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年前，为了解决社会治安问题，广西合寨村的农民自发选举产生了中国第一个村民委员会。农民用脚投票，无意间打开了中国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大门。

38年后，面临“不好不坏”窘境的合寨农民，把变革的重任寄托在选票上。新一届村委会主任不想光说“好”，更想多说“不好”，希望通过合作经济寻找出路。

南方周末记者 徐佳鸣

发自广西河池

和小岗村相比，合寨村差的不只是名气。

村口牌坊上，国家领导人题写的“中国第一个村民委员会”十分醒目，门面光鲜，进村的七八公里路却坑坑洼洼。

1980年1月、2月，合寨大队辖内的果地屯、果作屯两个自然村，先后以村民直接选举方式成立了村民委员会，中国村民自治制度由此发端。

38年后，合寨人不只盼望一条平坦的进村路，还在探寻能与“第一”名号相匹配的发展模式。

重视选举的合寨人，以选票投石问路。43岁的兰峰一年前以微弱的优势当选合寨村村委会主任。

2018年8月16日下午，兰峰和村支书韦增光陪同上级领导和川籍商人邹镇鸿，查看村口外的一处土地。

合寨人试图再推合作经济，发展“红色旅游”。但眼下，只有一个农家山庄已开工，且周边土地流转还未完全到位。

“我看这里也是 十多年没有 什么变化了”

兰峰和韦增光都抱怨：合寨太偏远。

隶属于河池市宜州区屏南乡的合寨村，位于河池、柳州、来宾三市交界处，距宜州城区五十多公里，山多、人多、地少。经济落后带来的唯一优势是，生态环境好。

2000年前后，江浙“东蚕西移”至广西，宜州成为重要原料产区。在合寨村，青壮年多外出打工，留守老人则以养蚕维生。

养蚕给每个农户带来两万元到四五万元不等的年收入，只要足够勤快。但近几年，受养殖方法不当等因素影响，病死蚕、产量降低等情况时有出现。村民还担心，合寨的环境可能也会慢慢不再适合养蚕。

村委会换了一届又一届，“打工+养蚕”经济模式一直打转。和南方周末记者同去合寨的一位屏南乡干部说，“我看这里也是十多年没有什么变化了。”

村民们把寻找新出路的希望，寄托在选票上。2017年8月，兰峰被推举为村委会主任候选人。

在合寨村，兰峰算是见过世面的人，他曾长期在柳州做水电装修师傅、工头，2017年初返乡，当过村干部的党员父亲，为他累积了村民的信任。

但进入“二选一”的对手实力也不弱。1987年出生的蒙顶杰，在村里开着一家商店，种植火龙果，做批发和网销。

在壮族人口超过九成的合寨村，蒙是第一大姓，其次是韦。蒙顶杰所在果地屯、兰峰所在果作屯则是最大的两个自然村。

合寨村历次村委会选举，往往是这两大自然村的较量。最近的这次选举，甚至投了两次票才决出胜负。

2017年8月31日，第一次投票，蒙顶杰以1374票胜出，兰峰得到1333票，另有72张废票。

负责监督选举的屏南乡干部表示，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因得票未过半，蒙顶杰未能当选。

第二天重新选举，兰峰以1521票对1484票胜出。

参选前，乡里的干部找兰峰谈话：如果当选了，可不能半路撂挑子啊，一次选举可不是闹着玩的。

兰峰早有了想法：成立经济合作社，以流转、租赁等方式集约土地，借助外来投资开发乡村旅游，村民参与项目分红获得收入。

但村庄治理并非易事。上任村支书韦以明当了十多年村干部，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合寨村人均土地不到一亩，村民对土地看得特别重，还因为是“第一村”，村民参与意识特别强，工作不好做。

当选后，兰峰面临的首要棘手问题就是土地。

目前村里计划流转的六百多亩土地，涉及三十多户，有十多户的工作还没做通。村委会想了各种办法，比如通过调换土地，以保证村民种桑需求。

可有些村民打心里还不确定这件事是否长期可行，或许才是症结所在。

最近前来考察的川籍商人邹镇鸿，娶了合寨女人，在广东开厂，“我还以为跟其他地方一样，水电路都是政府来做。”

谈到“客商想接三相工业用电，都还没落实”，兰峰锁紧了眉头，“给予我们这个‘第一村的政策和资源太少了。”

宜州区民政局基层政权股股长覃英玲则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合寨的情况在宜州属于中等。当然它有一个名头，有政策不会落下他们，但不可能面面俱到。”

治安问题催生的村民委员会

“中国第一个村民委员会”，这个响当当的名号，最初并没有那么多重深刻意义。

1979年春天，合寨大队开始推行分田到户。当时的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大致对应如今的乡、行政村、自然村。合寨大队当时由三岔公社管辖。

土地分户经营，使得生产队一级对村民的约束力降低，原本“队为基础”的生产合作制度趋于瓦解，基层治理接近空白。

今年85岁的时任三岔公社党委书记向文忠回忆，合寨地处三市交界，治安本就一般，分田过后两三个月，治安乱象冒头：赌博二十多摊，有人偷牛，甚至有人拐卖妇女。

“一个月就上报了18起案件，我带队下去，能好一点，但一走，还是老样子。那个时候，我穿一双翻底皮鞋，鞋都走烂了，也解决不了问题啊。”向文忠说。

此时，三位年轻的“博板”相继登场。在壮话里，“博板”有村中能人的意思。

1979年9月底，合寨大队新村生产队一户人家种田放水得罪邻县邻乡的一户人家，被人砸了家中东西。

据《河池日报》报道，当年10月6日晚，时年41岁的新村原队长韦建仁召集附近几个自然村的原队长、队干开会，成立“治安联防队”，并制定了包括“外人到我片作案，吹牛角号，男女老少出动拦路守坳”等条款在内的《村规民约》。

成建制的联防队，吓跑了来挑衅的外乡人，还抓住过偷牛贼。合寨的报案量也降至每月两起。到1979年12月底，联防经验在三岔公社全面推行。

“我把鞋跑破都解决不了的问题，他们解决了。”向文忠说。

1980年1月7日，合寨大队党支部书记蒙宝亮听说有近千人在村内聚众赌博。他带着三四杆枪、十多个民兵前去制止，但赌徒竟扬言，“怕他们个×，又不是公安，管不得老子。”

愤怒中，蒙宝亮命人鸣枪，才将这批人赶走。

这件事给村干部的触动是：治安联防队毕竟师出无名，且除了治安，村里的修桥修路等事务，总要有个名正言顺的组织来张罗。

当天晚上，合寨小学教师蒙光新家中，果地屯籍的几位生产队干部围坐在火堆旁夜话。白天“围剿”赌徒，蒙光新也参加了。他的父亲也是教师，在当地备受尊重。

他们主要商谈两个议题：制定《村规民约》，新成立一个管事的组织并起个名字。

“城市人叫居民，有居民委员会，我们是村民，就叫村民委员会，”今年66岁的蒙光新回忆，他的提议得到响应。他们决定第二天召开村民大会，选举村民委员会成员。

村民委员会班子沿用过去生产队的规制，设五个委员，主任一正两副，再加上一个会计和一个出纳。这次选举未设候选人，现场海选，得票最高的五人当选。

晒谷坪上，八百多人口的果地屯来了五百多人共计146户，每户一票。选票取自卷烟纸，想选谁就写谁。计票用的笔是木炭，在地上画“正”字。

时年28岁的蒙光新最终以142票，当选果地屯村民委员会主任。以往上级指派的生产队干部，被民主选举的村委会委员取代。

多位参与当年投票的老人回忆，村民们“非常认真”地投出了自己一票，不认识字的人也找信得过的代填。

28天后，1980年2月5日，合寨大队另一个自然村果作屯在屯口的大樟树下，也召开了村民大会。投票箱是村民家里竹制的米筒。

这次选举是差额选举，从果作生产队的六个小组长中选出五人。全屯120多户人家，实到85户，时年32岁的韦焕能以全票当选首任果作屯村委会主任。

当天，果作屯也制定了《村规民约》，村民签名、盖章、按手印。这份原件得以保存至今，成为村民自治的重要证物。

而建立治安联防队的韦建仁、最早当选自然村村委会主任的蒙光新和韦焕能等人，和当年安徽小岗村按红手印分田到户的18个农民一样，后来都成为了历史的见证者。

“我们绝不是要夺权 这样讲要伤心哦”

果地屯、果作屯新诞生了村民委员会，公社领导向文忠看在眼里。当选村委会成员的“博板”们，都是党员，多为原大队或小组骨干，向文忠信得过。

在向上级汇报的过程中，宜州的前身宜山县的领导曾表达过怀疑：怎么又搞出来村民委员会，原来的大队怎么办？当时村委会虽设在自然村，但间接消解了大队的影响力。

年轻的“博板”们请向文忠放心：“我们绝不是要夺权，这样讲要伤心哦，我们偏僻的地方，我们自己来吧”。

向文忠对他们说，“好啊，那就做出来个样子”。

合寨的新“样子”，很快受到上级关注。1980年-1982年，宜山县、河池地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多次派出工作组进行调研，并形成报告上报中央。

向文忠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1980年夏，他曾向时任河池地委书记金宝生汇报此事，金宝生表态支持：“这种做法属于村民自治，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采取的特殊措施，你应该鼓励推广他们的做法”。

1981年3月，三岔公社召开万人大会，大规模宣传合寨的做法。当年，三岔公社辖内自然村全部成立村委会。

改革逐层往上推广，引起了中央的注意。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真正参与主持修订宪法工作，即派出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民政部工作组调查研究。

1982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36号文件，肯定村民委员会的意义，提出全国可以有计划地推行试点。

同年12月，现行的“八二宪法”通过。宪法规定，“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由居民选举”。

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全国开始逐步撤销生产大队、设立村委会。

1987年11月，酝酿近五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获得通过。

关于村委会与政府的关系，该法规定，乡镇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

在审议该法草案时，彭真表示：“我看村委会是个最大的民主训练班，老百姓现在如果通过这种直接民主形式管理好一个村，将来就可能管好一个乡，管好一个乡以后，将来就可以管好一个县、一个省，真正地体现出我们的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

1998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取代试行版本，并增加规定，乡镇政府“不得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

在今天的合寨，普通村民依然会用“大队”“村公所”等词指代村委会办公室所在地。就像“村委会主任”常被称作“村长”一样，后者多了权力色彩。

在行政村层面上，合寨第一届村委会是从1996年起计算，现在是第八届。1980-1996年间，合寨的村委会制度只存在于自然村中。当时，是否在更大范围搞村委会存有争议。

据韦焕能回忆，1987年，合寨大队更名为合寨村公所，“大队长”被改称为“村长”。由乡镇任命，属于合同干部，基本脱产。

2002年-2017年在宜州区民政局基层政权股任股长的蓝建恒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他查阅合寨村历史资料的过程中，只看到过相关任职文件，的确没有看到选举的相关信息。 果作屯村委会首任主任韦焕能，1987年-1996年曾担任合寨村村公所副村长。他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那个时候还是有选举的，只不过是班子内部选、村民代表选，而且我们从没有把自己当作干部。”

果地屯第一任村主任蒙光新，当时已上调乡镇任职。他回忆，“（这是）一段时期特殊的情况，上级做出任何决定之前，也是了解过民意基础的。” 向文忠的说法则是，“这个不重要的，就是一个插曲，不成为气候。”

蓝建恒告诉南方周末记者，1996年，合寨村完成了一次重要的换届选举，算是正式进入制度化轨道。

“都是‘第一村， 小岗村为什么 有名得多？”

宜州城区的冯京公园内，有一座占地20亩的“中国村民自治展示中心”，由自治区政府和民政部共同支持建造，于2010年开幕。 官方用“四小”归纳合寨村所代表的中国基层民主模式：《村规民约》被称为“小宪法”，村民大会、村民代表大会被称为“小人大”，投票箱被称为“小票箱”，村务监督委员会被称为“小纪委”。▶下转第1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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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合寨村内，果作屯大樟树背后的“合寨村民自治展示馆”最有名，果地屯也有过纪念场所，现已废置。

两果曾有过谁是第一的争论。因韦焕能的手头保有《村规民约》原件，果作屯设立第一个村委会的提法被采纳并广为宣传。1997年编撰完成的《宜州市志》则明确：果地早一点、果作紧随其后。

来自果作屯的韦焕能作为村民自治的代表人物，多次赴北京等地开会，参加央视节目的录制。2018年夏天，宜州区还把他列为“改革先锋推荐人物”。

蒙光新说，果地屯的《村规民约》原件，早在1980年就被自治区民政厅拿走，没有归还，“最终，我们定的调子是：都是合寨的，就不争了吧。”

虽说“都是合寨的”，在不同的自然村里，老人们还是略有微词。目前，合寨村下辖12个自然村。

2018年8月19日，南方周末记者走进了新村屯。当年最早发起建立“治安联防队”的韦建仁，已于3年前去世。

村中的新老村民小组成员向南方周末记者展示他们写给宜州区领导的信，指出各自然村得到的关注不均。

信中写道：“村民眼里的‘区别对待着实导致了合寨村在发展过程中，日常的村庄工作中，难以形成上中下齐心、村干部与群众齐心的合力。古人说‘不患贫而患不均，就是这个道理。”

正在施工的农家山庄，位于村主任兰峰所在的果作屯中。兰峰的说法是：在我们可控的范围内，尽早做出一个样板来。

作为前民政系统官员，蓝建恒认为，关于细节的争议，从侧面反映出村子发展乏善可陈，村民将有限的注意力聚拢在“小家”而非“大家”的利益上。

他提出反思：“都是‘第一村，小岗村为什么比合寨有名得多发展得好，利益和效果很明显，而我们呢？”

向文忠则在一篇手写演讲稿中呼吁：“宜山老乡，不要捧着金饭碗讨饭，更不可‘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

“纪念的年份又来了，你们也别光说我们合寨的好，我倒想说说不好。”8月12日，兰峰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第一村”的发展不好不坏，村主任兰峰家也不好不坏。他有一辆颇有年头的五菱之光面包车和一栋装修还未彻底完工的四层农家小楼。

这位被村民评价“有话直说”的村主任坦言，过去逢周年做纪念展板时，别的村庄的一些成果被张冠李戴放了进来。

“我真不知道（村民委员会制度）40年时，有什么变化可以讲。最起码希望（把）村口的公路修好吧。”兰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