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岁已是久远的过往。那是1960年，即在华师一附中高中毕业的一年。记得高三下学期要填写家庭情况表（为高考做“政审”准备），我写上“父亲冯永轩”，政治面貌“右派分子”，这已经决定了我的高考结局。表交上去以后，不料被教数学的班主任贾老师叫到数学教研室去，平日和善的贾老师相当严肃地说：“冯天瑜，你家里还有问题没有写进表里。”我说：“除了父亲是右派，我家没有别的问题。”贾老师说：“你有一个哥哥冯天璋是‘反革命。”我说：“三哥在天津大学水利系读书，还是共青团员，怎么是‘反革命呢？”贾老师操着江西口音斩钉截铁地说：“上边正式通知学校，‘现行反革命冯天璋，最近已被逮捕。”我想起，三哥确有四五个月没有给家里来信，但家里尚不知出了这么严重的问题，而“上边”却把消息通告我这个中学生弟弟的所在单位，当时真有点毛骨悚然。几年后才获悉三哥出事的原委：三哥与几位天津大学、南开大学（两校紧邻）同学经常一起晚饭后散步，闲谈中对“反右”、“反右倾”多有批评，同行的一位女同学喜记日记，把大家聊天内容详载其中。这位女生正与一个华侨同学谈恋爱，而“上边”怀疑那个华侨是外国派遣特务，于是突查其女友，抄到日记，但其中全无男友“特务”证据，却发现冯天璋等人批评“反右”、“反右倾”的大量言论，于是意外抓到一个“天津大学—南开大学学生反革命集团”。

我深为正直的三哥的遭遇担忧。1963年我读大三，三哥已摘除“反革命”帽子，留劳教农场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