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飞 王鹏博

陈垣与陈寅恪，素以“史学二陈”齐名学界，二陈的交际由来已久，故而“陈垣的后人陈智超在各类著作中强调陈垣与陈寅恪关系甚笃”。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是，二陈研究可谓冷清不少，故而会有“说‘二陈热，其实是不准确的，准确地说，应是一种‘陈寅恪热”一说。就“二陈”问题而言，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牛润珍先生《“史学二陈”及其学术精神》一文，梳理“二陈”的个人际遇、阐述二者治史的精神，就二陈之交际则着墨不多。

在今人看来，“自1949年之后陈垣与陈寅恪没有直接来往，陈智超在著作中也透露，1949年之后陈垣得知陈寅恪的情况，大部分都来自于冼玉清”。部分学者将此变化归咎于1949年前后唯物史观对学界的冲击：1949年5月，陈垣先生在给胡适的公开信中表示，“我也初步研究了辩证法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使我对历史有了新的见解，确定了今后治学的方法”，并进一步指出“这些旧的‘科学的治学的方法，在立场上是有着他基本错误的，所以我们的方法只是‘实证主义的”，此事于学界而言可谓影响甚大；而立足南国的陈寅恪却在1953年提出“不宗奉马列主義，不学习政治”，于当时之学术环境又太异乎寻常，如此旗帜鲜明的对立，的确容易得出二人因此分道扬镳之结论。

陈寅恪与陈垣现存时代最晚的一封往来书信是1940年10月19日陈寅恪致陈垣函。而观《也同欢乐也同愁》涉及二陈交集之回忆，最晚可追溯到1942年初，陈垣先生之子陈乐素先生于国难中救济陈寅恪先生一家之事，其后便再无关于与陈垣先生交往之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