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冬萍

看 坟

进村的时候，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热闹与寒暄，就连横卧在屋檐下打瞌睡的土狗，都懒得起身摇下尾巴，倒是天空适时飘下几点零星小雨，像是代表着村民们的问候。

记忆中的巷道、戏台、屋舍、老井，全部改变了模样。曾经随处可见的老土屋几乎不见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栋栋的二三层小楼。表舅家在村中间靠后山的位置。我和父亲自打外婆过世后，已有二十余年没有回过这个村庄，因此并不认路。经常回来给外婆上坟或是到至亲家喝喜酒的母亲，却因上了点儿年龄的缘故，又是坐在轿车上，平素脚丫子就能带到的地方，也指不清了。停下问了好几次，才找到表舅家。

表舅家倒是没多大改变，还是那一栋青砖到瓦的老平房。屋后就是一座小山包，我的外祖父就埋在那儿许多年。

表舅没有子嗣，五十岁以后才抱养了一个女孩，成年后嫁了出去，因此也懒得再起新屋。在八十年代他盖的这栋屋子还算挺不错的，到现在早被左邻右舍的小楼比得灰头土脸的了。

到表舅家的时候，他正在门口的菜园子里拔萝卜。看见我们一下子从天而降，明显有些手忙脚乱。除了喊了声“姐姐、姐夫”外，就站在院子里挠头，傻笑。沟壑纵横的黑脸上，除了老人斑还有圈圈点点的雨痕，在他木讷的笑容里泛起微光。

倒是闻讯赶回来的表舅母显得热情许多，进门就和我们一一打了个招呼，然后忙忙碌碌地找杯子沏茶，嘴里抱怨我们怎么不过来赶午饭。

母亲很平静地阻止她的忙碌，说今天来是陪老头子看下墓地的。母亲没什么文化，说话也没太大顾忌。前段时间委托一族亲帮忙在村里弄了块地，并且在那族亲的唆使下，建了座足有两间车库那么大的坟墓，还像模像样地砌了一圈围墙。

舅妈很艳羡地说：“是啊，姐姐姐夫的坟都有人家屋子大。村人讲，埋多几个人都没关系。”

舅妈这话听过去很不是味，可没什么文化的母亲听来却以为是村人的褒奖。那座预留父母百年之后居住的阴宅离表舅家并不太远，可已经身患绝症的父亲举步维艰，我们就仍然开车前往。

出村不到五百米就看见了，因为母亲不惜巨资，这座墓在群山与墓群之间显得很起眼，老远就可看见一个很大的院子，还很夸张地做了十几个台阶上去。

建这座豪华坟墓的时候母亲并没有和家人商量，是做好一半后才面有得色告诉我们的，作为子女，我非常不认可母亲的做法。父亲是抗美援朝时期的老兵，戎马一生，是副县级的领导，他们的身后事是不宜土葬的，更何况如此大肆张扬。

但坟墓已建好，属于尘埃落定的事情，多说也无益。直到母亲请了完工酒，直到行将就木的父亲临终前想看看他百年之后居住的地方，我才央侄女婿开了台车，带二老返乡。

父亲并没有上去，他一个人留在下面，坐在马路边的石条上怯生生地打量他百年后安居的“屋子”。我读出了他眼神中的惶恐与无助，我真的非常心酸。没想到戎马一生，扛过枪打过仗的父亲，到了老年真的要直视死亡的时候居然变得如此怯懦。

看着争吵了一生的父母，并肩站在他们的阴宅前，老态龙钟却又互相搀扶的样子，之前对母亲的任性、父亲畏惧死亡的种种不理解突然烟消云散。婚姻与生命，永远不是我们表面看见的那么简单。它是一本翻不到底的书，需要你用一生去解读。

那一刻，我突然懂得：作为子女，最好的理解是陪伴。是在父母有生之年，尽全力地陪伴、侍奉，护送他们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

回表舅家的时候，我选择了步行。这毕竟是我小时候生长过的村庄，我要绕着村子行走一圈。

雨早已停了多时。唯有水泥路面上，还残存着一点雨水的痕迹。行走的过程中，我才发现儿时仅存的一点记忆再也无法在这个村庄复原。那坐落在村口的、屋瓦在春日的晴阳下闪着鱼鳞般波光的老碾坊哪里去了？那可是我于生命初始时就见证了另一生命夭折的场所，也是后来停放过我早夭的小妹骸骨的场所。如今在岁月的更迭中，寄存过无数早夭生命的老碾坊，它的残骸也一样消弭于荒野，再也无迹可寻。

村里的老戏台仍在，只是早已面目全非。在我的记忆中，它应该是不起眼目、灰头土脸的。可现在的戏台，高大、阔气、雕梁画栋。恰逢明日村中即将开场做戏，底下有戏班子和本地管事的人在忙忙碌碌。

我帶着种类似凭吊的心情，围绕着新戏台转了一大圈。诚然，精雕细刻、粉饰一新的戏台华彩富丽，自是比老戏台气派许多。可是我固执地认为，它不再是我外婆村庄的灵魂，也不再是我儿时的乐园。

一只鸽子，扑棱着翅膀，从我眼前一跃而起，飞向了蓝天。不知怎的，我恍然觉得自己被带走了些什么。

烫豆折

因为第二天村里要做戏，加上表舅母的极力挽留，母亲决定留下来看一天戏再返城。表舅家只有两张床，我只能到母亲的闺蜜南凤姨娘家借宿。晚饭后母亲就送我过去，她正好也憋着一肚子的陈芝麻烂谷子要和老姐妹倒倒。

一路上，母亲指着那些屋子告诉我：这是你乾林哥的屋子，他是你共个老外公下来的；一会儿又指着一户人家说，这是你癞痢叔佬，他家的小儿子与你同年；这是你莲子姐姐的屋里，和你大姐是同学……

说实话，母亲说的这些人我一点印象也没有了。对一个少小离家的人来说，故乡的一切都是陌生的。路过外婆故居的时候，我却一眼就认了出来。门口一条小沟，横跨小沟的青石板还在。屋子的门楣上还悬挂着一面镜框缠绕着红皮绳的“照妖镜”。屋子虽然比过去愈发陈旧，可是从里面折射出来的灯光依然那样熟悉而温暖。四岁前我在这里和外婆相依为命。

如今，屋里住的人是我一位叔婆。在外婆临终不能起床的那段日子里，母亲曾请她伺候陪护过外婆。我坚持要进去看看，母亲无可无不可地陪我走了进去。因为临近过年，叔婆全家正在忙着烫豆折。我吃过乡村送来的豆折，却从没看见过烫豆折的场面。今天机缘巧合，倒是让我见识了一把。

进屋的时候烫豆折的前期工序已完成。米和绿豆已经浸泡好并磨成了浆，正由叔婆的大儿子亲自忙活。我看见这个我应该喊水根哥的中年男子，弓着背，右手握着个盛满米浆的大蚌壳。他先往第一口锅里倾入磨好的米浆，然后用倾空了的蚌壳迅速一刮，米浆就沿着锅面摊开了，再用手一旋，锅里的米浆就成了一张薄薄的饼。

趁这会子的工夫，他又往第二口锅里倒一勺面浆，步骤如上。那边刚旋开的时候，这边的饼已起壳了，他要非常迅速地用蚌壳刮一下，用手钳出，扔给捧着筛子站在一旁等的小女儿，紧接着又去起另一锅。

如此忙碌的场面，他却表现得很从容，简直和变魔术般，一看就是高手。果然母亲说，水根哥是远近十里八乡的烫豆折高手。每逢农历十一月，节气开始变冷了的时候，附近乡民就排着队请他夫妻俩上门烫豆折。水根嫂是磨豆浆时的添磨高手，也是“捉火”高手。

看我满脸诧异，叔婆就一边把摊凉了的饼切成丝状，一边笑嘻嘻地说：烫豆折不仅烫的功夫很重要，磨浆和捉火都很重要。用石磨磨米浆，约需三四个人，分为“添磨”和“推磨”。“添磨”就是往石磨圆孔里添加原料，石磨转一圈添一勺料。但添磨很有讲究，舀在勺子里添加到石磨上的米、豆和水的分量要适中。大概的标准是，磨出的米浆用勺子舀起来往下慢慢倾倒，米浆成型不断线，说明米浆黏稠度好，表示米、豆和水的配比适宜。

“推磨”则是个力气活儿。推磨的人必须站立，用力推和拉。推拉之间，不仅要力气，更要有技巧。用力要均匀、协调，不能一下紧一下松，一下慢一下快。那样磨出来的米浆不均匀。至于捉火，指的是掌握火候的技巧。大了会烧煳，小了难起锅。

叔婆看我对烫豆折很感兴趣，以为我喜欢吃，赶紧吩咐在一边抽烟、只赔着笑脸不开口的叔公过来代替她切豆折，自己腾出手来抓了一海碗豆折，端到煤气灶边，点火，到一个黑漆漆的陶罐里夹了块腊板油丢锅里熬。在等油化开的那会子工夫，她已麻溜地切好几颗大蒜，丢腊油里爆爆香，一海碗的豆折就被她哗地倒下去，嘁咔嘁咔翻炒起来。

不一会儿空中就弥漫起浓浓的大蒜炒豆折的香气，水根哥家的两个小孙子孙女就围了过来。我和母亲刚吃过晚饭，但还是一人盛了一小碗。

告辞的时候，热心的叔婆非要亲自动手，给我们卷了厚厚一叠刚摊凉的豆折，说城里人啥也不缺，缺的就是这口自家动手做的东西。我和母亲再三道谢，拎着豆折，离开了曾经养育过我母女二人的老屋。

老屋留在了星空下，我亲亲的外婆仿佛也留在了星空下。故土，如此熟悉，熟悉到每一个老人都喊得出我的乳名，熟悉到他们至今能津津乐道地谈论我小时候的糗事。故土，又如此的陌生，陌生到没有一张我能喊得出名字的面孔，没有一条我熟悉的小路。

星光暗了下去，又亮了起来。暗下去的是我此刻有点伤感的心情；亮起来的是外婆的眼睛。我深信，她一定在天上望着我们，她留在这个尘世里最爱的亲人。

杀年猪

天还未亮，我就被一声凄厉的猪嚎惊醒。

原来，今天是我寄宿的南凤姨娘家杀年猪的日子。在乡村，杀年猪是农家一年到头下来最重要的一个日子。以前日子过得再苦，农家也要想尽办法杀一头年猪。日子过得好的，年猪几乎可以留下半边，来年的荤腥就全在这了；日子过得窘迫的人家，往往只留一点猪下水，留些肉，包点儿饺子，整个大年钵子，再腌上几刀腊肉，也能让肚子里攒下一点儿油水。

如今，大多数乡村日子都过得很富裕了，谁肚子里也不差那一点儿油水。但是，腊月里杀年猪的习俗还是保留至今。

屋外的喧哗，让我很难再睡着，索性就起身看杀年猪。围着毛蓝布围裙的南凤姨娘看见我起个大早，就笑着说，是猪嚎声吵醒了你吧？也罢，你城里人难得有机会看见杀猪的，遇上了看看也好。

我点头说是，就立于料峭的寒风中观看请来的大个子屠夫杀年猪。那时，天还很黑。从厨屋牵出来的一盏二百瓦的大灯泡明晃晃地照着大半个院子。灯光折射出来的灯柱里，蒙蒙的雾气如同锁在瓶中不安分的小妖，在四处攒动着，忙着寻找突破口。

大个子屠夫系着一面油渍麻花的大黑皮围裙，把他肥得颤颤悠悠的肚子兜了个严严实实。他站在屠凳旁吸着烟，等南凤姨娘家请来帮忙的男劳力扎手舞脚地把一口黑花猪拖到屠凳上按结实，他才噗地一声吐掉嘴里的烟头，拎着把杀猪刀杀气腾腾地走了过去。

本来就惨呼个不停的肥猪看见满脸杀气的他，叫喊得更是惨绝人寰。刀口上讨生活的他，对猪临死前的各种慘呼早已司空见惯，对鲜血也不再敏感。在本地他是远近闻名的杀猪佬，一刀毙命，创口也非常小，所以请他杀猪的，在腊月里一天可能要排上好几家。他甚至很幽默地念叨了几句：“老子今生可谓杀猪无数，任你叫破天来老子也还是要给你这一刀。莫怨，要怨只能怨你今生为猪。有本事求阎王老子去，下辈子莫再变猪。”

说完，把屠刀往嘴里一叼，左手用力扳住猪的下唇，右手习惯性地在猪的喉管处拍打几下，掸掉尘土，然后从嘴里取下刀，一刀捅入猪的颈部，再顺手拔出，把带血的尖刀又放回嘴上叼好，双手控制猪头，鲜血哗哗地涌入南凤姨娘早准备好的大木盆里。

一般来说，下第一刀非常重要。下刀重了，容易杀呛。杀呛了，吹气时那猪便鼓胀不起来，接下来猪毛就收拾不干净。下刀轻了，出血不匀，猪便会出现淤血现象，肉呈紫红色，也会很难吃。

放完血，大个子屠夫复取刀下来，在猪的一条后腿上切一个口子，然后蹲下来抓住那只猪腿，用嘴在切口处吹了起来。但见他的两腮像个皮球般鼓得高高的，然后又瘪下去。如此一胀一瘪，不多一会儿，猪的身体开始鼓胀，像一个打饱了气的热气球。

大个子屠夫看来烟瘾很重，刚给猪吹好气就赶紧点了根烟，蹲一边吧嗒吧嗒猛吸了几口，然后站起来准备给猪煺毛。

我看见南凤姨娘家早备好了一口我生平仅见的大锅架在台子上，里面的开水热气直往上冲。几位邻居家来帮忙的壮汉齐心合力把猪抬着放进锅里，黑花猪浮在开水锅里左右晃动，眯着的眼睛倒似露出几分憨态来，果然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

这时，天变得麻麻亮起来。早醒的鸟儿们已蹲在门口的一棵大桑树上叽叽喳喳地叫唤。腊月的早晨非常冷，可整个杀猪现场却显得热烈，欢声笑语。帮忙的壮汉们大声和南凤姨娘的几个媳妇斗嘴玩儿，有些话说得露骨。可无论是当婆婆的南凤姨娘还是她的几个媳妇，都坦然自若。而且唇枪舌战之间，并不会输给这些男人。

南凤姨娘的儿子们外出打工不在家，这几个年纪并不太大的媳妇，要承担一部分本该男人承担的责任。生活的粗粝，早已磨练出粗粝的性格。别说邻家汉子的这几句粗话，就是杀猪这血淋淋的场面她们也一样坦然自若，相帮着打各种下手，忙个不亦乐乎。每一个媳妇的脸上，都浮现出一层薄薄的水色，在这些略显粗俗却没有多少恶意的玩笑中泛起一圈又一圈的涟漪。或许对她们来说，杀猪就意味着过年，过年就意味着团圆，是值得快乐的日子。

大锅里的热气变幻着千奇百怪的形状，袅袅上升。大个子屠夫取出块有刃口的钢板开始刮猪身上的鬃毛，轻而易举地把猪从头到尾刮得干干净净。

把煺去毛的猪从锅里捞出来，挂在了事先架好的木杆上，大个子屠夫叼着根烟，很利索地将猪开膛破肚了。内脏和肠肚就散发着臭烘烘的热气哗地一声淌了出来，落到底下准备好的盆子里。屠夫把猪内脏一件一件地取出摊在台上，然后开始清理肠肚，他手上的这根肠子就像一根皮筋在热锅里七拐八弯地游荡，接着，就和所有的内脏一起，成为战利品般悬挂在了木杆上。

最后，屠夫再高举一把大砍刀，把猪头和猪脚切了下来。并把那头大肥猪一分为二片开，摊在屠凳上，他的工作就算大功告成了。

这时，南凤姨娘的一个媳妇已做好了一大脸盆的猪肉煮粉过来请大家吃。现割的猪肉，还带着粉嫩诱人的色泽，在几片青绿色菜叶的映衬下，翻滚起伏，难免让人想起一个钟头前，它还是一具鲜活的生命。它只是不幸生来为猪，注定逃不脱挨这一刀的宿命。

看大戏

阳光升起来的时候，新油漆好的戏台脚下已摆满了形形色色的长凳、方凳、圆凳占位子。戏台的四周，也早被来自本村或邻村甚或是更远的乡村，那些闻讯而来的小商小贩围了个严严实实。有卖苹果、梨、板栗、甘蔗等家常水果的；有卖清汤、馄饨、包子、饺子、煎饼、油炸果等点心的；有现场制作萨其玛和芝麻糖、锅巴糖、香烟糖等传统年节小吃的；也有不少卖对联、年画、中国结、爆竹烟花等过年必备产品的；甚至连城里卖不出去的廉价时装和鞋子，也堂而皇之地占据了一角。

此时，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整个村庄就像一只悬挂在村口老樟树上的蜂窝，只等开锣戏的第一声锣鼓响起，人潮就会像一窝的蜂子争先恐后地从蜂巢里涌出。

村里的戏台是仿涌山村昭穆堂戏台的格局建造的祠堂台。整体呈单面开放式，由左右场、表演区及后台四部分组成。台顶有八角藻井，正面为牌楼式，屋脊上方插有方天画戟，两端饰有精美的鳌鱼。楼顶飞檐翘角、檐下悬挂着风铃铁马。所有的构件上都精雕细刻着琼花瑶草、祥禽瑞兽；游梁、随枋、三架梁、抢头梁、穿插枋上及牌楼各层之间，则雕刻了许多《魁星点斗》、《九老天宫》、《八仙过海》、《麻姑献寿》等吉庆戏文的图案。

乐平素有“赣剧之乡”的美誉，完整地保存着412座跨越了明清两朝、迄今已有500多年历史的古戏台。

乐平的乡村历来有个不成文的乡俗，就是用唱戏来进行各种庆典活动。小儿降生、大人做寿、儿女成家、乔迁之喜，或是年高有德的老人葬礼，村人们都会延请镇桥班、鄱阳班、万年班甚至更远的安徽班来唱上一台戏；祠堂里祭祀、驱邪，上谱、修谱、续谱等也要唱戏庆贺；戏台初建竣工，要唱一台开台戏，是谓“破台戏”；戏台油漆一新时要唱“游台戏”。

唱戏的时候，村里广发请柬，邀请四邻八乡、亲朋好友前来看戏。这期间，既可还平时到别村观戏欠下的人情，是谓“还眼债”，又可借此机会攀“华宗”，拉好同姓同脉之间的情谊。

除此之外，乡村戏台文化中还有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就是唱大戏的时候，本村出嫁之女必须回娘家贺彩。这着实是炫耀出嫁之女财力的绝好时机。因而会有某些嫁入殷实人家的女sang（家乡土语，专指出嫁之女），互相攀比，包个几万块钱的红包来争夺村中对第一名贵妇的最高礼遇。这种礼遇包括女婿、外孙披红骑马；女sang坐轿，敲锣打鼓地迎接；还可坐祠堂最显赫的位置，实为村中有实力的女子大展财气的风光时刻。

母亲是这个村庄的女sang，因此，做戏打彩成为她义不容辞的责任。她老人家一向爱面子，喜奉承。村官或主管祠堂的老人说两句好话，她就会忘了自己平时走路走累了连黄包车都舍不得坐，而打肿脸充胖子，包个千把左右的红包回来，坐在祠堂里喝上一顿喜酒，听村干部乾源，她未出五服的堂侄眉开眼笑地喊她一声“娘娘”（乐平家乡话，意指姑妈），再心满意足地打道回府。回来后又心疼半个月，非要从牙缝里省出点散碎银两才罢休。

开场戏终于在一通响亮的锣鼓声中闪亮开场。数不清的人果然如一窝蜂般从四面八方涌来。整个戏台就如一锅煮沸了的开水，只管哗啦啦地大声喧哗。按照乡俗，戏台落成，游台庆典的第一出戏必是《九老天宫》，而这是一出戴傩面具表演的戏，等于是用来驱邪的。

台上，请来的万年戏班子，画着花红柳绿的戏妆，穿着精致美丽的戏服，轻扬水袖，咿呀着那些难以听懂的戏词。

陪着父母听完一出《狸猫换太子》，南凤姨娘家最小的一个媳妇就过来喊我们到她家吃午饭。母亲说她家刚杀了猪，伙食肯定比表舅家好，也就欣然前往。

在乐平乡村，做戏的日子热闹程度甚至超过新年。家家户户都要摆上几桌，遍请亲朋好友前来看戏吃酒。南凤姨娘家从客厅摆到了院子里，大概有五六桌的样子。掌勺的师傅是从不远的蔡家请来的，乡村水桌和小炒都做得挺不错，除了口味略偏重一些，也算美味可口。端菜的是她的几个儿媳，手端托盘，满脸喜色，花蝴蝶般穿梭在各桌之间上菜。

菜，以肉食为主。炒猪招财（猪舌）、猪耳朵、米粉蒸肠、排骨炖猪肚、滑溜猪肝、酱爆肉、黄豆烧猪蹄、鸡蛋炖猪心等肉菜全取自于早晨被宰杀的那头可怜的黑花猪。但不得不说，乡间放养的吃野食的猪，的确比城市里菜市场买来的猪好吃许多。席间除了猪身上的部件，还有自己到塘里摸来的鱼虾、地里采下的蔬菜，无不来自原汁原味的乡野。这一顿饕餮，简直吃去了南凤姨娘家的半扇猪，可她全家都喜笑颜开，没有半点心疼的意思。

母亲也说不清这个乡风源自何时，似乎自打她记事以来就有了。当然，在饥馑的年代及“文革”“破四旧”的时期是消失了的。随着人们的日子逐渐富裕了起来，许多销声匿迹的风俗民情又复兴了，庙宇与戏台、龙舟与舞龙灯，在民间随处可见。

辞别的时候，南凤姨娘再三拉着我母亲的手说：“老姐姐，人生不易。你我都到了这把年龄，能走动的时候多走动走动。端午时划龙船，你们一定要再来看龙船。村里去年冬天打下了两只崭崭新的龙船，还没试过水呢。到时候我寄信去给你，别忘了家里粽叶香。”

母亲也回握着南凤姨娘的手说：“放心，会回来的。我的爷娘、我的老兜子全在这里，肯定会回来的。再说，我在村里砌了座通村最大的坟，来多少客都住得下。”

我赶紧拽拽母亲的衣角，示意她话说过火了。南凤姨娘却呵呵一笑：“那就讲好了，百年以后到老姐姐的宅子里伸伸胳膊腿，扯扯闲篇。”

在此，我才发现乡间老妪的情怀一样不可小觑。她和母亲一样，对生死表现出来的豁达，居然是我戎马一生的父亲远远达不到的境界。

来与去，都显得那样地匆忙。我再次离开了这座生我养我的村庄。来时，是我；去时，仍然是我。只是这个我，好像又不完全是原来的我。父親、母亲以及这个已经没有了一位直系亲属的村庄，给我带来了关于生与死的思考。我知道我还没有想好，该如何去破解生死这个大课题。可是我知道，我终于也读懂了一些，故土赠予的豁达，岁月赐予的从容。

责任编辑 刘云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