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相柱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我刚七八岁的样子，生活依旧十分艰苦。临近年关，大人们的脸上添了些许愁容。盘算着家中的柴米油盐，惦记着一家老小。这年该怎么过？人人脸上比平时少了许多笑容。

一日清晨早饭后，街上、巷子里忽然人生躁动，欢呼雀悦；大人小孩都窜出家门，一传十，十传百，人声鼎沸：杀牛了！杀牛了！分肉了，过大年了！

我等不及磨磨蹭蹭的奶奶、母亲，独自随人流涌到了生产队部。在生产队部宽阔却肮脏的大院里停下了脚步，男女老少已聚了好多人。手里举着的、捧着的，大盆、小锅、铁桶、塑料袋子，眼睛里喷出渴望的目光。把院中树桩上的一头老黄牛围了个水泄不通。老牛实在是老了，稀疏的牛毛裸露着带斑的老皮。背上老伤累累，腱子肉松松垮垮不再坚挺；浑浊的老眼泛着浑浊的光，静静地等待着接下来发生的一切。不惊，不恐，不怨天尤人。静的像一洼水，死水，一点涟漪都没有的死水。

爷爷辈儿的老人含着旱烟袋蹲在远处的墙根下，谁都不理谁。表情像老牛一样默然。

这是一头身躯庞大的耕牛，一头最听人使唤的牛。拉犁拉车自己拉，力气大又听话，大人小孩儿都愿意接近它。年年队上交公粮都是它拉着头车，大红花挂到他头顶心。雄赳赳、气昂昂，稳健地拉着车，为社员、为集体、更为队长们挣足了脸面。想当年，老牛拉车队长去外地拉苇草，队长犯了脑血栓躺在车上不能动，是它从百里外独自拉着队长来到村庄，停在了队长的家门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