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翎 王红旗

摘 要：张翎一直关注女性的生命体验，其长篇新作《劳燕》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部以抗战为背景的小说问世后，好评如潮。她把个体女性在战争环境里被强奸、被侵害、被控制、被侮辱等难以言说的“沉默”，以独特的女性经验与文学形象，以她们匍匐隐忍、呐喊崛起的顽强精神，重现“历史真实”，展现了女性历经磨难依旧生生不息的顽强生命力，张翎的写作对世界华文女性文学史是一个突破性的贡献。

关键词：《劳燕》 战争文学 女性写作

塑造女性个体灵魂 重构精神生命价值

王红旗：因为战争叙事与真实的战争截然不同，是作者正义而深邃的真诚想象与理性升华。尤其女性与战争的文学叙事，实际上是以女性为切入点，关注家族、国族、种族与人类、战争、和平、宗教、哲学与历史等问题，往往从性别视野出发而达到超性别的境界。因为女作家在当今人类全球化语境下，正在超越“自我”性别与“他者”身份，甚至会在有意识或无意识之间，创生自己小说独特的生命形态。因此，《劳燕》给我的印象，就像一个生命体的多面，随着三个“死魂灵”男性的自述，所有的生命力都被激活和调动起来，连两只小狗的“爱情物语”，都传递着在战争环境里人们生死相托的依恋，汇成小说生命整体的情感、思想与艺术的记忆长河。

我认为，那位老兵的一句问话，为什么会让“阿燕的雏形生出了根须”？其实就是你无意识的性别意识。也就是说，是你内心一种爱的人本思想，铺就了阿燕这个认为坎坷的生命之河、逐渐觉悟的灵魂流向。因为，阿燕是在自我主体感悟与行为实践的生命历程中，产生着、积攒着超越与救赎的心理能量，在救赎自己的同时也救赎了这个世界。阿燕从隐忍躲藏到直面耻辱的转身呐喊，标志着女性个体生命从传统向现代主体自我的转型，化蝶的灵魂蜕变与精神新生。她不仅成为一个敢于向日军强奸说“不”，或者说向所有战争强奸罪犯说“不”的中国女性，成为民族、国家与政治的象征隐喻，而且显示出女性个体生命力量承载历史前行的价值。

你常说，自己关注的是那些纪念碑上不曾記载的名字。能否回忆一下塑造《阵痛》《劳燕》里的上官吟春、阿燕这两位女性形象，或当时能够最淋漓表达的事件，或令你最纠结的细节，是在怎样不同的创作心境下写的？

张 翎：在创作上官吟春（勤奋嫂）这个人物时，我心中感觉最过瘾的是她在太平间为仇阿宝收尸，遭遇阿宝妻子言语侮辱，她忍无可忍，终于爆发，从阿宝尸首的口袋里掏出手枪对准阿宝妻子的场面。勤奋嫂一辈子都活在误解和隐忍之中，当她还是妻子的时候，“大先生”怀疑她肚子里的孩子是“贼种”；当她成为母亲的时候，她得承受着来自女儿的叛逆和对新时代的恐惧；当她是个寡妇的时候，明明不爱仇阿宝，却一直无奈地接受着他的资助。一辈子积攒的屈辱和内疚，终于在仇阿宝死后，得到彻底的爆发。当她拿起她从来没碰过的枪，对准阿宝的妻子时，她第一次面对了真实的自己。与其说她的怒气是针对阿宝妻子的，倒不如说她意识到了作为“他者（妻子、母亲）”而对“自我”长期而深重的压抑。就在那个持枪的时刻，她的自我觉醒了，第一次激烈地反抗“他者”加在她身上的束缚。

王红旗：在我看来，《阵痛》里的上官吟春为第一代母亲，她的灵魂是原生态的，她隐忍、匍匐的担当与天然乐观的性格，是那个年代中国传统母亲的缩影。她似乎把整个战争乱世都背在自己身上，伸向尘埃，融进大地，才卑贱地活了下来。不仅要担当为整个陶氏家族传宗接代的任务，还要隐瞒被日军强奸怀孕的事实，更要背负她在百死不成之后，把肚子里的孽种生到这个世界上的耻辱。她不知道如何与比她年长23岁的知识分子丈夫交流，只会脱光衣服拥抱抚慰她的男人，就像母亲哺乳孩子一样。

她在躲避战乱、与世人隔绝的山洞里，独自“用石头砍断了脐带”生下女儿孙小逃，把女儿拉扯大，女儿考上纺织服装学院。她无论生活经历多少苦难还是最爱笑。即使在城里改名叫“勤奋嫂”的日子里，“生气的时候，也像是在笑。一笑，天上无云，地上无尘，一片月朗风清”（张翎：《阵痛》，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第72页）。小说中还写到，她穿的灰色春秋衫总会翻出一个鲜艳的领子，她的带着年代特征的短发上总会别一个亮丽发卡。在她身上生命的热情与温暖的关爱，体现着母亲人格“无师自通”的传承，获得了内在强大的生存意志与母爱能量。从她和女儿孙小桃的彻夜畅谈里，可以看出女儿是她唯一活下去的希望。虽然她并没有走出男权文化传统的束缚，却能为自己营造一片晴空，这是千千万万传统母亲的形象代表。

但是，她性别情感角色的依附人格，又常常活在被动、无奈的屈辱里。你说得很有道理，她第一次拿起枪，的确是第一次面对真实的自己，对准仇阿宝的妻子的同时，也是对自己“妻子”身份的决绝，而生出自我主体意识。

张 翎：在《劳燕》中也有这样的“爆燃”时刻。在写完阿燕这个人物之后，我主观的感受从读者那里得到了印证。有时作家的自我感觉会和读者的反馈南辕北辙，而这次却不是这样。训练营的学员们在美国教官伊恩的带领下外出执行任务，轰炸日军军需仓库的那一章，是我感觉最荡气回肠的一章。这一章里发生了许多事件：鼻涕虫对阿燕的欺辱，阿燕奋力反抗，最终决定到营地长官那里告状，鼻涕虫为掩护战友而牺牲，阿燕把鼻涕虫身首异处的尸体缝合在一起，筱艳秋在鼻涕虫的棺材前高歌一曲《穆桂英挂帅》，等等。

这一章的写作状态非常亢奋，记得写《穆桂英挂帅》的唱词时，写一句，耳中就会浮现出那些词句化成的声音。而写到阿燕缝完鼻涕虫的尸身离开时，留给伊恩的那个背影，进入我脑海的不是文字，而是眼神和画面。这一章是阿燕一生的转折点，阿燕从这里实现了一次最庄重、最决绝的转身。

在此之前，她一直企图逃离耻辱带给她的伤害，靠躲避，靠出走，但都没有成功。这一次，她决定转身直面耻辱。她在长官面前的呐喊不仅唤醒了她自己心中的自主意识，也喊醒了别人心中的良知。每一次我朗读这一章的片段时，现场都有听众流泪，我明白有一些感情是可以通过文字传达并得到共鸣的。

王红旗：这真是作者和读者开放性互动阅读，引发的思想与审美共鸣的绝佳体验。从接受美学角度而言，双重在场阅读，是一种共谋文本意义的再创造。你的朗读会带给倾听者（读者）围绕语境解读文本的无限自由。他们依据自己的审美经验、性别意识、历史观念、文化价值观等，会有不同的阅读期待，有的相异、相悖甚至南辕北辙，有的隔膜、落空甚至跌入谷底，有的相通、相融甚至感动人物命运之感动……而构成与文本复杂性、多样性的思想情感气流，贯通阅读场域。朗读者（作者）引领每个人进入文本、人物的心灵深处，在深邃的灵魂夜空，都争相绽放心得的精神之花，在璀璨缤纷的壮美里找到真实的自己，与人性最高境界的爱，和合为一。这就是审美共鸣狂欢的精神意义。

如文本描写在一个古老的民间剧场，阿燕把鼻涕虫血淋淋的头颅与尸身，一针一针地缝合在一起，还请来传闻已久的名角筱艳秋，唱一曲《穆桂英挂帅》，为鼻涕虫送行。这些细节虽源自你的大胆想象，却超越大多数倾听者（读者）的阅读经验。初读小说时我就被深深震撼。后现代主义的“广场”仪式，悲剧化的黑色浪漫，赋予阿燕一种母神似的精神光耀。

尤其是，她“小心翼翼地捧起他那顆已经和身子分了家的头颅，安放在自己的腿窝里”，“她俯下身来，把鼻涕虫的下巴对准了制服上的那个中锋，瞄了一眼，然后在鼻涕虫的胫脖上，扎了一下针……鼻涕虫枕靠在女孩腿上的样子，看起来像个赖在大人身上不肯起床的半大孩子，那女孩脸上那个温存而耐心的笑容，则像是一个在哄淘气的孩子入睡的母亲”。“在漫长的犹豫和决绝之间，终于把那具支离破碎的尸身缝成了一个整体。” “这个女孩，让他这一辈子，认识的所有女人，包括母亲，包括妹妹，包括女友，都显得如此苍白无力。”（张翎：《阵痛》，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第218—220页）这表明阿燕在鼻涕虫战死后，不仅完全宽恕了侮辱自己的人，而且意味着她把被战争毁灭的破碎世界缝补完整。这个女性个体生命“从超越到拯救”的精神升华过程，可谓为阿燕注入新灵魂的神来之笔。

如果说以上的细节是阿燕“从蛹到蝶”的第二次蜕变，那么，阿燕闯入训练营向最高长官喊道：“我遭了，遭了日本人的欺负。”“你们为什么只知道欺负我，你们为什么不找日本人算账？！”（张翎：《劳燕》，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91页）这惊世骇俗的呐喊，是她自我主体崛起、“从蛹到蝶”的第一次蜕变。你在《〈劳燕〉创作谈》时曾讲道：“写战争并不是只为了写战争，我其实是想探索灾难把人性逼到角落的时候，人性会迸发出来什么样的东西，是在和平的时代里我们平时不曾见过的巨大的能量。”

请谈谈是怎样的灾难与绝境，激发阿燕生命里长出新精神与释放出巨大能量，促成她的“第一次蜕变”。

张 翎：假如没有那场战争，我们几乎可以完整地预测出阿燕人生的轨迹：她会怀着对知识和外边世界的朦胧向往，最终成为茶乡的一位“贤妻良母”，在终日的操劳中度完一生。然而战争将阿燕从可以预测的轨道中凶狠地抛了出去。

首先，她失去了双亲。在封闭的乡村文化中，一个失去双亲的孤女的唯一生存之道是嫁人。她已经和刘兆虎定了婚约，而且对刘家有恩，由于她的帮助，刘兆虎才得以逃脱被抓壮丁的厄运。她本来可以在父母死后顺理成章地嫁入刘兆虎家中，享受丈夫家族的保护。然而这条路也被堵死了，她的未婚夫无法接受她失贞的现实，他可以为她去复仇去死，却不能娶她为妻。

不仅如此，她的失贞也使她失去了在村里“体面”存在的权利，她成了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欺负的低贱之人。那场战争让阿燕同时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家庭、经济、社会支持系统，她面临的是一种几乎看不见一丝缝隙的绝境。阿燕生命力的顽强，实在令人惊叹，即使在似乎完全无路可走的状态下，自杀却从来不是她的选择。她用泥土般低贱、水流般灵活的姿势，活过了乱世，找到了一片可以自主生存的空间。假如没有经历这样的绝境，她也许一辈子都不会知道她身上具有类似于“核裂变”后产生的那种巨大能量。

王红旗：是啊，你为了呈现阿燕的这种“巨大能量”更深层的精神，设置了她的“三跪”仪式。一跪母亲，显示她对母亲深深的爱；二跪训练营的最高长官，为鼻涕虫求情，让他到战场上去杀敌，体现她朴素的深明大义；三跪为战死的鼻涕虫缝合头身分离的尸体，体现她超越自我的、朦胧的家国意识。这些捕捉人物精神成长的细节很是精彩。尤其你谈道：“他可以为她去复仇去死，却不能娶她为妻”，不仅一语击中男权性别文化的劣根，而且表现了刘兆虎的母亲把男权“贞节观”内化为天经地义的伦理，一而再再而三地撺掇儿子刘兆虎离开阿燕，非常深刻地揭出这个美丽如画的小山村封闭愚昧落后的人文环境。这样对村里的癞痢头欺负阿燕，一群男孩子也追赶着侮辱阿燕，就有了文化批判的意义。因此，毁灭我们的是战争，更是人性的恶与愚昧。战争是人性恶的极端形式。“死魂灵”刘兆虎讲述到，阿燕看到“六只古怪的鸟”，日军飞机把童话般美丽的小山村瞬间轰炸为一片废墟。“从那个废墟里面刨出来的，都是些残片：一个脑袋，半个身子，一条腿，几根指头，一片肺叶，分不清谁是谁，怎么也凑不齐一幅齐全的尸身。”（张翎：《劳燕》，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48、49页。）你在对比着、重构天壤之别的“物”景，生命的破碎、“家园”的毁灭的同时，更刨开这个偏僻闭塞之地人性愚昧保守的一面。

就像文本中描写父亲坟头上聚集着全世界的千万亿只蚂蚁，“它们黑压压地蠕爬着，一拱一拱地朝前，也可以说是朝后，因为它们是在转着圈，一圈又一圈，不知疲倦，仿佛最终要把那座坟抬起来，搬到另一个去处”。乍看是表现父亲被炸的悲痛，蝼蚁尚知，人情何以堪？再往深里想，感觉到是对生存在浩瀚宇宙地球之上的人类，在当今世界全球化的进程中，一种方向迷失的隐喻。你总是把“人类家园意识”融入你人性真实的自然表述里，让读者体会其中更深远的精神启示。

人性愚昧保守在战争乱世就会不知进退与是非、恐惧与迷失，甚至成为群氓。而阿燕、刘兆虎就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战争“第一只恶手”砍断这对青梅竹马的情缘之后，在漫长岁月的等待里，孽生怨恨、误解与疏离的纠葛肺腑之痛，直到和平年代一起生活的“同床异梦”，刘兆虎虽然心里爱着阿燕仍然过不了“贞操”这个坎，总疑神疑鬼地认为，给他吃的猪肝、治病的草药、牛奶等都是阿燕“解裤腰带”换的。

对比之下，愚昧保守的刘兆虎变成双重病态的“阉人”。封建男权文化贞操观阉割了他正常的性激情，战争阉割了他正常的性能力。他永远没有勇气直面那场彻底改变他命运的战争，太阳也照不亮他的心，当然就错过了与自己心爱的阿燕“灵肉合一”的平等对话。因为，阿燕人性灵魂里长出来善与爱的精神，已经走得很远。如圣·奥古斯丁所言，同样的痛苦，对善者是证实、洗礼、净化，对恶者是诅咒、浩劫、毁灭。而愚昧者的刘兆虎只在“原地打转”。可能因为“道歉”，而省略了他对阿燕很多的好？请问你依据什么发挥想象，这样讲述他们俩战后十几年的婚姻生活？

张 翎：刘兆虎生性柔弱多虑，在人生的重大决断之前，都会经过多次踌躇徘徊。他数次在做了重大决策之后又改变计划，然后给自己的犹豫找出许多听起来可信的借口。去延安的日程是这样，战后返乡的计划也是这样，和阿燕关系的多次摇摆更是如此。除了性格的天然属性之外，知识在某一个层面上也成了他的一个障碍。知识使他看到了外边的世界，但知识又阻隔了他本来可以依赖直觉和良知做出的判断，而且知识还给他提供了為自己的犹豫不决而做的自圆其说的解释和理由。刘兆虎的个性也许来自基因，但加深这种个性的，不是愚昧，反而是教育。

和刘兆虎相比，比他年轻，而且没有正规上过学堂的阿燕却在许多事情上更具有决断力。刘兆虎一生中多个重要关头，都是阿燕充当了冲在前面“挡子弹”的那个角色，在感情上阿燕也一直是那个主动的人。刘兆虎似乎一直在用知识引领阿燕，但在生活的具体难题面前，更管用的却是阿燕的直觉和本能。

刘兆虎一生中也并非都是如此懦弱的，他也曾做过几个非常决绝的决定，比如投考特种技术训练营，再比如认下阿美为自己的亲生女儿。前一件事是因为仇恨——父亲和未来的岳父岳母都死于日军之手，未婚妻被日军残酷凌辱，在这样的家仇面前他不可能无动于衷；而后一件事则是因为他与阿燕的中美混血私生女阿美之间，产生了无可替代的亲情。阿美是他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无条件接纳了他的存在，不评判他的行为而单纯地爱他并依赖他的人。他在阿美面前感受到了在任何人面前所无法体验的自由。在这两件事上，他依赖的是情绪和直觉，而非知识和常识。在他摆脱知识加给他的桎梏时，他就成了一个决断而勇敢的人。只是遗憾，这样的时刻在他生命中并不多见。

王红旗：从教育知识层面讲，很明显刘兆虎在家庭教育方面接受的是男权文化的“显传统”，阿燕则是母爱文化的“隐传统”。说到知识，你把《天演论》作为他们俩的情感信物，以示开篇甚至在文本中多次出现，在我看来，是用历史事件解释现实的又一个亮点。如今人们应该怎样理解“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刘兆虎的精神毁灭在何为“适者生存”的踌躇里，阿燕在“物竞天择”的灾难中站立了起来，其中深意不言而喻。

对于阿燕自我主体意识，多位学者认为是美国牧师比利的思想启蒙，其实我并不完全认同。虽然阿燕被日军强奸后，比利把阿燕从惨不忍睹的现场，用破旧的自行车，驮回月湖村的基督教堂诊所，教她读《圣经》，学习医术，成为后来人人称道的“女郎中”。但是，阿燕以女儿自许感恩孝顺，为比利做的布鞋可以“让他从这里一直穿到天堂，再到天堂里转几个圈”。在阿燕心中“父爱”比爱情更有分量，她也相信父亲永远不会抛弃女儿，然而命运的“无常”让比利死在回国的“杰弗逊号”邮船上。更何况在比利心目中由“圣爱”演化成对阿燕一厢情愿的爱情，就更让人质疑他的精神意义。

我认为，是战争把阿燕“一下子从孩子跳到了大人”。战争毁灭了家园，飞机炸死了父亲，母亲因此卧病不起，刘兆虎又死活不肯当母亲面说出“我也是你的儿子”时，阿燕狠命推开刘兆虎拿起剪刀，“将一根辫子齐齐剪断”，跪倒在母亲的床前喊道：“阿妈，你睁开眼看看，我是男儿，从今往后我就是你的男儿。”（张翎：《劳燕》，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53页）这种女儿对母亲的爱与担当是从“母爱”传统继承来的。她打破了踩茶“下脚只能是男人，女人的脚不吉利”的祖传规矩，学会和男人一样踩茶；她为了刘兆虎能逃壮丁，毫不犹豫地在那张纸婚约上签上她的一生；她为了刘兆虎能投奔延安参加抗战，立刻担负起两个家的担子。

阿燕为什么能够勇敢坚强地活下来？就连比利都承认：“从我认识斯塔拉的第一天起，我就很少见到她流过眼泪。”认为“这个女孩子勇敢得令人心碎”。这是因为，“我很小的时候，我阿妈就告诉我，天上一个星星，地上一个人。人死了，不过是从地上搬到天上。那天你给我取名叫斯塔拉，你说是星星的意思，我一下子就明白了，那是我阿妈托你捎话给我”（张翎：《劳燕》，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94页）。我惊喜得眼前一亮。

谁说中国人没有信仰，连一个十三四岁的女孩子都知道信仰“天”。而且民间“天”的信仰可以追溯到数万年前的“母神文明时代”。她心灵里有母亲爱的叮嘱，骨子里才生长出坚挺的脊梁，不畏惧，不孤独，不绝望，阿燕才带着自己与伊恩的女儿阿美回到母土故乡。也正是这样，比利才说她才是我的星星，照亮了我的迷途。对阿燕人性深处的根性展现，对她后半生的超越与救赎，包容所有伤害她的人的博爱人格，可能还有更深层的寓意。

这一点，你通过阿燕与比利的对话，把他们转喻为中国人“天”的信仰与西方人“上帝”的基督信仰的文化代码，达到一种互通、理解并相互照亮，从东西方文化的“融合点”上，揭示出一种世界和平可能性的希望。谈到阿燕与美国军械师伊恩的情感关系，在我看来，伊恩爱她绽放的青春，也是战争环境里别国与失恋的心灵慰藉，阿燕被他“弃绝”是预料中的事，也许在阿燕心里谈不上什么“被弃绝”。你塑造这个人物的初衷是什么？在写作过程中有哪些变化，你如何评价这个人物？

张翎：战争会改变人们对时间的判断和管理。在和平年代里，大家谈论时间时会用比较长远和整体的单位，比方说“秋收之后，我们可以添置一些衣物”，“年底我们要卖掉养肥了的猪”，“开春我们可以下定（嫁女）了”，等等。而战争彻底改变了时间的概念。战争时期，人会把一条时间的长线切成碎片，关注眼前具体又瞬间的事件，比如下一顿怎么解决，在逃难的时候，晚上到底在哪儿住宿，等等。

战争不仅改变了人们对时间的认识，也会改变人们对感情的认识。在生存被逼到绝境的时候，爱情是一种奢侈。我觉得在《劳燕》中其实没有爱情，或者说没有和平时期我们认为的那种爱情，但存在着比爱情更宽阔更包容更温厚的感情。像阿燕和刘兆虎之间，更多的是救助对方于危难之中的恩情和感激。假若没有战争，他们也许会在田园诗般的乡村生活中产生爱情。可是战争改变一切。由于阿燕被日本人强暴，失去了贞洁，一村的人都看不起她，甚至欺负她。即使是受过教育的刘兆虎，也不能跨越“贞洁”这道槛， 所以他会和阿燕分分合合，他俩陷入了一圈又一圈的救助报恩、再救助再报恩的循环中，最终他们生活在一起了，但更多的只是恩情而不是爱情。

处在战争中，未来也是一种奢侈品。牧师比利对阿燕的一生有许多远大设想，比如说要在战后送她上医学院，在乡村开设一家正规医院，让阿燕成为正式乡村医生，等等。这些计划在和平年代可能很有吸引力，但在战时却激不起阿燕心里的回响。阿燕对他只有信任，是那种“我敢从万仞高山上跳下来，也不用怕，因为我知道你一定会从下面接住我”的绝对信任，但那也不是爱。

唯一和爱情较为接近些的，是阿燕和美国教官伊恩之间的感情。伊恩是个典型的美国年轻人，出于对珍珠港事件的义愤，他参军来到了远东，与他战前的生活轨道暂时分离。未婚妻移情别恋是他24岁生命里的第一个重创，这是一个他除了军犬幽灵之外不想和任何人分享的巨大伤痛。伊恩认识阿燕时，他也是阿燕身边的人中唯一一个不知道阿燕过去的人。他们面对彼此心态上是放松的，个性中一些天然的品质会较为自如地展现。他们顺应了被战争改变的时间概念，他们没有过去也不想将来，他们只抓住了当下的那个片刻。在那个残酷却美丽的片刻里，他们是相爱的。

但战争结束，伊恩又回到了原先的生活轨道，斩断了和阿燕的交集。即使伊恩寄出的信能顺利抵达阿燕之手，他能在战后按照战时新娘法的规定，果真把阿燕带到美国，但几乎可以断定他们过不了多久就会离婚。战争年代里缔结的婚姻几乎没有多少是经得起和平年代的考验的，这在我们自己的历史上就有很多实例。但伊恩那种没有过去不想未来的青春激情，的确能够让阿燕动容。

假若没有战争，伊恩和阿燕其实绝无可能相遇，也绝无可能产生对对方的好奇和感情纠葛。他们的感情只能是战争中的一个小插曲，必然会被和平的环境所不容，所以不能简单地以“花花公子”和“负心人”这样的标签来评判特殊历史时期里产生的感情。

王红旗：当然。在某种程度上到结尾处，我才真正意识到这晚了70年的灵魂道歉。其实我更愿意这样理解这三个“死魂灵”男性形象：他们良心愧疚地讲述，把各自在战争年代的自私、虚伪、愚昧、龌龊、猥琐而扭曲的灵魂撕成碎片，转换为对阿燕的欣赏、赞美与敬意。不仅完成阿燕在战争灾难面前成蛹，化蝶，超越与救赎，走向包容与博爱的形象，同时表现出男性的人性进化与性别人格成长——男性集体的“爱的觉醒”。

因此，阿燕中风的灵魂与三个道歉的灵魂，隔着玻璃窗就能够相遇，会唤醒她深藏心底的爱与思念，这也许能挽救她弥留的生命。就像牧师比利所言，当战争“遮天蔽日的大黑布”，遮掩得“谁也看不见自己的良心”，被一片一片撕开后，那最黑暗的废墟之上，把阿燕的命运推向灾难深渊的“第一只恶手”是战争，还有“我们跟在它之后也伸出了我们的手……”（张翎：《勞燕》，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80页）但是，时移世易，癞痢头成了村里的支部书记，他的儿子杨建国成了阿燕的女婿，也就是说，阿燕以博爱宽恕了所有的人。

请谈谈小说设置开放式结尾的意图，还有你今年有什么样的写作计划？

张 翎：在写《劳燕》的开头时，我就已经在考虑结尾。世界上已经有了很多部描写战争的小说，《劳燕》肯定不是最精彩的那一部，但我还是努力想写一部从一个不同角度来思考战争的小说。我不仅想写战争的残酷性，也想写战争的荒诞性。隔着70年的距离回望历史，世界格局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战争中结成的盟友/敌人关系，在今天也有了很大的转化，而当年怀着一腔热血参战的人（包括美国教官伊恩），却发现战后的和平并没有带来他们期待的东西。

我之所以会设计一个带着“上帝声音”的结尾，是想从更宏观、更遥远的距离，来审视人类整体活动的合理性。这个结尾是开放性的，因为我的观察还没有结束。70年之后的今天相对于70年前的昨日，是个巨大的时间段。但在一个世纪之后，人类又会怎样看待那场席卷了全球的战争？我们没有结论，只有观察，而我们受限于此时此地的观察，用未来的眼光来看也许是狭窄可笑的。人类的历史就是这样处在永恒的变化中，渺小如我，还有我小说中的主人公，是无法给出一个固态的结论的。

今年会是一个相对轻松随意的年份，没有具体的写作计划，可能会完成一些篇幅较短的作品，然后尽量多花时间在阅读和行走上。

王红旗：你的“阅读与行走”是一种精神追寻的方式。女性写作在对历史反思与批判的创作过程中，如果能够将战争、灾难、罪恶、不平等、疾病、死亡的记忆碎片，转化为人性精神之爱的“灵魂和合”，升华为人类新文明的“创世”之变、文学与文化超性别审美的“珠穆朗玛”之时，遭遇地震、海啸、战争等灾难涅槃的人们，其精神生命的历史价值就会显露出来。这是我们所有作家创作的理想境界。

因为，这不仅指向现实地面对人类全球化，每个个体的人必须重塑自我人性，更指向未来的“人类唯一”的“精神顶峰”与“永恒的生命”。那么，阿燕也就成为一个精神象征。虽然，阿燕的身体变成“像掏空了的麻袋似的老妇人”，但是，从苦难历史走出来的阿燕，历尽灾难坎坷屹立不倒的救世灵魂，在“眼神猝然一变”的瞬间，与三个“死魂灵”男性相见，化为“精神拥抱”的永恒。近现代以来，“一燕飞之，万鸟从之”的宇宙自然与人文世象，正在改变着人类的思维模式与生活方式，我们每个人正置身于其中。“劳燕分飞”已成为遥远的过去，男女两性共同去唤醒爱的美好人性与人类和平，才是《劳燕》主题最深刻的终极意义。

尤其在构建世界和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劳燕》的问世，阿燕这个富有新灵魂、新精神的女性形象的诞生，在世界文坛树起了中华女性写作“为人类寻找诗意栖居”的一面旗帜，真是可喜可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