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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们

2018-09-10张林杰

作品 2018年5期
关键词:老者

张林杰

一生中会遇上很多的人,他们大多是匆匆而过的路人,只有很少一部分与我们生命历程有过或长或短的交集,在人生的某些特定阶段,这些与我们相逢的人,有意无意地以某种方式影响了我们,启发我们对人生的感悟,我们与他们的交往体验,也因此常常会变成滋养我们生命和精神的养料。这里所写到的几位先生,都是在我青少年时代生活中留下印迹的人,他们背负着自己的命运,踽踽独行于夜路中,像冯至所写的鼠曲草一样,躲避着一切名称,过一个渺小的生活,却不曾辜负了自己作为人的名称。

田仲谋

田仲谋先生是中日混血儿,背后别人都叫他“小日本"。他父亲曾是日本侵华军官,母亲则是日本人的翻译。他的原名叫坂田仲谋,坂田这个姓氏是日本的,而名字,据他说却来自《三国演义》中孙权的字,因为曹操曾有“生子当如孙仲谋”的赞叹,这名字,也显然寄托了他那个中国通父亲对他的某种期望。大概因为这个日本名字太惹眼,他后来去掉了坂田中的“坂”字,于是他的姓氏就变成了中国姓。

其实,田仲谋并不会说日语,只会说上海话和贵阳话。他在上海长大,贵阳话则是他在贵州服刑的时候学会的。

他是一位“就业人员”。这是20世纪50-80年代,人们对刑满释放后,被安置在劳改单位工作的人统一的称呼。

我认识田仲谋大概是在1974年前后的事情。

当时,我家在贵阳郊外的一个国营劳改农场。农场属于省劳改局下属单位,里面并无服刑人员,只有就业人员。“就业人员”身份暧昧,既不再是犯人,有了可以糊口的工资,但政治待遇又与同单位的工人、干部迥异。行动自由要受限制,白天出工干活,晚上还常要集中开会,接受管教干部训话,并定期写“思想汇报”。未成家的就业人员仍住在集体宿舍,睡通铺,吃食堂。出于政治和安全的考虑,干部家庭大都禁止孩子与就业人员交往,小孩称呼他们,都直接叫名字,很少用“叔叔”“伯伯”一类惯常的敬称。

除普通刑事犯外,我们那个农场的就业人员中,还有很多因为政治或别的原因进来的人,他们大多都有独特经历和人生,对一个少年人颇有强烈的神秘性和吸引力。因此,虽有很多交往禁忌,但我们还是瞒着大人,私下和其中一些人来往。田仲谋就是其中之一。

那时,他经常匆匆从我家门前的球场边经过,总是独自一人,很少与别人说话。他身材壮实,皮肤黝黑,据说打架很厉害,但看起来却文质彬彬,戴着一副宽边眼镜,厚厚的玻璃一圈一圈的,近视度很深。

我认识田仲谋,是通过同班同学老柯,他和田仲谋比较熟,跟我讲过田的许多事情,包括他那迷雾重重的身世和才艺,这让我大为好奇。一天,老柯叫我去田仲谋那里玩,听他拉二胡、吹口琴,据说他口琴吹得很好,能吹出许多花样来。

那时,田仲谋已三十来岁,却还没有家室。像他这样的就业人员,要找一个合适的对象不易,他又不是个肯将就的人,所以只能住在集体宿舍里。

那宿舍是一栋砖瓦盖的普通平房,我虽然第一次进去,但感觉和监狱宿舍并无两样。一间很大的屋子,里面铺着二十多张床,一张挨着一张,床铺凌乱,挂着蚊帐。每张床前有一些高矮大小不一的简陋木箱,上面放着碗筷,这大概就是这些就业人员的全部家当了。

宿舍人都不在,大概干活去了。不知为什么田仲谋那天休息,一个人在宿舍等我们。见我们来,他很高兴,让我们坐在床上。然后掏出钥匙,打开箱子,从里面拿出口琴来。他吹了几首当时的流行曲,的确吹得很好,不仅能吹出各种颤音和伴奏,还可以吹奏出小提琴、风琴等乐器的声音效果。吹完口琴,他又取出一把二胡,像模像样地拉了《赛马》《战马奔腾》之类的二胡曲。我就这样认识了他。

日本投降后,田仲谋的父亲作为战犯并未受到惩罚,回到了日本,而他母亲和他们两兄弟,却留在了上海。这样一种家庭出身,也注定了他和他哥哥悲催的命运。他给我说起过他父亲的事情,却从未提及他的母亲。他父亲回日本后,成了企业家。而作为“汉奸”,他母亲后来的命运估计绝不会比他和他哥哥好。他虽然从未说起自己被劳改的原因,却提到他哥哥在青海,而他在贵州。

因为家庭原因,田仲谋没有机会受更多的教育,似乎只读过初中就辍学了,这成为他常常挂在嘴边的遗憾。不过,尽管受的教育不多,又劳改多年,他身上却有一种知识分子的气质。举止沉稳,安静,很少高声讲话,说话遣词得体,平时没事,就在宿舍里看书。

在言谈中,田常常表现出对周围一些就业人员的不屑,鄙视他们的“不学无术”,尤其反感其中几个“像草包一样咋咋呼呼”的人,为了表现“进步”,经常会在“思想汇报”中对其他人加以揭发。田仲谋对这样的人,说起来很轻蔑。

都说田仲谋打架厉害,我没有见过。但据传说,他打起架来,力大如虎,两三個人都不是对手。这传闻让我颇为惊讶,因为这与他文质彬彬的气质判若两人,也和我曾接触过的温文尔雅的上海人大相径庭。或许正是因为他在“文”方面的孤傲和“武”方面的威慑力,其他就业人员与他很少相从过。

想起来,若是有一个好一点的命运和环境,田仲谋一定会是一个不错的读书人。那时整个社会都弥漫着一种“读书无用”气氛,学生没有学习的动力,但每次和我聊天时,田仲谋都会劝告我,要好好读书,说他羡慕我们的年纪和读书的机会,相信读书总会有用的,然后他又叹息自己,三十多岁了还在蹉跎岁月。

1976年,因我父母工作调动,我家搬家,没有与田仲谋告别,我就走了。

上大学不久后的一天,我收到一封他的来信。他从别人那里得知我考进了大学,在信中对我表示祝贺,并告诉我,他已平反,在贵阳市一家单位有了新工作,那时他正在苦学日语,打算有机会回日本去。我给他回了一封信,后来就没有了联系。再后来,听说他终于回到了日本,在他父亲开的公司做事。算起来,现在也应该七十多岁了。

老 谢

老谢也是就业人员,曾是在音乐方面给我以熏陶的人。

20世纪70年代,尤其是林彪事件后,运动的喧嚣虽仍在通过各种中央文件、广播、报刊倾泻而下,但运动的狂热已经被越来越多的疲乏所融解。人们开始在革命时代小心翼翼地过起了自己的小日子,女人们开会时织起了毛衣,男人们若有幸排队买到布料,也会设法找一位好裁缝给自己做一件合身的印度尼西亚青年装。春节重新被重视,吃年夜饭的旧俗开始恢复,学校上课也变得正规起来。

不过,学习再努力也只能“上山下乡”,农场子弟则就近做农工,没有别的出路,学生中弥漫着强烈的厌学情绪,大家更热衷于学点技艺或拥有一点特长,或许以后招工、招兵、招运动员时可以用得着。于是,在70年代的最初几年中,学艺变成了一股小小的潮流,对无线电感兴趣的学生,摆弄着各种二极管三极管,学着装一台矿石或半导体收音机,对木工有兴趣的学生,借来或买来推刨、锯子、墨斗,不时帮同学做张饭桌,或帮老师打一个沙发。不少对音乐或绘画有兴趣的同学则热衷学习乐器演奏或绘画。我就是在那时认识了老谢。他是散落在贵州山区的无数民间高人中的一个。用今天的话说,他或许可算是一个音乐“达人”。当时,正热衷于练习小提琴的同学竹间,向我谈起了他,对他很是推崇。从竹间那里,我听说了他不少的故事。

老谢是五大队的就业人员,也就是刑满后留场工作的职工。据说他毕业于某大学音乐系,因“右派”问题而被判刑。有点戏剧性的是,他妻子原是另一个劳改单位的干部,却在“文革”中也因“反革命”罪而入狱。被判刑的原因听起来很荒唐,据说是因为“文革”初期的“天天读”时,大家正襟危坐地听人念报纸,她的儿子却突然跑进办公室,手拿玩具,对着报纸背面的伟大领袖像喊“打、打、打”。由于老谢是被劳改的右派分子,她儿子的这个举动就被视为一种家长“教唆”的“现行反革命”行为,于是,她就糊里糊涂地为此付出了坐牢的代价。

一个冬天的夜晚,吃过晚饭,竹间带我去拜访老谢。寒风凛冽,几天前下过的大雪一直没有融化,我们踏着雪步行了几里路,来到五大队球场附近的老谢家。他刚刚吃完晚饭,见我们来,便笑吟吟地招呼我们进屋。那是一间简陋的旧平房,总共只有十几平方米,里面放着一张床、一个小书架和一架脚踏风琴,还有一张小圆桌。老谢伸手从床底下掏出两个马扎来,让我们坐下。

与其他愁眉不展的就业人员不同,老谢是个笑声爽朗,非常健谈的人。寒暄几句后,他的话匣子就打开了,古今中外,天上地下无所不谈。谈得最多的主要是和音乐有关的话题。从他那里,我听到了许多不曾听过的秘闻,例如他说梅兰芳经常用牛奶洗脸,以保持肤色的润泽,他说周恩来去东欧访问,在飞机上,就能从收音机中的乐曲中判断所在的国家。这类道听途说的名人八卦,在今天已成了多余的垃圾信息,但在那个枯燥乏味的时代,却成了刺激我们想象的新鲜滋养。

讲起音乐时,老谢更是眉飞色舞。他告诉我们,当时流行的朝鲜电影歌曲,与传统的朝鲜民歌其实是很不一样的。说着,就打开风琴盖子,弹奏起一首曲调委婉、节奏轻快的曲子,告诉我们这首曲子叫《阿里郎》,是真正的朝鲜传统民歌,朝鲜谍战片《看不见的战线》中,两个韩国谍报人员接头时的接头暗号提到的就是这首歌。然后,他又用轻快舒展的节奏,边弹边唱起另一首歌曲,说这是一首朝鲜现代歌曲《在泉边》,与当时流行的中国名曲《洗衣歌》在内容上很相似,而在曲调上则与《桔梗谣》《阿里郎》这类传统朝鲜民歌更接近。相比之下,现代朝鲜的电影歌曲却不同,它们吸收了欧洲和俄罗斯的不少音乐曲调。例如《卖花姑娘》中的《金达莱花》,《金姬和银姬的命运》中的《摇篮曲》等,都有很多东欧或俄罗斯的音乐成分。例如,《钢铁战士》主题歌《茫茫海面,波涛汹涌》,《一个护士的日记》主题歌《蓝蓝的天空飘着白云》都是如此。为了让我们明白这一点,他又踏着风琴的节拍,给我们唱了一系列的苏联和东欧老歌,如《喀秋莎》《祝酒歌》还有《波兰圆舞曲》等。这些充满异国情调的歌曲,让人想起了50年代大学生飞扬的青春,与那些朝鲜电影歌曲的确有些相像。

老谢的歌声明亮而又婉转,他的脚踩在踏板上,打着节拍,指头在键盘上熟稔地舞动着,简陋的风琴在他的操作下,发出悦耳动听的旋律,让人陶醉。从他那里,我听到了很多没听过的歌,当时,我对音乐旋律的记忆力也很好,那些歌曲大多只听过一遍就记住了。

弹奏风琴时,老谢激情澎湃,神采飞扬,但他一拿起二胡时,却变得沉郁而舒缓。实际上,二胡是他最擅长的乐器,当年在读艺术系时,他主修的就是二胡。在“文革”时,二胡是一种比较普及的乐器,许多人家里都有一把,用来作为自我欣赏和打发时间的工具。大概因为听多了那些半吊子的二胡演奏,即使当时的广播中常常播放《赛马》一类欢快的二胡曲,我也并不怎么喜欢。但是,第一次听老谢用二胡拉出《二泉映月》《病中吟》这样的名曲时,我还是大吃一惊,没想到这么常见的普通乐器,居然能够奏出这样变化多端的调子,不仅可以有《赛马》那样的奔放激昂的进行曲旋律,也可以奏出《病中吟》那样如怨如慕、如泣如诉的叹息声。他还边用二胡伴奏,边给我们唱了一首据传是西哈努克作曲作词的《送郎出征》:

晚风吹动了岸边垂柳

花在水中映

烏云遮住了一轮明月

鱼儿出没水中

送郎出征,漫步原野

情比月意浓

挽手祝福你转战南北

望郎建奇功……

这样的抒情歌曲,把人带入了皎皎空中孤月轮的旷远境界,让人觉得人生的美好。

虽然我至今连五线谱也不认识,简谱也只能对付着把声音唱出来,但是,从老谢那里得到的音乐知识和熏陶却让人感受到了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情感。那天晚上,从谢家出来,音乐声一直回旋在心中,有一种莫名的温暖。外面寒风凛冽,四野里覆盖着皑皑白雪,远处的群山的暗影延绵,在夜幕下,四围的雪色恍然若月光。

听我母亲说,那几天,我做梦都在唱歌。

作为“就业职工”,老谢身份卑贱,精神却高远,什么时候见到他,他都是一副笑眯眯的模样。有一次,我们去他那里时,正好当晚有露天电影,谈了一会儿音乐,老谢就兴致勃勃地和我们一起出来看电影。在等放映的间隙,他给我们讲了一个诈尸故事,说在某个医院,一位教授带着一群实习医生在解剖尸体,当解剖刀划开尸体肚皮的一瞬间,那尸首忽然“嘿嘿”笑了起来,教授停下刀来,尸首也停止笑,再动刀,又笑起来,实习医生们吓得魂飞魄散,教授仔细检查后终于发现,原来死者死去不久,但笑神经尚未死绝,被解剖刀碰上就笑了。在讲到尸首笑的时候,老谢没有表情的脸上忽然露出白牙齿闪笑一下,我毛骨悚然打了一个寒噤,老谢快活得像小孩一样哈哈大笑起来。大概正是因为有音乐支撑着他,他才能超然于人生苦难。

“文革”结束后,老谢和他的夫人都平了反,回故乡遵义去了。

陈老太太

陈老太太是我的第一个英语老师,她是被特赦的“就业人员”。

1975年,出于“统战”需要,人大颁布“特赦令”,全国各地在押和已经释放的国民党前县团级以上干部全获自由,陈老太太就是他们中的一位。作为中美合作所的中校翻译,她坐过牢,获得“特赦”后,因为没有家庭,无处可去,就被安置在农场场部工作,住在办公大楼旁小树林里的一间单身宿舍里。

1977年9月,恢复高考从民间的小道消息变成官方确认的正式消息。考试时间定在12月份,有三个来月的复习准备期。但要考哪些内容,似乎并不完全明晰,有一种普遍流传的说法是,英语也要考,但只作参考分。这让我很不安,因为从初中起,我就完全放弃了英语,除了26个字母外,我不认识一个英语单词。为了高考不至于交白卷,我决定临时抱佛脚,补一下英语。听说陈老太太英语很好,就住在场部,于是,就跟她联系上了,每周去她那里学两天英语。

她叫陈圆念,说一口四川话,温文尔雅,慢条斯理,遣词造句都稳稳妥妥,一听就是那种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女性。抗战期间,她就读于西南联大外文系,为了响应国民政府“十万学生十万军”的号召,毕业后投笔从戎,参加抗战,进入了战时军事情报机构——中美合作所工作,是中美合作所的中校翻译。

中美合作所是抗战时期由美国政府与国民政府合作建立的一个跨国军事情报机构,主要为抗战情报的合作共享提供平台,在抗战中曾经做出过很大贡献。该所的中方负责人是国民党军统局高官戴笠,他手下的特工当时也多由美国人训练。抗战结束后,中美合作所撤销,国民党又在该所原址上建立了政治犯集中营。于是,在后来的革命叙事中,中美合作所就变成国民党特务机构的象征。很多人提到它,想起的是小说《红岩》中的特务和让人毛骨悚然的刑具,这显然是对中美合作所的误读。

在中美合作所做中校翻译这段经历,既是陈老太太作为抗战老人的光荣,又是她后来身陷牢狱的直接原因。多年的牢狱生活和“就业人员”的经历,使她从风华正茂的女大学毕业生,变成了孤身一人,无亲无故的老太太。对她而言,特赦带来的自由,似乎已经没有太多的意义,多年养成的谨言慎行的处事态度,一直在她身上保持着。

不过,尽管劳改多年,饱经沧桑,老太太却依然保持着知识女性矜持和整洁的生活方式。她穿着一丝不苟,花白的头发打理得清清爽爽,看起来干练洁净。她的房间很小,陈设也简单,但收拾得一尘不染,让人觉得安静舒适。

我第一次去见老太太时,她正在看一本厚厚的英文小说。大概她有亲戚在海外,给她寄来的。她告诉我,那本书上面都是些黑人的土话,不太好懂。她教我所用的教材,是当时初中一年级的英语课本,非常简单,先把26个字母讲完后,很快就讲起了课文。内容不记得了,大概多是My motherland is a great socialist country之类的句子,所以学起来很快。

除了我之外,还有几个农场子弟也在跟她学英语,但因为我们时间是岔开的,我没有见过他们。不过,老太太经常向我夸奖一个姓林的姑娘,说她英语基础好,学得又努力,都可以用英语对话了,这让我羡慕不已。我虽没见过那个女孩,但却认识她弟弟,知道她家有人在香港,她学英语的直接动力是为了移民香港。后来他们姐弟果然都去了香港。

陈老太太很少提到她的过去,我也从没问过。不过,在讲课时,她也偶尔会自然地提到一些相关的往事。一次,讲到socialism这个词,她解释了social的含义,说她在西南联大时,有的同学喜欢社会活动,热衷社交,人们就会说他非常social。socialism就是一种强调“社会”而不强调个人的思想,翻译过来就是“社会主义”。这么一讲,我居然就对socialism一词很容易就记住了。

我跟陈老太太学了一段时间,到把初中英语第一册的内容都学完了。不久,就听说那年高考,非英语专业的考生不用考英語,于是,一阵轻松中,我又把英语放下,专心复习起其他内容来,就很少去她那里了。

上大学后,我去看过她一次。后来就再也没有见过她。如果她能够长寿的话,现在也有一百多岁了。

画家肖伦

肖伦先生是我初中时候,教我画画的先生。

那是1974年前后的事了。

当时,我转入贵阳白云区的沙文中学上初三,肖伦先生则在那所学校做代课教师,教的是英语。但我们都知道他会画画。

一天,我偶尔去教师办公室,看到肖老师正在画一幅宣传画,不是当时常见的那种黑白大批判宣传画,而是素描关系清晰而又色彩鲜艳的宣传画,未经过美术训练的人画不出来。他一笔一画,画得非常专注、认真,还不时眯着眼睛去调整画面效果。我从小喜欢涂鸦,看到技法老到的人画画,就入迷地站在一旁观摩,直到别人画完。肖先生见我感兴趣,就和我聊起来,问我是不是喜欢画画,我说我喜欢,他叫我先拿一幅自己的画给他看。

回家后,我用烧水铁壶作为道具,画了平生第一幅铅笔静物写生,还试着加上光影效果。第二天,把画带到学校给肖先生看。他拿着画,一点点地向我讲形体和线条的关系,讲如何把握五大调子。就这样,我成了肖先生在学校的第一个美术弟子。不久,另一些喜欢画画的同学也加入进来,一所乡村学校的美术小组由此形成。从临摹一批“批林批孔"的宣传漫画开始,我们搞了一个漫画展,然后顺理成章,开始了美术训练,每天放学之后,在肖老师的指导下,从静物素描到头像速写,从风景写生到构思主题,一步步走近了绘画。

学画是一种实践活动,但它需要沉淀很多的东西,除了绘画技巧外,对外界事物的审美感受、对文学艺术的认知和修养都要靠长期的熏陶。肖伦先生带领我们用绘画的眼光去欣赏和感知大自然。跟着他,我们盘桓在周边的山山水水间:在都拉营的深林中写生,去新寨附近的猴子洞探险,到黔灵湖边捕捉阳光与水韵。他将自己对大自然的热爱和对绘画的痴迷传导给我们,常常讲起大师们的名作,从米勒的田野草垛、夏尔丹的静物器皿、伦勃朗的人像光影,到俄罗斯巡回画派明媚而忧郁的灰调子,都娓娓道来,在我们的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苏联和俄罗斯的油画,曾塑造了当代中国美术爱好者的色彩感和油画技法,也影响过肖先生早年的画风。他对俄国油画情有独钟,他讲过俄罗斯画家希施金带着斧头在大森林中写生的故事,鼓励我们不畏艰险去发掘自然的美。但俄国的风景画家中,他似乎更喜欢列维坦的那种笔触粗放而充满激情的写实,而对希施金的细腻逼真的风格敬而远之。列维坦《金色的秋天》《通往弗拉基米尔的道路》《深渊》等作品都是他当时喜欢的。他自己的画,也带着一种列维坦式的忧郁调子,与“文革”流行的色彩鲜艳的主旋律油画颇为不同。记得他家中当时挂着一幅粉画,画的是夕照暗影下波光粼粼的倒影,那水的感觉非常生动,常常让我想起列维坦的《深渊》来。

除了艺术上的陶冶外,肖先生也试图激发我们的自信,拓展我们的视野和见识。他总是尽可能为我们创造条件,去多接触美术界,参与美术生活。只要市里有画展,他都会带我们去观摩,感受专业画家们的技法和画中的境界,并现场给我们讲解。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也认识了一些美术界的朋友。一次,他带我们去艺校,让我们与一些艺考生一起参加画室的写生,以感受竞争的氛围。结束后,又领我们去画家齐梦慧先生家,看他临摹的希施金名作《阳光下的松林》。那幅画是齐先生进入中央美院的敲门砖,占据了齐先生家的一整面墙,笔法细腻而逼肖原作。看到印刷品中的名作以这样栩栩如生的方式呈现,我们当时震撼不已。肖伦先生还鼓励我们这些初生牛犊,大胆学习构思,把自己的意念变成画作。在他的指导和鼓励下,我和一些同学陆续画了一些稚拙的画作,在省少年儿童画展和市、区美术作品展中参加展出。

当时的书店里,偶尔有一些编写粗略的“工农兵业余绘画技法丛书”,专业的美术教材稀缺。一些个人保存有“文革”前出版的美术教材,却密不示人。但肖先生却并不以秘籍傲人,他常常把自己珍藏的绘画和教材拿出来给我们欣赏。一次,我去他家,他提到一本由苏联美术院校编写的专业美术教材《素描教学》,据说那是“文革”前中央美院用的素描教材,是按照俄罗斯美术教育家契斯恰科夫的美术教育体系编著的,讲解详尽,步骤严整。他从书柜里取出来,那是大开本的蓝绒面精装本,厚厚的几百页,还有许多印刷精致的插图。此前,我只见过一些简略的业余绘画教材,这本专业含量很高的技法书,让我简直爱不释手。于是,我恳求肖先生,让他借给我回家看。虽然这是他珍藏的书籍,但见我如此想读,他还是同意借给我,只是嘱咐我不要污损和转借。这让我兴奋异常。回家后,我决定将书抄下来,遂用笔记本加素描纸,抄录和临摹了全书文字及例图。此后,我又从肖先生那里借了李晨剑的《水彩画技法》和佐治·伯里曼的《人体与绘画》等书加以抄临。这些手抄本至今我都还保存着。

我受教于肖先生仅仅一年时间,但从他那里却学到了很多的东西,不仅有绘画方面的基础知识,更有一种至今仍在发挥影响的审美趣味,当然,还有一些东西我无法企及,那就是肖先生那种热爱自然美的诗心。

那时的肖伦先生,只是一位知青身份的代课教师,连正式的工作都没有。家庭出身让他备受不公待遇,他的美术才能,得不到更好地发展机会,不仅他所憧憬的中央美院不可能向他敞开大门,就连维持一份个人的尊严,也需要他付出比常人更多的努力。只有对绘画的热爱支撑着他,让他在逆境中从未迷失自己的人生方向,也让他对社会的白眼和嘲讽安之若素。而大自然则是他躲避人生压抑和喧嚣,获得精神安宁的逋逃薮。换句话说,在那个时代,绘画为他提供了展示自身价值的凭借,而自然则为他提供了精神超越的空间。也正是在人生逆境中与绘画和自然的这种结盟,让肖伦先生与中国的文人传统构成了精神上的关联,也就是说,通过融入自然,与自然的同化来获得对现实人生的超越。从这个意义上说,肖先生的风景画不能仅仅视为一种个人爱好的表达,而且也应该视为一种超然的诗意的象征,换句话说,它们是传统天人合一哲学的某种体现。

绘画与自然既赋予肖伦先生一种悠游于天地万物,超然于物质需求的精神力量,也让他的心中洋溢着诗意的激情。画家向光先生曾在一首题赠肖先生的诗中,以俏皮的语言写道:

与丘陵小河

眉来眼去,

分明在

会心地

相互勾引……

向光先生的调侃,是知人之论。肖伦先生对自然美的确有一种独特的敏感,自然在他的眼中呈现着阳刚与妩媚,他在自然中也找到慰藉与依托,“相看两不厌,惟有敬亭山”,这种与自然“眉来眼去”“相互勾引”的互动,正是肖伦先生风景画的魅力所在。我还记得当年外出写生时,他面对自然的忘情状态。他常常吹着口哨作画,口哨声嘹亮地在空气中微微震颤,仿佛向自然传达着他的爱意。在跟他画画期间,我也学会了用那种独特颤音吹口哨。在口哨声中,一种诗意的音符,随着画笔的移动,一笔一笔,化成了他画布上的跳动的色彩。

早年未能找到机会接受正规的学院派训练,这对肖伦先生个人而言或许是一种缺憾,但从另一角度说,也未尝不是一种机缘,因为没有经过学院派条规的束缚和规训,反而在某种程度上保护了他的天性不被切割和驯服,从而也使他的绘画始终保持着一份元气淋漓的生机。这种情形,在世界现代美术史中不胜枚举,非学院派画家常常取代学院派而成为艺术中的探索先锋,从早期的印象派,到后来的高更、凡·高、塞尚等人,莫不如此。对肖伦先生而言,元气淋漓的生机,则通过自我不间断的探索和调整,逐渐升华为一种独特的个人绘画风格。它在他这几十年的画作中,终于凝结为看得见的艺术成就,这种成就被认可,可以说是他的艺术人生所收获的奖章。

自1975年我毕业离开沙文中学后,由于双方生活和工作地域的变迁,我与肖先生的联系逐渐变少并中断。直到2012年前后,我弟转了一则有关肖伦画展在贵阳举行的消息给我,说可能是我初中时候的美术老师肖伦。我立即上网,一看上面的头像,虽然当年三十多岁的青年已变成如今七十多岁的老人,但我还是立即认出来,这就是近四十年前最早教我画画的肖老师。于是,我又在百度中搜到了肖先生一张帖子,上面有几幅他近年的风景写生。我立即在网上给他留言,没有说我的名字,只说我是他当年的学生,还把我写的一篇回忆文章的链接给他,看他是否能想起我这个学生。没想,很快肖老师就在私信中给了我回复,他直呼我的名字,并留下了电话。我一个电话打过去,就这样与肖老师联系上了。

暌违四十载,当我于2014年夏天与肖先生重逢于贵阳时,他已是七十多岁,而我也已五十开外。他的画风中俄罗斯繪画影响的痕迹已经消退,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具个人独特性的风格,写实中又略微变形,色彩明亮干净而又层次丰富,不失厚重,但当年的锐敏依然还在,只是变得更加深沉,当年的狂放也依然还在,只是变得更加内敛。这种洗尽铅华中透出的诗意,正是硕果累累的金色秋天所具有的美,它是自然修炼的结果,人工无法企及。

聂老者

贵阳话中的“老者”一词,与四川话中的“老汉”一样,有两个含义,一是指年纪大的男性,相当于普通话中的“老头”;二是指自己的父亲。不过,用“老者”指代父亲时,前面通常要加上“我家”这个定语。在口语中,“老者”这种叫法,往往带点调侃意味,一般当面都不会这么叫,但在一个熟悉的群体中,用“某老者”专门称呼某人,又有一种亲切感。

我们这群曾在农场子弟学校上过学的玩伴,私下都常把聂运民老师称为“聂老者”,大概就是出于这种原因。他从开始就给我们上物理课,其实那时也不过四十多岁五十出头的样子,并不老,和学生们相处也很好,不过,因为他和善得像邻家老伯,所以背地里我们都这么叫他。

聂老者是安顺人,20世纪40年代毕业于贵州大学。安顺人重功名,好任事,在贵州通常以脑筋活络、善经商从政著称,文人也不少。民国时代政坛上活跃的谷正纲、谷正伦、谷正鼎三兄弟是安顺人,中共早期著名人士王若飞是安顺人,今日华为老总任正非这样的企业家也是安顺人。聂老者似乎也有安顺人的特点,志向颇高,兴趣广泛。只可惜,他生不逢时,像他那种年纪,在民国时期上过大学的人,多多少少会有一点“历史问题”。因此,即便满腹学问,也很难得到重用。更何况聂老者大学读的居然是一个超前了半个世纪的专业——“工商管理”(百度上有关于聂老者的简介),这个90年代才兴起的专业,让40年代就已经毕业的聂老者无用武之地。无怪他常有一种郁郁不得志的感觉。他长期在农场子弟学校教物理、数学一类的课程,偶尔也客串教一下英语,与工商管理没啥关系。

在当年的国营劳改农场里,也有过不少念过大学的人,但他们大多毕业于50-60年代的政法学院和农学院,像聂老者这种民国时期毕业,颇有点用世之心的多面手,其实并不多见。他虽然主要教物理、数学,有时也讲讲英语,但业余时间却喜欢舞文弄墨,写点旧体诗,也会画两笔画,有时候还琢磨一些设计。虽然都不算精深,但博而多识,也使他常常能一以当十。一个人啥都懂一点,本是一件好事,但也时常有人鄙夷地称之为“万金油”,仿佛他们都是专家似的。其实,“万金油”让人能对各种事物都会怀有同情的了解,会养成比较健全的人格和心态,相比之下,即便是“专家”,一辈子把着一件事在做,往往会造成视野的盲点和偏狭的心态,容易高看自己。

聂老者为人随和,大概因为成人世界太多烦心事,他课余喜欢和我们这些学生在一起。他住在单身宿舍里,孩子都在外面工作,只有小儿子和他同住。所以我们晚上常跑到他家去请教难题,常常就在他家闲聊,听他讲点天文地理、科学发明之类的事情或科学家的故事,等等。说起牛顿、爱迪生、伽利略这些科学大家,聂老者有一肚子的故事。受他的感化,我那时对数理化兴趣很浓,学习也还不错,结果被小伙伴们取了一个“科学鱼”的诨名。

当时我们的语文老师也常常去聂老者家闲聊。语文老师当时只比我们大五六岁,他父亲在省文联工作,是“文革”前一部老故事片《蔓萝花》的作者(顺便说一句,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冯至全集》中,还有两封冯至写给他父亲的信),他自己正热衷于写诗,经常和聂老者聊一些文学话题。记得有一次他说,贺敬之的《雷锋之歌》用“楼梯诗”形式,把一个句子截成几行,并没有多少意思,估计是为了多拿稿费。聂老者对此不置可否,只是呵呵笑着。他们也会谈一些文人八卦,聊起马雅可夫斯基的自杀,聊起普希金的决斗,讲讲苏东坡、苏小妹、周渔璜的机敏,讲讲“打油诗”的由来,等等。我们在一旁,听得津津有味。

因为聂老者与我们很熟,从不摆什么“师道尊严”,所以上课时,大家对他似乎也没有畏惧感,于是有人常常在他的课堂上捣乱。遇上捣乱者时,聂老者先是隐忍不发,实在忍不住了就停下来,一言不发地瞪着那个捣乱的同学,直到他安静下来,再继续讲。但过了一会儿,捣乱的人又坐不住了,再次出现过分动作。于是,聂老者突然就爆发了,他大喝一声,咬牙切齿将手中的粉笔或者书本,朝捣乱的学生投掷过去,整个课堂为之一悚,这才总算安静下来。

聂老者能画两笔,这个技能在当时颇有用场。农场场部宣传栏经常要出壁报,若出大批判栏目,画点牛鬼蛇神的漫画,一般人还能对付,可如果出的是庆祝或歌颂专栏,要画一些领袖像时,就得找聂老者了。其实,聂老者未必有多高的绘画技巧,但他会用九宫格,将小幅的“红太阳”肖像放大成为大幅肖像,很少走样,能把人人熟悉的人物画得“像”,而且色彩也上得到位。这样的功夫,农场那般大学毕业生做不到,所以聂老者对此颇为自得。他曾从家中书柜里,找出一幅用油彩临的伟大领袖画像给我看。那像画在一块木板上,色彩涂抹得平滑鲜艳,让人想起高尔基《在人间》中那些圣像师画的圣像。我当时学过几天画,知道九宫格临画的原理,以为即使临摹,也要徒手才见真功夫,所以对他的画并不怎么崇仰。

有用世之心却生不逢时,让聂老者对自己的年轻时代很是怀念。有一次,他翻出大学时代参与创办的一本油印刊物给我看,上面都是一些工程和物品的设计图例,其中有他設计的东西。我对那时候大学生可以自办刊物很是羡慕,但对那些设计却没有留下什么印象。

或许因为历史问题的羁绊,我从没听见聂老者对现实发过什么牢骚,相反,他很喜欢把他写的颂歌给我们看,今天想起来,这像是一种自我的表现或掩饰方式。在一本厚厚的硬皮本子上面,他用毛笔工整地抄写着他写的诗歌,兴奋时,就念给我听,大多是“古风体”的“颂歌”。有一首他比较得意的诗,前四句我至今还记得:

中国共产党

砥柱真栋梁

亮透天地星

明并日月光

聂老者最自得的,是他觉得这首诗颔联对偶工整,由此,他也给我讲起律诗的形式,讲起颔联和颈联必须对仗,等等。

1975年,我转学离开了那个农场。“文革”结束后,听说聂老者的“历史问题”也得到澄清,从农场调到了贵州人民出版社,做科技编辑。十年后,我研究生毕业工作不久,回贵阳去探亲。一次,在下着雨的延安路街头,偶然碰上了他,他样子一点也没有变,但显得更开朗了,热情地邀我到街对面他的办公室去。我去后,他很自豪地送给我两本他所编的书,并指着封三上面印着他名字的地方给我看。可惜那时我对科技已经没有了兴趣,那两本书也不知哪里去了。再后来,听说他退休后开了一家绿化公司,投身绿化环境的活动,还创办了一所学校,力倡劳作教育,有没有成效,我就不知道了。

“哥德巴赫猜想叔”

“哥德巴赫猜想叔”是我上大学前短暂工作中结识的一位“民科”大叔,姓王。

“民科”一词,本指的是体制外的民间科学家或科学爱好者。他们以业余身份和业余手段,研究一些高精尖的科研课题。由于缺乏系统的理论和专门的知识,他们的研究常常被专业科技人士所鄙视和嘲笑。多年前,东北有位初中毕业的民科大哥声称自己的某发明,有获诺贝尔奖的潜力,他还提到“引力波”的存在,结果在一次电视秀中,这位大哥遭到包括方舟子在内的一群科技人士的尽情嘲笑。不料,2016年,美国科学家首次探测到“引力波”的存在。结果,民科大哥获“诺贝尔哥”的雅号,并走红网络。

“哥德巴赫猜想叔”就是这样一位民科大叔。他曾把自己探索哥德巴赫猜想的论文一篇篇寄往中科院,但全都石沉大海,他却不再像诺贝尔哥那样被人提起。但在我看来,那段用自己的手段埋头研究哥德巴赫猜想的时光,或许是这位终生默默无闻的大叔暗淡人生中最具光彩的日子。在那里他才真实地活过。

1977年12月,“文革”后第一次高考在即,却传来招工消息,为了给自己留条后路,我成了一个国营劳改农场的制茶工人。

工作不久,我就与另一个工友被派去大队办公室值班,主要是看管一个因为奸污女犯被隔离审查的老头。民科大叔老王就住在我们值班室的隔壁。

老王是四川人,似乎毕业于西南农学院。他那时已四十多岁,仍旧单身。他是个宅男,整日都窝在他那间杂乱的办公室兼宿舍里,出门时,常常戴一顶当年常见的棉毛帽。他很少与人打交道,也不怎么说话,但看人的时候,脸上却浮着一种似笑非笑的和善表情,似乎在表达某种好意。因为他呆头呆脑的,又不善交际,所以别人背后都说他“憨痴痴的”,很少有人和他来往。

老王经常一个人去食堂打饭,边走边吃,回到房间,就站在门口吃。数次见过我们之后,面熟起来,他就和我们相互点点头,就这样慢慢熟了。

我那时还是个好学上进的青年,业余时间,还做做数理化题。因为知道老王是大学毕业生,我有时就到他房间里去,找他问点问题。虽然毕业多年,又不是老师,但老王数理化的底子还不错,看到有人来问他,他显得很高兴。尽管不一定能马上解题,他却常常能给出解题的思路。在他那办公桌兼餐桌上,杂乱摆放着书本和吃完后不洗的杯盘。从来不叠的被子脏得都是污垢,黑乎乎团在床上。

那时,报上发表了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不久,此文在当时轰动非常,里面的人物描写和漂亮的句子让我印象颇深,甚为佩服,其中提到,数论是数学中的皇冠,而哥德巴赫猜想则是皇冠上的明珠,陈景润解决了该猜想中的“1+2”的问题,正在努力攀登“1+1”的问题,摘取那颗明珠。

我们这些只懂得“1+1=2”的数学外行,对这样听起来高大上的数学猜想,完全不摸门。因此,有一次见了老王,我就问了他几个相关的问题。他听了我的问题,脸上忽然出现了狡黠的笑容,变得生气勃勃起来。他没有说话,走到桌旁,拉开抽屉,拿出一沓厚厚的手稿给我看,告诉我,他正在研究这个问题。

看着那份抄写得工工整整、上面列着大堆数学公式的文稿,我肃然起敬。然后,老王就给我上起数学课来,讲了一通哥德巴赫猜想在数论中的地位问题,并向我解释了一堆“素数”“质数”之类的概念,听得我懵懵懂懂。老王于是很自豪地告诉我,他已经用自己的方法,证明了“1+2”的问题,现在正在用同样的方法证明“1+1”的问题,他觉得很快就会有结果了。

虽然那一沓厚厚的文稿和文稿中密密麻麻的数学公式,让我对老王的数学功力敬佩不已,但对他声称即将解决“1+1”的问题,我却不敢相信。一则因为哥德巴赫猜想是“数论上的皇冠”,陈景润做了几十年的专门研究,如今才做到“1+2”,就已轰动数学界,老王不过是一业余数学爱好者,这才几天,就声称快解决“1+1”的问题了,有点不靠谱;二则因为徐迟的报告文学出来后,报纸上常报道,有民间数学爱好者宣告破解了哥德巴赫猜想之谜,逼得一些著名数学家,包括杨乐、张广厚等人,频频公開表态,否定这些民科成果的价值。在这方面,我也宁愿相信数学专业人士。

不过,看到平日踽踽独行,少言寡语的老王,用普通代数方法来证明一个高深的数学问题,并因此而自得其乐,像我这样的门外汉只有赞叹,因为业余人士其实也有高下之分,老王的数学水准,至少我达不到。有了崇拜者,老王似乎也颇有嘚瑟,见面他也更愿意跟我聊聊。我想,那或许是他暗淡的人生中最光彩的时候。

过了些日子,老王告诉我,他已完成了自己的研究,并把论文成果用挂号信形式,分别寄给了中国科学院的陈景润、杨乐、张广厚和王元等数学家。我也希望他能得到好消息。

然而,时间一天天过去,他的稿子没有等来任何回音。直到我参加完高考,并苦等了四个多月,终于等来录取通知书的消息,他的手稿依然如泥牛入海。

上大学后,与老王的联系就断了,不知道他是否等来了那些科学家的判决,也不知道他是否还会坚持自己的研究。就连陈景润是否完成了“1+1”的研究,我也终于不甚了然。

但是,我觉得,那些暗淡人生中的梦想,是不该被嘲笑的。

责编:鄞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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