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顿认为，世界是由原子构成的，相互独立。牛顿物理学长期影响着经济学和社会理论的构建。约翰·密尔提出的自由民主理念，其核心是强大的个体主义。亚当·斯密将牛顿基本定律运用到经济学中，他认为，人天生的自私就像物理学中的原子一样自由运动，这样的天性与寻求个人收益最大化的特征导致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好方式，资本主义一定会引领社会进步发展。弗雷德里克·泰勒也把牛顿物理理论应用到管理学上面并提出了科学管理。牛顿说宇宙是一个大机器，泰勒说组织或者企业形态是一个遵循规则的机器，有一个动力驱动它……

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牛顿思维的影响。然而事实上，变化和不确定性充斥着今天的世界，21世纪应该是量子思维的世纪。

不同于牛顿理论对原子独立性的认识，量子物理学认为，原子内部的所有粒子是相互連接的，没有完全独立的存在。量子物理学的世界中，万物的存在是兼容并包的，我们共存于同一个能量系统之中。关联性决定了事物的存在方式，关系本身才是这个世界真正的本体。

丹娜·左哈尔（Danah Zohar）是“量子管理”（Quantum Management）奠基人，她被《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誉为“世上最了不起的管理学大师之一”，是《量子自我》、《量子社会》、《心灵资本》等畅销书的作者。在下面的采访中，左哈尔将为我们解释，量子物理学的基本发现和深刻洞察，对组织管理与领导力有什么启发。

何文天：请您先简要地为我们的读者介绍一下什么是量子管理和量子领导力。

丹娜·左哈尔：量子管理和量子领导力，这两者都受到量子物理基本原理的启发。它不是商业的物理学，而是基于量子物理的商业哲学。我认为在量子物理学中发现的思维模式适用于商业。我在《量子领导力》书中提到的量子领导的12条原则，是我从定义复杂适应系统的12条原则中推导出来的，我将量子物理学的基础发现转变成了有意识的原则。所以我所做的一切都直接来源于科学，但这并不是说量子物理本身对管理有任何意义，因为它其实没有。

何文天：那么这样的哲学如何实际应用到管理中呢？

丹娜·左哈尔：量子管理，我认为本质上是关于一个公司组织结构的管理。相对于传统管理，量子管理要求组织打破自上而下的层级权力结构，将权力分散到整个组织系统。海尔是第一个将量子思维与自身商业模式结合起来的企业，我觉得它的做法就与我的理论非常相近：把中层管理者剥离出来，把他们变成微型企业CEO。所以每个微企业都直接与自己的客户打交道，开发自己的产品。这是非常量子的过程，因为在量子物理中，当一个量子系统要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时，它会同时朝很多不同的方向发展，在量子力学中这种现象被称为虚拟跃迁。这样的组织架构是为了不断向市场发起尝试，试图寻找最合适的解决方案。其中一些尝试失败了，就像量子物理中的一些虚拟跃迁没有成功；而另外一些则会成功。这样可以在企业管理结构中构建一种量子方法来探索多种可能的未来，我认为这有利于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何文天：量子领导力在这之中扮演什么角色呢？

丹娜·左哈尔：量子领导力更多的是关于一个人在公司、社会或政府中成为领导者的原则，更多的是关于领导者的道德原则。

传统的商业领导者会一直强调，我的公司怎样才能赚到最多的钱，我怎样才能从股东那里得到最大的回报。如果领导者关注的仅仅只是钱，有时是不道德的。而量子领导力是基于价值观、愿景和使命的。所以量子领导力总是使命驱动的。使命不是目标，区分它们非常重要。比如，许多公司说，我要成为中国最好的保险公司。这只是一个目标，不是使命。使命应该是，我们想为中国人民提供最好的保险。量子领导者有一种更高的道德使命，它的服务是由价值驱动而不是利润驱动的。

总结起来，量子管理在企业中可分为两个方面：对于组织管理而言，指的是企业结构的管理；对于领导力而言，指的是一些实际的领导原则。

何文天：您从量子哲学到量子管理的表述非常具有逻辑性。我的问题是，既然量子组织需要重新架构，那么，在新的组织结构中什么是员工们需要掌握的新能力？

丹娜·左哈尔：首先，员工需要更新的是价值观：员工要有更高的目标，员工的使命是为客户的生活带来价值。因此，他们会致力于开发整体解决方案业务。比如海尔公司，他们的使命就不仅仅是卖冰箱、电视机或某种数字设备，他们认为“我们可以为智能家居开发一整套系统，使之对客户有价值”。这是量子领导力的一方面，这样可以让他们在更高的系统中赚到更多的钱。海尔的微型公司主管工资不是由企业支付，他们靠卖给顾客的东西赚钱。因此，这些主管也不应该仅仅是受利润驱动，他们一定不会想：“哦，如果我的微企业成功了，我会赚很多钱”。这种想法，就只是商界贪婪趋势的传统领导思维。

何文天：量子领导者的思维是怎么样的呢？

丹娜·左哈尔：量子领导者必须通过与客户直接互动来思考，来倾听客户的需求，从利润导向转向服务导向。我经常称量子领导者为服务型领导者，因为他们服务于客户，服务于社区。如果他们是重要组织的领导者，他们会保护地球，会为子孙后代服务，会为整个社会服务。

重点在于，量子领导者不把自己看成唯一重要的人，量子领导者会负责制定组织的价值观和使命。但是在执行过程中，量子领导者把自己看作一个谦卑的服务者，希望给顾客、社区或社会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如果他是商业的领袖，他当然会从中赚钱。

我上面说的这些不是要把商业变成慈善事业。企业需要赚钱，商业是社会创造财富的引擎。但传统资本主义的想法是：商业里赚的钱都是为了我和我的股东，这是建立在贪婪基础上的。这样的商人不会以客户优先，因为他们常常想的是：“我能赚他们多少钱？”、“我的价格还能提多高？”、“我怎么样能粗制滥造？”、“我能瞒着顾客吗？”……所以这些想法都不道德的，不道德的商业行为也都是源自于此。如果你是量子服务型的领导者，你仍然想要赚那笔钱，但是你想的是，如何用你给客户提供的价值来交换那笔钱。

何文天：可以举一个例子说明吗？

丹娜·左哈爾：比如，我们曾经讨论过海尔的“人单合一”应该如何定义和理解。最初我们把它理解为“员工与顾客的和谐相处”。但在上周，我们想出了一个更好的定义，那就是“我自己或我的生活所拥有的价值，与我为你的生活所赋予的价值是和谐的”。

我的价值是与所有人的价值是统一的，这是非常典型的量子思维。因为量子既像粒子，也像波。粒子，就像我的个性，我想让我的生命更有价值；量子系统的波方面是我的社会关系，我如何与社会、顾客、学生和我的家人息息相关。它们在量子物理中不是分离的，而是一个系统的两面。所以量子管理原则在“人单合一”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我的价值与我能贡献给其他人的价值是和谐统一的。

何文天：就像您说的，从道德伦理的角度来说，量子管理似乎显得更加人文主义。但是我想把讨论带进竞争中，因为商业与竞争有关。在竞争环境下，您认为量子管理方式会取代传统的商业模式吗？

丹娜·左哈尔：正如你刚才说的，旧的商业模式是关于竞争的。这是一个零和游戏，是西方的游戏。如果我赢了，你就输了。如果你赢了，我就输了。为了赢，如果有需要我可以欺骗你，如果有需要我也会欺骗我的顾客。而量子管理者会说，因为我们面对环境既是粒子又是波，所以它既是竞争又是合作的。

是的，你是我的竞争对手，如果我们生产相同的产品，我会试着卖出更多，而你也要占据市场，所以我想把我的产品做得更好一点。但是在研发产品的过程中，我可能会发现对你有用的东西。所以我会说，你想要我的研究成果吗，因为它可以帮助你的公司，你也会为我做同样的事情。所以在量子社会中，公司都是一个合作系统的一部分。在这个系统中，他们会思考自己公司的价值，比如说财务价值，但他们也会思考与其他企业合作所能带来的社会价值。

每个人都有付出，也都能得到，这是中国传统的双赢解决方案。我赢了，你不必输；你赢了，我也不必输，我们可以做到双赢。在我们必须竞争的时候竞争，但同时也会互相帮助。这是一个比只有竞争更丰富的模式。

何文天：所以您认为量子管理结构和方式适合每个组织吗 比如说，你认为军队也应该采取量子管理吗？因为军队的传统是服从，这似乎和量子管理的原则相悖。

丹娜·左哈尔：是的。事实上，美国军队已经采纳了许多量子管理的原则。一些教授告诉我，中国军队也正开始研究量子管理。首先，量子管理的一个原则是每个人都是领导者，没有等级权力结构。比如说公司会有首席执行官和董事长，然后它会有这些微企业的领导者。但是CEO或者董事长所做的是赋予公司整体的价值观、使命和战略。

如果把它带到军队，美国和中国人很可能都会发现，现在已经到了不得不这么做的时候了。因为今天的士兵比过去受过更好的教育，很多军人都上过大学，所以他们不只是善于服从命令，他们也善于思考问题。一方面，思考可以为军队本身增加价值。另一方面，美国军队意识到，随着现代军事技术的发展，如果敌人想要智取你，他们所要做的只是摧毁你的通讯系统。如果摧毁了通讯系统，上级军官和将军就不能将命令下达到战场上去了。所以军队使用量子管理背后的想法是，战场上的每一个士兵单位都将由一名负责该队伍的下级军官领导。这样的话，如果这个士兵单位与中央司令部失去联系，队伍不会迷失，下级军官可以很聪明地从他的位置接管和执行任务。

之前我本来以为陆军高级指挥官为整个军事行动制定总体战略会决定一场战争的胜负，后来我才了解到，有时候决定胜负的其实是现场军官的临场应变。虽然我没有和军队合作过，但是我认为，总部的高级指挥官会像量子组织的首席执行官，他们会给出整体的任务价值，以及这场战役的使命。他们要做的是鼓舞士气，让士兵更好地去战斗。士兵们相信他，他们爱他，他们相信使命。

何文天：在您看来，量子组织的模式一定优于传统组织的模式吗？

丹娜·左哈尔：不能完全这么说。就像虽然存在量子力学，但是一些情况下牛顿力学依然适用那样。两者不是完全替代的关系，牛顿力学是量子力学的一部分。如果你想要解决火箭发射的问题，那你用到的依然是牛顿的原理。

何文天：您说过中国的思维和文化似乎更加符合量子思维？

丹娜·左哈尔：我要把一带一路建设与量子思维联系起来。以前西方的殖民掠夺方式符合牛顿式的思维，通过圈地和霸占财富，西方的殖民方式只帮到了侵略者，没有帮到被侵略者。中国“一带一路”是量子思维模式，让不同的国家彼此联合起来，让不同的国家互赢共利，共同发展。“一带一路”是双赢的模式，这是中国对世界新经济的贡献，是量子式的贡献。

何文天：您觉得成为量子思考者的第一步是什么？如何教育我们的下一代成为量子时代的人？

丹娜·左哈尔：我们要激励孩子、员工、学生多提问题。我有两个故事来说明这一点。我初中的物理老师非常鼓励我提问，如果我提的问题他回答不上来，他就会帮我介绍专业大咖或者是鼓励我向专家写信获得解答，这极大培养了我对物理的兴趣。但是当我进入高中后，我发现我的物理老师总是躲着我。后来别人告诉我，他那么做是因为他总是怕我问一些他无法解答的问题。我很庆幸我以这样的顺序碰到这两位老师。

另一个故事是，在我进入麻省理工大学的第一天，校长就告诉我们学生，在这里的时间不是为了告诉你答案。答案会过时，我们应该学会提出好的问题，多提问题。这就是量子物理学中的海森堡不确定性原则。量子世界永远不可能被我们彻底了解，但我们用提问可以找到答案。越多的问题就会有越多的答案，所以要多多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