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征雁

我的老家在东北的三江平原。去年夏天同学聚会，我回到了阔别二十多年的故乡。

与几位发小把酒小酌时，自然会谈起小时候的村庄，我表达了要去看一看的意愿。他们告诉我，前些年农场大兴小城镇建设，连队大多都整体搬迁至场部，原址全部复垦，即便去了，看到的也只能是一片庄稼，故里已无“故”可访，还是泡在酒杯里叙旧吧。接着，话题便转到了老同学的众生相上，比如，友子在山东的生意越做越大；大成离异后一直未婚；因家庭变故去了南方的秀子，传说多年前就没了，至于缘由，他们却各持版本，没一个准信儿。他们说他们的，我却一直陷在小时候的村庄里未能自拔。

下午，我独自叫了出租车，径自奔向常常出现在梦里的那个村庄。司机是个小伙子，他一边开车一边介绍农场这些年的变化，语气中明显流露着自豪感。他肯定地说，如果你一个人来，恐怕很难找到那地方了。我只是笑了笑，心想，那可是我的生长地，即便淹没在一片汪洋里，心中也自有一个坐标的，怎么会找不到呢？总不能像擦黑板一样，字迹全无吧。

出租车在一大片玉米地前停了下来，小伙子说，就是这儿了。果不其然，眼前除了玉米还是玉米，哪里还有一丝往昔的痕迹。望着眼前这片浩瀚绿海，我茫然了：记忆中的村庄真就这样沉没在这一片汪洋中了吗？那一缕缕炊烟呢？那一声声呼唤呢？那一棵棵沙果树呢？那秋去春来的燕子呢？它们的巢如今又筑到了哪里？我不知道玉米的根系有多长，是否可以触摸到泥土下的残砖碎瓦，如果能够，是否还能感觉到一息曾经的温度。

沿着地边，我怅然地向更远处走去，参照地势的起伏，心里在努力还原着半个世纪前连队的格局：农具场，油料库，大食堂，连部，猪马牛号，酒坊，知青宿舍，小学校，卫生所，以及商店等等。来柱家住在最南面居中那栋房，左侧那栋住着小翠家，王妮家在西北角把头儿，隔两户是常秃子家，我家在最北面中间一栋，和黄二家邻居。全连共十二栋家属房，每栋六户，共七十二户人家。这样，一张完整的平面图，在我的脑海里渐渐清晰起来，并且慢慢地站了起来，甚至闻到了它特有的各种气味。现在想来，酒坊出酒糟时，那股子酒糟味是最浓的，整个酒坊里热气腾腾，大板锹上下翻飞，师傅们挥汗如雨。因为来柱他爸是班长，所以我们几个小孩子就经常来这儿看热闹。那股灌鼻子的酒糟味，说不上是香还是甜，但我偏偏就是喜欢，可在那雾气中待一阵子，便有点晕晕乎乎的感觉。马号里的气味相对散淡一些，是草料与豆饼混合在马槽里，经过与马的鼻息和口液相作用，发酵后所发出的。我不但不反感，倒觉得还算好闻，尤其是它具有很强的可识别性，我常常把它与“俊逸、奔騰、永不趴下”等词汇联系在一起。

连队家属区与农具场之间，原是一片草甸子，大概有百十公顷，大人上下班要取大路绕行，只有到了冬天才从草甸子里直接走过去。但我们小孩子从不绕道，因为踩着塔头墩子一蹦一跳地走过去，确是一件趣事，当然，鞋子灌包也是常事。一经入夏，甸子里草长蝶飞，黄花盛开，把一片碧绿渲染得如画如梦；甸子的边缘，零星地站立着一些白桦，像欣赏美景的少男少女，陶醉又痴情。这片草甸子，之所以这样葳蕤繁茂，生机盎然，是因为有一条小溪将其与西边的远山相连接，像一根血脉，不断地为它输送着大山的精血。小溪实在是太细小了，细小得就像一位年轻妈妈在深夜里哼唱的一丝小曲，委婉柔情，缥缈而清晰。溪水很浅，有小柳根或泥鳅游来游去，我们常提着一个玻璃瓶子，里面放点馒头或豆饼做饵，沉入溪水，眼见鱼儿进入瓶中，便突然将其拎出水面，带回家养着。可是现在，那片草甸子，那条潺潺小溪，早已无影无踪了，脑海里的村庄也突然模糊起来，眼前只有一望无际的玉米，风吹绿浪，叶子沙沙作响，像是低声争吵，又像凄婉的哭诉。我的心里一片空寥和虚无，好像一下子坠入了一个空旷、荒芜、岑寂的时空里，恍惚间又觉得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泡沫，随时都可能化为乌有。

沿着田间路正走着，忽然看到路沟里裸露着一些砖头瓦片，犹如发现了村庄的标本，让我重新感到了存在的真实。我无从判断它们来自哪间房哪堵墙，但确信它们一定收藏着我们小时候的笑声、哭声和呼唤声，收藏着我们的嬉笑、奔跑和许许多多的童年幻想，收藏着那些未染世尘的无忧无虑的快乐时光。但无须多久，它们会和更多的砖头瓦片一样，带着往昔的烟火气息，带着曾经的汗渍泪渍和血渍，被泥土深深地埋入地下，成为时间的骨头，被泥土永久性封存，再也不会触疼到我们的目光了。这是一种绝世迷藏，它们遁开尘世，隐入比岁月深处更深的泥土，再也找不到，也再无人找。不像小时候，小伙伴们吃过晚饭便玩起捉迷藏的游戏，无论藏在哪儿，最后终会找到的。但这个游戏却一直演绎到了我们后来的生活中。多少个玩伴，后来就渐渐没了音信，尤其是到了当爷爷奶奶的年龄，大都天南地北地去看孙子了，更是难得一闻一见，就连这次中学同学聚会，缺席者也不在少数，更别说那些英年早逝的，永远地藏到另一个世界去了，阴阳两隔，谁也别找谁倒也最好不过。

突然，手机响了，是来柱打来的，只听他大声喊着：“快来呀，你猜谁回来了？”那兴奋劲儿都要把手机鼓开了，还没等我猜呢，他已自问自答了：“是秀子呀！”我不禁惊呆了，这不是活见鬼吗？一个活生生的超级迷藏。我自认从不敢游戏人生，但人生有时却偏偏真的就像一场游戏啊！

夕阳西下，我乘车返回场部。车过山顶，坐落在山坡上的小城全貌尽收眼底。也许因了这眼前图景，也许是因了秀子的消息，整整一下午，那种被失意郁结的心情豁然开朗起来。一座座高楼鳞次栉比，错落有致，风情各异；一条条沥青街道纵横交错，将整个场部黄金分割，让人联想到春天的田畴；一团团绿荫像飘落低空的云，在晚风中蠕蠕地晃动着，像醒着的梦；路边的花带五颜六色，流动着一条条绚丽馨香的溪流，把小城装扮得青春而浪漫。山顶公路口，大口径钢柱高耸着一块巨幅宣传牌子，上面写着“生活在幸福的城镇里，劳动在希望的田野上”。我忽然想起小时候听闻的一段轶事，说那时男多女少，姑娘是稀缺资源，顺口溜“北大荒，真荒凉，又有兔子又有狼，就是缺少大姑娘”，便是真实写照。于是，便有个光棍儿只好回山东老家找对象，为锁定对方，跟人家吹嘘说，他们那里已经“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自来水，小喇叭”了，那位憨厚的山东姑娘不知是信以为真，还是真的看上了这个开朗幽默的北大荒汉子，反正真就跟他来到了农场。此事真假，现已难考，但当时看似吹牛皮的笑话，后来确也成了现实，尤其是现在，比那个光棍儿吹嘘得不知更要现代多少倍了。这也说明，我们今天的美好生活，正是老一代北大荒人梦寐以求的，也是几代北大荒人汗水、泪水，甚至鲜血的结晶。由此，我就想，存在是道理，消失也是法则啊。尽管我们对小时候的村庄充满了深深怀恋，但倘若时光可以回溯，让我们重新回到那个环境里去生活，又有谁会心甘情愿呢？但是，透过几十年的岁月，回望小时候的村庄，却还是总感到它是那么的亲切、温馨、纯净而美好，就像一个童话中的世界，这也许就是时光施给记忆的魔法吧！

是的，小村真的消失了，但它却永远坐落在我们的心里，让疲惫的灵魂，有一个小憩的家园。

无意的珍藏

和玉容结婚，到现在已整整三十七个年头。其间，我们搬了八次家。有句老话叫作“穷搬家，富挪坟”，在某种意义上，尤其是前半句，它还真就揭示了一个朴素的道理。每次搬家，生活中的一些大小物件，无论是匆忙中无意遗失的，还是已无大用或不方便搬运而人为遗弃的，多多少少总会失去一些。当然，之后也会不断地添置，这也正应了那句俗话：“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但无论那些已经失去的，还是现在仍在使用着的，都在过去的岁月里为我们提供了方便，都被我们的双手和目光无数次地抚摸过。因而，这些物件在我们的记忆中，永远都不会被时光的尘埃所覆盖，并因了我们的忆念而被赋予一种温暖的情愫。

有一天傍晚，我和玉容一边吃饭一边闲唠，她的注意力忽然集中在了我手中的小铁勺上，问我：“你还记得这把勺子的来处吗？”我稍作思忖，答道：“这不是你在十一连吃食堂时的那把勺子吗？”并开玩笑说，“这也得算你从娘家带来的嫁礼呀！”

还是在1978年，玉容中学一毕业，就被分配到我所在的十一连小学教学，我们渐渐地互生好感，然后就恋爱了。再后来，我被调转到老场部一中教学，每有空闲，我便到十一连去看她。到了饭时，她就去食堂打饭，端回宿舍摆在小炕上，我俩盘腿分坐两边。但吃饭总得她一口我一口地轮流着吃，因为当时就只有这一把勺子。直到后来挺长一段时间，她也并未多备一套餐具，也许是她粗心并没在意，也许她觉得这样吃饭才更有情调些吧。而就是这把小小的勺子，它竟然历经几十年，一直伴随我们到今天，连我们自己都为之惊叹。

由这把勺子，我不由想起了家里的一个木箱子。

1982年夏天，我和玉容新婚在即，父亲终于找到一个南方来的小木匠，为我们打了四件家具。一件是大立柜，它左右各为一扇门，所谓门也只是有四条门边，门上镶有立幅的玻璃画；两门中间是一块大镜子，也就是现在说的穿衣镜了；立柜下端是横向排开的三个小窗，各镶三块木板烫画；在紧靠立柜顶沿和底座的两个位置，上下各有一条腰线，由本色椴木条块与深色带花纹的其他木块儿拼接而成，呈斑马线状。这个立柜里，装着我们的新婚衣物和全部细软。再一件是高低柜，整体上它由两部分组成，左侧是一扇较高且向后稍仰的立门，门上开扇形窗口，窗口镶一山水玻璃画，门下是一原色木质软拉门，此为“高”；右侧矮下来的部分，大概到左门腰部，但要比左侧长出许多，其上层是一个玻璃拉门的橱窗，里面可摆放些茶具酒具之类，往下依次是三个大抽屉。另外两件是写字台和书柜。这些家具，清一色的椴木实料，清一色的栗子色儿，式样新颖，做工精细，在当时也算很时髦了。尤其是打水泥地面时，在水泥中掺入红土，使地面与家具在色调上相调和，使整个室内总体上显得古朴、沉雅，又不失灵动。但这些家具在历次搬家中都渐次离开了我们，也许早已化作了轻烟或尘土，但在记忆中，我们却总记得它们曾经的时尚与实用。

但那只木箱却一直伴随着我们。它是我们新婚不久，家里给我们捎东西，作为容器和包装来到我们家的。箱体无漆，木板对接处已有裂隙。玉容就把它用报纸糊起来，做了我家的面箱子。箱子虽旧，但它却是父亲亲手打制的。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连队家家并无像样家具，何况父亲又是一个难于启齿求人的人。有一天，不知他怎就心血来潮，决定自力更生自做家具，借来刨子、斧子和锯，在家里叮叮当当地干了起来。又宽又厚的炕沿就是他的工作台，难得见到父亲这般辛勤自力的母亲就是他呼来唤去的助手，整整用了一天时间，一个木箱子终于做成了。只是箱子并无一卯一榫，全部用钉子钉制，木板接缝虽谈不上细严，但也并无明显缝隙，箱面基本上还算平整，尤其是箱盖，是先将箱子上下左右前后全部钉成一个整体，然后在距箱顶八九公分位置绕圈划线，然后顺线将其锯开，最后再安装合页，将箱盖与箱体连接起来，从这儿，总算看到了这只木箱尚有一定工艺的地方。

到了七十年代初期，连队打家具之风悄然兴起，板材以红松、黄菠萝、水曲柳、椴木为主。红松比较珍贵，材质细软，耐腐抗蛀不变形，但不易弄到；水曲柳在当地易选材，花纹也较美观，但木质较硬，受潮后易变形，尤其在凿卯接榫時力道稍大，就会造成板裂，所以不易加工；人们的首选当属黄菠萝，它有良好的光泽，纹理宽粗显著，材质相对松软易加工。家具朝外这一面，最好选原木的二膘板，这层板材质松软，一经刨光，会发现它花纹繁复夸张，如湍急江水，看似波澜不惊，但迂回窝旋，环环相激，派生出一番生动鲜活的画面。特别是涂色上油之后，沟纹殷红，花斑金黄，正如朝霞铺满江面，光彩艳丽，一片绚烂，使人不禁联想到诸如梦幻、温暖、热烈、生机、收获等美好的词藻。但打制这种精致家具并非所有木匠都能胜任。有的干了一辈子木工，却打不出一件像样家具，只能干些做房架子和门窗套等较为粗放的活计，人们在背后谑称其“大眼木匠”。也就是从那时起，父亲便彻底打消了自做家具的念头，他毕竟连个“大眼木匠”也算不上的。后来，他终于还是请了连队最出色的木匠，为家里打了两件黄菠萝家具。一件是地柜，大约一米多高，顶板下是三个横向排列的大抽屉，再往下是两死两开的四扇小门，将其摆放在卧室的对面靠墙处，桌柜两用，很是实用。另外还有一对木箱，摆放在与地柜平行的炕尾靠墙处，白天将被褥叠好垛在上面，并用线毯遮盖好。炕面那时已撤掉了炕席，一层层地糊上了牛皮纸，纸上刷着蓝色调和漆。那时候，我觉得家里一下子亮堂气派了起来。

就在前两年，玉容跟我商量说，两位老人都八十开外了，再住平房很不方便，还是给他们买套楼房住吧。于是，老两口就这样搬进了楼房里。因为楼里一切都已置办齐全，平房里的所有东西都留在了那里，包括那套伴随了他们近半个世纪的黄菠萝家具。说到这儿，就不得不感叹我们家的那个面箱子，三十七年来，无论从平房到平房，或从平房到楼房，最后，再从楼房到楼房，无论怎样折腾，它始终都在跟随着我们。论材质，论工艺，论观感，论什么它都没有让人看重的道理，但它毕竟保留下来了，尽管现在它只是被摆放在车库里，而且里面是空空的。当然，还要再说到那把小勺子，它小得几乎在任何一次搬家中都可能遗失掉。但就是这样两件最不值钱、最看不上眼的物件，却偏偏保留了下来。

呵呵，人这一辈子，也许就是一个容器吧，里面都装些什么，有时还真就不是你着意选择的！

责任编辑 韦健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