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杨琼 孙博

发自北京、内罗毕

一曲《茉莉花》中，2018年9月3日16时许，非洲国家领导人陆续抵达人民大会堂。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即将在这首温婉的中国民歌中拉开帷幕。

几内亚首都已迎来朝阳，几名不幸染上埃博拉病毒的病人正戴着口罩，观看来自北京的电视直播画面。

“是中国医生拯救了我和弟弟的命。”当9岁的小卡莎得知她的身体已基本康复，兴奋地给医护人员跳起一段非洲舞。

小卡莎逃过一劫，埃博拉病毒的死亡率已超过60%。2014年3月，塞拉利昂、利比里亚和几内亚三国较早报告埃博拉疫情。随即，多个西方国家宣布暂停或取消一切贸易和人员往来。

更倾向于市场化路径支援非洲

在埃博拉疫情肆虐的时候，中国派出医务队进入疫区，被非洲媒体称为“最美逆行者”。

“当时，几内亚的第一起埃博拉病例就发生在我们医院，不害怕是假的，可想到自己身上肩负的责任，不能退缩。镇定过后，就想着控制病情。”对媒体谈及两年的援非经历，北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安贞医院副院长孔晴宇仍念念不忘。

1955年，中国开始大规模援助非洲。无私的援助，赢得了非洲国家的道义和政治支持。1971年10月，第26届联合国大会上，阿尔巴尼亚和阿尔及利亚等国家率先提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地位，这迅速得到多数非洲国家一边倒地支持。

1970年10月，中国援助的坦赞铁路开始动工，被称为“南南合作典范”，并延续至今。2018年1月1日，亚吉铁路通车，这是中国在非洲建设和运营的首条跨国电气化铁路。它全长752公里，东起吉布提港，西至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直接将公路运输的7整天降至10小时。

从坦赞铁路到亚吉铁路通车，中非友谊走过半个世纪，中非合作也从单纯援助转向互利共赢。但如何援助非洲，一直是备受国际学术界争议的话题。

“在西方为非洲投入六千多亿美元的援助之后，非洲儿童仍旧无法获得十几美分一支的抗疟疾药。”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公开抨击西方国家的对非援助。

在他的著作《白人的负担》中，伊斯特利还透露，二战以来，西方国家已投入两万多亿美元援助非洲。但是，受援国家还是在贫困中挣扎，即便出现增长也大多是昙花一现。

不仅没有享受到二战后增长的红利，即便在冷战后整个非洲还一度出现负增长，并被西方世界视为“怪胎”。2018年1月，美国总统特朗普率直地抛出“粪坑国家”一词，用来形容海地和一些非洲国家。

西方社会根深蒂固的偏见，伴随着经济学家新一轮的争议。作为联合国千年发展计划主设计者，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也失望地指出，西方援助非洲计划失效了，而根源在于资金太少。他给出的药方是，更多的资金援助，并用更精准的计划来指导资金的使用。

西方国家不再大笔“金援”非洲。冷战的结束，非洲失去国际政治棋子的作用。而且，一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进一步提出，非洲国家已落入西方国家的“援助陷阱”。

“援助做了什么？援助使得非洲国家接受援助之后更糟糕，更贫穷，更加不利。”在著作《致命援助》中，赞比亚裔经济学家丹比萨·莫约尖锐地批评说。

多年来，各国对非洲的支援一直以“输血”为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一项统计说，西方发达国家冷战期间提供的发展援助资金（包括贷款）高达一万多亿美元，但非洲国家不但没有走上发展之路，不少国家还陷入债务危机。

这被学术界斥之为“致命援助”，并引起各国政府和学术界广泛的反思。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开始结合国内扶贫经验，开始尝试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援非路径改革，援助形式也多样化。

1994年，中国政府决定对非援助实行政府优惠贴息贷款，逐渐形成了“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走出去”战略，注重援助与投资相结合，以促进非洲国家“内生型发展”。

2018年9月3日，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中方宣布向非洲提供600亿美元支持。其中，150亿美元为无偿援助、无息贷款和优惠贷款，其它大部分作为投资基金。这反映出，中国更倾向于用市场化手段支援非洲。

西方世界没有兑现的承诺

自从实现民族独立后，多数非洲国家一直保持着高速的人口增长，并为高失业率所困扰。2005年以来，非洲各国的城市失业率普遍保持在10%以上。今年第二季度，南非的失业率高达27.2%。

中国宣布加大对非洲援助和投资规模之时，正逢美国总统特朗普大规模缩减对非洲的援助规模。

美国已经不那么“慷慨”了。《东非评论》稍早前报道说，2017至2018财政年度，美国对外援助预算整体削减30.8%，这意味着，将减少7.7亿美元对非援助。

“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美国开始大规模援助非洲，以阻止贫弱的非洲国家成为滋生恐怖主义的温床。2015年达到高峰期，美国共在非洲开展96个投资项目，累计金额69亿美元，连续多年成为非洲最大的外来投资国。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西方对外援助往往附带着苛刻的政治条件。早在1975年，美国就将人权作为必要条件纳入《美国对外援助法》，禁止政府向侵犯人权的国家提供任何官方发展援助；1995年，欧盟修订“洛美协定”，并增加“民主干预”内容。

“总体来说，中国喜欢援建道路、学校和医院，而美国和欧洲国家更愿意帮我们建设医院、法院和教堂。”莫桑比克一所综合学校的教师莱维说，在选择援助项目时，西方国家更注重意识形态的筛选。

受“守夜人政府”理念的影响，不少来自西方世界的民间援助机构也都坚持意识形态原则，并限制受援国政府的财政开支。

一份关于非洲发展的报告透露，乌干达政府用在每名国民身上的医疗费仅3美元，而清偿国际债务的费用则高达人均15美元。同样，利比亚政府也面临相同的难题，在分配1.2亿美元的财政预算时，只有700万可用于对抗艾滋病，而该国艾滋病患者占总人口的8%。

对非洲国家而言，西方援助通常是“控制”的代名词。冷战时期，法国不仅在非洲多国存在驻军，还对多数西非和中非国家进行经济控制，要求这些国家的货币与法郎挂钩。作为回报，法国为这些“法郎国家”提供财政补贴援助。

上世纪90年代，法国经济下滑、财政吃紧，又将援助非洲的款项与民主化挂钩，逼迫许多受援国家仓促上马多党选举。然而，不切实际的“民主大跃进”，反而激化了部族之间的矛盾，促使惨绝人寰的卢旺达“种族屠杀”等暴力事件不断发生。

这被称为“援助陷阱”。然而，全球仍有8.36亿人处于贫困之中，每天的生活费不足1.25美元，主要集中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东南亚地区，他们迫切需要真诚、有效的国际援助。

中国则提供了更为宽松的发展援助，让受援国家更具灵活性和自主性。

“不干预非洲国家探索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不干涉非洲内政，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不在对非援助中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不在对非投资融资中谋取政治私利。”在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上，中国正式提出处理非洲事务的“五不”原则时，赢得与会国代表热烈的掌声。

“五不”原则被认为与“万隆会议”精神一脉相承。1955年4月，印度尼西亚万隆，来自29个亚非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代表召开亚非会议，确立了“亚非人民团结合作、求同存异、协商一致”的万隆精神。

“这5句话都说到非洲人的心里去了。”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亚非合作中心执行副主任曾爱平说。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院长刘鸿武也认为，“五不”原则向国际社会传递明确信息，即中非关系基于双方平等的诉求，西方不应过多干预甚至诋毁中非关系。

双赢的局面

鞋子是否合适，脚最有发言权。吉布提经济、财政与工业部长达瓦莱指出，“由于我们财政收入的局限，无论我们采取什么发展措施，都会给政府带来债务。不过让吉布提80%的人口获得干净的水资源，应该是无价的。”

当前，吉布提正处于经济起步阶段，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根据智库全球发展中心的报告，近年来，中国已累计为吉布提提供近14亿美元的贷款，这大概占该国GDP的75%。

有学者认为，不能简单以数字判断是否陷入“债务陷阱”，而罔顾受援国的基本国情。2018年上半年，吉布提的整体失业率大约37%，至少六成的年轻人没有找到工作。

“我们有两种选择，一是不做任何事，理由是我们不应该把债务抬得太高。”达瓦莱坦率地说，“但我们还面临着更严重的挑战。”

吉布提所濒临的红海，是当今世界海盗最猖獗的地区。多年来，包括吉布提在内的沿岸国家，一直受到经济低增长和高失业率的困扰，不少年轻人要么向欧洲移民，要么加入海盗或各色恐怖组织。

低增长和高失业率也是非洲各国普遍的难题。埃塞俄比亚拥有一亿多人口，七成的人口年龄在30岁以下，享受着巨大的人口红利，却是非洲大陆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失业率长期维持在20%左右。

2017年12月，笔者曾到埃塞俄比亚东方工业园访问。走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的街头，不乏游手好闲、沿街乞讨的人群，外来旅行者还要随时防备抢劫和暴力袭击。

东方工业园是中国在埃塞俄比亚首个国家级境外经贸合作区，这吸引了当地不少失业人口。仅园区内的杜凯姆皮鞋厂，就成功解决七千多人的就业问题。

“我的父亲也想来这里工作。”三年前，从埃塞俄比亚西部的吉马城出发，登上通往东方工业园的公共汽车时，19岁的青年爱玛流下了眼泪。

如今，爱玛还介绍两个哥哥和嫂嫂到东方工业园务工，他们每月至少可以赚到4000比尔的薪酬（折合人民币700元左右）。爱玛说，她的父亲也想放弃咖啡种植园的工作。

埃塞俄比亚的多数地区，工人月薪只有500元人民币左右，这仅相当于中国人工成本的十分之一。一位在非洲工作多年的外交官说，中国为非洲提供数百亿美元的各种无息、低息贷款，但中国企业得到高达数千亿美元的工程承包合同。

这种双赢的局面，吸引着多批中国企业来非洲“淘金”。

“从亚的斯亚贝巴的城市轻轨到全国各地的柏油路，中国是埃塞俄比亚基础设施发展的重要支持者，还有许多埃塞俄比亚人在中国接受培训。”2018年8月16日，埃塞俄比亚外交部发言人梅莱斯·阿莱姆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

当前，埃塞俄比亚经济增长率已接近8.5%，被称为“非洲的中国”。阿莱姆认为，新一届中非合作论坛将成为推动“南南合作”的新契机。

“投资青年人，就是投资国家的未来。非洲有着世界上最大的青年人口，他们就像是一股蓄势待发的能量。”萨拉马薇·卡莎·沃达雅内来自埃塞俄比亚芳纳广播公司。

她认为，在中国的支援下，非洲不只是修建了更多的公路、铁路，还为当地年轻人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古老的非洲正在迅速地现代化。

“总体来说，中国喜欢援建道路、学校和医院，而美国和欧洲国家更愿意帮我们建设医院、法院和教堂。”

“不干预非洲国家探索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不干涉非洲内政，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不在对非援助中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不在对非投资融资中谋取政治私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