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猛，赖明明

（1.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经济管理学院，广东 深圳 518000；2.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广东 汕头 515063）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并把“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内容。2015年以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党中央、国务院应对经济新常态的重大创新。同时也应看到，理论界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仍处于摸索阶段。一方面清晰了供给测结构性改革不是简单照搬供给学派、结构主义等现成的西方经济学原理；另一方面，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理解，有些解读还过于抽象、复杂甚至空洞，不利于形成有效的指导。任何成功的改革终将以产生红利为激励机制，实质性的红利是改革得以顺利进展的必要条件，所以在分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要性的同时，也应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红利进行深刻研究。本文将分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机制与特点，阐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性质与红利。

一、新时代改革开放的重点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鲜明提出了“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思想，同时指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能力和竞争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定位于引领经济“新常态”。[1]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还是在微观层面，通过实质性的改革措施，进一步开放要素市场，打通要素流动通道，优化资源配置，全面提高要素生产率”。[2]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转变发展方式，贯彻新的发展理念，穿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全面小康，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极为重要的命题。”[3]

2013年9月和10月习总书记先后提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一带一路”建设遵循历史足迹，基于国内、国外发展新形势，同沿线国家与地区建立新型对外贸易合作关系。在十九大的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大决策背景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一带一路”战略是在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的政策组合。在“一带一路”战略框架下，中国以开放的心态与世界分享发展的成果，开展跨国互联互通，提高贸易和投资合作水平，推动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培养紧密的区域合作关系；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有助于优化国内供给与需求的矛盾，引导传统粗放型经济增长向质量和技术提升、创新驱动转变，带动和实现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一带一路”倡议有机构成了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内涵，体现了党的政策的连续性和发展性。

二、改革红利的对比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在1978年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延续，是体制内优化型改革；注重的是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以谋求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而不是重新走回对高投资率的依赖。

201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解释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即“从供给、生产端入手，通过解放生产力，提升竞争力促进经济发展。具体而言，政府需要简政放权，协调政策制度为经济减负；市场要清理僵尸企业，淘汰落后产能，将发展方向锁定新兴领域、创新领域，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新兴产业”。需求与供给是辩证统一的关系，需求拉动是扩大增量，而供给侧更加重视对存量的优化。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把过去对经济数量增长的追求转变为对质量的提升，从无差别地刺激投资，转变为让企业做精做强，让好企业脱颖而出，使没有竞争力的企业和产能过剩的低效企业退出市场，从而实现资源配置的高效性。[4]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重要的区别之一是，西方经济学仅从市场要素配置角度来研究经济，把经济体内部如何运用要素排除在研究之外。马克思主义从生产关系角度，把资源配置和优化作为生产关系协调的重要组成，马克思主义社会再生产理论的两大部类均衡原理已经充分阐明了在社会生产中结构均衡的重要性，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着眼于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通过强化市场机制实现供给和需求的均衡。[5]需要指出的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之前的产业结构升级并非完全同义。产业升级是经济增长的一种有效方式，是用高附加值产业替换低附加值产业，例如发展汽车工业代替服装纺织；或用环保、低能耗的产业替换污染、高能耗的产业，例如发展核电、太阳能发电取代燃煤电厂等，但这种方式依然可能是高产值的粗放型产业替换低产值的粗放型产业，而且替代过程必然伴随大量的成本和浪费。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产业结构的优化，注重的是提升产业内和企业内的质量，通过创新和技术升级满足更高的消费需求甚至创造新的需求。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带来的必定是集约型增长。

可以用一个直观的例子来说明供给侧改革的性质和潜力：在相同条件的十字交叉路口，北京通行500辆汽车的时间内，日本东京可以通行1000辆。[6]缓解北京的拥堵，我们要做的不是一味拓宽道路，而是应该反思现有的交通管理体制如何能赶上日本，这就相当于增加了一倍，甚至更多的运送能力。扩宽道路就好比体制改革，在市场经济基本成型的今天，潜在的改革空间不大；而优化现有交通规则提升制度质量可以比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有巨大的改革红利等待被释放。

改革红利的演变是市场经济从建立到成熟的必然结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进一步扩大上世纪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成果，创造新一轮巨大的改革红利。只有正确认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红利性质，才能从思想上接受改革的深化，在行动上适应和引领改革，并从改革中获益。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具有连续性的，在不同发展阶段有不同的改革重点。表1对比了1978年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和2015年开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多个方面。

表11978 年经济体制改革与2015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对比

两轮改革体现了党中央针对不同阶段的经济问题做出的科学战略部署，反映了近40年来中国经济的巨大变化，两轮改革总设计师分别为邓小平和习近平。两轮改革所应对的形势是完全不同的。1978年中国的人均GDP为384元人民币，因此邓小平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并以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为主要目标。而2015年中国的人均GDP超过5万元，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中国经济正进入“新常态”，并以突破中等收入陷阱为目标。在十九大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提出中国发展“两个一百年”的“线路图”。改革开放初期的改革重点是数量优先，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突出质量优先。改革开放初期因为普遍贫困，为打破贫困陷阱，提出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口号，而当前经济新常态下，为打破中等收入陷阱，需要实现共同富裕。在十九大中，习近平指出当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通力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在2020年“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增长方式也从粗放型发展转变为“五大理念”指导下的注重质量和结构的发展。改革开放初期，面临的艰巨任务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而经过近40年的改革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初步建成，体制改革红利消退，当前主要工作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鉴于如上原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既有政治经济框架下的细化和深化，并能释放巨大的改革红利。邓小平作为总设计师发起的经济体制改革奖励先行者，鼓励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侧重于奖励创新者，让优秀的企业家和有竞争力的企业快速发展，获得优质资源和发展空间，即从奖励“步子大”演进为奖励“水平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助于解决改革红利递减和消失的问题，为经济与社会进一步发展提供推动力，引领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从速度型向质量型转变。

三、从历史经验中探索改革路径，释放改革红利

1978年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能够取得今天如此重大的成功依靠的是“三个进一步解放”，即“坚持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进一步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7]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离不开马克思主义，也离不开“三个进一步解放”的历史经验。

首先，在经济体制改革伊始，中国展开了思想解放的大讨论，为接下来的“摸着石头过河”奠定了思想基础。落后产能和僵尸企业为代表的一系列问题之所以被积累成为顽疾，不可否认与部分旧的思想有关，能否顺利推进改革，在新时期也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仔细推敲才能让社会各界认识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其次，上世纪的改革开放大力引进外国机器设备、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引进外资企业，提出用“市场换技术”等一切可能模式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几十年来，中国创新能力经历了从模仿到自主，从量的积累到质的突破这一过程，形成了如华为、腾讯为代表的一大批中国创新型的世界级企业。新时期，中国的技术创新能力不仅在发展中国家处于绝对领先的位置，在世界范围内，也仅次于美国、日本、英国、德国等少数几个发达国家。我们要融入全球化的同时也要看到，还没有任何一个发达国家是依靠外国企业、外国技术而成为发达国家的，在全球化的今天，坚持以我为主的创新，实施中国创造战略格外重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鼓励自主创新的企业和开拓进取的企业家脱颖而出，与“一带一路”倡议结合，实现中国梦。

最后，邓小平大胆提拔青年干部和专业技术干部，到20世纪90年代允许和鼓励干部“下海”，这些举措在当时都具有重要意义，对今天的改革也有借鉴作用。它打破了社会发展的僵化阻力，把优质人力资源释放给社会，进一步解放和增强了社会活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否成功也取决于社会活力的释放。

当前有些学者从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得出的理论之所以空洞和教条，因为只看到了市场机制的建立，没有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深刻阐释。社会正是生产关系的总和，“三个进一步解放”之所以正确地引导了经济体制改革，就是因为它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红利的释放提供了具体的理论基础和历史经验。党的十八大提出了统筹推进“五位一体”，即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这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全方位的、有力的支持条件。解放思想、提升技术水平、增强社会活力也是新时代确保释放改革红利的重要方式方法。

结论与展望

而无论是增强市场竞争，还是社会活力，都离不开深化改革，也只能依靠深化改革取得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诸多红利。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在2035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2050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中国经济发展总体目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一带一路”战略将在新时期发挥极为重要的纲领性作用，有望成为新时期改革开放的新内涵，这需要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在新时期的指导意义，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放置于市场、社会和政治三元视角，科学地总结改革开放近40年来的经验教训，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发展性，为新时代推动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释放新一轮改革红利做出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