连志英总结近年的相关研究，提出档案工作者应该联合其他机构帮助群体记忆“当事人”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突破传统档案资源体系将群体或草根形成的档案一并收集保存[11]。谭雪、孙海敏注意到Community概念在中西方语境中的差异，提出“将社群档案看作档案的属概念，或者是等同为体制外档案（家庭档案、健康档案等），甚至与我国传统的基于地理意义的社区档案概念混淆在一起将会形成文化转译壁垒，使社群档案概念或理论的理解和引入面临障碍”[12]。二是参与式档案管理模式。冯雪、王英玮借鉴英国经验，阐明全局性档案管理体系与参与式档案管理模式的构建思想[13]。黄霄羽、陈可彦从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南部历史档案馆项目切入，论述由社群主导，档案工作者担任辅导员的社群档案工作参与模式[14]。

综上所述，目前的社群档案研究缺少对西方社群档案整体发展过程的梳理及思考。本文在辨析社会融合概念的基础上，通过对西方社区档案馆建设模式的分析，力图归纳出一种逻辑思路以总结西方社群档案的建设道路，从而丰富我国对西方社群档案的了解，为我国社群档案的建设道路提供参考。

2社会融合概念辨析

2.1社会融合诸概念

社会融合是一个舶来词汇，在不同学科中，社会融合对应不同的英文词组。社会学中社会融合对应的英文是Social Integration，社会政策学中，社会融合对应Social Inclusion，心理学研究中，社会融合对应Social Cohesion。由于社群档案的出现与“争取承认”密不可分，故文章中所使用的社会融合概念更贴近社会政策学的理解，即Social Inclusion，即社会融合是一个同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相对立的概念[15]。

2.2社会融合的两个阶段

社会融合既是过程也是目标。作为过程的社会融合是动态的，具有多维度和多层次。悦中山表明：“对异质社会群体之间的社会融合研究时，存在同化论和多元论两个流派，同化论认为社会融合意味着人们对主流或者强势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被迫接受。多元论认为社会融合是各种文化和价值观的相互适应，不以牺牲文化多样性为代价”[16]。Gordon提出“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和“结构融合”（Structural Assimilation）两个概念弥补同化论过于绝对的缺陷，认为：“文化适应”并不一定会导致其他形式的融合的发生，也只有文化适应阶段可以无限期地持续；但一旦结构融合发生，那么所有的其他形式的社会融合（同化）就会自然跟着发生”[17]。Cameron Crawford认为，社会融合至少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在社群中能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层面上平等地受到重视和关怀；二是在家庭、朋友和社群拥有互相信任、欣赏和尊敬的人際关系（此处的社群是基于地域界定的）[18]。

在借鉴上述学者观点的基础上，文章认为，社会融合分为文化适应阶段和结构融合阶段。前者强调社群外的自由主体对某一社群文化的差异的承认，重点是建构独特的社群文化，文章用“社会融合”加以描述；后者所强调的全方面的融合，是跨出精神世界扩散到物质世界的重构，这种重构不以牺牲多样性为代价，文章用“社会融入”加以描述。

综上所述，社群档案作为社会融合所提倡的多元主义的产物，其建设道路同样遵循社会融合过程的发展规律，分为社会融合和社会融入两个阶段。

3群体求异：社会融合阶段

3.1社群档案建设是文化适应的基础

正如前文提到的，社会融合阶段强调文化适应，即承认文化之间差异的存在。这种适应从理论层面上应该是双向的。实践层面，本者与他者间的差异适应存在落差，具体来说，基于官方档案记录而形成的主流文化对边缘性群体的影响力远大于后者文化对前者的影响。社群档案正是为了弥补这种适应落差而产生的多元主义产物，即社群档案协助社群实现文化适应，协助社群文化扩大影响力，而这离不开社群档案馆。社群档案馆一般是由社群成员自发建立或是共同管理的，其根本出发点是以构建社群专属记忆为出发点，保持社群的独特文化，关注社群成员的身份认同问题。社群档案馆将分散在不同时间节点上的碎片化的记录以符合社群价值观和需求的形式连接起来。所以在西方社群档案的建设道路中，社群档案馆是关键环节，社群档案馆的建立标志着社群文化的凝聚和建构。社群档案馆所选择的发展模式对该社群的社群档案建设有着直接影响，不同的社群档案馆拥有不同的社群档案建设道路，其衍生出的社群档案活动也各具特色。

3.2封闭的建设模式——以自治型社群档案馆为例

自治型社群档案馆的管理主体比较单一，多系所属社群的成员。社群成员在馆内具有多重身份，既是档案的捐赠者，也是档案的管理者，还是档案的利用者。比如不列颠哥伦比亚省LGBT档案馆馆长Ron既是组织成员，也是馆藏的捐献人、档案工作者、LGBT文化的宣传人[19]。管理主体的单一性使得自治型社群档案馆的建设模式具有明显的封闭性。从档案来源看，大多数档案材料都是来自于社群内部，档案材料的内容仅反映符合该社群典型价值观的文化，较为单一。在档案开发方面，自治型社群档案馆多采用独白叙事，仅限于社群成员。此外，自治型社群档案馆的利用渠道有限，以自治空间内的实体利用为主，尚未出现基于网络的虚拟利用渠道。

综合来看，自治型社群档案馆采取的是一种封闭的建设模式，目的在于保证社群文化的纯粹性，但是相应的，建设模式的封闭性催生了社群与社群之间的互不信任，其最坏结果便是分裂。社群与社群之间的互不信任体现为每个社群都在用自己的话语讲述自己的故事，各社群之间缺乏倾听和理解，差异疏远了各自的距离，各个社群专注于自己的故事，忽视其他人的故事，族群之间容易形成对立情绪，从而造成各种文化层面的分裂与疏远。除此之外，建设模式的封闭性使得自治型社群档案馆的运营资金来源不稳定，具有激情的社群成员的离开可能直接导致社群档案馆项目的停滞。

3.3开放的建设模式——以合作型社群档案馆为例

合作型社群档案馆的管理主体具有多元性，既包含社群内部成员，也有教育工作者、大学生、志愿者等社群之外拥有共同价值取向的人员。共同管理是合作型社群档案馆运营管理的一大特征。管理主体的多元化使得合作型社群档案馆的建设模式与自治型社群档案馆具有显著的区别，合作型社群档案馆的建设模式更具开放性。从档案来源来看，合作型社群档案馆的档案来源比较丰富，会面向社会征集书籍和期刊、个人文件、组织记录、电影、录像和录音、艺术和艺术摄影、以及其他相关材料[20]。其次，在档案开发方面，合作型社群档案馆开发以复合叙事为主，社群档案馆同学校、图书馆等组织合作开发档案资源。除档案的实体利用，合作型社群档案馆还会根据自身规模和条件，和其他机构联合举办网上宣传、线下展览、教育活动等其他形式的档案利用活动。比如ONE Archives就联合南加州大学图书馆举行系列讲座，研讨会，招待会和表演等[21]。

綜合来看，合作型社群档案馆代表了一种较为开放的建设模式，建设模式的开放性保证了其发展的稳定性。但这种稳定是以牺牲社群独立性为代价的，在与其他机构合作的同时，合作型社群档案馆也面临被同化的危机。多数合作型社群档案馆的档案材料最终都以被学校或官方机构接收为终点，自治型社群档案馆的负责人对合作模式的质疑可以体现合作型社群档案馆所面临的同化危机：合作方在拥有社群档案馆的档案材料后便会停止收集的脚步，继续专注本机构的核心档案来源，最终结果是符合其价值取向的档案材料被同化为该机构馆藏的一部分，而与其价值观不符的部分会再一次遭到忽视[22]。

3.4社会融合阶段的潜在危机

综合来看，社会融合阶段所强调的文化适应，的确达成了显现差异文化的目的，但是社群与社群之间的文化适应并未同最初设想的那样实现和平过渡，而是产生了“适应”“分裂”“同化”三种走向。“适应”是最佳的结果，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社群通过社群档案宣传自己的故事，从而获得其他社群的理解与认同；与之相对的，“分裂”和“同化”则可能进一步加剧为社群之间的摩擦与冲突。也因此可以发现，单纯从文化角度着手无法实现社群与社群之间的相互承认和和谐共处。要实现这一社会融合的最终目标，还需要社群档案经历社会融入阶段。

4跨越危机：由社会融合走向社会融入

4.1培育国家认同

社会融入阶段强调结构融合，即本者与他者在文化之外的其他形式（经济、政治、生活方式）上的融合，结构融合的实现要求跨越上一阶段的“分裂”“同化”危机，即调节群际矛盾。社群成员是有着共同目标的人，以类似的方式理解世界，然而，不同的侧重点和解释也可在社群内存在[23]。从Etienne对社群的理解可以发现，社群是允许差异的存在的，那么一个更大的社群框架将差异的社群囊括起来，为其树立共同的目标来转移社群对差异的关注不失为一种解决之道。关于这种方法，前人已经为我们指明方向，恩格斯在谈论阶级矛盾时将国家视作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认为国家可以缓解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范围之内[24]，意即，国家可以成为突破口之一，具体来说，可以是将国家视作一个更大范围的社群，从国家层面培育公民的国家认同，以转移群际矛盾。国家作为更大范围的社群的优势在于：在国家中，各种不同类型社群成员都具备公民身份，享有共同的权利与义务。并且国家乃人民之事业，国家天然有维护本国长治久安，满足本国公民利益的职责。

4.2国家认同培育视角下档案工作者职能的扩张

在培育国家认同方面，档案馆具有天然的优势。档案馆首先是国家记忆的保存宫殿，更是爱国主义教育实践基地，从某种意义上来看，档案馆是国家文化的生产地。在面向结构融合的社会融入阶段，档案馆的职能随着培育国家认同的要求发生扩张，档案工作者因为实现“社群相互承认、和谐共处”的要求而拥有新的职能途径。

档案工作者可以成为社群档案工作者的培育者。社群自发的档案管理活动缺乏专业的管理理论、经验和方法，需要专业人士的支持和引导。即档案工作者可以协助并培育社群档案工作者，教导社群成员掌握档案管理所需的经验、理论和方法，以实现社群档案的自治。所谓社群档案工作者是指拥有社群成员身份的档案工作者，比如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档案馆的Kirsten Torpe。Kirsten Torp是Worimi人的后裔，在新州档案馆完成了档案和记录研究生课程，土著后裔的特殊身份赋予他区别于一般档案工作者的独特视角，他在论文Aboriginal Community Archives中强调了档案机构与土著社群建立思想交流的重要性，提出档案机构要关注和尊重土著社群关于档案馆馆藏土著档案的使用和返还问题，以推动双方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25]。

档案工作者还可以成为政策分析师。所谓政策分析师是指档案工作者可以在政府制定社群保护政策方面建言献策。这种身份并非凭空想象，档案工作者具有双重内部身份，能够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形成于不同社群的档案开发利用工作，这使得档案工作者不仅是官方文化与社群文化之间的联络人，更有深入体会不同社群的利益需求的可能，这种可能使得档案工作者以政策分析师的身份活动，协助政府制定有效缓和族群间矛盾，增强国家认同感的方针政策。

5结语

社会融合是一个过程和目标导向的复合概念，分为基于文化适应的社会融合和基于结构融合的社会融入两个阶段。社会融合阶段强调文化适应，在该阶段中，西方社群社群档案馆出现了井喷式的发展，社群档案馆数量明显增多，社群成员讲述自己的故事的欲望空前强烈，也因此西方社会文化的多样性色彩明显加剧。文化多样性的增多存在三种不同的发展方向：“适应”“分裂”“同化”。社会融合阶段对文化差异的突显使得社群与社群之间出现了上述三种不同走向，“分裂”和“同化”则背离了社会融合的初衷。社会融入阶段强调结构融合，针对前一阶段“分裂”和“同化”引起的群际矛盾，致力于将群际矛盾转换为群内关系问题。本文认为国家是一个凌驾于社群之上的更大范围的社群，对国家认同的培育有助于缓和社群的群际矛盾。在建构国家认同的过程中，档案工作者的职能可能发生扩张，档案工作者具有了成为社群档案工作者教育家和政策分析师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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