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为推进云南大学“绿化美化文化”（以下简称为“三化”）建设，发挥老校区的“场域”作用，论文从文化治理的视角，分析了云南大学“三化”建设困境，即校方为主的“三化”建设路径单一，缺位明显；校园文化生态营造较为粗放。并结合大学文化治理核心意涵探究文化治理助推云南大学“三化”建设路径，即通过转变现有管理观念，形成公共文化治理的认同意识与营建良好校园文化生态大格局两个层次，以实现“三化”建设又好又快的推进。

【关键词】 云南大学 文化治理 “三化” 多元共治 文化生态

引 言

1999年全国高等学校开始扩招，学校规模逐渐扩大。随之而来的是新校区的快速发展，尤其是大学城的建设成为高校发展的重点。在这个过程中，为契合学校整体发展和提高学校教学水平的需要，资源开始向新校区倾斜。而老校区在功能分化的过程中却不断显现出衰退或不被重视的状态。相比新校区，作为承载大学人文精神主题的老校区，尤其是具有历史传统的老校区，是高校文脉的象征。因此，老校区的建设对大学的长远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云南大学是一所有着95年光辉历程的名校，经历了私立东陆大学、省立云南大学、国立云南大学到今天云南大学的演变轨迹，积累下丰富的人文资源与自然资源。2010年8月，云南大学杨浦校区顺利搬迁至呈贡区。时年9月，呈贡区正式投入使用，云南大学由此进入“一校两区”的发展时期。新老校区的矛盾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凸显出来。2015年云南大学为落实省委省政府提出的“省市联动、绿化昆明、共建春城”的重要决策，对新老校区进行了功能布局的调整，新校区的建设力度得以大幅度提升，校党委校行政提出的“绿化、美化、文化”的“三化”校园工作快速推进。文化建设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尽显百年学校历史，弘扬百年学校精神，延续百年学校文脉，以集聚云南大學特有的“场域”发挥着凝聚人心，形成拥有共同归属感的作用。而承载着云南大学百年文化底蕴和精神文脉的东陆校区，在以“绿化、美化、文化”为名的“三化”建设推进过程中，恰恰在一点点消解着这个强大的“场域”。如何更好推进东陆校区“三化”建设，重塑老校区“场域”功能，成为下一阶段云南大学“三化”建设亟待思考解决的问题。尤其是在云南大学“双一流”高校的建设进程中，着重老校区“三化”建设，发挥“场域”对云南大学内外利益相关者归属感与认同感的培育，有助于凝聚“双一流”建设力量，实现“双一流”的稳步推进。那么，云南大学东陆园的“绿化美化文化”应该如何建？怎么建？

一、高等教育领域的文化治理

20世纪70年代起，福柯、托尼·本尼特等开始转向对文化领域的“治理”的研究，“文化治理”作为文化研究的“新视域”铺陈渗透到社会科学研究的诸多领域。关于文化治理的研究可以追溯到福柯时期，福柯认为十七、十八世纪的权力不以两派斗争、对立、冲突的形式来实现，而是通过掌权者与掌权者的沟通、协作和妥协来完成。紧随福柯其后的托尼·本尼特对文化具有的治理性全新阐释进一步深化了文化治理的意涵，本尼特以为文化是“一系列历史特定的制度形成的治理关系，目标是转变广大人口的思想行为，这部分是通过审美智性文化的形式、技术和规则的社会体系实现的”[1]。在本尼特看来，在社会实践的各个领域，文化总是一种在场，“通过运作意义、区分身份来构建社会关系的表征机制，管理社会行动者行为的意义结构”[2]。在这一点上，文化治理就有了培育群体认同感的作用，对某一规则集体认同的群体会自觉规范行为。文化治理作为学术概念先在中国台湾出现，直到2007年前后才在中国大陆兴起。

文化治理对高等教育的意义是一个逐渐被发现的过程。二战以后，世界格局发生变革。政治领域表现为冷战时期的两极对峙向多极化迈进，经济领域表现为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弊端明显。西方社会逐渐认识到在社会资源配置中，不仅市场会失灵，就连政府也不是万能的。因此，谁是公共领域配置资源的主体成为了时代命题，而新公共管理由此应运而生。新公共管理的开先河者是英国的撒切尔内阁和美国的里根政府，它们率先对公共部门进行改革，实行了不同于政府有限论和以市场解救的“政府失灵”的一种公共管理模式[3]。新公共管理运动带来的公共部门改革和政府治理的兴起，成为高等教育治理引入的背景和原因。20世纪90年代，文化治理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视角，结合高等教育发展的实际，开始被欧美国家用于高等教育研究领域。这一新的高等教育研究视角在我国出现更晚。但由于我国国情和高等教育管理模式的特殊性，也使得探究文化治理在高等教育建设领域的意义更显价值。

新中国成立起来，行政主导型的大学治理模式是我国高等教育的普遍样态。在校园的公共空间中，校方自上而下的纵向管理虽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决策的效率，却也忽略了学校内外环境复杂变化的事实，传统治理模式弊端渐显。具体表现为：一、行政权力居于大学权力系统顶端，机构层级划分明显，部门间职责明确而部门内部权责模糊；二、科层制的管理系统抑压着除校方以外的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导致决策的不科学、不透明；三、学生校园文化主角地位尚未得到激励和发挥，对学校缺乏认同感。因此，平衡和协调内外部利益相关者各种不同的价值、权力、利益诉求与责任定位，寻找到一种能契合大学利益相关者并能内在有效激励多元利益相关者的运行机制对高等教育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文化治理作为公共治理视域下多元化角色参与到平等对话的系统合作关系中，又以“文化”介入的一种治理方式。与一般管理存在明显不同，它强调的是机构、机制与自我治理间的写作关系。其中，文化身份、文化认同、文化记忆、文化审美则是“治理”过程的重要因素，“通过安排，将其引向合适的目的”[4]。而在趋向“合适目的”的过程中，“多样化策略与机制取代了唯一性的‘法则”[5]，将审美诉求、实践与机构、机制相结合，显现出文化治理的潜能，这是文化治理的应有之义。从文化治理的核心意涵出发，它对于弥补高等教育传统治理模式弊端具有重要意义。

二、文化治理视域下云南大学“三化”建设困境

从高等教育文化治理的核心意涵出发，云南大学校园公共空间仍是行政主导型的大学治理模式。受行政主导的制度环境的影响，校方位于权力系统的顶端，行政管理层与师生群体的二元对立明显。由此带来的行政管理路径单一、文化生态营造粗放等掣肘着“三化”建设进程。

（一）校方为主的“三化”建设路径单一，带来其他相关利益主体的缺位

在传统治理模式的统筹下，关于学校发展和教职员工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基本由“精英阶层”在小范围通过“圆桌”会议敲定，这种情况变成了云南大学校园建设与管理的常态。“三化”建设也不例外。纵观云南大学“三化”建设从项目提出到项目阶段性评估的全过程，只有校方以及校方组织的“三化”建设领导小组全权参与，校方掌握着“三化”工程为何建、如何建、建得好不好等系列问题的所有解释权。在这个过程中，高位的“精英阶层”与低位的普通师生不管是出于校园身份的考虑还是校园管理权限的考量都存在明显距离，校方自上而下的行政主导很难把握师生真实需求。在加上校方既是建设主体，又是评估主体，很难公正合理地对阶段性工作作出评价。“三化”建设实则是事关全校发展的项目工程，与师生切身利益紧密相连。推进“三化”建设的主体不应只有校党委、校行政，其他利益相关主体基于对校园公共空间的审美诉求和话语表达都应有参与到这项工程中的权利。然而在校方为主的“三化”建设现状面前，师生主动参与既缺乏意识又没有渠道，造成其他利益相关者的缺位。另一方面，“三化”建设包括“绿化”“美化”“文化”三大类别，在具体推进过程中则关系着大大小小若干个行政部门。如后勤集团、公安处、保卫处等。虽然各个部门的职责明确，但是部门内部分工常会出现交叉。以后勤集团为例，旗下既有昆明银杏园林绿化有限公司，也有校园环境服务中心，它们的具体工作存在模糊的边界，很容易造成部门内部相互推诿责任的现象。

（二）校园文化生态营造较为粗放

云南大学位于四季如春的昆明，配以“枕蛇山，倚翠湖”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优越。又有贡院旧址、至公堂、会泽院等一批知名建筑遗产，堪称“有思想，有精神、有文化的‘群贤毕聚之地”。校园文化生态营造已经具备一定的现实基础。但总体看来，校园文化生态营造较为粗放的问题依然明显，细节有待进一步提升。具体表现为：

自然景观层面：一方面，东陆园在城市化推进中的外部格局变化，过去山水一色的云大在地理位置上与翠湖产生了隔离，使得本部缺少像泽湖那样的活态水源。另一方面，又由于本部建成时间早，建成初期师生规模小、校园功能简单，校园自然景观规划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但随着时间的流变，学校内外环境的复杂变化使得东陆园的植被规划、绿地规划等已经没有办法适应现实需求，胡乱踩踏行为时有发生。

人文景观层面：一是忽略了传统建筑现代服务功能的发挥。表现为会泽院、至公堂、熊庆来李广田旧居等饱含历史文化底蕴的传统建筑目前还没有对师生及市民开放（也可能是出于学校整体规划安排，但是否可以考虑局部开放？），传统建筑的“隐性课堂”作用得不到发挥。二是现代场馆基础设施缺乏，人性化服务意识淡薄。以图书馆为例，东陆园的校本部图书馆基础设施老化、藏书破损严重、人员管理松散等问题日益凸显，在服务师生层面存在明显缺陷。如自由上网区的电脑电源插座“紧俏”、公共检索区域80%的台式电脑无法正常启动等。此外，校本部的运动场馆资源异常稀缺。校本部可供师生使用、基础设施较为健全的运动场馆仅有两处，一处是东一院的羽毛球馆，一处是东陆园北门附近的篮球场。2017年下半年东陆园附近的篮球场被划拨给了云大附小使用，师生的运动健身空间更显紧张。东一院羽毛球馆虽对外开放，但需要缴费才能使用。一些热爱运动的学生，常常半夜翻过篮球场的围栏进去打球。既有碍于学校治安维护，又有害于学生安全。

三、文化治理助推云南大学“三化”建设渠道

助推云南大学“双一流”建设目标的实现，需从认知层面和实践层面同时着手。认知层面上，云南大学应转变现有管理观念，形成公共文化治理的认同意识；实践层面上，通过具体措施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生态大格局。

（一）转变现有管理观念，形成公共文化治理的认同意识

首先，明确“三化”建设的主体。主要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纵向主体和横向协作体。其中纵向主体包括党群机构、行政机构、二级学院、师生；横向协作体市民、其他社会团体。其次，在推进“三化”建设的过程中，保证纵向主体的“元治理”地位是前提。党群机构和行政机构在学校文化治理中要发挥主导作用，做校园文化治理规则的主导者和制定者。失去“元治理”，文化治理的“多中心”会变为“无中心”，校园秩序会日益混乱。第三，校方应将教师、学生、市民等纳入“绿化美化文化”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召开“绿化美化文化”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工作会议时，应做到“三步走”。会前就“三化”建设面向教师、学生、市民广开意见反馈渠道；会中邀请教师代表、学生代表、市民代表参会，就事关切身利益问题展开广泛讨论。会后将会议决策公开化、透明化。

（二）营建良好的校园文化生态大格局

从文化生态学的视角而言，大学校园文化生态就是通过特定的物质及精神生活环境的传递促使大学师生在思想、心理、行为上都与现实文化进行融合，从而实现对大学及各个相关群体的精神、心灵等进行有效塑造或产生启迪的文化形式[6]。在以“绿化、美化、文化”为主要内容的“三化”建设，营建良好的校园文化生态大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一是场馆建设更加体现人性化。就校本部图书馆而言：①完善网页服务项目和内容，将其打造成为与师生互动渠道和师生主动参与图书馆建设的平台；创建图书推荐网页，鼓励师生通过网页渠道推荐书目，以此更新图书馆藏书。②完善图书馆硬件基础设施。针对图书馆电源插座供不应求的事实，重新布置线路，将现有的自习桌同意更换为带有插座和台灯的自习桌。积极需求与相关公司的合作，在每层楼的南侧与北侧各设一台热水器。安排专员定期检查公共检索区的电脑，及时维修故障电脑，方便师生使用。组织专人修整卫生间，更换破损严重的门框，并要求清洁人员及时替换卫生间内的芳香剂，给学生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二是体现校园“软环境”的大学精神文化培育。一是秉承“会泽百家，至公天下”的云大精神，营造包容的校园环境。“会泽百家，至公天下”的八字箴言，既是对先辈们的天下为公、甘于奉献精神的高度凝练，也需要后继者们的推陈出新才能永葆青春活力。因此，云大精神是“活”的。镌刻在会泽院石墙上或是散见于宣传文本中的云大精神“高高在上”，极易与传承主体产生隔离，进而流于形式，造成云大精神真正内涵产生流弊。现阶段云南精神的传承与弘扬，应结合师生年龄层次和对传播形式偏好，用自媒体讲“云大故事”的方式传播云大精神。二应发挥历史建筑和人文景观的现时作用。具体包括：①整合王九龄旧居、袁嘉谷旧居、九十五级台阶、会泽院、熊庆来李广田旧居、东陆书院、至公堂、钟楼、怀周楼等历史建筑，结合校园绿化、美化工程的推进，打造一条云大校园旅游观光路线，并配以由退休老教师、在校教职工和学生、周边市民多元主体组建的解说员队伍，通过讲述云大故事，切身感受云大精神。②面向全校和社区广集包括文字和图片在内的云大故事，并经过细致甄选，替换原先文化景观旁边的介绍文字。

结 语

文化治理能将审美诉求、实践与机构机制有机结合，并从培养公共文化治理意识的认知层面和建设良好校园文化生态大格局的实践层面，为多元化角色参与到平等对话的系统合作关系中准备了前提和路径。云南大学校园公共空间中的文化治理模式的构建，对校园内外部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双一流”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应清醒认识到，云南大学的文化治理任重而道远。校方顺利转变管理观念、多元主体参与渠道建设等都关系到校园公共空间的管理模式改革和文化治理的实施。

【参考文献】

[1] 托尼·本尼特著，王杰等译.文化与社会[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203.

[2] 刘莉.治理文化抑或文化治理？--文化治理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浙江社会科学，2016（09）：89-95+159.

[3] 张欧.英国高等教育问责制：政策和实施[D].东北师范大学，2010.

[4][5] Foucault，M.The Ethics of the Concern of the Self as a Practice of Freedom [C]/ / Rabinow.（ed.），Ethics：Subjectivityand Truth.New York：The New Press，997：300.

[6] 薛靖.文化生態视角下的大学校园文化建设[J].厦门城市职业学院学报，2012，14（02）：9-12.

项目课题：云南大学“M60”文化发展研究科研资助项目——“以‘文化治理助推云南大学‘三化建设”研究成果之一。编号：云大M602017ZD02。

作者简介：陶芳芳（1994-），女，安徽安庆人，硕士，主要研究方向：民族文化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