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向东， 陈浩然

(西北民族大学 文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70)

1980年代出现的寻根文学，从本质上说，是以文学的地方性来对抗此前的文学统一性和均质化形态，“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坛，最振奋人心者莫过于建立在地域性文化上的地域性文学的出现。”[1]32乌热尔图正是在这一文学转型期出现的集鲜明的地域性与民族性特征于一身的新时期作家。

“把产生于具有地理相似性的西部区域文学作为一个整体，运用文学地理学的理论与研究方法，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被文学史忽视的空间维度，在文学史的线性时间之外，拓展和丰富文学研究的内容。所以这一课题的研究意义，不仅在于对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对象和内容的拓展上，而且也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可供尝试的全新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2]80运用文学地理学的方法研究像乌热尔图这样极具地域特征的作家，很有针对性，正如英国学者迈克·克朗所说：“人文地理学的学者们很快意识到，文学作品中的描述同样涵盖了对地区生活经历的分析。在这一方面，我们可借助小说研究描述中的地方感受，或领略用文字描绘出的地方。”[3]41

“‘地理叙事’是一个新提法，顾名思义，大意是指运用各种有关“地理”的叙事手段去推动行文的前进、主题的表达、风格的建构等的叙事方法。”[4]87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地理叙事”无疑是极具特色的，其鲜明的表征主要体现在地域语言的运用上。许多民族作家都自觉的将地方话语或少数民族语言灌注到创作文本中，本土或本民族语言资源的鲜活提炼、采撷为自我声音的阐释开拓了一片相抗衡于“主流话语”的“精神洼地”。这种颇具抵抗意味和自足性的表述方式复活了被现代空间日益逼仄的民族语境，这一言说方式的博弈无疑是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者身份持守的生动体现，也提升了少数民族文学的独特魅力。

鄂温克族是一个以听觉为主的民族，传统文化、生存经验在本真的口口相传中得以传承、延续。乌热尔图是鄂温克族的第一位作家，作为民族代言人，他传递着民间和底层的文化诉求，承载着一个具有强健生命力的民族的理想和寄托，其小说对于我们窥视鄂温克族文学独具特色的语言表述有着代表性意义。乌热尔图的小说中存在着大量的无听众式的讲故事的叙述行为，话语结构形式只是一种表象，朴拙平实而又带有原始意蕴的深层表达方式其实暗含着历史悠久的鄂温克族背后的民族记忆、民族经历，而乌热尔图充当了一个无文字民族口传文化的记录者身份，有着“田野作业”的特点。因此，他小说的语言表述有着鲜明的地理学属性，按照地理叙事的独特性可以划分为两类：鄂温克民族语言的汉语音译借词和具有地域、民族特色的语言表达方式。

一、 乌热尔图小说中的汉语音译借词

鄂温克语属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通古斯语支，分海拉尔、陈巴尔虎、敖鲁古雅三种方言，没有本民族文字。乌热尔图的小说主要是以其出生地敖鲁古雅的语言表述为依托，他的文本作业的完成是取以音译的汉字来表述鄂温克人声音的。值得注意的是，鄂温克族书写被识别和为人所知，是以文学作品为媒介的。迟子建虽然也是占有重要地位的描写鄂温克族故事的作家，但由于她汉族作家的身份，因此在一些独有的民族特征、民族记忆或是民族历史的表述上必然有着先天不足。而乌热尔图作为本民族作家“自说自话”式的表达，全面实现了鄂温克语和汉语的转换，如二者在对鄂温克常见事物的命名方式上存在的迥异就可见一斑。

(一)常用词汇

小说中常见词语均是鄂温克语的汉语音译借词，如姐姐、婶母统称为“eki”，母亲称为“enin”，小说中用“额妮”表示。还有“鄂温克人在森林里搭建的“kuaolaobao”即仓库的意思，时间久远，属于游猎时期鄂温克人的生活设施，归属于不同的家族、不同的“乌力楞”，一般存放着猎人的私密物品。”[5]271乌热尔图深知民族形象的建立离不开具有标签式的民族语汇的支撑，除了北方民族所共用、具有普遍性的音译词，他小说中其他汉字拼写的鄂温克专有词汇，皆属首创。

表 1 乌热尔图小说中鄂温克民族语言的汉语音译借词

由上表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音译词涉及到了鄂温克族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既有住所、狩猎工具、吃饭工具等物品名称，还有表示区别本族人和外来人不同身份的专有音译词。这些词语的使用，尤其显示了鄂温克人独特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对神灵的信仰。这些独具民族性、地域性的借词，一方面，给小说文本增添了异域风情和陌生感，同时也给日渐通俗化、大众化的当代汉语增添了涩味和异质因素。

在乌热尔图的小说中，鄂温克猎人在森林中常常表现出让人瞠目结舌的惊人记忆力和辨识力。“苏噶拉”是猎人们常用的位移标记，猎手在森林狩猎时的联系全仰仗于此。他们往往在松树上砍出豁口，再用柳树枝编制环状物，拴在一根小木棍上，把木棍嵌于松树缺口上，这个木棍便指示了迁移的方向，而环状物与树干之间的空隙则大概表示了行走的距离。山川河流在鄂温克人的眼中皆是富有活力的生命体，在我们看来可能大同小异，但是智慧的鄂温克人却给他们赋予了不同的面孔，他们用语言记述着每条河流的形状特点、源头分流点、不同季节的走向等等。长年累月地穿梭于森林当中，使得每个成熟的猎人在脑海深处构建了一张以河流为血脉的生命之网，记下了这些流动的生命的细微差别，并赋予了它们各类极具生趣或人格化的名称，如“额尔古纳河”为黑龙江的正源，是鄂温克语“honkirnaur”的音译，意思就是“鄂温克江”。“金河”意为捡到犴的里脊肉的地方，“牛耳河”是“牛勒”谐音，指射出的箭头，是鄂温克人留给子孙后代的善意提醒：这是一条水深流急的大河。至今仍在使用的还有贝尔茨河、莫尔道嘎、乌玛、克波迪尔、满归等诸多名称，这些音译汉字基本都源自古老的鄂温克语。

从读者角度来看，以上这些生涩的词语让普通读者阅读，不免会产生陌生感和怪异感，然而这种造成阅读障碍的词语再造，却是乌热尔图的良苦用心。因为有着族源标记的文化词语直接用汉语音译，便在某种程度上避免了文化的断裂。在乌热尔图小说的整体的汉语叙述中，这些绘声绘色的音译词汇，就像点缀在苍穹中的闪闪星斗，熠熠生辉，耀眼夺目。

(二)其他特殊的音译词

除以上所述，还有一类特殊的表示部族神话、萨满宗教和图腾信仰等深层含义的鄂温克词语，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刻尔根基”意为“什么也切不断的钝家伙”，“呼翁基”意为“打不死任何野兽的吹火棍”，这类鄂温克语其实是指称猎民在猎杀熊时所用的猎刀、火枪等器物的词语，这是源于鄂温克人所崇拜的熊图腾。与熊的特殊感情而衍生出了一套自己的独特用语，这是受萨满教影响所特有的鄂温克民族语言。“在他们看来，刀和枪是杀伤力极强的凶器，死则是更可怕的词语，所以，鄂温克人对于和他们有亲族关系而倍受崇拜的熊，极其避讳使用这些不吉利的说法，而是使用种种委婉、体面而又含蓄礼貌的语言来表述与熊相关的各种活动和现象，以此来安慰和平衡他们猎到熊后内心深处产生的恐惧、不安，并想用这种尊敬的语言求得熊灵的宽恕。”[6]76在小说《萨满，我们的萨满》中，主人公将达老非萨满称为“老头儿”，这在鄂温克族中实为一种带有恭顺色彩的敬语，和汉语中的“老人家”有异曲同工之处。“在鄂温克语中，‘老头儿’又与‘公熊’的发音几乎相同。所存在的微妙不同是，‘老头儿’一语与“公熊”的称呼相对比，含有‘小老头儿’或‘老头儿们’的意思，而‘公熊’的发音语气显露着威严和苍老的意味。”[7]94老人的社会地位比较受到尊崇，但与熊相比，鄂温克人自觉略低一等，这种有象征意味的表述，让代表智慧的长者和具有图腾意味的熊发生关联，是一语双关的巧用。

鄂温克人信仰并供奉着诸多的神灵：“舍卧刻：用木头雕刻的稚拙的小人，一男一女，形体轮廓清晰，罩着皮制的小外衣，这是祖先的象征；舍利：最厉害的神，他的象征物是用铁器制成的长蛇，雄蛇头部三个角，雌蛇两个角；乌麦：保护幼儿生命的神，象征物是松木雕成的小鸟；阿隆：落叶松、桦树上长出的弯曲枝条，它是驯鹿群的保护神。”[5]237而玛鲁神则是一个袋子，里面装有以上各类神灵的象征物。小说中大量描述到鄂温克部族在营地迁徙时要将玛鲁神挂在帐篷外的最高处，犯了错误选择自我救赎时也要祭拜玛鲁神。当代表神物的玛鲁沾染血等不洁事物时，要点起篝火，在下面用“卡瓦瓦”野草或“翁基勒”朽木燃烧产生的烟雾来驱邪除秽。

我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成分复杂，在悠久的历史中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格局，其中汉民族以主体民族的身份在整个中华民族中占据主导作用。由于大部分少数民族有着各自的聚居地，因而少数民族文化在表现民族性的同时也常常表现出了地域性的特点。在这样一种多民族文化体系中，许多少数民族由于缺少本民族的文字工具，只能借助汉字来进行文学书写，这样难免造成了少数民族文学向汉族文学的靠拢和归化。

由于汉语的强势语言地位，部分少数民族作家在扩大审美视域的同时，也存在着“自我消解”，失去民族个性的危险，“诸如达斡尔族作家的‘李陀现象’等，他们作品取材和表现与汉文学不无两样，造成‘本文丢失’(达斡尔族文化事实上绚丽多彩)，令人遗憾。”[8]22从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层面考虑，以中心话语所构建的文学文本有着凝聚民族向心力的重要作用，本无可厚非。但是多元一体的民族文化构成，必然要显示出文学的多样性与差异性。尤其是让那些少为人知的少数民族，能够借文学绽放他们的异彩，发出自己的呐喊，显得尤为重要。少数民族作家在汉语写作中音译借词的大量使用，是他们凸显其民族的文化记忆和文学的民族特性的无奈之举。

其实，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以地方语言来凸显文化、文学的地方性色彩的，不限于少数民族作家。韩少功在《马桥词典》中，以其天马行空的艺术思维和对“语言与存在”的哲学思考虚构了一个“马桥镇”[9]35。小说通过115个地方性词语，构造了一个小小村寨的文化和历史。小说对方言俚语这一地方知识的挖掘和拓展使得语言横跨在空间和时间的双向维度上。小说的语言地理学属性是很鲜明的，作者于妙趣横生的娓娓叙谈中，让读者领略到了边缘语言何以达到“证古”的效应。反观乌热尔图的创作之路，他在历经民族和地域的精神漫游后，逐渐跳出了民族、地域和文化的窠臼，寻找到了弱势文化和强势文化之间得以平等对话的可能。

二、 具有地域、民族特色的表达方式

乌热尔图的小说中除了使用大量来源于鄂温克语的汉语音译借词外，还有人物的对话、独白等表述也体现着独特的地域、民族特色。鄂温克人在与外部世界沟通之前，其生活主要集中在深山老林，因此一些俗语、日常用语、比喻等都与他们日常生活所接触的事物联系的密不可分，这些表述机巧、新鲜，反映了鄂温克人的生存智慧和生活情趣。

如在小说《越过克波河》中，年轻猎手蒙克起初迫切希望去打猎，他认为“人也像一颗小树，去年树枝上冒出十片树叶，今年呢，就该长得更多一些呀”[5]42。心急难耐，无视同行老猎手卡布坎的忠告。卡布坎对蒙克的冒失自大，通过独白的方式表达了担忧：“他现在变得这么性急，让人觉得他心里长了一根草，这可不太好。那野草要是长在山坡上真没啥，长在人的心里却早晚是个麻烦”[5]43。并暗示爬到了猎手生涯顶峰的蒙克：“谁都在用一生的气力去爬那属于自己的山，但就算你爬到了山顶，容不得你喘上一口气，就会朝山底滑下来”[5]43。《沃克和泌利格》中，有段对泌利格生气状态的描写，“这么大年纪怎么一下变成发了情的公鹿？到了晚上，就是另一番架势了，我觉得自己不小心踩在了一头母熊的后胯上。等你张嘴说话……嘴巴一上一下地扇动着，好像有条小河从里边哗哗地流出来……”[5]145。其中还有“我这些话扔到火堆里都不会走样的”，这里的火堆则象征火神是检验话语真诚的重要标准。在小说《雪》中，伦布列讲述自己的英雄往事时，把旗长当年对他的夸赞形容为“就像蹦出火堆的木炭还没凉透呢”[5]90。《在哪儿签上我的名儿》里的腾阿道在受到山外人的侮辱后，仍豁达处之，丝毫没有嫉恨之心，他认为这“就像一阵风迷了你的眼，你揉揉眼，却不会去嫉恨是什么沙子迷的你”[5]156。

乌热尔图小说中比喻修辞选取的意象，都跟鄂温克人特定的生活地域、独特的生活方式、宗教信仰，甚至跟鄂温克人独特的感知方式、思维习惯密切相关，这些看似朴素平淡的叙述，生动而有灵气，把鄂温克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活灵活现地呈现于读者眼前，这不得不归功于乌热尔图在母语和汉语之间出神入化的转化。

表2小说中以地理景观作比的表达

从上表所列的不难看出，这些话语是长久以来，鄂温克人在生产生活中所形成的一系列特殊的表达方式，作比的对象皆取自森林常见的地理景观。这里，不同动物有着不同的象征性意义，例如多篇小说中用“蹲仓的老熊”来形容动作迟缓者，使人读来更觉得新鲜，饶有趣味。这种相对封闭，自言自语的表达方式，不仅由鄂温克猎民祖祖辈辈独特的狩猎生活方式决定着，更是一地独特山水使然，古人所谓北音慷慨，南音清丽，正是这个道理。同时，这也是作者凸显地方意识、身份持守的生动体现。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趋同和差异、中心和边缘、强势和弱势等不同文化之间的较量，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我们向来赞同文化多元共生的局面，个体和差异性的言说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国家话语的规约，但求同存异的文化战略使得边缘话语拥有足够的言说空间。乌热尔图作为鄂温克族第一位作家，能够站在多元共生的文化高度，敏锐地审度鄂温克文化的生存状态和未来走向，试图避免“个体”陷入危机。因此，他通过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地域性的语汇和修辞方式，表达他对即将消失的母族文明和生活方式的留恋；同时，也正是通过这种方式，他让这个少为人知的少数民族的文明和生活方式，得到了发扬光大，凸显了鄂温克民族独特的地位和文化价值。就文学语言而言，他的小说创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语言园地增添新鲜血液和异质因素，这无疑增强了“中国当代文学的语言优势”[10]78-86。就小说文本而言，作者自觉借助具有民族和地域特色的语言和修辞方式，丰富和增强了小说的语言张力，使他的小说与同时代作家相比，更具创造活力和新鲜感。

从整体来看，乌热尔图有着自觉的地理建构意识，对于小说中独具特色的山、水、森林、雪等自然物象、地理地貌和众多飞禽走兽，他始终用着充满地域特色的诗性语言来呈现，使得小说的地理空间显得更加饱满、充实，从而为作品的森林故事搭建了坚实的框架，使之有了着床之地。“审美活动除了其实践的形式之外，还存在它的内在的精神形式：这就是感情洋溢而闪烁理智光辉的审美印象。乌热尔图的诗化文本，取了一种‘文化考查’的态度，使其文化与文学一体化。”[8]22这样，乌热尔图一方面完成了由个体向群体代言人的角色转换，一方面也彰显了本民族自我言说行为的构建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