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强

【摘 要】 本文结合历史与现实，尝试从政党政治和社会主义威权发展的角度逐步分析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政治文明密码，为打开中国新时代新发展的步伐寻觅一把智慧的钥匙。

【关键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官僚制 威权主义

引 言

中国历史的车轮选择走向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既是时代要求，也是民心所向。但是，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西方社会除了艳羡外，始终对于中国式的发展道路有如雾里看花般不甚了解。

一、官僚制的前世今生

长期的封建制形态，使得中国古代帝国王朝发展出了完善而复杂的文官体系。用马克斯·韦伯对于中国等东方国家家产制社会的分析：支配型社会使得东方国家如中国的社会资源集中于皇帝与他所带代表的社会顶层阶级的手中，皇帝一家的私产和国家完全是划分等号的。而除了拥有这些资源，如何管理和有效的压制底层社会对于这些资源的侵夺成为了皇帝培养庞大的文官阶层一个真正的目的。

（一）儒教文化圈的历史沿袭

熟络中国历史的人都知晓儒家文化在中华文明尤其是风俗传统、政治基因、文化土壤的形成上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因此，我们也很容易从儒家文化的基本内涵出发，解释官僚制形成的因素。至于儒家文化如何影响政治，一切还是源于一位西汉儒家人物——董仲舒。此前的文明形成阶段，历经一番大浪淘沙，法家思想与道家思想似乎是暂居主导。然而，不能不说的是：由于太过重视形式以及缺乏变通性，法家思想在当时的家产制社会中，只能治理而不能维继。道家思想则倡和与脱离实际，不能在中央王朝变化策略时，提供现实性的理论支撑。而儒家思想从孔子阶段就倡导积极入世，虽然有关于以复现周礼而进行政治建设的乌托邦理想有待商榷，但儒家思想主纲常伦理却又不严厉呆板，以教化而培养知识群体的方法显然是借鉴道家思想却更有时效性和操作性。在汉朝之后经历魏晋南北朝的佛教化与隋唐科举初创，儒家思想在政治上的发展仿佛一直在蓄力。更加专业化、政治化的理学思想就在宋明两个时期逐渐的脉络清晰。（蒙元时期在为一种游牧文明压倒农耕文明的特殊性，更多的是从人类学、民族学角度加深理解，这里不作详解）在这样大的历史脉络下，我们抓住官僚制度作为主要参考，不难发现，虽然在高度权力集中的古代封建社会，皇帝与贵族们也不得不处理与中下层的士人阶层的关系，但是通过一种类似庇护主义的恩荫制度将部分的中间者纳入到皇帝的家产型支配社会中。即使这并不代表对于最基础的农民阶级和半无产者皇帝的剥削与压榨会减弱，为了抑制不断出现的、官职占有之倾向，为了防止一种固定的恩庇关系之形成以及地方望族对官职的垄断，皇权家产制支配乃诉诸下列手段：缩短官吏任期……，以及秘密侦查……。皇帝还是从内到外，从思想的法理上和结构上占据了最高点。以至于在满清时期将中央权力更加的深化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虽然在明初的废相改革中，文官政治看似遭受重创，但其实是开启了封建极权主义下的政治换血再造）。最后一个需要重要介绍的就是以考试为主要选拔人才手段的科举制。在官方的执政越来越专业化的过程中，局限于上流阶层的选拔制度最终扩大到了表面上的全社会，其实主要还是对于下层士人与地主的再利用。将其纳入到自己“家天下”政治的行伍当中。这种对于权术的应用在西方中世纪晚期的民族国家觉醒当中，被人当作是文艺复兴开始前的一面光鲜的旗帜。马基雅维里就被视为是一个集大成者。西方今日被称道的体系完善的文人政治，其实就是某种意义上借鉴东方文官制度而加工再造的新产物。这种浅而易见的道理在中国周边的东亚地区最为明显。我们今日所看到的东亚社会，虽然在政治门面上某种相似性地复刻了西方式的民主制度，但是在研究他们的共同性发现：一个经历了历史沉淀的东亚儒家文化圈十分整体性的展现在眼前。

（二）近代资本下的民族主义

从最早的乾隆时期开始，清朝的民族国家政策其实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开始关注中华之外的其他文明体。这种对于明朝的海外藩属政策的继承，由于在欧洲文明即将迎来它的近代化资本经济政治体转化，而显得特别有时效性，即使中国没有在这个时期真正见到资本主义的影子（关于明朝中后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由于仍然属于历史学研究的一个话题而非定论，所以这里予以排除。），在时间上进行合辙后，接下来的分析中，我们要真正开始探寻中国式近代资本主义的形成以及其身后代表的民族主义的兴起。

1.由表及里的文化浸透

早在英国的对华贸易之前，西方殖民先驱者就早早的开始对中华文明的渗透。不过，在追求殖民贸易前，更多的是宗教傳播。意大利传教士和西班牙人都在元、明时期来到中华大地布施道义。这个时期，由于中华文明强烈的本土性，基督教所衍生的西方价值观并没有体现出其侵略扩张的一面。这样的状况直到郑成功收复台湾时，中西方文明才开启了激烈的对抗模式。我们在思考文明间特别是国别关系时，总是不自觉的用“修昔底德陷阱”来阐释国强必霸的道理。然而，最容易忽视的就是文明所处的时代性与政治文化的成熟性问题。在当时的西方思维下，最容易被视为主流的就是金融扩张与其所产生的一系列连带效应。当被金钱冲昏头脑的清教徒开始用野蛮的火力打开东方世界大门时，没有人会将其上升到文明的高度。在由士人阶层发起的一系列西方化思潮与运动时（包括由官僚知识分子发起的学习西方器物制造的技术革命；由中下层的小地主知识分子（带有资产阶级倾向）发起的学习西方政治制度的政治革命；由新式的系统性西方教育背景的知识分子发起的文化革命），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庞大容量文明体在经历衰落时的自救行动。这后发的自觉也在其他的一些旧的文明体之间进行，譬如土耳其的近代化改革；埃及阿里王朝的近代化尝试；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农奴改革。日本明治天皇的近代化维新。这些改革无一例外的相似性现实状况就是看到了西方文明对于本土文化的冲击与压制。所以，这些文明体往往会由表及里的将自身的发展和当时最有竞争力和最先进的西方文明进行嫁接和复刻。

2.对内对外的民族身份认同

在分析文明自觉救赎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文明体都会不自觉的将民族主义这一西方近代化的产物作为进行改革和革命的工具。这种意识所带来的一个现实问题就是我们需要从传统与现实当中寻找关于自己民族的优越性和国家政治革新的依据。这种方法类似于古代社会的农民起义，不同的却是领导者和起义者都将用西方现代化的民族国家概念出于自觉和不自觉的目的引入到革命与改革当中。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中是这样描述民族以及相互之间的民族身份认同的：“他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他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是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谈到民族认同，自然会联系到民族主义我国研究民族与国家建构的王建娥教授从民族建构的角度分析了欧美近代以来的国家与民族，根据其研究视角和经验，我们在分析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化的地主政权、军事独裁者的政权与国家建设活动时，可以看到的是：在一定的阶段，他们都会举起民族复兴的大旗，用民众的力量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这种权术手段虽然不是真正的民族主义，但是却很大程度上掀起了民众的民族思想大潮和愈发自觉的民族身份认同感。随着制度的建立和逐步完善，问题也逐步暴露了出来。邻导者开始培植自己的亲信与势力，如果缺乏完善的法律和制度约束，就很容易造成个人专权的局面。所以这种中西政治嫁接存在着很大的不稳定性和隐患。

（三）革命交替间的文官制度

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旧式民族资产阶级革命，一度成为中国近代资本主义革命与政权建设的主流。其后继的蒋介石国民党党政一体化政府，虽然是具备了军人威权政治的所有属性，但是一个特殊之处就是其对于传统的儒家文化的加工再造，并半强制性的将其引入到自己的统治合法性问题上。不同于对建立资本化的威权政治的极度狂热，早期的无产阶级所思考的是在既有的民族主义革命下求得生存与发展。所以在社会状况尚未对工农无产者有利的时候，中国共产党还是加入和融入到国民党的政治体系中学习。当然，共产党作为新兴的政治党派，还是对于国民党的政治体系进行了一定的稳定与革新。举例说明，在国民党的军政系统中普遍设立的政治委员制度和部分性设置的党代表制度就是共产党建立政治雏形的早期尝试。在国共的短期合作结束后，双方的敌对状态迫使共产党提前开始了自身的政治建设。在十年的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党不仅以军事斗争作为突破口，还在自己的革命影响下加快了红色政权的建设。这一时期最大的政治成就便是中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建立。虽然在当时的主流政治构建当中，苏联的工農兵代表苏维埃社会主义先驱不被普遍接受和认同。却也是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唯一的借鉴和选择。

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东方化

如果对马克思主义的东方化溯源，最先了解的就是东西方文明的历史性交融与碰撞，用彭树智先生的文明交往论来解释这一过程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在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思考模式下，东西方文明真正的交往还是建立在强权理论下的先进文明对于落后文明的压制。这种思考方式虽然有其合理性与存在的意义，但是却在某些方面过于武断与先入为主。彭树智先生在对西亚非洲范围内的民族主义和政治文明进行研究考察之后，认为文明之间的对抗其实是源于文明之间的交往。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政治传统国家德国的无产阶级思想斗争的最新衍生物。我们接下来用文明交往的视角来分析其如何在东方大国中国的新时代政治建设当中逐步实现东方化的转变和创新。

（一）社会主义与经济建设

在依靠工农武装夺取全国的政权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在法理上的正规化与合法化过程也同步展开。完成既有的土地所有权改革之际，社会主义国家与之配套的政治组织结构也开始运作。首先建立的就是带有普遍代议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点在人口众多的社会主义中国可谓是个不小的创举。而威权主义国家在处理政党关系时，往往会错把一党专政上升为国家政策，中国共产党在形式与内容上恰到好处的处理了这一问题。那就是既发挥共产党领导核心的地位，又使得党政关系之间实现良好的配合与衔接。既保证执政党的地位又通过合理、合法化的政治系统给予全国各民族，各党派利益者合法的政治参与空间。在此基础上，发挥了各方积极性的新政权在社会主义经济初创时期，迸发出强大的创造力与凝聚力。

（二）跟随、创新与中国特色

在以苏为师的国家社会主义体制机制初创阶段，带有高度集中式的政治经济建设帮助中国在很短时间内实现了工业化的起步。但是在这其中以及之后的发展中，中国共产党发挥了其作为中国新式政党所具有的创新能力。

1.思想解放与政治稳定

在思维是行动的先导这一马克思主义思维方式的指导下，如何在头脑上实现思想解放，成为了中国共产党人一直以来所担负的历史使命与现实责任。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领导人毛泽东同志在文艺工作上就提出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指导意见。随后的政治建设工作也秉持了政党合作的多元化方式，但是唯一的问题就是这些认识没有真正的在制度上实现思想的解放与政治的稳定。这就导致之后的领导人个人的错误导致的全国范围内的混乱。所以，政治稳定是一个确保思想解放能够源源不断的产生的关键因素。

2.紧随时代任务的体系发展

深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的时代任务，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国家政治建设以及相关联的经济文化乃至于军队建设都在改革开放后确保了理论的时效性与实践性。这帮助我们的国家、民族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这一历史性任务和现实性的国家民族现代化建构当中，可以至始至终都将问题与危机转化成动力与方向。先后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政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的问题。这在我们的政党与国家建设当中，实现了一步一个脚印，紧跟时代性的稳定发展。

3.政党自身建设与国家战略

在国际局势风云变化的年代，在面临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巨大世界格局变革当中，中国共产党人不仅能够顶住一次次的重大冲击，而且能够迎难而上，急流勇进。保持自身的战略定力。这离不开共产党人对于国内外局势的洞悉与敏锐把握。在加强自身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同时，适时的制定积极的国家发展战略，最终帮助我们实现了现代化进程中“后发外生”型发展中国家国家综合国力的发展。

三、后威权时代的中国特色

威权政治作为战后兴起的一个国际政治新模式，身处发展中国家行列的中国也被纳入了这一政治学研究轨道。区别于传统的威权政治注重个人权威，忽略法制化建设的旧威权主义形式，后维权时代的国际政治多是采取借鉴了西方民主法制化的体例范式。但是，根植于厚重东方社会文化、政治土壤的中国政治，在体例模式与时代性创新方面还是走在了发展中国家的前列。而威权主义这一西方学者提出的过渡型政体在典型的发展中国家不仅没有走向西方式民主化道路，也没有衰落的趋势。反而展现出极大的韧性。这种韧性不仅仅是威权政府的一种暂时性政策，其实质更是对西方式民主的优越性地位形成了极大的挑战。让人看到：威权主义所代表的并不是一种过渡性的、合法性饱受质疑的体制。而用西方话语描述的后威权时代的中国，为我们展现出新型的社会主义大国是如何智慧的将历史传统政治与现代化发展的目标进行高效的融合，从而建立的一套具有中國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结 语

当今世界经济政治正在经历全球化浪潮的低迷时期。虽然经济危机的影响已经消散，但是持续低迷且增长乏力的世界经济还是影响了许多国家的国际政策。越来越多的贸易保护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乃至于有些极端的民粹主义思想纷纷抬头。回顾历史展望现实，我们需要有向史而新的勇与担当。在中国历史上的政权建设上，不仅有改变世界的创新之举，也有影响后来中国政治乃至东亚政治思想的儒教文化。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独辟蹊径，开创了在一个世界人口大国，同样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实行社会主义民主，完善经济政策的新局面。

【参考文献】

[1] [德]韦伯著 康乐，简惠美译《支配社会学》，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

[2]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伦敦：沃索出版社，1991年.

[3] 彭树智，《文明交往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

[4] 秦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8年6月.

[5] [英]迈克尔·曼主编，袁亚愚等译《国际社会学百科全书》，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

[6] 项继权、余秋阳：“威权主义的韧性：理论解释及其局限”《江海学刊》2017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