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守平

《渔父》是中学语文教材的经典篇目，苏教版高中语文将《渔父》编在必修五“直面人生”的“生存选择”板块中，自然，我们在研习这篇经典文章时要讨论“渔父”和屈原不同的人生选择。

笔者在研读《渔父》文本时，发现《渔父》是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为什么屈原和渔父一见面就直接进行“清”“浊”之辩，讨论不同的人生价值取向？而且还以“水”作为媒介进行讨论？

一、二人辩论的共同前提：对水“浊”的深刻理解

《渔父》中有两个主人公，一个是屈原，一个是“渔父”。屈原，战国时期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早年受楚怀王信任，任左徒、三闾大夫。他深刻了解楚国的社会现实处境，深知楚国面临的内忧外患，对楚国的前途充满担忧，所以他变法改革，提倡“美政”，主张对内举贤任能，修明法度，对外力主联齐抗秦，希望使楚国强大起来。因触犯了旧贵族的利益，遭旧贵族排挤毁谤，被楚王流放。

“渔父”，渔翁也，字面意思就是打鱼的老翁。其实，“渔父”只是以“打鱼”作为隐身的凭借，说到底，他是一个对当时社会了解甚深而又高蹈遁世的隐者形象。

渔父和屈原是有共同点的，那就是他同样对当时的社会政治有深刻的洞察。这可以从《渔父》文本中找到证据。

首先，当屈原“游于江潭，行吟泽畔”的时候，渔父问的第一句话是“子非三闾大夫与？”，这是用反问句的方式来确认屈原的身份。从反问的语气来看，说明渔父是认识屈原的，知道屈原的身份是楚国的“三闾大夫”，这句问话表明渔父对楚国的政治很了解，时时关注楚国的政治变化，因为“三闾大夫”是战国时楚国特设的官职，此官职主持宗庙祭祀，兼管贵族屈、景、昭三大氏子弟教育。很明显，屈原被流放前担任三闾大夫，渔父是知道的。如果“渔父”真的只是一个不问世事的渔夫，是不可能知道“三闾大夫”这个官职的，更不可能认识屈原，了解屈原。为什么要用反问句？说明渔父对屈原被流放后的落魄感到吃惊，所以有了第二问“何故至于斯？”这既表达了渔父对屈原的惊讶之情，也表达了渔父对屈原所选人生道路的否定。第二问才是问话的重点所在，由此一问，引出屈原的答话，并进而展开彼此间的思想交锋。

其次，渔父对当时社会的深刻洞察体现在他早已认识到社会的浑浊动荡：一方面他认同屈原“举世皆浊”的判断，另一方面他能够用“水”的“清”“浊”来比喻类比当时社会现实与个人处世的关系。

为什么他们要用“水”的“清”“浊”来阐释自己的人生选择？一是因为渔父对“水”的“清”“浊”特性很了解，渔父经常与“水”打交道，往来于“沧浪”之间，自然熟悉“水”的特性。二是因为屈原当时“行吟泽畔”，行走在水边而心事重重，就近取譬很自然。三是屈原第一句回答“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水”的“清”“浊”来辩论自己的价值观，所以他们能够随物赋形，随物取譬。正如《论语·微子》里“子路”和“丈人”的交锋，丈人也是一个和“渔父”类似的隐者，他们都对当时的社会现实有深刻的理解，只是他们都不愿具体过问世事。“丈人”所有的行为都与“土”有关，不管是“以杖荷蓧”，“植其杖而芸”，还是“杀鸡为黍而食之”，都是丈人用行动告诉子路，这一切都是“土”里生产的，远胜过孔子周游列国劳而无功的人生选择，所以，这篇文章“丈人”基本上没有话语，只有一句“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还是批评孔子的话。

二、二人辩论的话题：“清”“浊”之辩

（1）入世的“清”“浊”之辩

《说文解字》卷十一“水部”中是这样解释“清”的：“7163水部：清：朖也。澂水之皃。从水青声。朖者、明也。澂而后明。故云澂水之皃。引伸之，凡洁曰清。凡人洁之亦曰清。”也就是说，“清”就是“朖”（“朖”同“朗”），就是“洁”。换句话说，“清”就是“明朗”，就是“清洁”“清白”。《说文解字》卷十一“水部”中是这样解释“浊”的：“7046水部：濁：水。出齐郡厉妫山，东北入钜定。从水蜀声。……按浊者，清之反也。诗曰：泾以渭浊。又曰：载清载浊。”也就是说，“浊”本来是一条河的名称“浊水”，“浊”又与“清”相对，是“清”的反义词。那么，“浊”可以理解为“污浊”“不干净”“不明朗”等。

屈原与渔父进行“清”“浊”之辩，以“水”喻世，虽然观点争锋相对，但他们都是“入世”的。

在《渔父》中，除了最开始渔父主动反问屈原两个问题（“子非三闾大夫与？”“何故至于斯？”）外，屈原和渔父各说了两段争锋相对的话，将各自的人生价值观表达得淋漓尽致。在屈原的两段话中，“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其主要观点，而在渔父的两段话中，“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是其主要观点。我们如果将屈原和渔父各自的两段话连起来看，更能理解他们是如何进行“清”“浊”之辩的。

屈原是入世的，他的矛头指向的是当下的，现世的，此岸的政治。首先屈原说“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这句话是以“举世”“众人”与“我”对举的，它表明了几层意思：（1）屈原对这个社会（主要是楚国）有清醒的认识，他深知包括楚王在内，楚国上下都没有看到楚国的弊端，他们对楚国的内忧外患没有“明晰”的看法，都处在“醉生梦死”中，只有自己是清白的，清醒的。（2）“举世皆浊”“众人皆醉”和“我独清”“我独醒”形成强烈的反差，一个“皆”字，一个“独”字，说出了屈原的孤高、自是和自信，也表明了屈原独来独往，不苟合，不妥协的精神。

针对渔父的观点，第二次回答时，屈原的侧重点已经放在“我独清”上了，表明他对自我的“清”有着异乎寻常的追求。第二次回答時，屈原一开始就用一个类比的例子来说明自己对“清”的极致要求“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沐”是洗头，“浴”是洗身，“沐”是为了让自己的头干净，“浴”是为了让自己的身体干净，这都是需要水的，而且一定用的是“清水”。刚洗过头的人一定要弹去帽子上的灰尘，刚洗过澡的人一定要抖掉衣上的尘埃。这样追求“清白”的屈原怎么能够忍受“污浊”的社会现实呢？“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既然不能忍受，所以“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这里连用两个反问句“安能”，强调屈原为了洁身自好，而绝不同流合污的坚决态度。这样的态度，暗含了屈原最终的结局。

渔父也是入世的。虽然渔父的态度看起来正与屈原相反，但其实渔父和屈原都是入世的，只是角度不同而已。面对浑浊混乱的社会现实，渔父开出的药方是“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渔父和屈原一样，他同样认为这个社会现实是“浊”的，在他看来，既然我们不能改变这个社会现实的“浊”，那就“不凝滞于物”，不要拘泥执着于“浊”世，而是随波逐流，随波沉浮：世上的人都浑浊，那就搅浑泥水扬起浊波；大家都迷醉了，那就既吃酒糟又大喝其酒。这里，渔父连用两个“何不”正与屈原的两个“安能”相对，同样说明渔父对自己人生道路选择的坚决态度。

当渔父知道自己不能说服屈原时，他最后的态度是淡定的，他不愠不怒，不强人所难，以隐者的超然姿态心平气和地与屈原分道扬镳：“莞尔而笑，鼓枻而去”。

（2）“湘流”“沧浪”之水的“清”“浊”之辩

屈原最后的态度是“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说的是“湘流”，而渔父最后的歌谣《沧浪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说的却是“沧浪之水”。“湘流”与“沧浪”是同一条水流吗？为什么渔父最后要提起“沧浪之水”的“清”“浊”，继续着与屈原的“清”“浊”之辩呢？

按照一般的解释，“湘流”就是“湘江”，苏教版必修五教材就是这样解释的，还说“江潭”在湘江一带，江，指湘江。而我们知道，“湘江”属于长江流域洞庭湖水系，是湖南省最大的河流，也就是说“湘江”在湖南。而渔父《沧浪歌》中的“沧浪”，按照苏教版必修五教材的解释，指汉水。汉水又称汉江，汉江河，流经陕西、湖北两省，这里应该主要指湖北地段。

屈原与渔父辩论“水”的“清”与“浊”，但两人最后说的不是同一条河流“水”的清与浊，而是一在湖南，一在湖北。如果按照这种解释，那么他们的“清”“浊”之辩应该如何理解？笔者以为，屈原说“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字面的意思是屈原当时就在湘江之畔，为了洁身自好，不同流合污，宁愿投进身边的湘流之中，而实际上则表示，屈原是楚国人，楚国是自己的祖国，既然楚国社会太污浊，那就为祖国投江而死，这表现了屈原強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而渔父最后《沧浪歌》说的是“沧浪”，不是湘江，而是汉水，渔父向屈原暗示了不一定要为楚国殉国，所谓“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即是此理。何况沧浪之水“清”可以濯缨，“浊”可以濯足，还是渔父的价值取向“能与世推移”。

当然，也有人认为“湘流”与“沧浪”是同一条河流。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屈原居汉北为三闾大夫考》中认为，《渔父》故事的发生地在汉水。据钱穆先生的考证，长江以北也有洞庭、湘水、沅水、澧水、汨罗等古地名。钱穆认为湘澧沅诸水是江北水，其中的“潇湘”实际上是“湘”之声缓，也就是说“潇湘”就是“湘”字念慢了以后的一种音节，而这个“湘”实质上就是汉江之一段的“襄”，“襄”即“湘”，而“襄”又是“沧浪”的声缓所致，所以“沧浪之水”也就是“襄”水，“襄”水也就是“湘”水，“湘”水也就是“潇湘”。总起来看“襄”、“湘”、“沧浪”，原来都是汉水某一段的称呼，读音不同而已。所以屈原在《渔父》中称：“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这里不称“沧浪”而称“湘流”，是避免重复用“沧浪”，按理应该写成“宁赴沧浪”。

如果这样理解，那么屈原与渔父辩论的还是同一条河流的“清”与“浊”。屈原的态度是“宁赴湘流（汉水），葬于江鱼之腹中”，渔父说，我承认沧浪（汉水）有清有浊，当“沧浪之水”“清”时，可以“濯吾缨”；当“沧浪之水”“浊”时，可以“濯吾足”，何须“葬于江鱼之腹中”呢？这样理解也是可以的。

参考文献：

[1]许慎著，徐铉校.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2013-07-01.

[2]丁凡，杨九俊主编.苏教版语文必修五教材[M].江苏：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16-03，浙江第13次印刷.

[3]钱穆著.先秦诸子批判·先秦诸子系年考辨[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