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晓明，汪卢俊

(1 淮北师范大学 经济学院，安徽 淮北 235000；2 南京财经大学 财税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0 引言与文献回顾

亚当·斯密认为，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源于劳动分工、资本积累、技术发展等因素[1].因此，一国或地区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主要原因可能就在于经济体的资本、劳动、制度等要素的生产能力下降，或创新供给不足(魏伟，2017)[2].受限FDI与城市化均属于资源在空间和产业维度的配置过程，经济增长往往伴随着城市化进程和FDI的增长，城市化、FDI与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互相关系？一般认为，城市化进程是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新时期我国经济增长最强大、最持久的内生动力.H.钱纳里等[3]定量分析后得出结论，当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均收入达到一定水平时，产业结构必须与城市化进程与特定的城市化率相匹配.城市化水平和经济增长之间是一种双向互动的内生关系，尽管关于“大城市优先还是小城镇优先”的城市化道路选择存在争论(蔡继明等，2017)[4]，健康、高效的生态城市建设既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也能实现经济持续增长(侯峰，2015)[5].而城市化集聚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具有一定的门槛，临界值则是人均收入水平约10000美元(Brülhart & Sbergami，2008)[6].Borensztein 等(1998)[7]的研究表明，吸纳FDI成为不少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针对中国的发展实践，赵果庆(2006)[8]通过构建国民生产总值与外商直接投资关系的动力系统模型，结果表明这两者之间是相互促进的.费宇、王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