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桂元

摘 要：《空山草马》和《曾经云罗伞盖》在乡村与都市的时间流动和空间差异的体验与反思中，在“乡下人进城”和“乡下人守土”的流动与静止中，在农耕文明和城市发展的更迭中，表达人的存在困境与文化本体的诗意向往。

关键词：葛水平 尹学芸 小说 乡土文学

一

“上帝创造了乡村，人类创造了城市。”18世纪的英国诗人库伯如是说。而今，随着中国社会发生了沧海桑田般的结构性转型，上帝创造的乡村日益没落，而人类打造的城市模板处处现形，呈铺天盖地之势。长期以来，乡村文学曾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主脉，中国作为一个农耕文明传统极其深厚的国度，在21世纪以前还被视为“乡土中国”，这也决定了这样一个文学事实，中国作家的写作资源多来自乡村生活，他们有足够的经验书写乡人、乡事、乡景、乡情，他们笃信关注乡土就是关注中国，原乡书写也因此在中国文学传统中经久不衰。新世纪以来，伴随着亿万农民从乡村阡陌大面积潮退，这样的文学事实在悄然之间有了根本变化，表现乡村文化的空前危机，已成为乡土文学书写的一个新变种。

葛水平的中篇小说《空山草马》（载《花城》2017年第2期）和尹学芸的中篇小说《曾经云罗伞盖》（载《收获》2017年第5期）的叙事努力是值得注意的。前者表现农村过剩的劳动力大量涌向城镇，乡村留守者大多是年迈族群而生存日益步履维艰，但他们却又不肯轻易妥协，在缓慢时光中亲近苍凉土地，守护乡村文化；后者反映的是城市化进程中征用土地所带来的“乡村胆怯”，城镇化大面积蚕食着耕地，致使经济学意义上的传统乡村概念基本瓦解，“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当下，全球一体化的趋势已经冲破了乡土中国的传统堤坝，仅仅从土地的投入和产出来看，乡村功能已经无法满足自身生产、生活的需要，城乡、工农等传统界限早已模糊，乡村社会的动荡、分化、蜕变，以及乡村文化和历史的被重构、被改写，已成必然。这两篇作品通过表现乡村人物命运走向，曲径通幽、互为印证地构成了乡村碎裂的生存表征，我们由此感知，城市化带给乡村巨大的改变是多层面的，既有乡村社会原有的物质形态，更有古老家园被连根拔起的那些茫然、惊慌和怅惘。

丹纳认为：“精神文明的产物和动植物界的产物一样，只能用各自的环境来解释。”女作家葛水平与尹学芸皆来自北方乡村，年龄相仿，经历近似，且都有着积淀深厚的乡村文学叙事经验和能力，当她们真正走出故土，他乡代替了故乡之后，种种回望、缅怀与重述都有了穿越岁月、直抵灵魂的全新意义。

二

《空山草马》的文本一如既往地贯彻了作者有意为之的乡村叙事走向，节奏舒缓而内蕴幽深，诗意凄美而忧思厚重。故事仍发生在读者已经熟悉的晋东南。若干年前的黑山背曾有十几户人家，大小六十多口，鸡飞狗跳，热闹非凡，不知从何时起，“黑山背的人急慌慌都往山外走，过日子的心劲就成了比谁能有能耐把子孙后代送往远方”，于是“那些庄稼地里找不见后生的影子了”。乡村日益萎缩、苍凉，青壮年宁肯漂泊打工也不愿居乡种田，疏于治理的土地变得萧条、荒芜、破败。当乡村成为众人纷纷逃离的对象时，谁再说什么乡情难舍、故土难离、叶落归根，似乎就不仅仅是不识时务，而是近乎迂腐，甚至荒唐，让世人耻笑。

这样一个时代，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沦落，与这一起沦落的还有人的心魂。黑山背后来就剩下三位老人，郭腊替、韩路平和王翠平。再后来，韩路平故去，只剩下了郭腊替和王翠平。郭腊替舍不得离乡，自己那块地“长庄稼可好了”，王翠平也很恋乡，“闭着眼在黑山背都能摸到家”。但孤男寡女住一个村容易叫人猜想，郭腊替决定从现在起不和王翠平说话了，王翠平也很倔，平日里两个人刻意避免同时碰面。日子本来很平静，井水不犯河水，却因邻近牙门村村支书宝福的到来而有了涟漪。宝福领着自家公狗“贝儿”去郭腊替家“花妞”那里走亲家，正赶上镇里几个检查护林防火的人在野外煮茶不慎失火，副镇长不想担责，让宝福把这件事摆平，一旦上面追问，就说是黑山背人烧秸秆引起的山火。宝福便和郭腊替商量，把失火的原因说成王翠平烧坟时引起的，“也不是什么大事，又不罚款”。郭腊替明白不能说真话，可良心也不允许他说假话。宝福便做王翠平的工作，让她承认失火原因在自己，并谎称有郭腊替做证，王翠平一生气，说火是郭腊替点着的，以后的新闻也是按这个说法报道的。郭腊替感到自己“被伤害了，不是宝福，也不是王翠平，是黑山背的黑夜，是一處处塌落的屋子”。不久王翠平病故，忧伤的郭腊替“用谷草编了一匹草马，找出一致铃铛拴在草马的脖子下，草马的身子批了红布，它的尾巴用了几缕麻扎紧，披散开”。黑山背只剩郭腊替孤零零一个人形影相吊，年还是要过的，他给所有黑山背塌落的和没有塌落的屋门上都贴上红红的对联，“只要黑山背有一个人在，就得有个村庄的样子”，在王翠平旧宅门前，郭腊替贴上了两幅黄联，“有一天我见了你啊，我一定想办法把咱黑山背的人集中起来，还住在黑山背，那时就没有死亡了”。年关将至，郭腊替用新谷草编了草马，“灶王爷要回天庭汇报工作，要把灶王爷的坐骑打扮好”。空落落的黑山背与草马，在小说里构成了一种奇异而通透的生命力意象。

葛水平称自己和一般乡间女人区别不大，“……就算是写城市生活，我也要拐到乡下来”。因为，“一些远年的经历，脑壳想烂了也是他们的影子”。她还谈道：“有许多民间的东西消失了，而我对消失了的东西一贯心怀敬畏。当我知道故乡大年初一仍旧保留着迎喜神的习惯时，无论是现实的故乡，还是精神的故乡，我均无法不泪眼相看。”于是，她不厌其详地写田野、村落、季节、时光、草木……这些我们司空见惯的自然存在，在她眼里却千奇百态、亘古长存。她相信“与大自然相融，你就会觉得心境澄然，五内俱清，你能获得一种奇异的灵气”，小说描写“黑山背的天空不是黑下来的，是蓝，深蓝，黑蓝，然后蓝黑了”，里面包含的内容难道仅仅是自然景色吗？汪曾祺认为语言后面是有文化的，诚哉斯言。

当乡村失去载体，连根都被铲除掉了，那些没有故乡的人，乡愁又何处存放？这才是《空山草马》的叙事意图。葛水平把乡村万物当作生命的物质，一样经历着繁盛与衰败、追寻与丧失、生与死，这种乡愁隐含着对乡村文化根系断裂的恐惧，小说谱写的不再是牧歌，而是挽歌。乡愁文化在中国源远流长，中国不仅是农耕古国，更是乡土大国，这个事实决定了中国人的乡愁几乎是骨子里的。乡愁是人与土地的诗意情结，绿野溪流，田垅嬉戏，儿时伙伴，土屋炊烟，婚丧嫁娶，民间传说，以及天籁般的鸡啼、鸟鸣、羊叫、牛哞、马嘶、猪哼、狗吠，一一沉淀、结晶为刻骨铭心的乡村记忆。这时候的故乡，已不再是一个物质存在，而是葛水平创造出来的一个原乡归宿和岁月家园。面对汹涌而至的沦落，小说家葛水平所能做的，是对着故乡方向送出诗意的凭吊，把家园记忆嵌入苍黄的人类历史卷宗，供后人破译。

三

19世纪初叶，世界只有3%的人生活在城市，两百年后的今天，地球上的城市人已超过60%，而今这个数字还在迅速刷新。城市化发展如脱缰野马，原本宁静的乡村由此发生了许多意想不到的故事。《曾经云罗伞盖》讲述的拆迁事件我们并不陌生。“我”到一个镇上挂职，正赶上镇里的拆迁工作，“钉子户”朱玉兰已经去劝说了九十八次，依然陷入僵局，朱玉兰是“我”在二十年前采访过的老模范，和我也是情感深厚的老朋友，这个头疼的难题交给“我”，如何解决？英国小说家格雷厄姆·格林墓碑上刻着一段令人回味的话：“我爱看的是：事物危险的边缘。诚实的小偷，软心肠的刺客，疑惧天道的无神论者。”格雷厄姆·格林曾被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二十一次却失之交臂，他钟爱的这段话出自英国诗人罗伯特·勃朗宁的诗句，在他看来，人物矛盾是把叙事置于危险边缘的推手，比如，小偷越诚实，刺客越心软，事件的凶险越具有波折、悬念和挑战性，也必然会增添叙事的精彩程度。“钉子户”朱玉兰，就是让别人同时也使自己陷入两难境地的矛盾人物，我们来看看作者是怎么处理的。

小说中的小狼窝村位于翠屏山下，曾经云罗伞盖，村前村后浓荫密布，拆迁后却是一片瓦砾。朱玉兰原是村支书，古道热肠，有口皆碑，曾是全村养鸡发家致富的带头人。不管白天黑夜，鸡们稍有点风吹草动，人们就找朱玉兰，她总是二话不说，搭时间，搭精力，还要搭药品。村里几乎所有的养鸡户，都跟朱玉兰借过钱，借几十几百几千的都有，她来者不拒，从不考虑对方是否有偿还能力。这么一位有很高思想觉悟的乡村基层女干部，怎么会与“钉子户”的不堪形象扯到一起？意外的是，其中的原因很令人同情。她的儿子小奇婚后每天都去跑大车，挣的钱都交母亲存着准备盖房用，可那年村里建了冶炼厂，自有资金绝大部分都来自朱玉兰家，朱玉兰在养鸡的西屋要了宅基，本打算厂里挣下钱就给小奇盖房，但政府提倡破除小农意识，要把赚的钱用来扩大再生产，为GDP做贡献，为小奇盖房的事就被拖下了，不料乡镇企业只红火了几年就开始走下坡路，厂子像个无底洞，停下来就意味着血本无归，可却越干越赔，恶性循环。这时候出了大事，一个八岁男孩玩耍时掉进井里，周围哭喊声一片，朱玉兰指挥救人，强迫让刚刚来到事故现场的小奇倒悬着下井救人：“你是我朱玉兰的儿子，你不下去谁下去？！”人命关天，小奇只得下井却丢了性命，剩下一对孤儿寡母，朱玉兰疚痛不已，当初“要不是因为我，房子早盖起来了，有正房，有倒房，还有对面厢房”，她觉得已经对不起儿子了，不能再对不起孙子，决心要把儿子的宅基换成房，上面不答应这个条件就拒绝拆迁。然而面对一刀切的拆迁政策，朱玉兰的要求显得如此苍白和虚弱，最终只能无奈低头。

一位昔日的乡村模范竟变成令政府头痛的“钉子户”，里面的故事隐情和岁月苦衷实在令人唏嘘。其间，种种尊严与嘲讽，正直与伤害，溃败与误解，信义与逆反，意外与宿命，形成了惊心触目的碰撞和反差，也留下文化重建的悬疑和期待。尹学芸从不掩饰叙事过程中的价值倾向，关于小说的写作，她自言“有种痛似一种若有若无的感觉。它当然不像剖腹产，留有疤痕，可以追溯到曾经的歇斯底里。这种疼痛漫长且恒久，来自心底，不能说，不想说，不愿说。或者，更多的时候，是不忍说。可以忽略，却很难消弭”。朱玉兰并不传奇，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或许都有可能遇到，尹学芸却写足了这个人物内心深处的冲撞、挣扎与无奈，并为小说叙事加大了反转空间和阅读悬念。这时候，我们将她的乡村小说拢在一起观察，会仿佛置身于一幅幅彼此勾连、极富岁月质感的敘事长卷。

四

《空山草马》和《曾经云罗伞盖》并非意在唱衰乡村，妖化乡村，而是要在乡村与都市的时间流动和空间差异的体验与反思中，在“乡下人进城”和“乡下人守土”的流动与静止中，在农耕文明和城市发展的更迭中，表达人的存在困境与文化本体的诗意向往。社会学家看重种族、谣俗、生产方式、乡亲关系的布局，小说家则偏重描写流动其间的精神遗存。

费孝通通过对乡土中国的考察指出，“对乡土的逃逸并非始自今天”，这是因为“一块地上只要几代人的繁殖，人口就到了饱和点，过剩的人口自得宣泄外出，负起锄头去另辟新地”，过去乡村老者也多相信“树挪死，人挪活”的信条，但毕竟手里没有离开锄头。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加入了瓦解乡土社会的洪流，农业文明不再是恒定的存在。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强势来临以几何级数助推了这种摆脱务农身份的逃逸。可以预料，就社会学意义而言，未来时代的乡村世界很可能行将不在。在这样一个“他乡时代”，我们都将成为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所讲述的“普存的异乡人”，这是最为深刻的全球化风景。中国社会经历了全球化资本浪潮的冲击而进入全方位的转型期，人们长久以来的物欲得到充分释放，保守、封闭的乡土格局在城市化语境中日益破碎，乡土守望者逐渐成为乡村文化遗存已成不可逆的事实。然而，现代化通过资本不断创造着经济奇观，也因其过度强调提速、热衷解构而陷入无力自纠的窘境，这时候，乡村文化所孕育的器物符号、生活体验、自然节律、情感反刍，由于已经化为乡土中国的某些集体无意识，其中不乏与天地脉动同频共振的恒久生命活力，乡村文化通过文学作品所呈现出的特有的安详、静谧、沉稳、适度、自足，便生出具有一种精神家园性质的诗意栖身所在。这样一种天地境地，给作家提供了宽广辽远的书写空间，成就了葛水平和尹学芸各自不同的叙事视野和思想气象。这说明，文学仍坚持乡村叙事或许不难，难的是有远方的视野和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