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鬼鱼问石一枫

鬼鱼：对一个新读者，您会如何给他介绍“石一枫的小说”？您会推荐他读哪部作品开始进入“石一枫的世界”？

石一枫：跟人介绍的时候就说我是写当下题材的，大部分写的是和北京有关的生活。具体推荐哪一部我觉得都行，这年头人家愿意看看书就够给脸的了，哪儿好意思要求从何读起啊。我也不觉得自己写出了一个小说世界，一方面写的都是现实生活，就是大家生活的这个世界，另一方面我的创作也不是太完善，并没形成一个多么完整的谱系。

鬼鱼：在日常创作中，您是否有自己所偏爱的人物群体？为什么？

石一枫：《世间已无陈金芳》和《地球之眼》之類的小说都写了一个身份上是文化混混儿，城市闲人的“我”，通过这个“我”再去看其他人。有一段时间比较偏爱这类人，一来是他们比较复杂，是知道自己猥琐的犬儒主义者，另一方面用他们的语调和视角能写出点儿独特的意味来。但现在看来，这种写法在某种程度上也属于权宜之计，是不能直接触及与自己不同的人物，比如陈金芳、安小男之类的形象时借用的桥梁，以后也许会有更多的小说直接从那些事实上的主人公入手，视角上也是第三人称。至于对什么人物感兴趣，我的标准一是人物鲜活，二是他们对时代有比较强的说明性，而且希望能写的人物和题材越来越宽广。

鬼鱼：您在《地球之眼》《营救麦克黄》《借命而生》都写到了触犯法律或者道德的人物，是出于一种怎样的考虑？

石一枫：没有专门的考虑，也许是比较极端的人物和事件恰恰触及了这些主题。

鬼鱼：在您目力所及的阅读范围内，50后、60后、70后、80后、90后作家作品所呈现出来的整体气质各是怎么样的？

石一枫：毕竟作家很多，有时候人和人的具体区别要大于代际之间的区别。分代这个思路有点儿类似于萝卜白菜码堆儿放，挑着方便，可万一白菜里混进一萝卜，或者萝卜里混进一白菜呢？你也不能愣说人家身份证印错了吧。真要是说整体气质，不只作家，所有中国人的气质和想法这些年都是几年一小变十年一大变，这是社会环境使然，而对这种变化的研究本身就是作家应该做的事情，如果仅仅把它看成文学内部的事情，意义反而小了。

鬼鱼：对当下的文学创作大势，您有怎样的观察？

石一枫：从生态上来讲总体还是不那么景气吧，出门不太好意思说自己是一作家，文学已经不是社会上最受瞩目的行当了，这是不争的事实。不过我们考虑这事儿老爱跟20世纪80年代比，现在应该明白那个年代反而是特殊的，不是常态，抄上了就算抄上了，没抄上的也别叫屈——您小时候还没饿过肚子呢。至于文学内部的趋势，说实在的我考虑得不多，比较笼统的感觉还是比较成熟的作家都在各走一路，基本算百花齐放，只不过这花园子冷清了，没那么招蜂引蝶了。我也觉得文学的变化归根结底是时代决定的，有那工夫还不如多琢磨琢磨生活的变化。

B、石一枫问鬼鱼

石一枫：你现在的工作，对你的写作在现实层面和精神层面有什么影响？

鬼鱼：我幸运地属于那种实际工作需要与所学专业知识极为相关的人，本科阶段的中文基础与硕士阶段的戏剧训练能让我轻松胜任舞台剧新闻编辑的工作。由于工作量极小，上班时间我基本都在阅读、创作及观影中愉悦度过。但比较遗憾的是，我并没有高质量地利用好本职工作提供的额外恩赐，工作三年以来，阅读、创作和影视素养大都无甚进步，耽于自娱，徒增烦忧。至于精神层面的影响，由于领导及同事都是著名编剧和舞台剧演员，这让我每天都错误地感觉是活在被艺术笼罩的庸常中，自欺欺人地认为自己“也配姓赵”，因而道听途说来许多赵家轶事，将它们不怀好意地虚构进自己的小说里。因此，我给自己的定义是每天需要去按时坐班充当“赵家人”的小说家。

石一枫：你觉得哪个词语能形容你作品传达出来的感觉？

鬼鱼：“感觉”这个词语很暧昧笼统，它并不是定式的精准意义概念，时常让我感到一种极度虚空缥缈和无常幻化的游弋。而恰恰是“感觉”这样一个词语，让我感觉到最能形容出我作品传达出来的那种感觉。

石一枫：90后与70后相差了二十年，在各自作品上呈现的差异主要在哪儿？

鬼鱼：我极不认同作家的年龄差异是导致作品差异的缘由。譬如，马尔克斯和曹雪芹之间不仅隔了二百多年还隔了万水千山呢，但《红楼梦》和《百年孤独》却诸多相似；再譬如，写于1924年的《在酒楼上》和1926年的《铸剑》，它们之间的差异大到简直无法让我相信作者都是鲁迅。70后与90后的作品肯定存在差异，从技法到思想都有，但这个差异我认为不应该是孰优孰劣方面的，而是事关集腋成裘的阅历和由内而外的气质，等等。时下基本统一的观点是，长篇最能体勘一个作家的才华及对才华的运用水平，而目前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没有写出长篇的70后和写出长篇的90后都少之又少。如果说这算是差异的话，那么我认为，绝大部分的70后已经完成了亮剑仪式，正精耕于幽深的武学道路，而绝大部分的90后，尚在铸剑阶段。

石一枫：文学有各种流派，比如现实主义，你认为目前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是怎么样的，以及什么才是真正的现实主义？

鬼鱼：就我目力能及的阅读范围而言，在当下的中国，现实主义创作有着极高的被认同度和赞誉度。而与其审美立场不同的流派，则全部被狭隘地定义为“先锋”，这就会导致那些明明是阅读层次不高但却偏爱用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作为理由来掩饰其审美格调低端的读者极容易产生很多可笑的误会（路魆语）。我在去年发表的一篇小说《你朝时光而去》中就对该问题有过一些观点阐释。当时，我写道：“好小说的标准如果仅限于现实主义，恐怕连司汤达也不敢苟同。小说家探究的方向不该是无限的存在领域吗？现实属于存在，但存在却并非只有现实一种可能啊。”至于什么才是真正的现实主义——等等，意思是当下备受认同和赞誉的现实主义其实是潜藏着被编辑、读者甚至作者所不能辨别的“先锋”成分吗？那当下的现实主义是伪现实还是伪先锋？

石一枫：如果文学的确是一种可规划的职业，你对自己的文学写作未来有什么构想吗？

鬼鱼：这让我极容易联想到《孔雀东南飞》里面的一句话——“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十七为君妇，心中常苦悲。”刘兰芝在学织、裁、弹、诵的时候，绝不会预见自己嫁人之后的苦悲甚至自缢。文学应该也如此，越写到最后，可能越是会不自觉地陷入一种无可挽救的苦悲境地。或者说，从人不能长生的既定结局来考量其一生，活着的每天都会是苦悲。当然，人能长生，更是极大的苦悲。可是，因为无法逆转现实，就选择不活了吗？我想，明知结局是苦悲，但仍会在学习织、裁、弹、诵以及诸多技艺的路上不厌其烦地摸爬滚打，就是我对自己文学写作未来的基础也是最高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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