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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民族地区乡村旅游精准扶贫模式研究

2018-09-03刘文颖蔡永云

大理大学学报 2018年9期
关键词:云南省精准民族

刘文颖 ,蔡永云

(1.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武汉 430079;2.大理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云南大理 671003;3.大理大学学生工作处,云南大理 671003)

云南省地域特殊,民族众多,贫情复杂,寻找一条符合民族集团内外绝大多数人经济利益的脱贫和发展之路成为当务之急。实践证明,云南乡村旅游精准扶贫条件成熟,成效显著,前景广阔。因此,从云南省情出发,以乡村旅游为平台,因地制宜,加强云南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的模式探索,找到符合云南民族发展现状的乡村旅游精准扶贫可操作性模式体系,对于实现云南省民族贫困地区快速有效脱贫,实现全省协调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一、现状描述

近年来,在“精准扶贫”的新思路指导下,乡村旅游发挥了广泛的参与和扶贫带动效应。“十二五”期间,我国通过发展乡村旅游,带动约10%的贫困人口脱贫〔1〕。预计“十三五”末将带动约1 200万贫困人口脱贫〔2〕。乡村旅游已成为我国农民就业增收、农村经济发展、贫困人口脱贫的中坚力量和重要渠道〔2〕。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要求,通过实施精准扶贫和脱贫政策,到2020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对我国旅游界提出了新的要求。我国贫困地区与旅游资源富集区在地理上有很大重合性〔3〕,如何进一步发挥乡村旅游的扶贫功效,成为当前旅游精准扶贫的重要课题。

云南省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富集,特色乡村众多,旅游业发达。目前,云南已经成功打造了150个民族特色旅游村,498个民族特色示范村,几乎所有世居民族都有了自己的特色示范村〔4〕,具有良好的乡村旅游发展和扶贫条件。但同时,云南还是集边疆、山地、民族、贫困于一身的“多因致贫型贫困特区”,脱贫任务十分艰巨。截至2016年,云南全省还有471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边远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深度贫困人口还有120万人,少数民族特别是“直过民族”自我发展能力较弱〔5〕。以乡村旅游为平台开展精准扶贫,符合云南民族地区广大少数民族快速脱贫和发展的愿望。“十二五”以来,云南省通过发展乡村旅游扶贫促使38万人直接脱贫,间接脱贫200多万人。到2020年,乡村旅游将累计带动80万以上农村贫困人口脱贫〔6〕。但目前云南省贫情特殊,乡村旅游精准扶贫实施难度大,必须因地因村制宜,建立适合的模式和运行机制,才能达到最好的精准脱贫效果。

二、云南省民族地区乡村旅游精准扶贫模式及其问题

(一)云南省民族地区乡村旅游精准扶贫体系要素

扶贫体系和内部要素的合理认知是扶贫工作有效开展的重要基础,相关体系和要素见图1。

图1 云南民族地区乡村旅游精准扶贫模式系统

1.参与主体

即“人”的要素。目前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旅游扶贫多是政府主导下的财政扶贫,是由政府、企业、社区、居民共同参与的“多元主体”模式。主体多,利益需求差别大,所以一是需要完善的乡村旅游扶贫政策指导体系,二是要因地制宜,制订完整的参与要素精准识别体系以降低扶贫成本。

2.资金来源

目前扶贫资金以政府财政拨款和社会融资两块为主。资金不足是扶贫的主要瓶颈,必须拓宽融资渠道,完善融资和利益分配机制。

3.资源利用

即“物”的要素。包括当地旅游资源和扶贫条件。在资源和扶贫条件精准认定的前提下,积极引导、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旅游资源进行项目设计和市场转化,扩大资源利用率和扶贫效应。

4.市场定位和产品打造

即“产”和“销”的要素。包括市场定位、产品设计、营销推广等。必须在尊重少数民族群众文化“惯常环境”的前提下,根据贫困群众的参与能力,进行精准的市场定位以及特色产品的设计、营销和生产,实现旅游产品利益和扶贫效应最大化。

5.贫困人群参与方式

即“入”的要素。指贫困人群参与乡村旅游的程度,即参与意愿、参与能力、参与层次和方式等。少数民族地区贫困人群通常缺乏必要的旅游发展参与能力,要因地制宜仔细分析,确保每一户少数民族贫困群众都能参与并享受旅游产业发展的成果。

6.技能培训

即“学”的要素。要提高贫困人口的参与能力,文化扶贫要跟上。一是激发贫困人群战胜贫困和积极参与的信心;二是整合校企研商和民族文化精英的力量,借助地方特色文化资源,积极开展文化脱贫技能培训。

7.利益的获取和分配

即“得”的要素。需要制订精准有效的利益分配机制,保证各利益主体的利益和扶贫参与热情,确保扶贫成果的长效性。

8.机制保障

即“动”的要素。必须建立一套与扶贫目的地匹配的完善有效的精准扶贫运行机制,对精准扶贫的执行形成有力保障。

以上要素中,资金是基础,政策是前提,项目和参与方式是切入点,培训和市场营销是参与能力和利益获取的手段,机制是保障。乡村旅游扶贫是基于市场运作的“多极化扶贫”,扶贫模式的建构,以上要素缺一不可。

(二)云南省民族地区乡村旅游精准扶贫模式案例分析及问题研究

云南省民族众多,地情、贫情差异较大,开展具体个案研究,形成形态各异的扶贫模式,有助于不同地域学习借鉴,因此,模式研究具有重要的实践和应用价值。目前,云南省有9种较为成功的乡村旅游精准扶贫模式,具体内容见表1。

表1 云南省民族地区9种乡村旅游精准扶贫模式类型及其构成要素

1.以线联点,交通和景区联动型

模式:公司+民族特色村景区化打造+民俗体验+餐饮住宿+整村脱贫——楚雄咪依噜彝族风情谷实践。

该景区位于楚雄州南华县岔河村,是目前西南地区唯一的以彝族“咪依噜(插花节)”为主题的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被称为“彝族民俗文化活化石”。南永公路贯穿整个村落,该村以咪依噜旅游开发公司作为开发和扶贫主体,组织村民成立乡村旅游协会,居民根据参与意愿和自家房屋所处位置分层参与,开展彝族文化生态村民俗文化体验、彝家特色餐饮和住宿接待、彝绣传习等扶贫项目。南永公路带来的游客颇多,开发过程中整村推进,项目、资金、居民需求及社区参与较为精准。缺点在于缺乏扶贫的长效机制。

2.以面带点,景区增长极拉动型

模式:自然(遗产)景观+旅游合作社+乡村社区+贫困人群——哈尼梯田世界文化遗产对红河县宝华镇龙玛村及周边村寨的脱贫带动实践。

红河哈尼梯田是世界知名的世界文化景观遗产,遗产所在地之一的红河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借助梯田遗产和云南省旅游特色村的名声,红河县龙玛村由政府主导,成立“悠然乡村旅游合作社”,采用“农房入会、农田入股、农俗入景、农产入市”的乡村旅游扶贫策略,开展自住房民宿改造、农家乐餐饮接待、生态农产“个性化”种养,组建乡村梯田实景民俗文艺演出,开展电商扶贫等项目,2016年整村成功脱贫。此模式是“景区拉动型”乡村旅游精准扶贫的典型,但需要协调好当地村民、贫困农户、集体经济以及景区的关系。

3.能人带户,多点活跃,“特色旅游小生境”整村推进型

模式:党支部+经济精英+旅游公司+生态农业+贫困户+入股分红+角色转化——大理州宾川县新庄村民小组红色乡村旅游脱贫模式实践。

宾川新庄村位于风景秀丽的海稍水库东岸,过去靠农林畜产业,增收困难。后由党支部牵头,在村中经济精英和能人的带动下,结合红军长征过新庄的革命历史,以海稍水库乡村生态游和红色旅游为平台,由个人出资和集体集资成立红色旅游公司,通过引导全体党员带头和贫困户入股,提供生态农产种养、餐饮服务、讲解等工作岗位,工资日结,劳动力就地消化,带动社区成员全面参与脱贫工作。同时开展养老扶贫,反哺社区。精英带动下的“特色旅游小生境”模式有效地解决了乡村旅游扶贫的资金、就业和收益问题,扶贫效益十分明显,值得大力推广。

4.项目基地带农户,现代农旅生态产业融合型

模式:公司+休闲农庄+花卉观光+芳香产业+生态自净+贫困户脱贫——生态保护前提下苍洱地区环境友好型休闲庄园乡村旅游扶贫实践。

大理云海芳草花卉园位于大理市银桥镇,该公司是以苍洱景区为背景,以创意花卉农业为主题,采取“企业+合作社+农户”方式,结合休闲农业、花卉产业,开展观光、休闲、餐饮住宿等活动,并带动环境友好型花卉生态农业综合体。通过土地流转、种植技术培训、园林景观设计等吸收当地200多名富余劳动力和贫困人口就业。同时与大理大学等科研院所合作,进行花卉精育,解决贫困学生社会实践问题。另外,园区实行污水自净,保护洱海。该模式农旅融合,生态环保,既丰富了民族地区乡村旅游产品结构,又有效解决了社区农民和贫困人群就业及技能培训问题,实现经济、社会、生态效益“三丰收”,值得旅游资源丰富但生态脆弱地区借鉴和推广。

5.借力非遗,民族特色村寨社区文化自觉脱贫型

模式:民族特色村寨+非遗民俗+农民自觉+社区高度参与+脱贫——普洱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老达保寨乡村旅游精准扶贫实践。

老达保寨是云南省普洱市澜沧县典型的少数民族山区拉祜贫困村寨。该寨借助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牡帕密帕”和“芦笙舞”,在政府帮扶下,2013年成立了由村民自发、自组、自创、自演的快乐拉祜演绎公司,打造以拉祜族原生态歌舞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题的实景剧。公司成立至今,演出近200场,演出收入近150万元,群众分红80万元,带动周边其他行业收入100多万元①数据来源:根据课题小组在老达保寨调研结果整理而得。,由此村容村貌彻底改变并全体脱贫致富。老达保模式是民族地区深挖民族文化遗产,借力乡村旅游平台,社区高度参与,从而实现的旅游精准脱贫模式的典型,更是民族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再到民族文化产业促进民族文化繁荣发展的典范,其对于云南诸多民族文化资源丰富的山区民族村寨具有良好的借鉴和带动作用。

6.少数民族节庆综合带动型

模式:民族节庆+民俗文化+民族美食+政府主导+社区参与+脱贫——保山节庆乡村旅游和大理州弥渡县密祉镇永和文盛街村节庆乡村旅游精准扶贫实践。

保山市借助“稻花鱼节”开展种稻摸鱼民宿体验,使龙陵地区多地贫困户增收脱贫;大理州弥渡县密祉是“花灯之乡”,该地以“花灯文化节”为品牌,以“全村贫情精准评估+乡村旅游示范户+节庆+特色美食”模式,开展对不同贫困户的“个性化”帮扶,带动全村三分之二的人参与旅游接待,实现全村脱贫致富。民族节庆资源独特,市场吸引力强,带动效应好,作为文化持有者的民族贫困群众易参与,效益回收快,但应该考虑增强节庆的产业化效应和其扶贫的长效机制。

7.特色小镇辐射带动型

模式:特色小镇+传统特色产业+连片扶贫+打包脱贫——曲靖市陆良马街蚕桑小镇乡村旅游精准扶贫模式。

曲靖市陆良马街是云南历史上著名的蚕桑种养和丝绸织造基地。当地在蚕桑小镇乡村旅游扶贫计划中,以“龙头企业(或专业生产协会)+村委会+基地+农户+贫困户”为方式,以乡村旅游为平台,大力开发马街蚕桑旅游产品。开展蚕桑种养、采摘、丝绸加工、蚕家乐、桑田乐等项目,吸引游客进行蚕桑文化体验。目前,以贫困户土地流转、扶贫专项资金入股、桑树入股、吸纳贫困劳动力、养蚕种桑培训等方式开展的精准扶贫已有成效。未来将实现当地5至10平方千米内的贫困户连片打包脱贫。作为新型地域经济增长极,特色小镇对于有特色传统产业、旅游资源欠发达、有一定产业基础但贫困面广的民族乡村地域具有良好的脱贫示范作用。

8.乡村旅游创客基地建设带动型

将创客示范基地与乡村旅游和精准扶贫结合起来是我国近年来的扶贫新方向。目前云南省仅有建水团山古村和保山市百花岭村两家“中国乡村旅游创客示范基地”。创客与乡村旅游精准扶贫的结合,首先能为贫困学生、创意青年、专业艺术人才、返乡民工等提供乡村旅游创业平台,增加其就业机会;其次可借助创客先进的创意理念,大力发展乡村文化创意旅游,进行传统工艺创新,实现旅游文创产品产业化生产,带动乡村地区经济发展和乡村地区贫困人群参与。其好处是切入点小,项目选择面广,产品与时尚结合,深受旅游者欢迎,切实开展后具有良好的扶贫实效。比如剑川的布扎文创产品的扶贫良性带动效应。缺点是,贫困人群本身文化层次低,在乡村旅游创客项目实施中,很可能会被排除在外而难享扶贫成果。如何找准“创客”扶贫的最佳途径,提高贫困人群参与的能力和效益,需要进一步思考和实践。

9.校企政联合,旅游智库公益扶贫型

模式:旅游规划研究机构+高校智库+旅游企业+公益乡村旅游扶贫项目私人订制+贫困户——云南省旅游规划联盟乡村旅游公益扶贫模式。

乡村旅游精准扶贫之路,规划先行。云南省旅游局响应国家旅游局旅游规划扶贫公益行动号召,联合云南省旅游规划研究院、省内各旅游规划公司、大理大学等地方院校和规划分院,组建云南省旅游规划联盟,开展乡村旅游规划精准扶贫公益活动。具体做法是,20家联盟规划设计单位与红河县他撒村20户贫困户精准对接,免费为每户单独订制乡村旅游发展规划并实施项目,以此方式帮助该村发展农家乐、民宿、果园采摘等乡村旅游产业,帮助贫困户脱贫。公益规划扶贫利国利民,值得推广和借鉴。但需制订合理的激励机制,鼓励更多高水平资质规划单位和高等院校的加入,充分发挥旅游智库对乡村精准扶贫的先导效应。

综上所述,云南乡村旅游精准扶贫模式百花齐放,各有千秋,成效显著,但也存在诸多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缺乏统一认识和规划,缺乏有效的政策指导体系和部门联动意识;二是缺乏专项旅游扶贫资金,社会资金来源渠道窄,贫困地区招商引资体制有待完善;三是贫困人群参与能力弱,在发展过程中并未给予区别对待〔7〕,乡村旅游扶贫“难扶弱”现象普遍存在。这些都极大地影响了云南乡村旅游扶贫民生工程的形象和效果。

三、乡村旅游精准扶贫良性发展设想

(一)乡村旅游精准扶贫良性发展的原则设想

无论是哪种乡村旅游精准扶贫模式,为促进其良性运转,执行过程中有几个原则必须重视和遵循:一是扶贫模式必须因地制宜,不能千篇一律。要遵循其地域性规律和民族特征,摸索出地域环境、民族特色、旅游市场等要素高度契合的扶贫模式,实现乡村旅游扶贫的“天人合一”。二是必须培养地方精英层,发挥其在招商引资上的良好带动作用。三是必须尊重和合理利用少数民族的文化。文化资本的合理有效利用是乡村旅游精准扶贫成功的关键,必须在保护民族文化资源的基础上加以合理利用,警惕文化资源滥用,确保文化持有人的合理参与。四是必须重视文化知识的提升和技能培训,构建长效的“分类、分批、分级”培训机制,加强经营管理、食宿服务、接待礼仪、传统技艺、导游解说、文艺表演的培训〔8〕。五是必须走特色文创旅游扶贫之路,通过创意加强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市场转化,增加产品附加值。六是必须建立合理的推动和保障机制。必须加强决策、管理、精准识别、区域合作、参与分配、监督评价、市场推广等方面的机制建设,确保扶贫过程合理合法,保证扶贫成果的长效性。七是必须确保各利益主体的利益最大化,保证各主体的扶贫热情。

(二)乡村旅游精准扶贫良性发展的趋势导向

乡村旅游是产业扶贫之利器,但目前其理论体系、发展模式和运行机制尚在摸索中。在旅游扶贫进入“精准”时代的今天,在云南这样民族文化资源丰富的地区,更需要从微观视角出发,结合民族性和地方性开展乡村旅游精准扶贫模式样本研究,未来还需从不同学科角度加强模式和体制的标准化、精准化、模式绩效测评和调试等方面的研究,以便急需之地能有效借鉴。同时,在当今“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乡村旅游电商扶贫、旅游扶贫大数据共享、文化旅游创意扶贫等将成为未来乡村旅游精准扶贫的新途径和新模式。在此过程中,云南省各民族地区必须认清不足,建构准确识别体系,建构良性的精准运行机制,唯有此,才能让更多乡村旅游扶贫模式实现良性运转,确保旅游扶贫的长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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