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敦伟

一

那次去天津，从大冯处拿到的作家“联络图”里，首都第一位作家就是刘心武。一天，我从蒋子龙家出来，下午二点多，直奔天津站，买了去北京的火车票，一个多小时的车程抵达北京站，出站就遇瓢泼大雨，为赶时间，打了辆黄色面的，直奔劲松小区刘心武住宅。当我气喘吁吁爬到顶层敲房门时，已被大雨淋成“落汤鸡”。开门的是他夫人，我那狼狈不堪的模样，着实吓坏了她。我连忙问说：“对不起，贸然敲门让你惊下了，请问是刘心武家吗？”夫人回答：“是！可他发烧躺在床上，对不住，改天来吧！”说罢就要关门，我即用手挡着门说：“我千里从云南来，是天津大冯让我来拜访刘心武老师。”夫人听后，又看我淋成那样，便让我稍等片刻，她进屋征寻，不一会儿，她热情地招呼我进屋，在狭窄的书房兼客厅里，请我坐等，还让我快把淋湿的衣服脱下，挂在衣架上，为我泡了一杯热气腾腾的浓茶，我感激地说：“谢谢您，夫人！”她说：“甭客气！你就叫我晓歌，真不易，这么老远来，您坐会儿，他正穿衣，马上出来。”

我责怪自己，太莽撞！也不事先打个招呼（都怪那时通讯落后）。正自责时，刘心武披着带花格的睡衣朝我走来，与我握手，我握着那滚烫的手，看他脸和眼睛都泛红，说明高烧未退。我抱歉地说：“真不好意思！您生病，还来打扰您。”他说：“没关系，躺了一天，也该起来活动活动，你见到大冯了？”“昨天见的，就是他把你的地址给我，才找到你家。”“是啊！大冯和我们北京这拨作家都是朋友，常联系。”这时，我向他自我介绍：“我从云南来，在昆明市文联《滇池》编辑部工作，这次专程出来约稿、交朋友。”

他说：“我躺在床上，就听说你从千里云南来，多遥远啊！怎能让你白跑—趟，再病痛也要与你见一面。”我被他发自内心的真挚话语所感动，他对来自边疆杂志社的小编辑如此体贴尊重、如此亲切相待，让我由衷敬重他。因考虑他身体，我不敢多待，影响他休息。在告别前，我请他给我题词。他欣然接过《青春》笔记本，翻看绍棠、大冯、子龙的题词风趣地说：“绍棠兄的题词代表了党中央、中宣部、文化部、中国作协全包揽啦！是位有党性的作家，大冯、子龙题了心里话。”说完为我题下：“难得的是坦坦荡荡，自自然然。敦伟兄存念刘心武1982年6月15日于北京蜗居”。

三十多年弹指一挥间，我们都变成古稀老人了。2017年阳春三月，忽然接到心武的来电，我惊呼：“多少年未听至怖的京味声音了”，他问我：“你在北京？还是在昆明？”“我在昆明的医院照护百岁老母亲。”他说：“春天来临，我想离开雾霾的京城，外出踏青，原想去上海、苏杭或老家成都，可在网上一搜，都是春雨绵绵的天气。唯独昆明春光明媚，一派春色，所以我想去昆明，一来赏花迎春；二来访友叙旧。”我一听，老友相聚是^生最大乐趣，便希望他尽快成行。他还嘱咐我能否联系上，多年没音讯的老肌友企业家郭友亮，若能见到他就不虚此行，心满意足了。得知他的心愿，我當晚就给郭总去电话，（这些年来，郭总奔波于美国和其他国家，在云南的时间不多。）正巧，他这段时间在云南西双版纳抓一个项目。我把心武想来昆明的信息转告他，他得知后，一再叮嘱，心武来昆日程定后，即告他，再忙也要见！

第二天清晨，我给心武去电，告知已联系上郭总，心武兴奋致极，很快让他的助理焦金木安排行程，并一再强调全程自费自理，不给老朋友找麻烦。在订机票前，心武专门与我通话，问明我在医院值班的时间，生怕我影响护理老母亲。郭总得知心武一行3月14日晚达昆，当天开车从版纳赶回昆明，下午五点多接上我，就直奔长水机场迎接心武。一路上，郭总边驾车边回忆那些年在京与心武相聚的情景：北京饭店签约与《人民文学》结缘；心武家小斗室里的长夜漫谈；宏艺文库的发布现场，等等。

晚七点四十航班到达，我和郭总向出站口走去，老远就看到心武和小焦在四处寻视，我立刻招手呼唤他俩，几十年未见的老朋友相逢何等激动，相拥相抱，两双紧握的手，谁也不舍得放下，直到机场地下车库。坐上车后，他俩还寒暄不止。当车行驶在通往城区高速路上，春城的夜色显得格外温馨皎洁，车厢里浓浓的情谊把两位友人紧紧连接在一起。我打心里赞美作家与企业家的不朽友谊。当晚，郭营拉他们到昆明地标——万达广场的“醉云南”，品尝云南小吃，边品小吃边扬聊别后之情。这一夜晚，让心武感受到真挚的友情和朋友，就像陈年老酒存放越久越香醇。

第二天下午，郭总专派小张开车，送我们去世博园参观，还亲自请原世博园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兢夫妇陪同讲解，他俩都很仰慕刘心武，还在念大学时，就拜读过心武的作品，后来，还在电视里看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听心武讲《红楼梦》。王总今天特别兴奋，带着激情而自豪的心绪，向心武介绍世博园从国际招标到立项建设的全过程，他把世博园当着自己孩子培育它，里面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石都倾注了他的精力。心武被他的讲解所打动，深情地对王总说：“你让我看到听到世博园的内在精神，这不仅仅是世界级的园艺博览会，更是云南经济腾飞的一个缩影。也是你精心雕琢的一块珠宝。”

后面的几天里，我陪心武走访昆明民间陶艺大师蒋雨田，参观他的工作室，屋子狭小、简陋，可满院满墙满屋挂着和置放的陶艺作品，令人目不暇接、精神亢奋。他不仅自己独创，研究陶艺，还带了许多徒弟，让中国民间陶艺传承下去。心武看得认真，享受着蒋大师的陶艺盛宴。对他风格各异、构思奇巧、造型独特的陶艺作品大加赞赏。蒋大师还挑了两件陶艺，送给心武留作纪念。

我还陪同他去了青云街4号，一个充满文化氛围的私人牙科诊所，心武与这位与众不同的王医生，谈论医学与文学的关系和当今社会的医患关系。两者都离不开“人”，都在以不同的方式服务于“人”，既然都为了“人”，那么共同都有一颗“爱心”播撒爱的种子；都有一种人道主义精神去践行医生救死扶伤；作家拯救灵魂的义务。这是一项神圣而来不得半点虚假、虚伪的职业。王医生讲述她，正在全力以赴打造，具有人文精神和新型医患关系的牙科诊所。他们间的交流像潺潺溪流润人心田。心武最喜欢与底层人群结交，没有一点大作家、大名人的架子，说话温和、亲切待人、相处融洽似朋友。他从不攀附权贵达人和臭文人，也不会“顺应形势”，总是特立独行、傲骨人格。

在紧张的走访行程中，始终惦记着要与我家人的相聚，心武没忘记那年，他夫妇俩应邀出访美国，正逢我弟小凯出差路过北京，我和小凯一块为他守家的事。此行，一定要见小凯家人。那天游览昆明新造的人工瀑布——昆明瀑布公园，正好临近我弟家，游玩结束后，便来我弟家小憩。心武像回到自家一样，随意放松与小凯夫妇聊起家常、当心武翻看他俩分别在知青艺术团演出的照片后，风趣地对我说：“看你弟弟比你这个大哥长得帅！”大家一阵欢笑，似亲兄弟一般。晚上，我弟全家请心武、小焦在富有田园情调的农家乐——“一丘田”吃饭，品味滇系菜肴，我大女儿咏磷也赶来拜会多年未见的心武叔叔，特意送了一幅她创意、亲手制作的生态画给心武叔叔留存。小凱的儿子东徽专买了心武著的书，请心武叔叔签名。最后大家与心武合影留念。这场家庭聚会给心武、小焦来昆“踏青访友之旅”画上圆满句号。

5月中旬，心武又自费对贵州进行“圆梦之旅”。行前，邀约我到贵阳相见。我事先与贵阳的好战友陈华智夫妇打好招呼，代我全程陪同。他们到达贵阳那天，我乘高铁从昆明赶往贵阳，华智来车站接上我，便赶往机场接心武和小焦。随后便直去小焦在京从网上已订好的大成酒店，该酒店坐落在风景秀丽的花溪湿地公园，孔府学院旁，放下行装，便去花溪河对岸的“三棵树饭庄”。战友华智夫妇点了一桌贵州菜肴为心武、小焦接风洗尘。主人为他俩斟满地道的茅台酒，举杯畅饮。小焦高兴致极，落地就品上茅台酒，难得啊！心武说：打小念书时，就知晓贵州有蜚声中外的黄果树大瀑布，儿时就梦寐着想看大瀑布。后来有多次赴贵州的机会，都因这样那样的缘故而失之交臂。我几乎走遍全国各地，也到过许多国家，唯独没到贵州，这次下狠心来贵州圆梦，得到小陈、小刘的盛情帮助，十分感谢！

那天，游览闻名遐迩的黄果树大瀑布，心武冒雨站在观景台上，我看着他巍巍的身影，往事涌上心头：1987年，当我离开《人民文学》，转到影视行业，心武开始潜心钻研《红楼梦》，没几年硕果累累，成为震惊中外的“红学家”。记得，当初为帮助我在新行当里打开局面，心武无偿地把一部反映北京市井生活的中篇小说《小墩子》，供我们改编成电视剧，该剧云集众多明星：岳秀清、高宝宝、李明启、濮存昕、张光北、修宗迪等，编剧刘恒，导演沈好放。制作完成后，在中央台播出后，1993年分别获“飞天奖”、“金鹰奖”，为我在影视界立足打下基础。

时隔二十多年，心武还关注、帮助我，这次在贵阳短暂相聚，还为我新抓的一部反映当代女大学生扎根农村成长励志的电视剧操心，那天吃完早点，返回房间的路上，心武说：“《映山红》剧名不好，没新意。我这两天反复斟酌，能否改作《无名花》”，我听后，兴奋地大叫：改得好！立马打电话，请中国文联出版衬在出书前，把《映山红》更名为《无名花》。

认识心武，成为忘年交，是我三生有幸。心武有一颗炽热的“爱心”，始终爱人类、爱真理，爱正义。

二

八十年代初，我去北京约稿，经云南作家苏策介绍，认识社会活动家关山。他向我谈起军中奇才王朝柱的故事，说他被人们都亲切称呼“柱子”，河北沧州吴桥^，五六岁时，父母和他的几个兄弟姐妹相继去世，剩下大10多岁的哑巴哥哥。生活没有着落，幼小柱子由哑巴哥哥背着，靠街头乞讨维生。好在杂技之乡吴桥的孩子，自有—套谋生糊口的办法。他跟着别人学耍猴儿，后来又跟乡亲学击鼓吹笛，艰难度过坎坷童年。

家乡解放后，他跟随八路军剧社，在教堂学习音乐乐理，这段经历是开启他艺术心灵之门的钥匙。后来，以农民的身份特招到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身穿粗布大裤裆、大裤腰的黑棉裤黑棉袄，裤腰向旁边—折扎一条小绳，说的是一口沧州话，可真是土得掉渣儿。尽管开初城里的和生活富裕家庭的同学对土里土气.的他不屑一顾，但是王朝柱的博闻强记、丰富的社会知识以及优异的学习成绩，立刻被同学们另眼看待、暗自佩服。毕业后，他被院长赵沨留下做秘书。

文革期间，他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遣送天津小站劳改农场，一呆就是六年。这段特殊时光，他如饥似渴地读书，每天早晨起来带上干粮，赶着大群嘎嘎乱叫的鸭子，奔往渔塘，坐在岸边展卷阅读。从《史记》到中国通史、从近现代史到中共党史，他边认真阅读，边研究比较。文革结束后，人到中年，他进入总政歌剧团，创作了歌剧《狂飙曲》、声乐套曲《中国革命之歌》，逐渐显露出的文学才能，促使他弃乐从文，走上了文学之路。

听完他的人生故事，我迫不及待，关山带着我，驱车赶往京西三环总政文工团大院，王朝柱宅第。不用关山介绍，开门正是他，中等微胖的身材、平头戴副深度眼镜、灿烂笑容布满方正的脸上，他紧紧握着我的手，引我穿过客厅进到书房。三面高架书柜摆满各类书籍（尤以史料类的书为主），靠窗旁边单人床上和侧边书桌上，堆满文稿和书。落座后，他为我们沏茶，热情地拿出苹果招待我俩。

我得知他比我大几个月，便称呼：“柱子哥，甭客气！我也当过兵，军人见面不用客套！”“说得对，当过兵的就是战友，我就喜欢爽快，那你们自便！”他说着指向床上堆放的文稿说：“我被分到总政歌剧院工作后，人家说我不务正业，老在家里写传记小说，我不否认，这些年心思全转到文学创作上来了。‘作曲与‘作家一字之差，差之万里，我决定弃乐从文。正向组织提出调离总政歌剧团到总政话剧团来当创作员。”

我走向小床，翻阅堆积如山的文稿，绝大部分是大部头的传记文学，我提出向他索稿：“有适合我们《滇池》文学杂志发的可读性强的中短篇小说吗？”他拿出《周恩来在上海》的书稿给我，这是着重写我党上海“特科”的故事。我翻看了几页，便被书中的情节所吸引，征求他能否让我将此稿带回？没想到他欣然同意。用大信封装好交我。我当即表示三个月内给他回话。（此稿带回云南后，为了稳妥不犯忌，编辑部做了适当调整，把小说改名为《绝密行动》，把主人翁的名字改为化名，在次年《滇池》分五期连载完，因这篇小说的发表，《滇池》的发行量猛增10万。）

那天告别时，我请他题词，他接过本子写道：“艺术之花是美的，因为它的根植于祖国的土地中，是用艺术家的心血、汗水浇灌的。为此，想从事文艺工作的人，首先应当像钢琴家肖邦那样，时时要亲吻祖国的泥土，其次，要不懈的奋斗，要做一名不怕付出心血、汗水的园丁！要苦其心志，劳其肋骨！以此和敦伟兄共勉。王朝柱一九八三年九月五日”。

他叩开文学殿堂之门后，一发不可收。顿时被文坛关注，杂志社、出版社纷纷向他索稿，不到两年，他付诸心血、堆积如山的文稿陆续出版、发行，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此后，我俩也成为极要好的朋友。在纷繁复杂的现实生活里，能够真诚相待的人并不多，只要想起与柱子哥三十多年的交情，心里总是充满人世间爱，温暖无比。

记得，我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时，已人到中年。有次上柱子哥家做客，说起在校住六人一间的集体宿舍，夜里鼾声如雷实在难以入眠，年纪大了已不适这种生活时，柱子立马与他爱人贾冰轮老师（人大英语系教授）商量，把他小舅子在西四羊肉胡同4號大杂院里那间平房，腾出来给我住。说办就办，贾老师当天就去找他弟弟取钥匙，而且还帮打扫整理干净，让我周末就搬进去。没想到我一住就是八年，不仅为我在京读书时解困，而且为我借调北京工作找到了落脚点。更没想到，那里后来成了京城的一个“文学沙龙”，许多新时期冒出来的中、青年作家蒋子龙、刘心武、陈建功、郑万隆、李陀、刘恒、阿城、韩作荣等都来过此小屋。最让我难忘的是，炎热暑期，柱子哥亲自扛着落地电风扇，从西三环送到西四，给我送凉！

八十年代末，我从昆明《滇池》调北京《人民文学》不久，又要离开，何去何从，心中迷茫。许多朋友关心我，蒋子龙邀我去《天津文学》给他当主编助理，高洪波让我去《中国作家》当编辑，此时，柱子哥劝我远离是非之地，换个环境、转个行业。经他极力推荐，我被借调到央视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任编辑。从此进入影视圈，与柱子哥的接触更为频繁。

他在写传记文学的同时，把主要精力转向受众面更为广阔的影视文学剧本的创作，我首读他写的电视文学剧本《巨人的握手》（后搬上荧屏）；参与他写的电影文学剧本《长征》的筹拍工作；后来，又与他策划拍摄电视剧《张学良》，在前往外景地西安、延安途中，他鼓动我，把中心老干处的公司接过来，走独立制作电影、电视剧的路。他的鼓动支持让我萌发接管影视公司的念头，待《张学良》拍摄播出后，便全身心投入重组影视公司之事，把公司更名为北京天勤影视艺术公司，我任法人、总经理，特聘王朝柱为总顾问。

公司接管后，拍的首部外交题材电视剧《龙珠》，就是王朝柱推荐给我的，泰国王室常嫒写反映中泰建交秘史的传记小说。他亲自请天津女作家航鹰和总政话剧团导演汪遵禧来改编，几易其稿，终被重大革命历史题材领导小组审查通过，之后，柱子又陪我去青岛融资，认识青岛西海岸有限公司董事长扈本学，这位开发青岛西海岸的第一人，学识渊博、儒雅大度。经柱子三寸不烂之舌游说，与扈总一拍即合，达成共识，参与投资拍摄此剧。该剧与北京电视台联合摄制，1993年初，赴泰国、法国、昆明、北京实地拍摄。（导演：陈莉，主演：苗乙乙、小陶虹）柱子始终督战到底，为该剧的成功拍摄倾注心血，在全国播出后获年度北京优秀电视剧奖。

九十年代中叶，应昆明华侨企业有限公司之邀，著名作家蒋子龙，著名编剧王朝柱、郑万隆，著名导演蔡晓晴夫妇，著名节目主持八倪萍随我来昆，参加公司成立十周年庆典活动，庆典大会上，子龙和柱子作了精彩动^的演讲，颇得与会者的热烈掌声。在参观游览澄江抚仙湖时，蔡导专程带我们看当年她拍摄电视剧《蹉跎岁月》的实景地，如今该地已更名“蹉跎村”，我们大家还在此地台影留念，以示不忘蹉跎岁月。

第二天，主人带我们参观滇池畔的云南民族村，来到十二生肖雕塑园，各自站在自己的属相前拍照，子龙、柱子和我都属蛇，我三人便在蛇雕前，拍了张难得的“半世纪兄弟照”。在属相前，柱子提出：

“何年何月我写小说超过子龙？”子龙立刻更正：“你千万别写小说超我，你就守住你耶‘两亩三分地，坚持专注写传记文学和影视文学，你永远跑在最前边，谁也别想超过你。”果然，柱子二十多年，始终不渝坚守在传记文学和影视文学的园地里，勤奋耕耘，举一人之力完成百年中国比较完整的“屏幕上的历史”，把中国共产党党史，中国^民解放军军史，艺术生动地展现在荧屏上，定格在红色经典的宝库里，以至被评论界称为“王朝柱现象”。

王朝柱自称写“红色影视剧的绿林好汉”，文坛、影坛称他是：红色传记作家，写领袖专业户，他总能以恢弘壮阔、纵横揭阖的视角和声势，艺术的再现历史，并塑造一个个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他几乎成了红色经典的代言者、实践者。从第一部红色经典《李大钊》后，似文学闸门打开，源源不断写出《周恩来在上海》《长征》《延安颂》《八路军》《周恩来在重庆》《开国领袖毛泽东》《解放大西南》《邓小平》《辛亥革命》《走过雪山草地》等大量脍炙人口的影视作品，获得电影华表奖、百花奖，电视剧飞天奖、金鹰奖和“五个一”工程奖，七次荣获全国最佳编剧奖，并获得“全国十大编剧”称号。

2015年11月，闻讯他大病出院，在静养恢复。我专程前往香山住地，看望老朋友、恩人王朝柱。他告诉我：“那天上午，正伏案在电脑键盘上赶写剧本，突然头晕摔倒，幸好服务人员发现及时，急送香山附近部队医院抢救，经查病情严重，该院条件有限，临时急救处理后，便送往301医院诊治。此事惊动中央政治局常委刘云山，他责令301医院院长，调动一切手段，确保王朝柱生命安全，并向家属致以问候。院方立即把他安置进高干病房，三天后苏醒过来，看到从国外赶回的妻子和女儿，他激动地说：我又闯了回鬼门关，阎王老爷不收我。在医院治疗三个多月，他呆不住，强烈要求出院。我看他大病后的虚弱身体，劝慰他：“七十有余的老人了，保重身体是第一位的。”

他感叹说：“我在和时间赛跑，想尽快完成我的系列作品。”那天，朋友相见，有聊不完的话，叙不完的情。中途被派来的保健医生劝阻了多次，我遵医嘱，提出告辞，柱子非留我吃了晚饭再走。

三

郑万隆曾策划、创作电影《北京人》《和你在一起》，担任过电视剧《渴望》《雷雨》《不要和陌生人说话》《铁齿铜牙纪晓岚》《搭错车》《京华烟云》《麻辣婆媳》《子夜》《王熙凤》等剧的总策划、资深编剧。

他是《十月》文学杂志社的副主编，却一身纯朴无华，像从工厂车间来的工人师傅，待人诚恳热情、纯真无暇，就像地地道道的工人作家。但他还没有来得及进入自己的创作领地，却被过早推到文学编辑直至主编的位置。可见他在作家之外编辑领域，也显露出过人的才智。

70年代末，我刚从事编辑工作，来京组稿。找的第一位作家就是郑万隆，他当时住在东城区的小胡同里，典型的大杂院，一间不大的屋子，光线暗淡，十分拥挤。但靠窗摆放的书桌很宽大，上面堆放许多各类书籍。我的突然“袭击”，弄得他措手不及。他忙为我腾出一张座椅，让我坐。初次见面，我被他的随和亲近、直朴爽快劲所感染，毫无顾及地直奔主题向他索稿。他爽朗直率地对我说：“对不起，眼下真没有写稿。不过我不会让你白跑，我向你推荐一位‘奇才，他曾在你们云南西双版纳当过知青，是电影界鼎鼎大名的理论家钟惦斐的儿子钟阿城，平日里，他常在朋友圈里侃大山，讲了许多云南令人神奇而动人的故事，李陀、建功和我们都鼓动他动笔，把这些精彩感人的故事写下来。最近，听说他写了些，等过两天，我让他把写好的手稿拿两篇给你，以还你的稿债！”我听后，激动地感谢他：“你真哥儿们，到时我一定来取。”

两天后，果然在万隆家见到这位其貌不扬、不修边幅、生活随意、遇事豁达、才华横溢的阿城。一见面，他就风趣地说：“尊大编辑万隆之旨，今奉上两篇刚写的拙作交你，随你们处置。我很感激万隆这帮北京哥儿们，是他们顿足我提笔写稿，否则生活里的那些人物、故事只会永远埋在肚里。”万隆代表我感谢阿城，说前段时间阿城把写的中篇小说《棋王》交给上海的刊物，今天他把写的中篇小说《树王》和短篇小说《路遇接生汉》交給你，你们要赶紧定夺，不能耽搁！

我接稿，连夜阅后，对《树王》特别钟爱，小说运用大量的写景与象征，并附上一个魔幻的，生生不息的结尾，证明了人力与自然力的争战的结果。他通过知青的视角来描写普通人的生活经历和下乡生活。在写作手法、格调、主题上与同期知青作品有极大差异，具有独树一帜的鲜明风格。

第二天一早，我赶到北京邮电大楼，以挂号快件寄往《滇池》。一周后，编辑部决定刊用短篇小说《路遇接生汉》。我为编辑部未能采纳中篇小说《树王》，而遗感了一辈子。

几年后，在全国优秀短篇小说颁奖会期间，我与万隆再度在京相逢。那天，我去会邓刚，恰巧在门口碰到他，是他把我拉进屋，向屋里就坐的作家介绍我，让我免去了陌生的尴尬。在听完邓刚的段子后，在场的作家依次给我题词，轮到万隆，他向建功一样取来印章，才接过题词本，认真地写下：“文学在孜孜以求与求之不得之间。书赠敦伟同志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三日”，然后嗔重地盖上印章。

九十年代初，我转行到影视圈后，与万隆的接触频繁，常去请教这位影视策划、编剧大腕。在我首部执掌的反映中泰建交秘史的电视剧《龙珠》时，他多次参与讨论剧本、具体指教我如何运筹拍摄，手把手教我这个初涉陌生行业的新手，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

九十年代中期，我们应昆明华侨企业投资公司之邀，参加公司创建十周年庆典活动。期间除参观工矿，饱览昆明风光活动外，专程去澄江蹉跎村访问，这里曾是著名导演蔡晓晴拍摄电视剧《蹉跎岁月》的外景地，播出后影响很大。该地便改名“蹉跎村”，今天该村得知蔡导的到来，像过节般地欢迎我们。

陪同蔡导夫妇，旧地重游的有：著名作家蒋子龙、《渴望》著名编剧郑万隆、《长征》著名编剧王朝柱、央视著名节目主持人倪萍等。给小小的渔村带来喜庆。我们亲自来到秀美的抚仙湖畔，观看村里悍勇小伙子们，从湖里打捞驰名“抗浪鱼”的过程。万隆特别有兴趣，凑到几台人工水车旁，向手摇水车的年轻渔民好奇询问：“为何要抽水？”渔民告诉他：“抽水形成激流，一条条扁平细长的银白色抗浪鱼，会抗浪而上，进入网里，成为猎物。”果然如此，闪着银光的小鱼群，冲着激浪向网里窜。难怪叫它“抗浪鱼”。中午，我们便尝到油炸抗浪鱼和炖汤的抗浪鱼，前者香脆，后者鲜美，吃得大家赞口不绝，留下难忘的印象。

党的十八大召开之际，我在云南抓了一部反映80后，年轻女县委书记奋战在“精准脱贫”第一线，执政为民、敢于担当的农村题材电视剧《无名花》。2015年中旬，专程去京请教郑万隆。那天，我俩相约在中国文联大厦旁的星巴克咖啡厅见面。十几年未晤面，我们都成白发老翁了，相见一笑叙旧情。我们边品咖啡边聊当前电视剧创作现状和变化莫测的影视市场。我说：“对当下影视现状，愈发看不懂，愈发茫然，很困惑，不知所措。”他分析说：“不光你困惑，所有从业人员都面临突破瓶颈的苦恼，近两年影视界乱象丛生，如何调整心态？固守创作原则，需要我们有‘定海神针，不能随大流、瞎跟风，原创才是正道。”他针对我抓的主旋律电视剧提出三点建议：1、在塑造人物上下功夫，写出大众认可的“人”；2、故事要编得巧，耐看耐人寻味；3、要有情节、情感、情趣。注重细节的刻画，贴近时代、贴近生活、贴近百姓，这样才能达到寓教于乐的效果。切记不能犯过去主旋律电视剧一味说教、脱离生活、假大空的错误。这类题材创作起来难度较大，要创新突破非下功夫不可。

我带着他的具体指教，返回昆明与作者反复琢磨，对现有剧本进行大刀阔斧的修改，一年后，中国文联出版社决定出版成书，请著名文艺评论家仲呈祥为此书写序，得到业界和专家的肯定，希望早日搬上屏幕。

多年来，在那些热播和经典的剧目背后，站着一位才华横溢、朴实无华，编剧界的泰斗郑万隆，他始终坚守在影视战线上，担任影视剧总策划、文学顾问、艺术顾问等重要职位。作品除文章前面提到的外，还参与《南少林与三十六房》《新红楼梦》《康熙微服私访记》《搭错车》《雷雨》《丑女无敌》等诸多优秀电视剧的制作。

今天见面，还听他介绍自己成立了影视工作室，招聘一批有志青年参与工作。借他名望搭建的平台，许多业界制作公司登门求助，业务量很大。已过七旬的他，依旧奋斗在这个行当。策划、创作丰富多彩，覆盖古今的电视剧，题材类型异彩纷呈、作品内涵厚实凝重、剧目思想与时俱进，充分满足现代观众的胃口，实在令人钦佩！

责任编辑 李小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