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鲁湘

一个完整的君子人格，是包含了处逆境时的不堕落，不随波逐流，不同流合污，也包含了处顺境时的不骄傲，不得意忘形，不自我膨胀；内心虚静明通，做事方正无私，永远坚守人格的独立不倚，不依附，也无枝蔓，保持人格尊严不可侵犯。

濂溪先生同弟子肯定讨论过不止一次关于“孔颜乐处”的问题。有一次，十四岁的哥哥程颢在听老师讲过“孔子与点”的故事后，居然在放学回家的路上，也学那个曾点，又是吟风，又是弄月，欣欣然有“吾与点也”之意，搞到天黑才回到家。弟弟程颐后来上太学时，认认真真写了一篇论文，题目就叫《颜子所好何学论》。文中说：“颜子所独好者，何学也？学以至圣人之道也。”这句话很重要，说出了道学的总目标，那就是学做圣人。

二程的弟子鲜于侁为这个问题所困惑，曾向二程探询答案，问颜子所乐是否“乐道”？二程回答得很干脆：假使颜子以道为可乐，那就不是颜子了。

其实，颜子所学，就是他的所好，就是他的所乐，三者目标一致，就是“至圣人之道”。程颐的话，可能是从老师濂溪先生那儿听来的，因为濂溪先生的《通书》中本来就有一章题为《志学》，其中说：“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

邓小平的本名叫邓希贤，他的父亲一定读过濂溪先生的《通书》。中国人叫希贤的很多，叫希圣的很少，敢叫希天的怕是没有。因为，只有圣人才敢叫希天，希望达到天的境界。而濂溪先生却认为，圣人是可学而至的。如果圣人可学而至，那么天又有什么不敢希的呢？

《通书》第二十章题为《圣学》：“圣可学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请闻焉。曰：一为要。一者，无欲也。无欲则静虚动直。静虚则明，明则通；动直则公，公则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圣人不仅可学，而且有学圣的方法，那就是无欲。无欲当然不是没有欲求欲望的意思，而是指无非分之想和妄求。无欲则内心平静，虚怀若谷，灵台就一片清明。一片清明的灵台就慧光通透，通天，通地，通人。按董仲舒的说法，天地人三通，就是王。而《说文》也说：“圣者，通也。”在内心明通的指导下的行为，一定会正直不阿，大公无私，溥惠天下。这样一个做到了明通公溥的人，跟圣人也就很接近了。

谁是无欲虚静的典范？那就是颜子，读过《论语》的人，都会对这个“终日不违如愚”的孔门弟子印象深刻，对他的无欲、平静、安详、好学、快乐，连孔子都自叹弗如。对他的早夭，孔子痛苦得捶胸頓足，连呼“天丧予！天丧予！”

其实，濂溪先生自己是很有颜子气象的。他特别推崇颜子，说他是“默习躬行以法天”的榜样。他不慕富贵名利，认为“天地间有至贵至富可爱可求而异乎彼者。见其大而忘其小焉尔。见其大则心泰，心泰则无不足，无不足则富贵贫贱处之一也，处之一则能化而齐，故颜子亚圣。”

濂溪先生认为，圣人既然可学而至，那么，圣贤就不是天生的，用他的话说：“是圣贤非性生，必养心而至。”怎么“养心”？立诚，思诚。

《通书》第一章，开宗明义提出“诚”这个概念，作为天道人性的最高境界。什么是“诚”？“无妄则诚”。无妄念，无妄想，无妄言，无妄作。《通书》一篇，诚字20见，是出现最多的概念，也是《通书》全书的中心。通过诚这个范畴的展开，濂溪先生构建了天道圣德的思想体系。他利用《中庸》的思想资源，把“诚”作为天道的本性，又把“诚之”这一效天法天的行为作为人道的展开。这一展开的逻辑贯穿了儒家哲学几乎所有的基本范畴，也是人性展开的壮丽图卷：“诚无为，几善恶，德爱曰仁，宜曰义，理曰礼，通曰智，守曰信，性焉安焉之谓圣，复焉执焉之谓贤，发微不可见，充周不可穷之谓神。”我们平日耳熟能详的仁义礼智信，都是“诚”的展开，而圣也好，贤也好，神也好，都是“诚之”的不同境界，少数人似乎天性就安于诚，这是圣人，多数人则要反复提醒修炼致诚的工夫，这是贤人；诚在天地间和人性中的功用，经常是发于精细不可见，充满宇宙不可穷，神妙得很。正是这种道充身安之诚，才是“孔颜乐处”的奥妙。在“诚之者人之道”的道德践履中，在“圣人可学”的“至圣人之道”上，才会产生真正的快乐。孔子，颜子，他们很清楚地知道自己是走在这样一条道上，所以他们快乐。这种快乐不可剥夺，不可转移，不可压抑：“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这种文化价值体系的确立，为广大儒生知识阶层，为寒士，找到了安身立命的道德信仰，也为抵制集权专制的官僚政治的虚伪和腐败形成了一种文化力量。因为他们确信：“天地间有至贵至富可爱可求而异乎彼者”。

濂溪先生不仅是一位道德教育家，也是一位道德践履者。在进入“知天命”之年后，他曾写下这样的诗句：“老子生来骨性寒，宦情不改旧儒酸。停杯厌饮香醪味，举箸常餐淡菜盘。”在宦场生活中，他以清廉自律，过着粗食淡菜的简朴生活，确实是“菲于奉身”。他曾用“事冗不知筋力倦，官清赢得梦魂安”的诗句抒写自己的清廉之志，一时传为佳话。宋代著名文学家黄庭坚曾称赞他“人品甚高，胸怀潇洒，如光风霁月。”

说到这里，我们就可以回到《爱莲说》了。不知大家注意到没有，濂溪先生其实在整篇文章中一直没有说到花。他没有用词语去描绘莲花的花朵，却用八个字描绘了莲茎的形态：“中通外直，不蔓不枝。”经过了对濂溪学说的讨论，我们应该知道，“中通”就是静虚明通，是内圣，“外直”就是“动直则公”，是外王。“不蔓不枝”就是“处一化齐”，“以一为要”，无欲主静。一个君子，就是这样。这八个字，与其说描写莲茎的形态，毋宁说是告诉人们一条修养的路径。一个君子，重要的不是他的容颜，所以《爱莲说》于莲花不着一字；重要的是他的立身之道，所以于莲茎着墨八字。濂溪先生这一层心思，我们一定不能枉顾。没有这八字，“不染”也好，“不妖”也好，“香远益清”也好，“亭亭净植”也好，都不能成立，失去了支撑，如果说，一株莲花就是一位君子，那么，其人格的力量，就来自“中通外直，不蔓不枝”这八个字。濂溪先生的全部学说，凝聚成这八个字，而灌注于一株莲花之中。

那是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的五月十五日，濂溪先生47岁，时在江西虔州的雩都县（今于都县）。这一天，风和日丽，他邀集了几位朋友同游罗田岩。罗田岩又名善山，属丹霞地貌，在贡水南岸。濂溪先生出示其新作《爱莲说》，众人喜之。知县沈希颜（从名字看就是一位推崇颜子的人）就把它书写出来，另一位叫做钱拓的就把它上石，刻在了罗田岩上。这是《爱莲说》第一次公开发表，以这样铭石的方式，在善山贡水的环衬下，似乎是要与天地共存，与日月同辉。可惜丹霞地貌极易风化，《爱莲说》的铭石今已荡然无迹。

好在当时就搨了下来，这搨本一直由濂溪先生的家人保存。星转斗移，到了南宋淳熙已亥秋八月，大理学家朱熹到当年濂溪先生收二程为徒的南康来做官，下车伊始，就遍访先生遗迹，而无一在者，不禁心中窃惧，马上与博士弟子立濂溪祠于学堂，又刻先生像和《太极图》于石，并把《通书》刻版印刷。濂溪先生的曾孙听说朱熹在南康为曾祖做这些纪念的事，就从九江过来，把《爱莲说》搨本赠送给朱熹。朱熹得此墨宝，异常欣喜，马上将此搨本又刻置于自己寓所的墙壁上，将自己寓所后花园临池之馆命名为“爱莲堂”，并郑重其事地将整个过程记录下来。

濂溪先生的《爱莲说》，以牡丹、菊、莲象征富贵、隐士和君子三种人格追求，而以莲自喻，是要做一个君子。而君子正是儒家人格的象征。

君子不取富贵，这能理解。现实生活中，为富不仁，为贵不义的人和事，都是大概率。但君子也不取隐士的作派，这在过去是含混的。在《论语》中还记载了隐士嘲讽孔子及其门生的故事，在道家看来，似乎隐士的人生态度与处世原则，比儒家的还要彻底，对这个乱世的拒绝与批判，比儒家所站立的道德高地还要高，而且更明智。有些学者甚至拿出“孔子与点”的故事，说明孔子的理想也是一种遁世的道隐无名的生活，他们还说颜子更接近道家，他的快乐实际上是一种道家的无为至乐，而非儒家的积极入世的有为至乐。

濂溪先生不这么看。他鲜明地否定了以菊为象征的隐士人格，而选取佛家象征物莲，重新注入儒家君子的人格内涵，以“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35个字，定义一个君子的道德自我。一个完整的君子人格，是包含了处逆境时的不堕落，不随波逐流，不同流合污，也包含了处顺境时的不骄傲，不得意忘形，不自我膨胀；内心虚静明通，做事方正无私，永远坚守人格的独立不倚，不依附，也无枝蔓，保持人格尊严不可侵犯。这样“亭亭净植”的君子，其人格魅力散发的芳香，需要时间和距离才能品赏。

认真仔细地区分莲与菊，是理解濂溪先生所开辟的宋明道学同此前的汉唐政治伦理儒学的巨大差异的关键。在以前的政治伦理儒学看来，一个君子如果不能积极用于世，那就是一个隐士，就选择了一条消极遁世的逃避社会责任的道路，而这样的人生选择，是有悖于“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终极目标的。濂溪先生认为，一个儒家的君子，不在于他是否积极主動地入世，而在于他有没有确立“中通外直，不蔓不枝”的独立人格。有了这种人格，内可圣，外可王，而且，这只是他自己的事。曲肱而枕也好，在陋巷人不知也好，舞风浴沂也好，不改其乐，不忧且乐，乐在其中，这样的人才是真君子，起而用于世，只是遇不遇的机缘问题，一个真正的儒者，只须为“达则兼济天下”进行这种纯粹个人君子人格的准备就可以了。这种独立不倚，自我完善，同隐是不一样情调，也不一样襟怀的。同汉唐政治伦理儒家也不是一个调。

在此之前，中国学术于汉、于唐，是用政治伦理儒学来鼓励儒生积极博取功名，建功立业，赢得荣华富贵。濂溪先生用牡丹来象征。于魏晋，于南北朝，玄学又以逃离名教，皈依自然为号召，士子们纷纷于山水和药酒中沉迷忘世，放浪形骸，醉生梦死，最好的，像陶渊明这样，归去来兮，不为五斗米折腰。濂溪先生用菊来象征。

牡丹也好，菊也好，中国士人的精神人格总在两极摇摆，荡来荡去，无一个立定脚跟的独立支点。宋嘉祐八年五月十五日，濂溪先生决定要给中国士人一个人格的独立支点，一个在不是牡丹就是菊之外的别样的精神意象，他选择了莲，或者说，他创造了莲。他扯出牡丹和菊来做陪衬，不是随意的，他是要扭转一千年来，汉魏两晋唐，中国学术对中国士人精神人格的扭曲，让它回到中正仁义主静的正道上来，“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这是莲，这才是真君子。

从此，宋明理学，在培养君子人格上，都朝着这个路向展开。中国儒学的任务，在接下来的一千年，就是做这件事，照着莲的样子，为人立极，去培养“存天理”“致良知”“开太平”的君子。

濂溪先生其有忧患乎？有鉴于佛道之学盛，儒家之学衰，而左引道教之先天太极图，右援佛教极乐世界之莲花，通而贯之，注之以儒家《易》与《中庸》的思想资源，创造性地学习和运用了佛教和道家的本体论思维方式，以宏阔深邃的目光穿透天、地、人三才的物理隔阂，从义理上将无极、太极、阴阳、动静、五气、四时、交感、化生、形神、善恶、中正、仁义等分属于天道、地道、人道的范畴全部打通，建立起以“诚”、“静”为本体的“人极”学说，并上通“太极”“无极”，以“圣人”之境界确立人的意义的终极存在：圣人至真，圣人至善，圣人至美，圣人至能，故“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士人君子，人人惕励，层层超越，道通天地，道成肉身，实现不朽于现世，完成永恒于此岸，正面回应儒学所面临的来自佛道两家的挑战，以不足四千字的《太极图说》、《通书》、《爱莲说》义理互证，将中国学术的核心问题拉回到什么是人，什么是君子，什么是圣人这样的“人之道”的讨论上来。濂溪先生的问题意识和思维力量，是前越古人而后启来者的。他从本土文化资源中重新激活原始思想基因，并赋予其从未有过的系统性逻辑关系，缔造和开发了一个自洽圆融的新的思想体系，比之传统学说，拥有了更为强大、更为坚实、更为深厚的力量，先秦儒学因而“满血复活”，等待这个思想新生命的，是后一个千年的漫长生长。中国的哲学、文学、绘画、书法、园林、乃至经济、政治、教育、乡村建设、民族心理，都将受到它的深刻影响而被重新塑造。

濂溪先生四十五岁时，路过庐山，喜欢这里的山水，就想在这里定居。十一年以后，先生五十六岁，正式定居庐山之麓。他为什么没有回到他出生的湖南道县呢？南宋度正所撰《周敦颐年谱》上说他“历官以来，所得俸禄，悉以周宗族，奉宾友，故贫不能归故里。”做官几十年，竟然穷到没有钱返归故乡，所得的俸禄，统统拿来周济宗族亲戚和奉送宾客友朋，这个濂溪先生，真的是好一株“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莲花啊！

但是，濂溪先生是怀念故乡的，是有乡愁的。他把庐山书堂前的那条洁清甘寒的山溪，命名为濂溪，用来纪念自己不能归去的故乡。他把自己的书堂，榜名为濂溪书堂。第二年，濂溪先生五十七岁，静静地逝世于濂溪书堂，葬于离书堂五里许的栗树岭下，与庐山化为一体，给这座儒、道、释三教文化圣山再添一位君子。

（完）

（作者系著名学者，凤凰卫视高级策划、主持人，国家画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