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 霞

(浙江工商大学 金融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一、 引 言

在当今全球经济的总体贸易格局中，中国的出口贸易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越来越处于重要地位，但随着国际商品市场竞争加剧和中国贸易环境的日益恶化，中国对外贸易要想在国际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提高出口技术含量、促进出口贸易结构转型升级是关键(洪世勤和刘厚俊，2015)[1]77。在美欧摆脱经济衰退后，中国以低成本维系的对外贸易增长很难继续。具体地说，经济增长和劳动就业不仅依赖于内需及其结构的调整，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与外需结构有很好的对接，也就是说，它要求在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情况下使出口产品具有一定的技术含量。人民币面临严峻挑战和升值压力，是中国与美欧发达经济体在不同贸易制度下进行交易时不同利益诉求的金融反映，而通过提升出口产品技术含量以持续提高出口竞争力，则是中国今后经济发展之于对外贸易的基本要求。就中国现阶段情况而论，无论是从理论还是从实际来考察出口产品技术含量的提升，都涉及与美欧发达经济体产业替代和产业互补对出口竞争压力以及出口技术水平影响的测试。这个测试最主要内容之一，是出口产品的竞争性替代和技术水平等，所以，我们有必要对出口产品的竞争性替代和技术水平展开相关分析。值得研究的是，贸易结构及其制度背景会在许多方面对出口贸易发生影响，其中，竞争性替代与出口技术水平之间的关联，会因贸易制度背景差异而出现不同的格局，美欧发达经济体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就存在这样的情况。

现有的关于出口技术水平的分析和研究，主要集中在出口技术水平测度和出口技术水平决定等方面。前者主要集中于出口技术水平的权重设置以及是否考虑产品附加值和加工贸易对出口技术水平的影响。Lall等(2006)[2]根据各国出口产品与该出口产品世界总量的占比，以国家人均收入作为权重加权平均计算出细分商品的出口技术水平，并进一步测算出各国出口技术水平。但这种测算会高估大国而低估小国在产品出口中所具有的比较优势(Hausman等，2007)[3]9，因此，他们对Lall等的测算方法进行了以下修正：在测算细分类商品的出口技术水平中引入每个国家人均GDP作为权重。这种测算方法虽然考虑了出口国的收入水平和小国影响，但没有考虑外国附加值部分对出口技术结构的影响(Van Assche等，2010)[4]，为此，他们构建了排除加工贸易影响的出口技术水平模型。在笔者看来，这个模型对于我们分析中国出口技术水平问题有借鉴作用。

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学者认为中国出口得益于竞争力提高以及技术含量的不断提升(Rodrik，2006[5]10；Schott，2008[6]1；Xu等，2009[7]425；姚洋、章林峰，2008[8])。而且中国出口技术水平已远远超过了同等收入国家的水平，甚至越来越与发达经济体相似(Rodrik，2006[5]10；Schott，2008[6]1；杨汝岱和姚洋，2008[9])。中外学者或从制度质量的完善(戴翔和金碚，2014[10]4)，或从劳工成本上升(张先锋等，2014[11])，或从人均收入(Rodrik，2006[5]10)，或从基础设施建设(王永进等，2010[12]103)，或从加工贸易(Van Assche[13]，2006；姚洋，张晔，2008[14])，或从外商直接投资(Naughton[15]；Xu等，2009[7]425；文东伟等，2009[16]，陈俊聪、黄繁华，2013[17])，或从金融发展(齐俊妍等，2011[18])，或从国内物资资本存量的增加(陈晓华等，2011[19])，或从资本劳动比、人力资本、研发等变量(祝树金等，2010[20]28)，或从国际技术溢出渠道中的进口贸易(郑展鹏、王洋东，2017[21]97，或从要素市场扭曲(杨俊，李平，2017[22])，以及从企业生产效率(鲁晓东，2014[23])等方面来探寻中国出口技术水平提高的因素，而自然资源禀赋则会降低出口技术水平(杨晶晶等，2013[24])。洪世勤和刘厚俊(2015)[1]77则认为出口技术水平的影响因素存在行业异质性。有必要指出的是，以上针对出口产品技术水平影响因素的研究，或多或少在不同层级上关联到了出口产品的竞争性替代，换言之，这些研究至少在理论层次上是将技术水平作为竞争性替代的函数来对待的。

概括而言，现有文献均认为出口产品技术水平对提高中国出口竞争力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国内外学者对出口技术水平的研究，侧重的是中国与所有国家的一般经济贸易关系，并没有对不同贸易制度下的发展中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的竞争性均衡进行专门的研究。了解不对称经济体系下，影响出口产品技术水平提升的因素，有助于通过细分出口市场来应对世界贸易环境恶化对中国产品出口的影响。本文的贡献在于：一是在全球经济不对称视角下，考虑由于中国与不同经济发展程度经济体之间的市场格局不同、竞争关系不同，所导致的对中国相对出口技术水平的差异化影响；二是构建竞争性替代指数，基于劳动力平价，构建中国相对于不同国家的竞争性替代指数；三是修正了出口技术水平的测算方法，现有的Hausman等(2007)[3]9的出口技术水平测算方法容易夸大人均收入水平高的国家对商品技术水平的影响，导致一些资源类出口国家的出口技术水平虚高。

本文的分析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和关键指数构建；第三部分在一般理论层面上通过变量取舍来依据相关数据进行计量模型分析和实证检验，即运用计量模型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样本国分别进行实证分析；第四部分是依据实证结果给出概要的分析结论。

二、 研究假设和指数构建

(一) 研究假设

自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形成新的市场格局以来，中国与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的贸易主要表现为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这种市场结构的竞争主要手段是成本优势；而中国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发达经济体间的市场结构，总的来讲，是一种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发达经济体技术优势明显并且其产品具有一定的垄断性。从成本优势考察，由于劳动工资的相对差异，发达经济体对中国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产品供应替代是有限的，但东南亚等劳动要素充裕的发展中经济体对中国出口商品的竞争替代却具有很大威胁。理解这些很重要，它是我们解说不同贸易制度下出口产品竞争性替代和技术水平时不可忽视的国际背景和因素。

当前，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是：中国出口产品技术水平的提升源自其他发展中经济体在供给层面的竞争性替代，发达经济体的竞争性替代阻碍了发展中经济体进入中高端产业，这种状况不利于发展中经济体提升出口技术水平。事实上，自20世纪90年代东南亚金融危机后，人民币相对于美元，在国际贸易中一直显现了较大的比较成本优势，而危机后的东南亚各国货币长期被系统性低估，在相当大程度上使中国逐步失去相对成本优势(方霞、陈志昂，2005[25]；陈志昂，2008[26])。中国产品出口的最大压力来自发展中经济体，相对于发展中经济体，中国出口产品成本明显呈现上升趋势，技术替代劳动是不可逆的，技术创新的补偿效应正在不断改变着出口产品的供给结构，正在促进中国出口产品技术水平的提升(张先锋等，2014)[11]。但是，出口产品的技术水平与竞争性替代存在着极强的相关性，我们对技术水平做出符合实际的研究，必须在一定范围内把竞争性替代置于技术水平分析的同一框架。为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发展中经济体相对于中国的竞争性替代会促进中国相对这些国家的出口技术水平的提升。

假设2：发达经济体相对于中国的竞争性替代会阻碍中国相对这些国家的出口技术水平的提升。

(二) 出口技术水平测算

依据考虑了出口国收入水平的Hausman等(2007)[3]9模型，本文认为出口国收入水平的变化很难准确反映一国出口品的技术水平，一些资源型出口国的人均收入水平普遍较高，这会使得一些资源类商品的出口技术水平虚高，因此，本文将采用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作为权重，将Hausman等(2007)[3]9模型修正为以下公式：

(1)

EXPYk,t表示t时期k产品的世界出口技术水平，EXj,k,t表示t时期j国产品k的出口量，EXj,t表示t时期j国总出口量，RDGj,t表示t时期j国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m表示总样本国数量。

根据式(1)计算世界层面的各细分类产品出口技术水平，再根据各细分类出口商品的技术水平测算各国(或地区)的出口技术水平，其测算的权重为商品k在j国(或地区)的出口商品总额中的份额：

(2)

EXPYj,t代表t时期j国(或地区)的出口技术水平，n指的是商品总种类。根据式(2)计算的各国出口技术水平，再测算出中国与这些国家的相对出口技术水平值：

(3)

(三) 竞争性替代指数测算

出口产品的竞争性替代指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劳动成本，从供给层面的角度看，劳动成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衡量一国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和其他发展中经济体面临的是同样的出口市场，主要出口的是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产品，因此，其出口产品是否存在成本优势，决定其在发达经济体的市场份额。根据劳动成本平价，在此不考虑资本投入，假定生产过程仅使用劳动投入。假定一单位劳动投入可以生产PR单位产品，那么生产一单位商品就需要1/PR单位的劳动。当工资水平为W时，生产一单位商品的劳动成本则是W/PR，于是一国价格水平可表示为：

Pj,t=Wj,t/PRj,t

(4)

其中Pj,t、Wj,t、PRj,t分别表示t时期j国的商品价格、平均工资水平(人均)和劳动生产率(以就业人均产出表示)。

据此，我们认为可以构建以劳动成本衡量的竞争性替代指数，通过分析该竞争性替代指数的值可以分析一国商品是否具有相对劳动成本优势：

(5)

其中，ECj,C,t表示t时期以劳动成本衡量的j国相对于C国(中国)的竞争性替代指数，ej,C,t表示t时期j国相对于C国(中国)货币(人民币)的名义汇率。当该指标大于1，表明j国相对于中国具有成本优势，随着指标的增大，j国对中国的竞争性替代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三、 对发展中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的经验分析

(一) 数据来源及说明

本文将研究时段定为1995年至2015年，文中出口技术水平测算中的贸易数据，是HS1992版本六分位出口数据，数据来自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http://comtrade.un.org/)，根据216个国家的六分位出口数据测算出每种商品的出口技术含量，再根据每种商品的出口技术含量测算出每个国家的出口技术水平；数据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来自世界银行WDI数据库；竞争性替代指数中的工资数据，来自BVD的EIU数据库、世界劳工组织和IMF的IFS数据库；劳动生产率采用就业人员人均实际GDP；至于名义汇率，则采用年平均价，上述数据均来自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根据相关文献(Hausman等，2007[3]11；王永进，2010[12]107；戴翔、金碚，2014[10]4)，并考虑计量结果的稳健性，本文纳入外商直接投资(FDI)、人力资本(HU)、基础设施(INF)和创新能力(RD)。其中，FDI采用存量流入量占GDP的比重来衡量，数据来自联合国UNCTAD数据库；人力资本采用高等教育录取人员占总人口比重，基础设施采用每百人中使用网络人数比例，创新能力采用研发经费占GDP比重，数据均来自世界银行WDI数据库，对各变量均进行了取自然数处理。

(二) 静态估算结果

关于竞争性替代指数与出口技术水平之间的关联，我们先运用静态回归来进行分析：

ln(REXPj,t)=θ0+θ1ln(ECj,C,t)+θ2ln(RXj,t)+μt+νj+εj,t

(6)

其中ln(REXPj,t)表示第t期j国相对于中国的出口技术水平取自然对数后的值，ECj,C,t表示第t期中国相对于j国的竞争性替代指数取自然对数后的值，ln(RXj,t)代表一组控制变量取自然对数后的值，即本文采用的外商直接投资(FDI)、人力资本(HU)、基础设施(INF)和创新能力(RD)取自然对数后的值，均采用这些样本国相对于中国的相对值，μ、ν分别为时期固定效应变量和国家固定效应变量，ε为误差项。

若将发展中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分为两个面板进行经验分析，则实证结果可以通过R软件得出。在模型选择上，首先利用Wald F检验以确定是混合OLS还是固定效应，其次利用Hausman检验判定是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

在表1中，第1～4列是针对发展中经济体的检验结果，第5～8列是针对发达经济体的检验结果。第1和第5列所展开的回归，是以竞争性替代指数作为解释变量来进行的；第2至4列和6至8列是加入3个控制变量后的回归结果。回归结果显示：

第一，从模型选择上看，当解释变量只包括竞争性替代指数时，发展中经济体样本的Wald F检验为85.377，在1%的统计水平上拒绝混合OLS，Hausman检验结果表明发展中经济体样本采用随机效应模型是合理的，而发达经济体样本表明选择固定效应模型更为合理。当加入控制变量后，Wald F检验为17.785，依旧在1%的统计水平上拒绝混合OLS模型，Hausman检验结果表明两个样本均选择随机效应模型更为合理。

第二，不管是否加入控制变量，竞争性替代指数对中国相对出口技术水平间的影响验证了前文的假设。(1)发展中经济体相对中国的竞争性替代指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均对中国的相对出口技术水平有显著性正影响，即其他发展中经济体对中国产品的竞争性替代程度越高，越容易激发中国提升其出口技术水平，这与本文的理论预判一致。以中国为例，随着中国劳动力等生产成本上升，发展中经济体的低成本竞争，迫使中国出口产业结构重构，低端产业出口减少，中高端产业出口增长，进而导致中国出口技术水平提升。具体地说，其他发展中经济体相对中国成本下降一个百分点，中国相对于这些发展中经济体的出口技术水平将上升0.9652%左右，如果加入控制变量，则该数据为0.8133。(2)而发达经济体对中国的竞争性替代指数与中国的相对出口技术水平呈负相关，表明发达经济体对中国的竞争性替代会阻碍中国相对出口技术水平的提升，即随着发达经济体与中国生产成本的接近，迫使发达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中位置下移，从而导致中国在中高端产业上的竞争优势下降，最终使得中国相对于发达经济体的出口技术水平下降。当发达经济体相对于中国的竞争性替代指数上升一个百分点，中国相对出口技术水平将下降0.0293%，加入控制变量后，该数值为0.0212。

表1 静态估计结果

注：(1)估计系数下方的小括号内是估计值的T统计量，其中*、**、***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2)各统计量下方的中括号内是P值。

第三，当计量模型中纳入其他控制变量，竞争性替代指数的系数估计值的大小变化不大，这说明了上述估计结果的稳健性。从其他控制变量看，中国相对于发展中经济体的FDI变量前的系数估计值为正，且在5%显著性水平上对发展中经济体的出口技术水平具有显著影响，中国相对于发展中经济体的FDI存量占GDP比重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出口技术水平将提高0.1048%，这一结果与现有一些研究认为FDI能提高中国出口技术水平的结论基本是一致的(Rodrik[5]10，2006；祝树金等，2010[20]28；戴翔、金碚，2014[10]11)。同样，中国相对于发达经济体FDI存量占GDP比重的提高也会促进中国相对发达经济体出口技术水平的提升。

第四，人力资本与出口技术水平的系数估计值为正，且在10%显著性水平上对中国的相对出口技术水平具有显著影响，这与现有研究认为人力资本会促进出口技术水平提升的结果不谋而合(祝树金等，2010[20]28；戴翔、金碚，2014[10]11)。中国相对于发展中经济体的人力资本上升一个百分点，中国的相对出口技术水平将上升0.3726%，因此，除了竞争性替代指数，人力资本是对中国出口技术水平影响最大的变量。与发展中经济体不同，中国相对于发达经济体的人力资本增加会阻碍中国相对于出口技术水平的提升，这是因为，中国相对于发达经济体的人力资本增加意味着中国与发达经济体在中高端产业上竞争加剧，阻碍中国向全球价值链上端移动。

第五，中国相对于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创新能力提高也会促进中国出口技术水平的提升。中国相对于发达经济体创新能力的提高在10%显著性水平下对中国相对出口技术水平有显著影响，估计系数为正，中国创新能力提高一个百分点，将促使中国相对于发达经济体出口技术水平上升0.0799%，与中国相对于发展中经济体创新能力对中国相对出口技术水平的促进作用差异不大。

表2 动态估计结果

注：(1)估计系数下方的小括号内是估计值的Z统计量，其中*、**、***分别表示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2)系统GMM回归过程中，误差为稳健性标准误差；(3)各统计量下方的中括号内是P值。

(三) 动态估计结果

Andersson和Ejermo(2008)[28]曾在静态回归的基础上引入出口技术水平的滞后项，其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如下：

ln(REXPj,t)=α0+α1ln(REXPj,t-1)+

α2ln(ECj,C,t)+α3ln(RXj,t)+μt+νj+εj,t

(7)

ln(REXPj,t-1)系指第t-1期j国相对于中国的出口技术水平取自然对数后的值，其余变量说明同式(6)。为了避免引入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会产生内生性，本文采用“两步法”系统GMM方法进行估计。GMM回归估计结果如表2。

表2第1和第2列给出的是发展中经济体的检验结果，第3列和第4列给出的是发达经济体的检验结果；第1列和第3列分别给出的，是仅考虑竞争性替代指数对中国相对出口技术水平的影响；第2列和第4列是加入4个控制变量后的回归结果。从实证结果看，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不管是中国相对于发展中经济体还是发达经济体，滞后一期的中国相对出口技术水平变量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均对当期出口技术水平有显著性影响，且估计系数为正，即意味着前一期的出口技术水平将会促进当期中国出口技术水平的提升，这意味着中国出口技术水平的确存在“持续性”特征。

第二，相对于发展中经济体来说，我们有以下几点结论：(1)不管是否引入控制变量，在所有影响出口技术水平的因素中，来自发展中经济体的竞争性替代对中国相对出口技术水平的提升作用最大，这与静态回归的结果一致；(2)在所有影响出口技术水平的因素中，滞后一期的中国相对出口技术水平对于出口技术水平的促进作用大于其他控制变量；(3)在动态面板模型中加入其他控制变量，除了模型各系数估计值大小略有变化外，竞争性替代指数与中国相对出口技术水平间的关系并未改变，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上述估计结果的稳健性；(4)在所有控制变量中，FDI对出口技术水平的促进作用最大，其次是人力资本，基础设施和创新能力对出口技术水平的影响并不显著。

第三，相对于发达经济体而言，我们有以下几点结论：(1)与发展中经济体一样，是否引入控制变量，并不影响两大竞争性替代指数与出口技术水平之间的关系，即来自发达经济体的竞争性替代指数与中国的相对出口技术水平有负相关关系；(2)在所有影响因素中，中国相对于发达经济体滞后一期的出口技术水平，对中国相对出口技术水平有很大的促进作用；(3)从控制变量的估计系数看，与发展中经济体样本估计值不同，中国与发达经济体的人力资本之比对中国相对出口技术水平的提升作用最大；(4)中国相对于发达经济体的人力资本和FDI与出口技术水平的系数估计值也为正，两者均会促进中国出口技术水平的提升；(5)与发展中经济体样本不同，中国相对于发达经济体的基础设施与中国相对出口技术水平的系数估计值为负，在1%显著性水平上对中国的相对出口技术水平具有显著影响。

四、 结论和启示

出口产品的竞争替代指数和技术水平是国际贸易中长期存在的问题。一国在不同发展时期的竞争替代指数和技术水平的变化，通常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不仅会与竞争替代指数构成函数关系，而且也与技术水平构成函数关系。从一国出口产品的技术梯度和增长率来看，竞争替代指数与技术水平之间明显存在着相关性。对于这种相关性，我们可以从不同层面或角度来理解和解说，可以通过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出口产品的竞争替代指数和技术水平的比较分析来揭示。如果我们能够符合实际地揭示这种相关性所蕴涵的机理，无疑会对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以及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等有所启示。本文得到以下启示：

第一，中国出口技术水平的提升需要关注出口产品面临的市场格局。中国出口商品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所处的市场格局以及出口技术水平提升的内在原因，是我们现阶段必须把握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是中国出口技术水平的提升除了依靠自身资本累积外，还需要考虑不同经济水平国家的竞争性替代情况。中国与发展中经济体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市场的竞争性均衡的维系，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出口商品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所处的地位，而这种地位的变化取决于出口技术水平的提升。目前，中国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面临的最大竞争来自于发展中经济体，而在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上，面临的最大竞争来自发达经济体，中国在对外贸易中不仅要考虑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关系，也要考虑与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的关系。

第二，可以适度提高相对于发展中经济体的成本，但要警惕相对于发达经济体的成本。中国改革开放至今的现实是：抓住了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和转移的大好时机，依靠低成本优势实现对外贸易的快速增长，但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工资涨幅远高于劳动生产率涨幅，以人口红利为特征的低成本优势正逐步丧失，再加之几轮金融危机后，人民币相对于发展中经济体货币不断升值，因而依托低成本拉动出口贸易将难以维系。发展中经济体之间近似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其出口产品竞争主要依靠成本优势的事实，使东南亚等劳动要素充裕的发展中经济体对中国低端商品出口形成不可忽视的竞争性替代，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倒逼中国产业向价值链中高端延伸；中国相对于发展中经济体出口产品的技术水平，不仅要受到以自身技术累积为特征的前期相对出口技术水平的影响，而且要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相同的发展中经济体竞争性替代的影响；发展中经济体的竞争性替代将迫使发展中经济体进行技术升级。同时，相对于发达经济体，由于这些经济体技术层级高并且产品具有一定的垄断性，中国试图进入中高端产业的努力，势必在出口产品的竞争性替代和提高技术水平两方面碰到这样和那样的困难，而且发达经济体的竞争性替代将阻碍中国相对出口技术水平的提升。

第三，依靠人力资本和创新能力提升来缩小或超越发达经济体的技术水平。人力资本是生产经营中的“活资本”，能发挥物质资本所不能实现的独特作用(郑展鹏和王洋东，2017)[21]104。实证结果显示，中国相对于发达经济体人力资本和创新能力的提升是影响中国相对出口技术水平的关键性因素，出口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获取技术外溢效应的大小以及在国际分工中能处于什么位置，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自身的创新能力和人力资本拥有量。政府等相关部门要引导企业改善创新机制，激发企业提高技术水平，同时，加大人才引进力度，不断积累人力资本，促进中国出口技术水平提升的可持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