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新燕

（大理大学民族文化研究院，云南大理 671003）

在我国很多地区，宗教文化是以一种融合性状态存在的，不同的信仰元素往往共融于民众的宗教生活中，很难割裂开来。“每个民族的宗教信仰都是一个复杂的文化复合体，各民族的宗教信仰及相关社会文化活动都是在区分或调和不同宗教系统的过程中得以实际运营，其结果也就形成了宗教文化融合现象。”〔1〕就白族宗教文化研究来看，着力点多集中在单一信仰形式的讨论上，对宗教文化在民众生活中的融合性状态缺乏深入讨论。本文拟以白族地区较著名的兴教寺为例，通过其建筑形式阐述宗教文化的融合性特征。

一、剑川白族宗教文化概况

兴教寺位于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剑川县。剑川县是大理州白族人口最多的地方，传统的白族文化在当地保留较好，有“白族原生文化的保留地”之美誉。剑川地处连接我国西藏自治区、内地及东南亚各国的交通要道，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地，还连接着云南西部的三大盐井，历史上南来北往的马帮在这里交易、汇集，也带来了不同的宗教文化。

佛教在剑川有悠久的历史。初唐时期，大理地区分布着很多部落，称为“诏”。各诏之间经常发生战争。位于大理南部的蒙舍诏在唐朝的支持下以武力统一了各诏，建立了南诏政权，剑川也被纳入南诏的统治版图中。南诏统治者大力倡导佛教，把佛教密宗定为国教，给予僧人较高的社会地位。之后的大理国王室也信佛成风，修建了大量佛寺、石窟。经过几代统治者的努力，大理形成了“无山不寺，无寺不僧”“家家有佛堂”的信仰局面。

剑川因地理位置的特殊，处于佛教传播的便利位置，自南诏以来便有着深厚的佛教信仰传统。直到现在，剑川信佛之风仍较洱海区域的白族民众普遍。佛教组织“妈妈会”等活跃在民间，在民众的宗教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儒家文化也在剑川扎根较久。汉武帝在云南设立益州郡，并在云南兴办学校，以儒家思想实施教化，使儒家文化通过官办的学校进入大理。之后，大理与中原的交往一直不断，儒家文化也在频繁的来往交流中被白族群众接受，儒家孝悌伦理观念深刻地影响了白族社会。明代，朱元璋制定了儒、释、道三教并用的原则，同时大量的汉族移民进入大理地区，带来了大量的儒家文化。剑川人重视学习儒家文化成为一种传统，出过不少文化名人。现在，剑川白族群众文化水平也普遍较高，能吟诗作对的人不在少数。

除此之外，剑川还保留着白族传统的母性崇拜观念、朵兮薄信仰、本主崇拜等，这些宗教文化影响着民众的日常生活，在祭祀及仪式过程中不分你我，共同服务于民众的信仰需求，这也使剑川白族宗教文化具有了鲜明的融合性特征。

二、兴教寺建筑中的白族宗教文化融合

“要了解一个民族，最重要的是从了解她的建筑开始”〔2〕。建筑在物质形式之外还负载着人们的生活观念和价值追求，是地方文化的载体之一。建筑的选址、布局、外观、装饰等都是一个民族价值观念和审美需求的表达，是民族文化的外在表现之一。宗教建筑是各类建筑中较有特色的一个类别，既代表社会整体的建筑技术和水平，也是地方宗教文化的有形陈述，体现着当地民族的信仰观念。

从佛教在我国的传播情况来看，在不同地区传播，难免与当地民族及文化接触，往往“入乡随俗”，揉合了地方民族文化元素而发生变迁。就白族地区来看，佛教进入后同样与当地的信仰观念融合，在建筑、科仪、仪式、神职人员等方面都吸收了其他宗教文化元素，呈现出多元混融状态。兴教寺便是其在建筑上的表现之一。

（一）建筑格局

明朝永乐年间，鹤庆知府高宝来剑川寺登村视察，发现这是一块不可多得的风水宝地。因当时剑川及沙溪佛教盛行，高知府便倡议在这里修建佛寺。知府的倡议得到当地居民的响应，村民杨庆、张添绶为首集资，花了13年才将寺修好，名为“兴教寺”〔3〕38。兴教寺的建筑格局体现出佛教与白族本主信仰、儒家文化、汉文化的有机融合。

首先，兴教寺大门的建筑格局是佛教信仰与白族本主信仰、儒家文化融合的体现。本主是白族社会最为崇奉的神灵，是村落的守护神，白族村民的大小事务都在本主的管辖和庇荫下。在大理白族地区，一村或几村就有一个本主庙，本主庙的建筑格局也有规律可寻。一般来说，本主庙前要有一棵大树，本主正殿对面即大门前有一个戏台，大树、大门及庙宇建筑连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兴教寺大门建筑布局体现了这种特点。兴教寺的大门原来为一高二低的牌楼式，被毁坏后修复成一层，大屋面下有两次间的小披檐，两披檐下面塑有哼哈二将，哼哈二将是佛教中守护寺庙的两位门神，是佛教寺院的标志之一。大门前面有一棵上百年的老槐树，长得高大茂盛。大门正对面有一个戏台，村民逢年过节都要来戏台演出节目。戏台外观上有三层，实际则有四层，底层架空，中层是戏台，顶层是魁星阁。魁阁里面塑有魁星像，头戴宝冠，腰间系一裙，颈上有花朵装饰，肩上有披带，单脚站立，手拿朱笔。据传，戏台和魁阁是清代才修建起来的，要村里出了有功名的读书人才能修建。白族人认为“有寺就要有魁阁”，因而把魁阁和戏台修在兴教寺的对面〔3〕58。兴教寺大门、大树及戏台是本主庙建筑特征的复制，而大门旁边的哼哈二将则彰显了佛寺的特点，大门对面的戏台建筑又有明显的儒家文化特色。这种大门建筑形式是白族群众将佛教信仰、本主信仰及儒家文化融于一体的表达方式。

其次，兴教寺的殿宇建筑是汉地佛寺、密宗寺院、藏地佛寺建筑风格的融合。兴教寺为一进三院建筑，沿中轴自东往西依次有门楼、过厅、二殿、大殿，构成三个院落。院落空间由大门往内逐渐扩大，标高逐渐提高。门楼底层明间架空作过道，穿过门楼后就是一院。院子两侧建有二层厢房，在平面上与门楼组成H型构图，厢房的二层空间亦可通过连廊彼此连通。二殿也称天王殿，座南朝北，东西深16.5米，高约17米，面阔5间，进深5间，悬山式九脊顶。二殿的特点是梁柱多，柱子立进大厦内，共有柱46根，每间13架梁。二殿殿宇左右两山间列山柱，每排有11根，柱子之间用5道穿枋相连。中间四排大柱，每排六根，柱之间用几道穿枋相连〔3〕39-40。从视觉上看，二殿斗拱林立，样式如一个倒写的“山”字，这压低了殿宇的瓦面，使阳光很难射进来。置身殿里感觉阴暗森冷，使人莫名升起一种敬畏之心〔3〕40。据村民介绍，早先时候殿内塑的都是佛教神，后来在清朝时候又添了好几尊神像，有文昌帝君、关公、孔子等。这些神像都在文革中被毁。二殿的建筑形式被学术界公认为是典型的佛教密宗寺院，是天王殿建筑的代表之作。

穿过二殿往里走就是二院。二院的空间比一院更为开阔，院内原有两棵较古老的老槐树，现在被砍，只留有两个树桩。院子里原来栽有两棵海棠树，明代学者杨升庵曾在这里作海棠诗。第三个院落也就是正院，两边栽有高大的松树和柏树，长得很是青翠，使院子越发显得幽静神秘。院子正中就是兴教寺大殿，即大雄宝殿，当地人叫做“万佛殿”。位置坐西向东，面阔五间，进深五间，屋顶为重檐歇山式九脊筒瓦屋顶。殿内没有柱子，只在四周用两排旋式大柱支撑，有较宽敞的空间。大殿东西深14.5米，南北深15米，高约19米。殿内共有大柱32根，内柱12根，外柱20根。12根内柱还辅有2根东西向大个梁，3根南北向穿枋撑住厦顶，3根穿枋一次连通，中间没有断口〔3〕39。厦顶经个梁和穿枋撑住后使殿内光线充足，整间殿宇看上去越发雄伟开阔。殿内原塑五方佛，原有佛像现已不存，近年才又重新塑上新的佛像。殿外有走廊，走廊外檐柱约有20根，柱头之间以栏额相连，上面起架下檐斗拱，斗拱上雕有花，共46朵〔3〕39。大殿四周山墙上绘有20多幅壁画。

兴教寺的这种殿宇建筑形式将汉地佛教、藏地佛教等几种佛教流派融合在了一起。汉地佛教寺院常见一条贯穿南北的中轴线，殿宇就建在中轴线上，轴线的东西两边是附属建筑，整个佛寺布局构成大大小小的院落，典型代表如洛阳白马寺。兴教寺一进三院式建筑吸收了汉地佛教的寺院建筑风格，有中轴线及东西两边的附属建筑，而天王殿却体现出佛教密宗寺院的特点。天王殿内瓦面低矮，光线阴暗，是密宗坛场设置上隐蔽性要求的体现。实际上天王殿也一直作为当地密宗僧人的灌顶道场，兴盛了200余年，文革前都还有密宗僧人在殿里念经做法事。天王殿后面的大雄宝殿建筑风格又与其完全不同。在殿外走廊墙壁上绘有20余幅壁画，殿宇外观雄伟，空间开阔，光线充足，整间殿宇完全用木柱支撑，殿内所绘图案多为云纹、火焰宝珠等，从这些特征上可看出大雄宝殿在建筑上的藏地佛教寺院特点。村中老人讲，过去从西藏来的马帮和僧侣就只在大雄宝殿拜佛，先手持转经筒在大殿外走廊下拜，拜完后又绕到殿内去。

（二）壁画

兴教寺壁画如今只存16幅，大殿内6幅，走廊外10幅。由壁画上的题记可知，壁画绘于明永乐十五年（公元1517年），由沙溪甸头禾村人，白族画家张宝所绘。目前，壁画已不太清晰。文革时兴教寺被改作老师宿舍，老师们在大殿屋檐下生火做饭，壁画受到烟熏有了不同程度的损坏。红卫兵觉得壁画是封建迷信的残存物要进殿摧毁。住在寺里的一个老师觉得可惜就用石灰抹在壁画上将其全部遮盖了起来。壁画经过石灰的腐蚀损坏更为严重，后多次请国内外著名的壁画专家来修复，才稍微能辨析画面内容①访谈人：ouhy，男，53岁。访谈时间：2013年8月10日。访谈地点：剑川寺登村。。目前尚可看清的有《南无降魔释迦如来会》（其修复图见图1）、《罗伽大佛母》《太子游苑》。这些壁画的绘画技法体现出中原汉文化与白族信仰观念的融合。

图1 《南无降魔释迦如来会》修复图

《南无降魔释迦如来会》绘在兴教寺大殿内的正面门楣上，大小为148 cm×288 cm。画的右上角书有“南无降魔释迦如来会”几个字，左上角题有“信士杨护妻杨氏文殊金男杨永杨平”的字样。以此推断可能是当时沙溪信佛的百姓捐钱请画师所绘。画面正中释迦牟尼结迦跌座在须弥座莲台上，头发盘成发髻状，身披红色描金袈裟，腰间系一裙，坦胸。从面相上看释迦牟尼耳朵大而厚，五官却颇为清秀，眉毛细长，眼神清澈，鼻子和嘴很小巧，这样的五官造型应是女性形象〔3〕44-45。释迦牟尼像后的头光和身光形成一小一大两个圆圈环绕在身后，圆圈中有两道红色祥云漫出。释迦牟尼佛像下面有两个力士抬着佛座。佛像左右两边有四大天王，从人像手持兵器上判断分别是持国天王、增长天王、广目天王和多闻天王。每位天王后面均有圆形头光，头光旁边有红色云彩围绕，围绕每位天王的云彩形状均不相同。广目天王和多闻天王下面有鸡头魔、鹿头魔、熊头魔、恶鬼，它们身穿黑色战袍，手里已经没有兵器，垂手面向释迦牟尼站立，表情似心有不甘。持国天王和增长天王旁边是马头魔、猪头魔、虎头魔和恶鬼，它们身穿战袍，手拿兵器正气势汹汹地向释迦牟尼扑来，四魔旁边还有一些熊熊燃烧的黑色火焰，应是魔头们用法力与释迦牟尼作战的写照。图下方有一身材魁梧的武士站在马车上，手拿弓箭张弓欲射。拉车的马为白色，臀部和腹部浑圆饱满，四肢较细。图下方也有两匹白马拉的马车，两匹白马朝释迦牟尼的方向跪下，马车上有两名侍女站立。旁边一位老年妇女和两个男子各人手上拿着一面镜子照射〔3〕42。

壁画内容取自佛经释迦降魔故事。在画面的表现手法上既有中原汉地的画法又有当地民族特色。从图画中白马的形象来看，马的腹部和臀部圆润饱满，四肢较细，这是对唐以后中原绘画技法的吸收。再从力士造像上来看力士身形矮小，上身赤裸，颈上戴一个圆形璎珞，头上戴冠，身披一条披帛绕手臂向后飘动，身穿黑色短裙，赤足，手脚上肌肉丰满，青筋爆出。从力士的服饰特点及形态特征：赤裸，戴璎珞和冠，披披帛，穿黑短裙，赤足、突出肌肉和青筋的造像特点来看也是受到唐后期中原力士绘画技法的影响〔4〕。而从释迦牟尼女性化的五官表现手法来看，则是白族社会对女性尊崇观念的体现。白族人把天叫做“天母”，认为世间万物都是由天生出来的。现在剑川的白族群众在过年、中秋、祭祖时仍有祭拜天母的习俗。在实际生活中，女性被称作“当家母”，掌管一家老小的衣食住行、开销用度，在家庭中具有较高的地位〔5〕。寺登村欧阳大院家坛上的雕刻图案便是凤在上、龙在下，体现出女性在白族社会的崇高地位。画家在表现释迦的非凡神力时显然受到了白族社会对女性的尊崇观念影响，把佛教最高神的面相绘成了女性形象。

（三）宗教功能

建筑既是体现民族精神和意识的有形符号，也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实际的功能，具有现实的意义。相较于其他建筑形式而言，宗教建筑承载着更多的宗教功能，是人们信仰生活的主要集聚地。兴教寺的宗教功能同样体现出佛教信仰与白族神灵观、灵魂观的融合。

明清时，兴教寺门口常年有南来北往的马帮经过。赶马人信佛和菩萨，来到寺里都要去烧香、拜佛，求财求平安。西藏来的僧侣、外地来的生意人及本地人都信兴教寺的菩萨灵验。据当地人说，有位赶马人在兴教寺烧香拜佛时许愿若这次保佑他生意顺利，东西能卖好价钱的话，回来时要给寺里捐一笔公德钱。后来他果然赚了一笔钱，回来时只顾高兴赶回家去报喜，忘了到寺里捐钱还愿，还没走到家门口就从马上摔了下来，一连几月不会走路。人们至此更相信兴教寺的灵验和神力了①访谈人：ouhy，男，53岁。访谈时间：2013年8月10日。访谈地点：剑川寺登村。。兴教寺的香火兴盛了百余年，文革以前，寺中的佛事活动还很兴盛。寺内常年住着四五位僧人，诵经敲木鱼声不绝于耳。村里人有大大小小的事都到寺里烧香拜菩萨，家里有人亡故的也请和尚为他们诵经超度。文革时寺里的佛像被毁，和尚被遣送回家，兴教寺的佛事活动才停止。

除了承载村民的佛教信仰外，兴教寺还是当地灵魂观及神灵观的载体之一。村民丧葬仪式中的路祭就要在兴教寺门口进行，人们把兴教寺看作一个灵魂停留的场所。在当地白族的观念里，人死后灵魂要到本主庙报到，之后本主就把它交给佛和菩萨去管了，而佛和菩萨就住在兴教寺里。村民认为，本主主要管活人的事，死人就交给佛和菩萨去管。

在重大节日庆典上，兴教寺也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祭祀场所。过火把节时火把就要竖在兴教寺门口，只有火把、戏台、兴教寺连成三点一线，才能起到祈福消灾、祈祷风调雨顺的效果〔6〕。三点一线缺一不可，火把能消灾免难，魁星能带来文采和功名，这些若要起作用则有赖于寺里的佛和菩萨。戏台是演戏、娱乐的地方，演戏除了给人看更重要的是给寺里的诸佛和菩萨看。佛和菩萨并非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同样也需要看戏娱乐。三点一线的祭祀观念体现了白族人对神灵的态度，把佛看成有血肉有生命的世俗存在。这也可以从本主信仰上加以证明，白族的本主都是食人间烟火的神，具有人的秉性和好恶。有的脾气大，有的嘴馋，有的厌恶红色，有的不喜欢吃鱼，等等。可以说，白族对神灵的信仰是人的生活写照，充满了世俗化色彩。

建筑有了人的活动便被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兴教寺建筑同样也体现出白族民众在宗教信仰上兼收并蓄的特点，具有鲜明的融合性特色。除了佛教信仰之外，也把儒家文化及自己的灵魂观、神灵观等文化元素融合在其间。

兴教寺作为云南省颇负盛名的佛教寺院，在建筑上有当地其他寺院难以企及的艺术成就，也在白族宗教文化的探求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白族主要聚居地大理处于连接西藏自治区、东南亚各国及祖国内地的交通要道，被称为“多元文化共融的乐土”。不同文化元素在这里交汇融合形成了大理及白族文化的一大特色，宗教文化便是其表现形式之一。

王建新在中国民族宗教研究中提出宗教融合研究的视角，强调“宗教研究应从人类社会生活实践及相关文化体系出发，充分关注宗教文化的互动融合”〔1〕。宗教融合的思路对白族宗教文化研究具有直接的启发意义。如前所述，从普通民众的生活实践来看，白族宗教文化呈现出一种融合性的状态，单独关注其中一种是不够全面客观的。就不同宗教形式如何共存在人们的生活中，维持着当地社会的运转而言，兴教寺建筑提供了一个典型意义的个案。大门及寺院殿宇的设计保持了佛教寺院的特点，又在外围环境的装饰布局及宗教活动中融合了白族传统的信仰形式，使不同的宗教文化通过建筑完整地体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