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　威

(中国人民大学 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089；牡丹江师范学院 西方语言学院，牡丹江 157012)

伊丽莎白·乔利(Elizabeth Jolley，1923—2007)是澳大利亚当代著名女作家，被誉为澳大利亚“二十世纪末最独特的文学声音之一”[1]，“澳大利亚小说领域最优秀的作家之一”[2]。她出版了15部长篇小说和大量短篇小说，荣获众多奖项，包括澳大利亚文学最高奖麦尔斯·富兰克林奖。乔利关心作家成长，在教授创意写作期间培养了许多杰出作家，如蒂姆·温顿和福提妮·爱帕诺米媞斯等。“乔利尊重渴望成为作家的群体，并与之分享自己坚持不懈的创作经历，鼓励他们只要处理得当，任何人的经历都可成为优秀小说的基础。”[3]205她还在多部小说中聚焦作家书写，“乔利小说的主人公都是一个作家或至少是一个与写作生涯有关的专业人士”[4]。与此同时，她鼓励“读者在文本的字里行间发现奇迹”，“读者可创造性阅读，可根据意愿构建自己的版本”[5]。《斯科比先生的谜语》《皮博迪小姐的遗产》《可爱的婴儿》《井》和《代理母亲》等多部小说体现了乔利对作者与读者关系的深刻反思。乔利认为，“作者中心”与“读者中心”的批评范式都过于偏激，过度强调作者会使作品失去读者，过于强调读者会因迎合读者而导致严肃作品缺失，因此，强调任何单一维度都是错误和危险的。作者与读者不应二元对立而应动态互助：作者引导读者阅读，启迪人生；读者激发作者创作，丰富文本阐释。目前，国内乔利研究主要集中在符号学研究、个性创作与另类主题、边缘意识、女性主义等方面，仍有很大拓展空间，如对乔利小说中作者与读者关系给予的关注不够。

一、解构“作者中心”与“读者中心”的二元对立

长期以来，作者一直被视为作品诞生的源头，意义阐释的权威。钱钟书的“文如其人”、王元化的“诗与人为一”、朗吉努斯崇高的风格是作者“伟大心灵的回声”、柯尔律治“诗即诗人”、华兹华斯“诗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6]、歌德“一个作家的风格是他内心思想的忠实写照”[7]、克罗齐“风格即人格”等无不彰显作者在文学创作和阐释中的核心地位。读者的作用和地位则受到忽视，被视为被动的接受者。20世纪20年代，新批评的兴起引发了理论界对作者与读者关系的重新思考。新批评认为一部文学作品是一个自足的客体，其本身赋予大众可读取的意义，分析这些意义的内部特征与结构，无需参照作者和读者的反应。到了20世纪60年代，以读者反应批评和接受美学为代表的读者接受理论迅速发展，它们打破了文学作品自足性和客观性的神话，认为作品的意义需要读者的参与才能得以构建，“本文只是作为潜在的现实而存在——它需要一个主体(也就是说，需要一个读者)来具体实现这种潜在的现实”[8]89。解构主义批评家巴尔特更宣称：“读者的诞生必须以作者的死亡为代价。”[9]福柯也提出：“作者只能在书写的游戏中充当一个死者的角色。”[10]至此，作者与读者的关系发生了戏剧性改变：读者成为文本阐释的中心，作者权威遭到解构。

坎坷的创作生涯使乔利深切体会作家的艰辛。她大器晚成，直到57岁才发表第一部小说《银鬃马》。在此之前，“乔利持续不断地向报纸、流行杂志、国内外期刊、竞赛投寄作品，仅一年就被拒绝多达39次”[3]184。1975年，乔利创作《表演》期间感到身心憔悴，“她为孩子担忧，为与丈夫的关系忧愁，更为一家人的生计殚心竭虑”[3]186。“她的许多剧本、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的重要段落都源于被忽视、被拒绝的情感经历和生活的苦难。”[11]艰辛的创作之路使乔利深切关注作者的现实存在，并在多部小说中通过标题设置、人物命名、扉页引语等方式彰显作者的文本存在，积极引导读者阅读。与此同时，乔利还非常关心读者，并借小说人物之口表达观点：“作者应该对读者负责”[12]151，“读者的想象力不容忽视，因为作者提供的无穷无尽的图像会充满读者头脑。阅读的很大一部分取决于读者”[13]167-168。乔利反对“读者的诞生必须以作者的死亡为代价”的言论，认为作者与读者应合作互助，共同参与文学作品的阐释。正如萨特所言：“写作就是向读者提出吁求，要他把我通过语言所作的启示化为客观存在。……因此，作家在创作自己的作品时，向读者的自由提出吁求，要求进行合作。”[14]

二、作者对读者：引导阅读、启迪人生

在小说中，乔利通过多种方式彰显作者的文本存在，引导读者阅读。首先，书名的设置体现了作者的文本存在。《斯科比先生的谜语》以圣·克里斯多佛和圣·裘德疗养院为背景，通过对退休音乐教师斯科比和作家哈利在疗养院悲惨生活的描述，传递了对老年人生活的关注。斯科比多次提问谜语：“我们都知将要发生，却不知什么时候、如何发生的事情是什么？”[12]120谜底在小说中虽未揭示，但随着故事的展开，读者可得出谜底是“死亡”。乔利通过书名的设置揭示了小说的主旨。通过作品，乔利抨击了社会的冷酷和人们灵魂深处的贪婪与自私。《皮博迪小姐的遗产》中遗产为何物同样引发读者无尽想象，直到故事结尾，读者才恍然大悟，原来遗产不仅指霍普威尔未完成的小说，更重要的是皮博迪在霍普威尔的影响下开始了创作，这才是作家留给她的无价遗产。《天真的绅士》中“天真”(innocent)一词也颇耐人寻味。小说讲述了教师亨利不幸的婚姻，他认为夫妻间应相互信任，当妻子结交上流社会人士，他还曾为此自鸣得意。小说映射了乔利母亲的婚外情，题目中“天真”一词体现了作家对亨利的同情与惋惜。此外，乔利还通过人物命名指导读者阅读。洛奇说：“小说里的名字绝不是无的放矢的。就算它们是再平常不过的名字，它们肯定也有特殊的意义。”[15]《斯科比先生的谜语》中护士长普赖斯正如其名字“Price”所暗示的，象征着拜金和贪婪。她美其名曰“在圣·克里斯多佛和圣·裘德的屋檐下要共享所有的东西”[12]54。为了占有斯科比的房子、土地和财产，护士长以最灿烂的微笑要求他把这些归到自己名下。斯科比临终时，护士长再次要占有他的房产，老人拿起笔，极具讽刺意味地写下了第139首圣歌。她不仅盘剥老年患者，还无情地毁了哥哥艾里斯和同学哈利的生活。《皮博迪小姐的遗产》中作家霍普威尔(Hopewell)的名字象征着希望。她的小说使皮博迪获得了对生活的全新认识：世界并非千篇一律，生活本应丰富多彩。在艰辛的人生旅途中，霍普威尔饱尝痛苦，却为能够改变他人的生活而感到欣慰。她就是这样一位身残志坚、关爱读者的作家，用文字书写美与希望，以品格传递爱与力量。“小说的存在本身就是在传递希望。……伊丽莎白·乔利就是这样的小说家之一。”[16]她的小说“彰显了知识分子伟大的人性道德光辉”[17]。除此之外，乔利还通过扉页引语和导读等方式指导读者阅读。《斯科比先生的谜语》在扉页中附上了“疑难信息导读”。在导读中，乔利直接介入文本阐释，对读者阅读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和困惑加以解释，指导读者的阅读与理解。同样，《可爱的婴儿》扉页上的引语提示读者，小说采用了“梦”的形式，故事中所发生的一切不过是博奇去学校途中在公共汽车上做的一个梦。第一句出自托马斯·哈代的《还乡》：“在情感的开始和终结整个过程中，意识到梦幻的结局快要到来、但又没有绝对到来，这是一个最消沉、最异常的阶段。”[18]第二句出自约翰·班杨的《天路历程》：“这时我才知道，即使在天门，也有通到地狱的路，就像毁灭城一样。这时候我醒了过来，啊，原来是一场梦呢。”[19]

乔利还通过小说引发读者思考，启迪人生。关于文学功用的论述，古而有之。亚里士多德提出“净化”说，贺拉斯认为诗歌“传达神谕，指示人生的道路”[20]57，菲尔丁视小说为劝人改过向善的工具，萨特提出“介入文学”理论。乔利是一位富有担当意识和责任感的小说家，道德关注是其作品的核心。托马斯·帝奇认为: “乔利探索作者、读者和小说人物三者间错综复杂关系的出发点似乎都源于对道德的关注。”[21]乔利认为作者可以通过作品对读者的精神世界产生重要影响，“作者需坚守这一信念：像管理果园一样，作者要为后代写作”[12]221。在《斯科比先生的谜语》中，作家将老年人的尴尬、痛苦与无助展现在读者面前，他们是他者、边缘人、社会的弱者和需要关注的群体。疗养院的居住环境恶劣，室内空间狭小，令人窒息，房间内苍蝇飞舞，空气中弥漫着各种菜味、烟味和尿味，地面上散发着潮湿的臭味。 “这里的生活没有尊严，丝毫没有。厕所门根本关不上，每次想去，总是有人在用。”[12]46护士给老人洗澡的场景更是令人忍俊不禁：“护士姚玲一个个地把患者从浴室里扔出来，塞进衣服里，领着他们，再把他们堆在藤椅里的塑料垫子上，沿着阳台依次摆开。”[12]49然而，笑过之余却是阵阵刺痛，老人像物品一样被任意扔、塞、堆、摆，已没有任何尊严。不仅医护人员如此，社工对老人的需求也视而不见，正如哈利所言：“不要对那个年轻社工有所期待。……我们不过是调查问卷的素材，被用来统计数字和结果而已。”[12]177在这个冷酷的疗养院，老人已被物化，他们是物品、素材、数字。康德坚决谴责阉割、摧残和毁灭人性的行为，“你的行动，要把人性，不管是你身上的人性，还是任何别人身上的人性，永远当做目的看待，决不仅仅当做手段使用”[22]。疗养院的医护人员对老人的生死漠然视之，“大卫·休斯先生和弗瑞德·普里维特先生去世后无人问津，就好像根本没有存在过一样”[12]141。人终有一死，每个人都将面对。海伦·丹尼尔认为《斯科比先生的谜语》是一部关于“老人疗养院里公共生命谜语和个人必死性的黑色幽默喜剧”[23]。乔利“通过小说中的朦胧混沌世界映照出了现实世界，提出了人类普遍面临的问题”[24]。为了使这一主题达到普遍性，乔利运用了众多“3”的象征。数学家毕达哥拉斯认为“3”是万物的形体和形式，即“3 trinity=1 unity+2 diversity”。因此，在西方文化中，“3”具有普遍性的象征含义。故事开篇1号病房住进3位85岁老人，仅一年就相继去世，又住进了3位85岁老人。斯科比3次逃离疗养院。为占有斯科比的财产，护士长3次带他到银行签字。社工3次来疗养院。“所有老人都曾年轻，所有年轻人终将变老，所以这不是一个我们和他们的问题。”[25]小说展现的不仅是老年人的危机，还映射了大千世界的芸芸众生。海伦·加纳认为：“她(乔利)所谈的老年人问题提醒了我有一天也将成为他们中的一员，由此激发了我恩赐般的同情和突然产生的‘怜悯和恐惧’。”[26]乔利对老年人生存危机的书写也为我们敲响了警钟。21世纪是全球人口老龄化的时代，中国的老年人口数量位居世界首位，老龄化问题尤为突出。截至2016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超过2.3亿，占总人口16.7%。如何善待老人？如何实现老有所养？如何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如何完善与老龄化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我们任重而道远。乔利在《斯科比先生的谜语》中聚焦老年人危机，提高了社会对老年人弱势状态的人性化关注，教我们换位思考，善待老人，善待人生，善待自己。

在《皮博迪小姐的遗产》中，作家霍普威尔对读者皮博迪的人生产生了巨大影响。皮博迪是一个50多岁的打字员，“负责记录销售数据，35年来，基本上每天的任务就是敲打键盘，录入数据”[27]6。她与卧床不起的母亲住在伦敦郊区，生活枯燥乏味，“皮博迪小姐的生活，已成为一系列的陈词滥调”[27]68。霍普威尔很高兴收到皮博迪的来信，并将创作中的小说一章章地寄给她。“异国他乡的旅行，外国的语言和食物，仅仅想一下就足以让皮博迪小姐兴奋不已。”[27]65每天辛苦工作后，“给作者写回信成了皮博迪最高兴的事”[27]99。她的夜晚“变成了另一个世界，一个充满神奇与欢乐的世界”[27]98。王尔德认为：“生活摹仿艺术远甚于艺术模仿生活。”*转引自赵澧、徐京安《唯美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8年版，132页。皮博迪在阅读中也用艺术重塑自我和她的世界。她尝试用小说中的话语表达自我，用小说中的生活塑造自我。更为重要的是，在阅读过程中，皮博迪从读者转变成了创作者。每次收到霍普威尔的来信，她都慢慢品昧、慢慢阅读。霍普威尔的作品给皮博迪带来了娱乐、兴奋和参与写作的机会，为她成为作家铺平了道路。构思回信已成为生活的乐趣，“她喜欢在回信中创作精美的句子。……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写了”[27]84。在霍普威尔的鼓励下，皮博迪惊奇地发现“几个小时后，她已经写好了一封很长的信”[27]71，“她甚至开始尝试在给作家的回信中创作一首诗”[27]84。霍普威尔还把未完成的书稿赠给皮博迪，故事的讲述者也从霍普威尔变成了皮博迪。同样，《可爱的婴儿》中，博奇的作品使维加斯夫人的思想发生巨大变化，如获新生。在博奇指导排练的戏剧中，维加斯扮演桑迪的父亲，正是她“使得整个剧本排练变得有意义”[13]256。她非常喜爱扮演桑迪的女孩，还没等排练结束，维加斯就迫不及待地对博奇说“我不想继续扮演下去了，我要更真实的生活。博奇，你可能不相信，你的作品对我的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正因为还没写完，对我的影响更大。我想收养那个女孩和她的三个孩子。……我愿意提供衣食住行，为她们选择合适的学校上学，总之，我想给她们一个家”[13]256。这就是文学作品的力量，作者通过作品将丰富的内心世界和复杂多变的外部生活展现在读者面前，使读者的情感得到丰富，性情得到陶冶，加深了对生活、生命的认识和理解。

三、读者对作者:激发创作、丰富文本阐释

在传统文学批评中，读者往往是受教育、受熏陶的对象。现代意义上的读者则是与作者地位平等、有明确自我意识的对话者，作品意义的重要生产者。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认为：“阅读的过程也是写作过程的一部分，一个将写作补充完整的必要过程，缺少这一步骤的话，写作将很难存在。”[28]乔利的小说唤起了读者参与文本阐释的热情，“走进乔利的小说世界，就像爱丽丝走进一个神奇的世界，一个仙境。在她的小说里，读者需以自己的方式发现小说的内在逻辑”[29]168。巴尔特区分了消费性读者与生产性读者，生产性读者具有强烈的参与意识，是文本意义的重要生产者,“阅读是一种语言的劳作。阅读即发现意义，发现意义即命名意义”[30]。在作品中，乔利塑造了皮博迪、维加斯、克里斯托贝尔等生产性读者形象，他们与作者交流，激发作者创作，积极填补文本空白，丰富意义阐释。

在《皮博迪小姐的遗产》中，读者皮博迪的回信是霍普威尔写作激情得以持续的火种、灵感的源泉。创新意识与独立精神常使作家深陷孤独之中。那么，如何排解孤独、如何安抚缺乏关爱的心灵成为霍普威尔不得不面对的难题。然而，她又是幸运的，黑暗中有一盏灯为她点起，这就是忠实读者皮博迪。她对霍普威尔充满无尽的崇拜，每次阅读作家的作品，她“都会有新奇的感受，一些未曾注意过的感受”[27]4，“我是你的朋友，你写的每个字我都读很多遍。我爱你的作品”[27]69。“整个本文永远不可能被读者一次感知”[8]115，“它更多地像一部管弦乐谱，在其演奏中不断获得读者新的反响”[31]，读者的肯定和赞赏是作家创作的精神支柱和不竭动力。对此，一直照顾霍普威尔的护士长语重心长地对皮博迪说：“她(霍普威尔)是在写信的过程中去世的，你的来信给她带来了无尽的欢乐。”[27]145更为重要的是，皮博迪已不再是文学作品的被动接受者，她与作者分享阅读体验，还与之探讨小说的后续故事。读者的积极反馈激发了作家的创作。与读者的书信往来也使乔利的创作收益颇丰。《银鬃马》出版后，乔利收到许多读者来信，一封英格兰的来信使她产生了创作《皮博迪小姐的遗产》的想法。乔利还多次提及与父亲的通信促进了她的小说创作，“我经常在信中与父亲探讨将要创作的内容，看过父亲的回信后，我便开始写作，这对我帮助很大”[3]252。毫无疑问，这些反馈意见能够促进作者进一步反思作品的创作。

阅读是作者与读者共同的想象力游戏。劳伦斯·斯特恩在《项迪传》中写道：“凡是懂得得体和良好教养的准确界线的作家，没有一个会冒昧地无所不想的；您若能对读者的理解力给予最真诚的尊重，那就要友好地把这件事情一分为二，不仅给自己留一些东西去想像，也要给读者留一些东西去想像。就我自己而言，我将永远向读者表示这种敬意，竭尽我的全力让他的想像跟我自己的一样忙碌。”[32]在创作中，作者常常通过文本空白激发读者想象，邀请其参与文本阐释。乔利借小说人物之口表达了文本空白的必要性：“有些信息作者需要绝对掌握，但他可以有选择地告诉读者”[27]33，“阅读是一个创作过程，作者没有必要把人物的所有细节都描述出来，比如，人物的饮食起居就不需要详尽描述，除非这些事件是促成小说发展的重要因素。读者可以通过快速回想将这些信息编织起来”[13]167。空白有待读者充实，文学的魅力正在于此。乔利的小说以省略、意义不确定、开放性结局等方式留有空白，使读者能够积极通过文本与作者对话。 首先，读者发挥想象补充文本省略的内容。在《斯科比先生的谜语》中，作家哈利曾是一所女子学校的校长，而如今却在疗养院过着悲凉的生活。每当回想起过去的惨痛经历，她都痛哭流涕，悔恨不已：“就是比安卡和玛格丽特这两个可怕的女孩！……她们做了可怕的事……”[12]149这件事对哈利影响巨大，但作者却并未交代“可怕的事”是什么，此处的省略留给读者以想象和推测的空间。在《皮博迪小姐的遗产》中，桑恩小姐和斯诺登在汽车旅馆休息时，有这样的对话：“艾吉利出去散步了”，桑恩小姐脱下睡衣，对斯诺登说：“让我们一起……”[27]10通过前文对桑恩小姐和多名女性暧昧关系的描述，读者自然推测出乔利所省略的内容，在意义阐释中成为生产性读者。省略不仅体现在未说完的话，还体现在不完整的思绪中。斯科比被送到疗养院后，朝思暮想能回到自己的家。“没有什么比自己地里干草的味道更好闻了……”[12]51“他仍然记得潮湿的土地散发出来的味道……”[12]138乔利故意没有将句子写完，恰到好处留下空白，让读者通过想象补充出来。老人对家里一草一木的留恋更显突出，取得了此处无声胜有声的效果。另外，作品意义不确定使读者参与文本阐释的能力得到充分发挥。读者反应批评认为，一部文学作品没有被所有读者都认可的唯一正确的意义。在《皮博迪小姐的遗产》中，霍普威尔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一定会有一些人不喜欢这个。各有所爱……如果你感到不安和奇怪，这很正常。……如果你感到情感上的参与也是自然的。……读者可以如己所愿参与(作品)，也可以避免这种参与，别担心。继续阅读吧。”[27]114-115《井》的不确定性尤为突出，凯瑟琳开车撞倒的究竟是人，还是袋鼠？乔安娜到底会不会出现？家里存放的巨款究竟被谁偷了？海斯特与凯瑟琳的关系最终将如何？小说以海斯特给孩子们讲故事为结局，而这一切是否只是一个故事？所有这些在小说中都未交代。与此同时，读者还可以通过补充开放性结局丰富文本阐释。“乔利的作品总给人一个更大的期待，不是结局，而是让读者将阅读的愉悦继续下去。”[29]168在《代理母亲》中，埃德温·佩奇和妻子塞西莉亚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但人到中年，膝下无子使两人的生活“变得如此脆弱，毫无意义”[33]35。佩奇渴望能有自己的孩子。三次流产，妻子更是备受煎熬。没有孩子成为利拉母女引诱佩奇上当的诱因。妻子出国访学后，家中格外冷清。他伏案备课至深夜，却听到有人敲门，原来鲍特夫人和她20岁的女儿利拉因被锁在门外前来借宿。后来由于闹鼠灾、撒驱虫剂、缺这少那等原因，母女俩一直逗留在他家，佩奇也慢慢陷入利拉母女“代孕生子”的陷阱。利拉很快怀孕，但孩子远未到预产期便出生了，健康可爱。此时，国外访学的妻子要提前回家，佩奇不知所措，付了所有应付款项后，匆忙安排她们离去。但利拉并未按约定离去，而是突然返回，“看都不看佩奇一眼，一把抱过孩子喂起来”[33]189。这使他觉得自己只是一个外人，根本不是孩子的父亲，“难道这都是利拉母亲一手策划的欺骗阴谋？”[33]192最后，佩奇别无他法，只能送她们和孩子去邻居家安歇，家里顿时恢复了平静。他听见窗外似乎有脚步声，担心明天利拉和孩子已不在那里，又担心她们仍在那里。他将如何向妻子交代发生的一切？他们的婚姻将何去何从？故事最后也未揭晓，而是让读者去设想可能的结局。

总之，坎坷的创作生涯使乔利深切体会作者的艰辛，并在小说中关注作者的现实存在。她还积极构建作者的文本存在，引导读者阅读。乔利是一位富有担当意识和责任感的作家，与唯美主义、俄苏形式主义、零度写作不同，她认为写作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人们对生活的认识，作品将对读者的精神世界产生重要影响。与此同时，乔利还意识到文学的多重功用在进入接受领域之前只是潜在的可能，它们的产生有赖于读者的接受。因此，她高度重视读者的参与，为读者发挥创造力和想像力、丰富文本阐释提供空间。乔利的创作实践打破了“作者中心”与“读者中心”的二元对立，促进了作者与读者的动态互助。她对作者与读者关系的深刻反思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乔利不是以“一元消灭另一元”，而是一种多元融合，使作者与读者互动交流，合作互助，共同参与文学作品的阐释。